“鉴真东渡”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与日本交流的象征，在中日两国都视之为佳话。

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到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大和尚应日本僧人和官方的邀请，先后六次尝试东渡日本以弘扬佛法，前五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靠着遣唐使的官船才勉强得以成行。

前前后后十二年时间，五次失败、六次尝试，鉴真大师从五十五岁到六十七岁，双眼也从明亮变得暗弱，但他对东渡传法仍然矢志不渝。

而这其中的困难，其实是超出今天你我的想象的。因为千古传诵的“鉴真东渡”，实际上只是一次地下弘法行动。

原来成就这一段佳话并非唐王朝的官方行为，也并未得到唐朝官方的许可。同时，鉴真一行在东渡日本的过程中，还与沿海的那些以海为生的“海盗”、“海贼”，有着不少的接触和关系。

鉴真大和尚

【一】“鉴真东渡”是违反唐朝法律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东渡的困难性

① 鉴真东渡不符合唐王朝禁止民间私自出海的规定

唐代实行官办海外交通和贸易，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朝贡外交的需要。

唐王朝中前期主要开放并鼓励与阿拉伯、印度、非洲和南亚之间的通商贸易，并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进行统一的管理。

而当时的日本列岛刚刚统一不久，尚处在封建经济和文化正在兴起时期，与中原的贸易十分有限，日本并不是唐王朝的贸易对象。在此情况下，唐王朝并不注重东方的海上交通和贸易。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之心一直存在，即便是唐高宗时期白江口海战将日本势力压制和驱赶，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形势仍然存在较大变数。

加之当时东南沿海存在“海贼”“海盗”的侵扰抄掠，唐王朝不得不对民间私自的造船和出海加以禁止，并在法律中明确予以规定。如《唐律疏议》卷八记载的卫禁律中就规定:“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

从历史记载来看，鉴真东渡从来都没有得到唐朝官方的许可和鼓励，一直都是日本僧人对鉴真大和尚的私下邀请，渡海就显然是当时的非法行为。鉴真大和尚在前五次东渡的准备过程中，都只能私下寻找船只、船工。

唐代中前期主要海上交通线

② 非法出海面临的主要困难，来自难以得到合格的船只和船工

得不到官方允许的航海行为，自然就会面临很多客观困难，诸如出海的船只、操船的船工等基本条件都将面临窘迫的境地，也就决定了航海行动的屡次失败。

首先是无法获得符合航海条件的船只。由于唐王朝官方集中管理出海事务，也包括造船业务。民间几乎很难搜集到造船的材料，自己造船出海成为不可能。而购买船只也难以如愿，鉴真在前五次的东渡中，所购的船只不是淘汰的军船就是体积过小的民船，都无法抵御风浪顺利航行。

其次是难以招募合格的船工。由于官方的出海禁令，鉴真所招募的船工都是缺乏经验的水手。滥竽充数的水手，不熟悉海上季节风向和洋流规律，每次出海都选择在不合适的时间。

没有合格的出海大船，也没有熟悉海况的船工操船，鉴真前五次东渡都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鉴真东渡面临的险恶环境

【二】鉴真手下弟子牵涉交通“海盗”事件，导致第一次东渡胎死腹中

鉴真大和尚接受日本留学僧人荣睿、普照邀请，准备第一次东渡的时间，正是海盗吴令光在江浙沿海肆掠的时间。根据日本人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当时“海贼大动繁多，台州、温州、明州海边，并被其害，海塞，公私断行”。

在出海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与海盗相关的事情。在同行的僧人中，有一位如海和尚。鉴真的大弟子道航，认为如海和尚少学晚辈，还没有资格随行参加弘法。

被质疑的如海大为不满，借机拿海盗横说事，对道航进行报复。《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时，如海大嗔，裹头入州，上采访厅告……”。如海跑到州县采访使去告状，说道航勾结海盗、造舟入海，还窝藏海盗准备带他们入城。采访使班景倩闻报，立即派人将道航与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人捉拿，“送县推问”。

后来经过审理，弄清了情况，人释放、船没收。而如海则因为诬告之罪，被责令还俗、杖六十，然后送回本籍。

如海虽然被撵走了，但鉴真大和尚的首次东渡，也因此胎死腹中未能成行。

虽然记载说官府认定鉴真等人没有与海盗勾结，但在当时官方禁止民间私自出海的情况下，准备东渡的鉴真和尚“造舟入海”，很可能不得不与海盗有所接触。

鉴真东渡

【三】第五次东渡，鉴真一行一路漂流到海南岛，接受了当地海盗的奉养和资助

天宝七年（748年），荣睿和普照再次来到扬州崇福寺，与鉴真大和尚商议东渡事宜，准备再次海上之行，希望能够到达日本。

该年七月，鉴真的小船出发起航了。很不幸的是，他们再次遇到了海上飓风，失去航向。

船随水流，飘飘荡荡十四天之后，鉴真一行来到了振州（今天海南三亚），并由此开始了与当地海盗的交往。

当时海南岛有两大海盗，一是振州的陈振武，另一个是万安州（今天海南万宁）的冯若芳。但是这两个海盗有一个特点，专门抢劫外国商船，而不与本地为敌。

《太平广记》记载，“唐振州民陈振武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船漂溺至者，因而有焉”。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

因此，当地官府与这两大海盗之间不仅不是敌对关系，反而甚为亲近。比如冯若芳就是振州别驾冯崇债的亲戚，他也因此与鉴真结缘。

鉴真一行在振州登陆之后，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的盛情接待。冯崇债派四百人马列队迎接护送鉴真一行到达州城，并亲率文武官员迎于城外，在官邸设斋供奉。

随后，冯崇债护送鉴真一行前往万安州，“州大首领冯若芳请往其家，三日供养”。也就是说身为海盗的“州大首领”冯若芳，将鉴真一行接入家中，好好的供养了三天。

此后鉴真等人又前往崖州游奕大使张云处，接收供养和接待。随后经广州由陆路返回扬州。

在这次海南之行中，鉴真一行还接受了冯若芳等人馈赠的大量香料。因为在第六次东渡日本的时候，鉴真就携带了六百多斤海南岛的香料。

据记载，“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若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

鉴真大和尚携带的香料，必然是来自冯若芳家里堆积如山的香料。不仅如此，按照冯若芳等人的行事风格，以及对佛教的虔诚，必然会对鉴真东渡日本提供财力支持。

鉴真东渡路线示意

因此可以说，“鉴真东渡”得以最终成功，当时活动在海南的海盗也有一份功劳。他们也在无意间推动了唐王朝和日本列岛的交流，算是出乎本心、善愿吧。

参考文献：

《唐大和上东征传》

《唐律疏议》

《中国海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