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蒙，始终绕不过两个词：“文学”和“政治”。在当代中国文坛，很少有人能像王蒙一样,既头顶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的政坛光环，又肩擎茅盾文学奖等诸多文坛殊荣。然而，这恰恰也是王蒙身上存有诸多争议的原因。作为一名政坛上的文学健将，文坛中的政治精英，他不仅收获了两方面的鲜花，又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臭鸡蛋”的攻击。这些年来，王蒙凭借睿智、宽容和良好的自我平衡能力游走于文学与政治之间，弹奏出了一首精彩的人生圆舞曲。
近期，借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小熊女子读书会阅读王蒙《中国天机》一书的契机，作为家乡政协的代表，笔者有幸在北戴河中国作协疗养中心采访了王蒙，听他聊一聊与政治难解难分的风雨人生。
立志当一名职业革命家
“5岁到11岁，我的追求是当一名好学生。11岁开始，我的追求是当一个革命者，而且是职业革命家。不到15岁，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一名青年工作干部了。19岁，我开始了对于文学的义无反顾的追求。23岁，我却又在“反右”斗争中落马……”从王蒙的缓缓叙述中，记者了解到，王蒙生于1934年，河北南皮县人，成长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烽火狼烟之中。少年时王蒙眼看国家满目疮痍，人民贫苦不堪，曾多少次眼含热泪下定决心，为了中国愿付出生命，他说：
我们这一代人，拿我来说吧，因为从很小的年龄就接受左翼思潮的熏陶，进而就升华成一种思想，一种理念，希望这个社会能建设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家平等的、大公无私的社会，别弄成穷的穷，富的富，整天搞阶级斗争，闹矛盾的社会。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体会到，当时的国民*党**，别的咱们不细说，起码是没有掌控能力的一个政*党**。美国的汉学家费正清就说，不管你对国民*党**有什么看法，但是你要知道国民*党**出城两公里以后，他啥事都管不了。这时候你再一看，*产党共**的效能特别高。新中国的成立，我老说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底色”。我们在十五六岁十八九岁期间，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北京解放前，到处都是垃圾堆，东单体育场是个大垃圾堆。跟战争也有关系，拉不出去。国民*党**也没人力，没物力，没经费，也没人好好干。可是一解放，*产党共**的军车，这么多的垃圾，3天全部拉走。国民*党**的窝窝囊囊和*产党共**的雷厉风行完全不一样。这样一个光明的底色，就让人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甚至还有某种自信，不管碰见什么事，如果你自己端端正正地往前走，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你的处境这样，也许将来处境能够改善。
王蒙介绍说，他的父亲王锦第毕业于北京大学，父亲的同窗有何其芳等人，后来成为了他左翼思想的启蒙老师。与*产党共**人李新、何平等人的接触，使王蒙进一步在思想上倾向*产党共**。*产党共**的高效为民与国民*党**的贪污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蒙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中就宣称：“假如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他接近*党**组织，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主动寻找机会为*党**做事。1948年10月，在他还差5天不满14周岁时，成为了*产党共**的候补*党**员。北京一解放，不到15岁的他又放弃了高中的学业，成为一名青年干部，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工作。那会儿，王蒙甚至还渴望着有一天被派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放弃学业，当一名职业革命家。”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能理解当时王蒙的选择。王蒙说：
我孙子14岁的时候，整天打电子游戏。我对他说，在你这个年龄，我已经是革命者、“地下*党**”了。孙子立即回答：“可怜的爷爷，你小时候肯定没什么玩具。”他说得没错啊，这个年龄本应该游乐，可我呢，整天在家里做地图，研究政治、战局。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给少年儿童提供玩具。如果一个社会连儿童这点儿快乐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儿童就有权利选择革命，*翻推**你这个社会。
在那个时代，革命是一种潮流。王蒙，冲在革命最前端，沉醉在胜利与解放的凯歌里，“*产党共**、解放军对于我好像是把神杖，是到处点石成金、化悲为喜的神人……”少年王蒙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如歌里唱的一样，“母亲用共产主义为我们命名，我们开创新的世界”。
走向文学
1952年和1953年，不论对于国家还是王蒙，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952年伊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税偷***税漏**、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1953年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到处都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这是一个伟大的崭新时代。沐浴着新中国和煦灿烂的阳光，王蒙说，“青年人热烈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出现的那些新面貌、新希望，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骨子里渴望激情与创造的热血，使青年王蒙不甘于每日工作的单调枯燥。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像闪电一样照得我目眩神迷”：如果王蒙写一部小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
这一年，王蒙19岁，他开始了“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写作”。与“亲爱的芳”开始恋爱，而写作唤醒了王蒙所有的美梦和情感。《青春万岁》是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当时一群天真烂漫的北京女中学生的生活。同时，王蒙发表了数篇散文、小说，甚至还创作了话剧剧本寄给曹禺，曹禺邀请王蒙去他家做客……从此，王蒙走上了写作之路。
30年后，法国《解放报》记者提问王蒙：“你为什么写作？”他回答：“因为生命太短促，而且美丽。我确实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出人头地，我坚决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寻常的，我们亲眼看到旧社会的崩溃，我们甚至于参加了创造伟大崭新历史的斗争。你如果不写，你留下的是一大片空白。”
