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小凯
图：来自网络
此刻，闲暇无事，我坐在电脑旁，忽然想写写关于继父的冲动。当我回望和他一起的岁月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情感犹如泄水的闸一般，一发而不可收。
自从继父到我家之后的20个年头，每次和他见面，我就会对着他叫“喂”，一个“喂”字，就是我对他的称呼。
有时，我给妈妈谈及继父，都是用“他”来代替。放学后，看到继父不在家，我就会忍不住地随口问：“妈，他干啥去了，我怎么看到？”妈妈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答：“他去邻村去打面了，面缸的面粉快见底了。”
那时，对我而言，继父似乎是我家的一个长工，是一个不需要什么名分的人。
五岁时的那个初夏，爸爸去麦田打药，没想到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导致药物中毒昏迷，再加上当时救治手段落后，几个小时后，拉到十公里之外的医院，爸爸结果不治而亡。那年，妹妹才一岁多。
亲自目睹爸爸去世的前前后后，我幼小的心灵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与伤害，本有些调皮的我，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跑出去和同龄的小伙伴去玩。
一年后，村里的一位媒婆，带着一个和妈妈同龄的男人，来到了我家。那男人和姥姥是同一个村庄，人看上去是一副憨厚敦实的模样。
看得出，妈妈认可了这个男人。媒婆走后，妈妈拐弯抹角的问我和妹妹：“这位叔叔，你们感觉咋样？”我没有回应妈妈的问话，我只担心，妈妈对我的爱，会被这个陌生的男人夺去。
我的反对，改变不了妈妈再婚的决定，在我6岁那年的5月22日，继父就来到了我家。不过，我对继父，心里始终有一种本能的排斥，面对他的迎合、讨好、付出，我都是冷漠面对。
但有一点我不能否认，他是真心爱我的。
记得在我六岁时的11月，我大病了一场。继父带我到相隔十里之外的村庄那里看医生，估计是病情比较较重，说是连续打了20天的针，屁股都打肿了。
由于是乡间土路，骑自行车过于颠簸，于是继父每天背着我去，累了就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他抓着我的两腿，我扶着他的头。继父走路，头挺的很直，这样我的身体得往后仰着，很是难受。
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就故意使劲往下按他的头。继父就哀求着喊道：“凯儿，别按我的头，那样我就看不见路了。”但那时的我，不知道在继父的肩膀上坐久了，他其实更累。
儿时，总觉得继父很高大，很厉害。我在想，要是我长得和继父一样高就好了，就能看得很远。特有感触就是，村里来了耍猴的、玩杂技的或者放电影，我只能骑到继父的肩膀上才能看得到。
我当时不叫他“爸爸”的原因，不知道是我内心的倔强，是少不更事，是骨子里的叛逆，还是对昔日爸爸的依恋，我说不清。
有几次，妈妈指着从田间回家正在洗脚的继父，庄重地告诉我：“他都累了一天了，你也不心疼，快去叫爸爸！”我每次都是怔怔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而继父用柔和的眼神看着我，对妈妈笑着说：“不要强迫孩子，不急，不急！”
继父来我家，每天忙忙碌碌，除了种田之外，他还在供销社里背棉花包，每次从街上回来，都会给我和妹妹带些好吃的，因此，盼继父回家，也是我那时最真实的牵挂。
我和妹妹虽然不是他亲生，但他对我们却是呵护备至的。
但在我8岁那年，继父却重重地打了我一次。
那年的麦收之后，继父和妈妈去田里插秧。妈妈将未满四岁的妹妹往我跟前一塞，对我说“凯儿，带好妹妹，我们要去栽秧了。”
当时，有几个小伙伴邀我去三奶奶家偷杏儿吃，经不起他们的一再怂恿，我对妹妹说：“你自己玩吧，不要乱跑。”说完，我就跟小伙伴们去了。
回来时，我们在屋后的水塘边，我猛然看见妹妹已经浮在了水塘中央。比我大几岁的小伙伴反应比我快，马上去地里叫我妈妈：“婶子，你家女儿四脚朝天在塘里。”
妈妈象疯了一样，朝水塘里冲过去，捞起了妹妹。在房子后门口，继父、母亲和邻居们手忙脚乱地倒提着妹妹拍打，水就从妹妹口里流了一些出来。
良久，一个邻居叹息着说：“孩子已经不行了，没有救了。”妈妈哭晕了过去。继父也嚎啕大哭着，不停亲着妹妹的脸，抱着不肯松手。我觉得继父大哭的时候，真是惊天动地。
随后，继父帮着妈妈给妹妹穿上她最漂亮新衣裳，和一双从来没有穿过的花凉鞋。妹妹躺在小棺材里，被葬在村外的杨树林里。
那天晚上，继父扬起手掌，对着我的屁股狠狠地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说：“你作为一个男人，连最起码的担当都没有，妈妈让你照顾好妹妹，你答应了，为何却没有做到？”妈妈在一旁哭着，并不拉架。
但在那一刻，我恨透了继父。
我给奶奶讲了被打的事，奶奶马上牵着我的手，在我家门口大骂继父：你们大人没照顾好自己的女儿，怎么会怪罪在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身上……
正因为我心里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芥蒂，和继父在一起时，哪怕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只是我和妈、他和妈之间各有语言交流，所以家庭的气氛总是不太和谐。他有时从外面干完活回来，找不到我妈，和我面对面碰到了，眼神相撞，才会直愣愣地问我一句：“凯儿，你妈去干啥去了？”我就怯怯地看着他，如实回答。
