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古至今两国之间来往频繁，古代日本曾派遣唐使至中国学习，近代亦赴日留学师夷长技。关于日本的正史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后汉书》。

史料关于日本的记载和描述也随着国家交往而逐渐详实：从《后汉书》的寥寥数字到《宋史》三千字，再到《明史》八千字。

按照中国古代修撰正史的体例，只有和中国发生了正式朝贡或通交关系的部落和国家，才能够列传。后汉时期，日本向中国纳贡称臣。由此开始，古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代至隋代，二是唐代至元代，三是明清二代。

其中，汉代有记载以来至唐代，对于日本的描述极少，正史中记载也不过寥寥数笔，对其的称呼也为"倭"。

唐代繁盛，日本派遣遣唐使访问学习开始，中日的交往变得频繁。此间，日本更改称呼为"日本"，我国史书记载主张"名随其主"，因而《旧唐书》中变有了《倭国传》和《日本传》。

元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发生改变，明清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扰不断，国人对日本的记载和描写也不仅仅局限于正史之中，逐步开始有了民间亲眼见闻的记述。

伴随着这些变化，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其中，通过历史文献中对古代日本服饰文化的记载，不仅能够窥探当时日本的民俗和文化发展状况，还能看出古代国人的日本观。文章将通过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所记述的日本文化服饰，以上文所述三个阶段为划分，谈谈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一、从历史文献看日本服饰文化和国人日本观

（一）藐视观：荒莽之初的逐渐进步

追溯中国古代历史中对于日本的记载，最早可以从《山海经》开始："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关于汉代至隋代的正史资料中，有六本史书记载有日本的相关内容，其都以“倭传”或“倭人传”为名。

《后汉书·倭传》记载日本的服饰文化："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也记载有："男子皆露今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而其后《晋书》、《梁书》、《北史》、《南史》及《隋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即男子露出发紒，衣服用横过来的整幅布帛捆扎；女子披发曲鬓后垂，衣如单被。

至《梁书》开始有了对日本人民贫富阶层服装差异的描绘："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

《北史·倭传》则记载有关于鞋子、头饰及丧葬的服饰文化："其服饰，男子衣裙糯，其袖微小；履如展形，漆其上，系之脚。人庶多跳足，不得用金银为饰……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孺，裳皆有撰。死者脸以棺掉，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

其后《南史》和《隋书》与前朝传记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可见，在汉至隋的这一时期内，逐渐发展的日本服饰文化对于在幅员辽阔，文化精深的古代中国不可堪一提，记载寥寥。

（二）欣赏观：蛮"夷"到礼"仪"的转变

隋*开代**始，日本的服饰文化就已经开始向中原模仿和趋同。隋唐时期还派遣唐使进行学习。此时，两国间已有了互通，而历史文献中关于日本的记载开始增加，内容上也不似早期那样相互借鉴和模仿。

新旧唐书中，已将日本僧奝然的史料作为来源，但其他方面仍以传闻为主。自宋史开始，开始采用一些来自日本的第一手资料，已开始关注一些特定的事物。

旧唐书中，由于对日本梗概国名，对于其记载也分为了两部分，即《倭国传》和《日本传》。其中，对服饰文化的描写较前朝更详细，服饰形制上也更加趋同于唐，并且有了明确的等级贵贱之分："贵人戴锦帽，百姓皆椎髻，无冠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孺，束发于后，佩银花……以明贵贱等级……"

梁代《职贡图》中所描绘的弥生时代日本人

《新唐书·日本传》："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冠进德冠，顶有华蕴四披，紫袍锦带。献大幅布为赞，悉赏物贸书以归。"

《宋史》中也有对于日本纺织技术进步的描述："产蚕丝，多织绢，薄致可爱……询其风俗，云妇人皆被发，一衣用二三嫌。熙宁五年，有僧诚寻至台州，诚寻献珑劝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绞。"

这一时期，国人对于日本的观念不再仅仅是带有怜悯性质的藐视观，随着日本文化的发展和向中国学习的进步，这一时期古代国人日本观转而带有一定的欣赏意味。

（三）畏恶观与辩证观：华夷秩序观下的多元观念交杂

这一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再是朝贡者和被朝贡者，东南沿海的日寇侵扰，让百姓的日本观转变为畏恶观。

在倭寇侵扰时局下，国人的日本观则多由侵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形象而来。从明代《万宝全书》、《东夷图像》和《三才图会》中对于日本人像的描绘即可看出，时人对于日本的固有形象认识是凶狠野蛮，肩抗倭刀的形象。这无疑是这一时期，国人日本观众对于日本人"半商半寇"的印象。

明代关于日本服饰文化记载最为详细而准确的便是郑瞬功《日本一鉴》。嘉靖时期倭寇猖獗，给东部沿海造成巨大损失，受总督杨宜派遣，郑瞬功在嘉靖三十四年，前往日本领土进行考察。归国后，将自己见闻编著为《日本一鉴》一书。