为什么选择写作中学生题材的《青春万岁》？在王蒙的自传中，他提到这是一件只有王蒙能做的事。他这么解释：
要是年龄太大的人，他并不体会那时候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一群中学生（的心情）。你要知道，写中学生的作品，外国也有，比如，苏联就有，中国少数的也有，但是往往它被看作一个儿童文学题材。可是我写的这个，又不是儿童文学。因为赶上了社会的大变革，革命的成功，这都不是儿童的题式。所以（小说）架子拉得很大，感情也很深，意义也很大。要是年纪太大的话，是离开的。年纪太小的话，又写成儿童作品了。所以我说的“只有我能做的事”就是这个意思。
走向文学之路浪漫而美好。王蒙热情地讴歌着革命、社会、生活和爱情，他慨叹：“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青春万岁！
到最远的*疆新**去
1956年，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描写了某区委组织部的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林震初到组织部，对工作的一些思考和看法，尖锐地批评了机关工作中的消极因素，包括官僚主义和主观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围绕这篇小说的争论甚至惊动了毛*东泽**，他曾发言“力挺”王蒙……但是最高领袖没能保护得了王蒙，处于风口浪尖上的王蒙受到批判，就连已决定连载《青春万岁》的上海《文汇报》，也怕惹上麻烦悄悄撤稿。紧接着，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派右**”，继之“文化大革命”……在五六十年代一波又一波运动、斗争的浪潮中，曾经的红少年王蒙不断受到冲击，甚至被打成“*派右**”。
离开北京？离开北京！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离开革命浪潮波涛汹涌的北京。此时的王蒙，“携笔四顾心茫然”，却依然放不下手中的那只笔，他想要远离政治，静心创作。去哪里呢？王蒙回忆：
（当时）赶上一个机会，全国文联举行一个读书会。当时有甘肃的，还有江西、*疆新**那么几个省，还都是文联的领导（来参会）。因为我当时已经分配到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原来那时候叫北京师范学院，教书的工作当然很高尚，条件也非常好，还给分了房子，可是呢，我还是想写作，想创作，它和大学里头做文学方面的教师呢，不一样。所以当时有机会，辽宁我没谈，但甘肃、江西和*疆新**，他们都表示欢迎我去。
虽然碰见了许多挫折，但还是有自己浪漫的一面，想报一个最远的地儿。而且我有一个想法，当时意识形态的麻烦各地都非常多，相反到*疆新**麻烦会少一点儿。*疆新**最大的问题是民族统一。这个没有人在这方面做文章，怀疑我想分裂，不会扣这种帽子。再一个是民族团结，再一个是异域风情，在写作上麻烦少一点儿。相反，要是到别的地方去，一会儿说您没写这个，一会儿说没写贫农，要不就是说写的形象不够光辉伟大，这不是自找麻烦嘛，上最远的地方去，能摆脱这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疆新**的领导有几个在北京，当场就能拍板。
到*疆新**去！谁能想到，这一去就是16年！花开花落十六载，足以把一个青年人熬得心气全无，熬得老气横秋。走的时候意气风发，等回来时，已是个稳重圆融的中年人。“您在*疆新**时，是否曾经感到失望，以至于绝望？”这个沉重的问题，在王蒙看来，答案很轻松：
有，但绝望也谈不上。我是1963年到了*疆新**，到现在52年了。我看*革文**，当时我以为搞个三年五年就差不多了，因为过去搞运动都是三年五年，*革文**搞了10年，但再往长了走，能搞20年？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果然如王蒙所料。1978年，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王蒙也重回北京，重拾文笔，重返政坛。一路过关斩将，一路荆棘花朵，一路凯旋高歌，直至官帽加冕，荣誉等身，直达他人生的最高峰。
我要跟你讲政治
1986至1989年，王蒙任文化部部长；2005年，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2006年11月，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他还兼任了几十所大学的名誉院长、名誉教授等，参与诸多社会事务，包括演讲、纪念活动、电视台节目录制……
同时，王蒙还是一名多产作家，涉猎广泛，发表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中篇小说《说客盈门》《布礼》等，短篇小说《夜的眼》《表姐》等；出版了《中国天机》《庄子的享受》《老王系列》，还有若干自传。
“杜鹃老矣声声啼，渤海遨游千百里。”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蒙，在文学上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之内。回顾王蒙的大半生，有人说他直率、敢言，有人说他委婉、周到。有时他左右逢源，有时又遭受左右夹击。他一生浪漫多情，追求文学化理想的纯粹境界，却又始终逃不开政治的桎梏，因政治而兴，又为政治所累。如此这般，幸或不幸呢？！终于，在2012年他写作了《中国天机》，要跟你“敞开窗户说亮话”，谈谈政治：
我写这个《中国天机》呢，如果完全是当干部的，他不可能这么写，而且我还有被打入另册的过程，20多年呢。就是看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困难、前进，角度比较多，比较立体，既有正面的观看，还有侧面的观看，也有事后的回味，还有当时的感受。《中国天机》里面，既有理想的东西，也有和理想不一样的，没想到的事。既有个人的体会、琢磨、钻研，也有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说法，所以里面我讲了许多我对于政治事件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是非常个性化的，但总体上也还是从正面来看待历史的进程。
在北京开会，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就很有兴趣，他说，王蒙这本书告诉我们，*党**史也可以这么写。
全国政协主席*正声俞**很重视这本书。他在上海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指示给上海到*疆新**援建的干部每人送一本。后来他到全国政协来，好几次在不同场合谈到这本书。
文学家谈政治，谈得内行且老到的，王蒙是当代第一人。在中国历史上，出色的文人大多不得志，或在诗酒放浪、落寞寡欢中度过一生，或卷入政治漩涡中而英年早逝，像王蒙这般，最终活得精彩自如，通达睿智，不由得让人敬佩，竖起大拇指。
王蒙曾说，他在*疆新**时，学会一个维族词“塔玛霞儿”，可以译成漫游、散步、玩耍、休息等等，表示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略带游戏的精神。维族人如果有两个馕，他只吃一个，另一个留着敲打—哪怕饿着，他也能唱歌跳舞。王蒙被感染了这种“塔玛霞儿”精神。在他看来，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都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热爱生活，是他生活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