这样的格局，一如既往。
但继父对我的冷漠并不放在心上。
1992年7月的7、8、9三天，是全国大考之日。考前，我们同学一个个都很紧张，如临大敌一般，吃不好睡不好。我也不例外。7月6日下午下课后，继父骑着自行车来了，用自行车驮来一些吃的，还有地里刚成熟的两个西瓜。父亲安慰我说：“凯儿，不要害怕，今年如果考不上，咱明年再复读。”我明白，继父在用他自己的方式给我解压。
不过，那年我考试发挥的还算不错。
等待分数的日子虽然是煎熬的，但也是幸福的，在矛盾的交织中，我终于迎来了云开雾散的一天。那年八月份中旬的一天，乡里邮电局的高师傅骑着一辆大架自行车，风尘仆仆的赶来。在村口的小路上，他一手扶着车把，一边将一张红色纸片摇得呼呼响，并不住地大声喊着我继父的名字，“老戴，你家儿子真有出息，你看他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在三十米开外的玉米地里，正在田间拔草的继父，闻听连忙直起腰身，把沾满泥巴的双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看得出，那一刻父亲激动的表情难溢于言表，他疾速的跑过去，由于田埂的窄小，几次险些摔倒在沟里。继父用颤抖的手，哆嗦着接过通知书。那是一张薄薄的纸片，短短的几行字。继父小心翼翼地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忍不住的老泪纵横。
还没到家，继父在大门口就忘乎所以的大喊：“凯儿，你被苏州大学录取了！凯儿，你被苏州大学录取了！”
我考上了大学，继父和妈妈的生活更有盼头了。他们俩夜以继日的干活，只为我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读书环境。
在我读大三的下学期，我谈了一个连云港的女友，那年的春节，我带着女友回家，因为家里的房子过于破旧，女友就在继父那里说了几句。
等我开学之后不久，继父和妈妈就商量，打算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翻盖。继父说，趁着他和妈妈身体状况还好，干脆了解他们一个心事。由于家里那时并没有太多的存款，继父就到他做生意的大哥那里借了5万元。
于是，我们家的两层楼房外加配房，就建了起来。而建房子，是件极为辛劳的事。农村有句俗话：“与人不睦，劝人盖屋”，意思是说，一套房子盖下来，不死也得脱层皮。
虽然雇了村里的建筑队，但为了省钱，继父和妈妈两人很多事还是亲力亲为，每天起早贪黑，三个月下来，才将房子断断续续地造好。每次给妈妈打电话，她都说自己快累瘫了。
妈妈虽然在我这里没有说起继父，但我清楚，继父作为家里的“主力军”，会更加疲累。
我所在村庄，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看到继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很多人也会说些风凉话：“你呀，还那么拼命，像个佣人一样给人家干活。儿子又不是你亲生的，连个爹都不叫你，以后他待你怎样还是个未知数呢。你也一把年纪了，还那么傻傻地卖命！”
妈妈将这话告诉我的时候，想想自己对继父的态度，我的心里禁不住一阵生疼。
只是，我依然没有叫过继父一声爸爸。倒是继父的妹妹和妹夫，我姑姑和姑妈叫的还是比较顺口亲切的，我也不知道为何，自己就是张不开这个口。
盖好房子后，继父好像一下了老了很多。偶尔，还会听到他剧烈的咳嗽声。我和妈妈让他到医院检查一下，他都会说没事没事。
大四那年的六月，正在上课的我，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她说是继父不行了，都吐血了。我闻听，心一下子抽的很紧，让妈妈马上把继父送到医院。
接下来，我每天几个电话追问妈妈关于继父的病情，继父有时自己从病床上挣扎过来接我的电话，总是说没啥事，让我安心读书，不要担心他。他还说妈妈作为一个妇道人家，总喜欢小题大做。
又过了几天，妈妈又打来了电话，这次她是声泪俱下：“凯儿，你继父是真的不行了，都不能走路了，医生说已是肺癌晚期的晚期，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
我顿感情况不妙，马上订好了回徐州的火车票。
那天，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做事丢三落四，临回家前的一天晚上，口袋里的600多元钱都不知掉到哪了，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恨不得立刻来到继父身旁。
在家陪继父的日子，我只要听人说哪里有啥偏方治疗，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我都赶紧去买，可是这一切都没有能挽留住父亲匆匆而去的生命。
1994年的7月4日，继父握着我的手，在我和妈妈的守护之下，溘然离世。
只是，那一声“爸爸”，却依然还是被锁在我的喉咙里。继父后点点滴滴地履行着父亲之责，却自始至终也没有听见一声“爸爸”。
一起生活了20年，继父转眼就成了一抹背影。家里突然少了个人，我这才明白，对此不能适应的决不止是妈妈。继父在来我家的这些年里，无疑始终扮演着我的靠山角色。
燕子飞了，还会回来，桃花谢了，还会再开，春天走了还会再来。继父你走了，就再也无法回来，继父啊，你操劳了一辈子，我还没来得及叫你一声爸，你就走了，你实在不该走得如此匆忙！
几回回梦里重现过继父生前的情形，醒来时已泪湿枕巾。继父啊，您在天堂过得可好？
今天我在这里，发自内心地喊您一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