《日本一鉴》记载关于日本农桑和服饰："是夷犹为可化，设使师之以耘耨，教之以培壅，示之以浇灌……设使教以治桑之法，养蚕之方,其广务之。然则，彼部之名，尽皆得而衣之矣……此可以语夏变夷，两利俱安之要道。使蛮貘之民依依乐土，何必频年航海也哉！"及 "夷男女妆节届则顶束发冠，以绳泮之于顶，衣无裙襦，腰束一物以布作纲……再着长衣，其名直垂……"

其中关于服饰的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出其服饰依然以中国服饰为荣，但仍有其传统服饰的尊重。等级、身份和性别区分更加严格。

至清代，《海国见闻录》记录了康熙年间陈伦炯父子出入西洋的阅历。

陈伦炯父子在《海国见闻录·东洋记》记载有："富者履坐絮席，贫者履坐荐席，名日毯踏棉……男女衣服，大领阔袖女加长以曳地，画染花卉文采。挥用帛幅裹绕，足着短袜以曳履。男束带以插刀凳须而莱顶额留鬓发至后枕，阔寸余，向后一挽而系。发长者修之。女不施脂而傅粉，不带鲜花，剪彩替洱，而插珊帽。"关于日本的男女服饰、打扮的描写皆来自于他的亲眼观察，真实记录了江户时代的日本风俗文化。

后还有童华的《长崎纪闻》记载了长崎地区地理、生活习惯、服饰等。童华虽未曾到过日本，其文章所述都来自于他于雍正年间督办苏州洋铜事务时咨询所得。

二、从时间转折点谈古人日本观的变化之因

从上文所述，仅从历史文献中关于服饰文化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同中原地区交往和学习的加深，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在不断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唐与明。文章亦将结合两个时间点剖析古代中国人日本观变化之因。

（一）蛮夷之态：汉代至隋代正史记载的同一趋向

在中国已有高度灿烂的文化时，日本列岛上还属于原始未开化时代，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根据《后汉书》到《隋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服饰颇似袈裟，随着其时代的进步，从无"冠"至有"冠"，甚至"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质地和美观程度的不同以区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身份。

服饰文化反映出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也受到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早期中国人的眼中，日本的服饰是落后于中原服饰的，它也随着中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模仿和趋同的样式。

这一阶段，日本虽然在不断的发展，纺织品技术的提高也反映出其社会进步的程度，但在此时国人眼中，其依然是一个弹丸之地的落后国度。由正史中对于其国家的记载内容的大同小异上亦可窥见一二。

（二）逐步改观：唐代至元代，由互通开始的详细记载

由唐至元这一时期，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国人将日本的服饰分为两类，即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

平民阶层的服饰描述大致相似，男子无冠带或戴幅巾，女子穿着纯色裙和长腰襦，结发于后。相比汉代至隋代的男子露发紒，布帛捆扎衣服；女子披发曲鬓后垂，衣如单被，此时的平民阶层的服饰更加进步和向中原靠拢。

而贵族阶层的服饰在配色、装饰品、材质和款式上更加丰富，通过服饰来区分贵贱。尤其是遣唐使们的穿着，更为华贵。在这一时期，古代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是较为改观的，这一方面从正史记载中，关于日本的记述将其从篇目从"四夷"移至"外国"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日本对于中原文化的学习和向往之意昭然，朝贡和遣唐使的派遣，在一定程度上取悦了国人（统治阶层）。这一时期有了相互交往，对于日本的记载，有了更加确切和具体的形象来源。

遣唐使便是其中影响国人日本观中重要的一环。遣唐使良好的衣着外在形象，恰合国人对于"礼"的认同和审美。因而在这一阶段，国人的日本观有所好转。

（三）亦恨亦赏：明清二代，更加直观的日本服饰文化记载和观念

明清以前，史学中对日本的记载多为正史中的日本传（或倭人传），记载了日本上古到幕府时期的历史。元*开代**始，由于元朝统治者的征战行为，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关系中断。

明代后，中日关系变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遭受倭寇之患。而从明史开始，古人不仅直接采用来自日本的资料，而且有了自己独立的看法。随着两国交往加深，对日本认知的途径拓宽涌现出许多民间私传，研究日本的专著。这一时期的古人的日本观变得更加多元。

同时亦有类似郑瞬功一样的人，到访过日本本土，开始以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眼光看待日本。

他认为日本土地有余，却不善于耕种，贫困饥饿使得一些流民迫于生计，以劫掠为生。但日本平民以海盗为耻，因而他认为他们虽为"夷"却有改造的可能，传授他们生产技术。他依然认为日本是有礼节和秩序的国度。这和时人认知中的日本观（凶狠、野蛮）有所差异。

于此明清两代的日本观有所不同。明代在传统华夷秩序观的影响下，视日本为夷邦，称之为倭国。史料记载中虽以日本为名，但内容上称呼仍然以倭国。清朝以满人统治，在华夷秩序观中就属"夷狄"，清同日本的朝贡关系也一直未曾建立。至*片鸦**战争后国际形势改变，日本观才随之更改。

结语：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几千年的发展来，古代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模糊到清晰、忽略到正视的阶段。

从国人文献和图像中关于其服饰文化的记载上，亦能窥探出不同时期人们日本观的变化：无论是带有怜悯性质的藐视观，带有怨恨态度的畏恶观，还是更加客观的辩证观，都是随着日本和中国交往关系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