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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撰稿/席骁儒
媒体报道，近日，攀枝花一男子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男子尸体被渔民发现，家属前去认尸，“渔民却要收1.8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然要收8000元，而他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睁睁看着儿子遗体浸泡在江中”。
随后，这篇以“渔民挟尸要价 家属给不起1.8万遗体泡3天”为题的稿件被各个媒体转载，很多人指责渔民“冷血”、“没人性”、“想钱想疯了”。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死者家属到现场后，经协商，渔民将价格降到8000元，并表示“不能再少了”。但这8000元家属还是“拿不出来”，渔民抱怨说，死者父母没有和他们协商好就走了，让他们看管好尸体，还说冲走了要负责，“我们用绳子将他拴住，怕冲走了，弄得我们鱼都没法打。”家属和渔民从下午协商到天黑，价钱还是没谈拢，于是家属选择让尸体继续泡在水里。
不管如何看待上述细节，但有一点可明确，即捞尸对渔民来说本就并非义务，既然不是义务，收点钱未尝不可，而且这种“定价权”的形成，也是有历史成因的。
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就已出现，指的是殡葬业从业人员。仵作在古代都由地位低下的贱民担任，大抵是殓尸送葬、鬻棺屠宰之家，其后代禁绝参加科举考试，故成为不少人奚落和嘲讽的对象。捞尸同理，这种职业在中国历来被视为“下九流”，在黄河沿岸很多地方，捞尸人被称为“水鬼”，被邻里蔑视，无法融入邻里生活。导致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从事这个行当，即使兼职捞尸，也会觉得“倒霉”、“晦气”。这使得捞尸服务供给保持稀缺状态，始终处于卖方市场，于是捞尸人掌握了一定定价权。
有人溺水身亡，万分不幸，渔民议价捞尸，也的确挑动“道德高尚者”敏感神经。但是，种种道德指摘背后的看官们，难道在期待着免费捞尸？或捞尸义务化？看起来，似乎不会有太多人有时间和精力施行善举。
没人捞尸，就没了捞尸索酬，也就没了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困境。只有一个问题：江河湖面上逝者的浮尸，到底要怎么办呢？似乎，把捞尸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免费”提供，最符合道德洁癖。但这能推广吗？
在中国，除广东在珠江水域设立了制度化的水警单位，其它地区则处于监管空白。以北京为例：
2004年，通州公安部门以“警力不足”为由，将溺亡者打捞交由专门的打捞公司。2011年11月24日中午，通州区11岁男孩不慎掉进排水沟溺亡，沉入水底，母亲报警，但民警称，派出所不是专业打捞队，溺水应由专业打捞队打捞，费用被救方承担。由于孩子父母无力支付打捞队提出的10000元打捞费，遭拒绝打捞。此事引发各方热议。
另一则事例是，2006年，民间打捞经营者崔杰接到朝阳区楼梓庄派出所电话，称有民工在温榆河洗澡溺毙，施工单位提出打捞。崔杰向民警提出需知会施工单位收取服务费，得到首肯后，驱车赶赴现场。民警向媒体表示：“在这种事中，民警也就是个中介”，“目前北京各级公安部门内部，都有在中国潜协注册的潜水俱乐部电话，一旦发生溺水事故，110警员负责居间联系，由民间潜水进行打捞”。
巧合的是，这次攀枝花捞尸纠纷也以上述模式解决：在民警协调下，家属付了5400元后，渔民将儿子遗体打捞上岸。
《中国经济网》曾报道，“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黄河兰州段约80公里的水域，飘荡着至少10000具浮尸，时至今日，仍以每年200至300余具的规模增加。记者走访时发现，一部分浮尸被河岸的捞尸人捞起运走，一部分被移交亲属或民政部门火化，而一些无名的浮尸则被随意弃之，继续在千里黄河间漂荡。”针对报道中出现的“浮尸无人管”等情况，兰州市民政局作出了很多回应，但在“浮尸究竟由谁负责打捞”这个问题上，始终言辞暧昧。
捞尸，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不同的服务，付费模式本应有所区分。如果是空气治理、通信网络建设等普遍性的公共问题，那很好解决，适合由全体人民凑份子，政府统一提供，即“纳税——公共服务”；如果是开锁、学车等非必须的个性化需求，也好解决，谁享受谁付费，政府、私企都可提供服务。捞尸这种服务，恰恰处在一种模糊领域，所以留下诸多争议。
现实的方案是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不好说，但至少是一种可行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