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和夏娃当年行为不检，被逐出伊甸园，两片无花果树的叶子飘然而下，不偏不倚地落在他们的*处私**。这对糊涂男女起初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到人头攒动的地球即恍然大悟，明白了上帝的一片苦心。可见在文明人的眼里，衣服的第一功能是遮羞而不是御寒。
当然，那两片无花果的叶子不只暗示着羞耻是人类特有的感觉，更是衣服的“源头”。随着岁月的流逝，衣服的意义也在不断地演变，成了财富、地位、身份的象征，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可以明确地表现在衣服的材料、质地和款式上。国人似乎特别在意荣宗耀祖，含辛茹苦离乡背井，只是为了有一天能扬眉吐气衣锦荣归。想当年，那西楚霸王直抒胸臆，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如今衣服的名堂多了，看得人眼花缭乱，反倒让人见怪不怪无动于衷。“新人类”动辄就以不穿衣服来表达观点，像是保护动物人士，为抗议裘皮服装的制作与销售，赤身裸体画上老虎的斑纹，悠然卧于闹市，以唤醒“轻裘肥马”爱好者的良知。也有人纯粹为了宣泄情绪，比如看球赛看得忘乎所以，非冲进绿茵场裸奔一番不能表示其快乐。这些都颇能说明目前服装设计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除了从头循环，别无良策。好比发型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没有意义，索性返朴归真剃成“葫芦”倒能绝处逢生。
我喜欢听文人对服装的议论，为的是他们多半是外行却又不懂装懂。王了一在抗战期间拿衣服说事，大发牢骚，抨击时政。当时他虽是教授，出门却无衣可换。“假如我是一个时装图样专家，趁此时机，我将有一种新奇的设计。明清两朝的官员有所谓的补服，在胸前和背后各补上一块绸缎，上面绣有仙鹤麒麟之类。我将设计一种新式的补服，补的部位移在裤子的后裆和袖子的两腕，不必绣个仙鹤麒麟之类，只须用黑线缝成一只米老鼠。”
林语堂更是咳唾成珠。这个一肚子洋水的人，居然对洋装恨之入骨。“男子的脖颈，社会总认为不美观不道德，非用领子扣起来不可。带这领子，冬天妨碍卸寒，夏天也妨碍通气，而四季都妨碍思想，令人自由不得。文人居家为文，总是先把这条领子脱下，居家而尚不敢脱领，那便是惧内之徒，另有苦衷了。”与此同时，他又把中式服装吹得天上有地下无，说中国衣服的好处不但是能通毛孔呼吸，而且“无论冬夏皆宽适如意，四通八达，何部痒处，皆搔得着。”此高论应与他对中西握手方式不同的评说相参照方才更有意思：洋人见面是握对方的手，而中国人见面则是各握各的手（抱拳拱手），以卫生而论，中国人显然要高明得多。
张爱玲则是一个例外，她是道道地地的行家，可以自行设计、裁剪，喜欢在公开的场合身著自己的作品亮相。她还喜欢以衣料送人，表达一份特殊的心意。仅仅把她的《更衣记》看成是怀旧的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她一开头就喟然长叹：“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以女性的视角打量服装，而且看得如此透彻，迄今为止怕是无人能望其项背：“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给人以惊涛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象远山上宝塔的风铃。”她认为“元宝领”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的产物。“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张爱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窈窕淑女，你无法想像她年纪轻轻就成了“精”，声调中竟透着老祖母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