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落后的年代，女人生孩子被比喻成过鬼门关。为了帮产妇们逃离鬼门关，86年前的南京市卫生局，曾试图把一批民间的接生婆培养成合格的现代产科医生。1930年11月29日，他们委托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市卫生局定期开始训练接生婆》的消息。消息称：“对于旧式接生婆，自当严予淘汰，只因旧社会间犹狙于积习，而接生婆遽予汰斥，不无予其生计发生影响，故经筹划，特办接生婆训练班。”
那么，这些以文盲居多的产婆，能成功转身吗？即使她们成功转身，千百年来已经习惯了在自家床上生孩子的妇女们，有勇气走出家门，把最私密的部位暴露给医院吗？
死于无知
1901年，接生婆用指甲为婴儿“开路”
20世纪初，我国的产科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产妇在生孩子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求助于“稳婆”，也就是民间的接生婆。这些接生婆大多是一些没有医学知识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的接生方式往往令人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到什么程度？清朝末年，来自英国的医生波尔特，在他撰写的医学报告里，有生动的描述。波尔特是1901年到福州附近的福清县工作的，是第一位到这个小城市的西医产科医生。在福清，他看到所有的产妇都在家中分娩，一般的场景是这样的：产妇坐在床边，丈夫坐在身后支持产妇身体，接生婆在产妇前面忙碌；为了给婴儿“开路”，这些缺乏医学知识的接生婆会用长指甲抓破孕妇的会阴、阴道甚至宫颈。无情的抓挠，常常给产妇留下无法治愈的伤害，甚至带来名为产褥热的夺命产后症。在高烧、寒颤和下腹部疼痛中，产妇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最后丢下宝宝，撒手人间。
1928年，全国每天500个产妇死亡
在西医产科刚刚进入中国时，民众普遍持怀疑态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们即便去了医院，也不肯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在中国进行的第一例剖腹产，就最终因此半途而废。这次手术，是在广东博济医院进行的，病人是一位生第三胎的妇女。她因难产被送到医院，医生为她剖开子宫，顺利地取出婴儿。手术后，产妇发烧，并出现盆腔感染，但她的家人却坚持要求出院。博济医院医生斯万提供的报告中猜测：“未能随诊，产妇可能死亡。”
接生婆助阵孕妇分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20年代。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张慰丰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估计有20万无知识的旧式接生婆分布全国，导致产妇死亡率千分之十五，婴儿死亡率千分之150到千分之300。“同一时期，英、美、法的产妇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八十到千分之九十。中国是他们的三到五倍。”
被称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拓荒者的杨崇瑞，在1928年做过一个统计，“中国每日孕产妇死亡不少于500人，其中400人非无法抢救，救治方法为产前保健。”
产前保健和科学助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则，产妇和家人对西医不了解、不信任，不愿意去医院；二则，即便有心想去，昂贵的费用，也让人望而却步。于是，培养一批合格的助产人员，让更多的产妇和婴儿远离鬼门关，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中央日报》刊登的消息不难看出，南京市卫生局为此已经拿出了具体的措施——开办接生婆训练班。对旧式接生婆进行专业改造，不仅可以壮大合法的助产人员，而且不至于让原来的接生婆因失业而生计无着落。
那么，如期的愿望达到了吗？
1930年，很多接生婆卡在了专业课上
从《中央日报》刊登的短短300字消息来看，尽管南京市卫生局大张旗鼓地宣传已久，可是前来报名的接生婆并不多，只有26人。按照1930年南京城区57万人来计算，接生婆绝对不止26个，为什么报名的人这么少呢？要知道，一旦错过了培训机会，拿不到资格证，她们就是非法行医了，随时可能被制裁。
张慰丰教授查阅资料后，给出了答案：“实际上，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就开始着手改造旧产婆了。卫生部门还委托东南大学医院开办接生婆训练班。1928年，南京市卫生局成立后，开办接生婆讲习班，这一年给19个产婆颁发了开业执照。1930年，统计数字显示，南京市卫生局经两年考核合格发给执照的接生婆有58人。”
这58位产婆，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获得助产资格。
1932年，南京市区推行免费接生，先是在两家诊疗所增添助产士，开展产科检查。1933年2月，全市所有诊疗所都设助产门诊，中央医院添加产科病房，收治难产孕妇。同时，市卫生事务所也开设助产门诊，专为市内孕妇免费接生。从这一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产妇开始到卫生事务所分娩。
数据显示，1930年，有22名孕妇在卫生所、医院类的公立机构分娩；1931年，数字上升到250名；1932年，是405名；1933年，猛增到1213名；到1936年，上升到4385名。
孕妇逐渐认可新式的接生方法，和政府提供的免费接生有关，也和新观念的普及分不开。家住网巾市的刘郑荣生于1928年，她告诉记者，她出生时，家里就是喊了接生婆来帮忙：“还好我是顺产，妈妈受的罪不算多。我家在江宁有几亩地，生我时正好是农忙，妈妈只在家休息了两天，就下地干活了。到了大弟出生时，妈妈就受罪了，硬是在床上疼了一整天，弟弟才出来。可怜的大弟弟，出来没几天，就因为破伤风送了小命。妈妈也落了一身的病，一年四季都病恹恹的，干活也大不如前了。二弟出生在1934年，当时，我爸爸已经开始做生意了，乡下城里两头跑。他听说城里的卫生所都开始新式接生了，对大人小孩都好，就坚决主张我妈妈到城里来生。我家爷爷、奶奶不同意爸爸的意见，劝了好久，才答应了。”
记者对照资料发现，刘郑荣二弟出生的这年，南京市内选择到医院和卫生所生孩子的产妇共有2122名。而当时，南京每年出生的婴儿约在12000人左右。虽然仅仅占六分之一强，但显然，科学生育的观念已渐渐普及开来。
在南京普及科学生育观和推进产科现代化的历史上，被誉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拓荒者”的杨崇瑞功不可没。杨崇瑞是中国第一个女医学博士，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深造。1929年，她多方呼吁，排除困难，筹建了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1932年，她做过一项调查，结果使她十分震惊：有的妇女一生竟然生育了15胎之多，却因无法避免而苦恼。把妇女从生育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成为杨崇瑞毕生的事业。1933年，她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并亲任校长。以后她又在全国相继建起了60余所助产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被任命为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1957年，一直主张节制生育的杨崇瑞因声援马寅初，被划成*派右**。1983年她逝世后，亲属根据她的遗嘱，把她积蓄的6.9万元人民币和书籍杂志全部捐赠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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