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学编辑，我经常游走于很多学术会议。听报告、拍PPT、做采访，那些大咖嘴里的科研进展似乎跟我没有太多的交集。
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我可能没有资历对医疗行业的前沿趋势指手画脚。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挤进一个连过道都占满了人的分会场拍现场照片时，一个专家的吐槽吸引了我。
那是2018年9月底，在厦门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8年CSCO学术年会免疫治疗论坛上，因为现场幻灯系统传输出了点问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郭军教授面对在座的上千名同道开始了“尬聊”，他说，现在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太火了，国内有100多家药企扎堆免疫治疗药物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制剂抑**的研发，大量重复性的临床试验消耗了太多宝贵的科研资源，不仅搞科研的临床医生不够用了，连入组试验的患者都不够用了！
啥？连患者都不够用了？我在场下听得一脸的懵逼。
当时，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个星期后，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本庶佑因发现PD-1而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PD-1*制剂抑**在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光环加持下，以其令人振奋的疗效和“广谱”的抗肿瘤适应证横扫各大肿瘤会议，成为2018年肿瘤治疗领域最耀眼的“抗癌神药”。
我隐约觉得PD-1太热了，并非好事。
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整个CSCO年会上免疫疗法的所有话题。
为什么PD-1免疫疗法这么受到专家关注、药企追捧？
原来，PD-1免疫疗法就是通过药物阻断PD-1/PD-L1通路，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也可能攻击正常组织。该疗法的突出特点是对肿瘤的持久控制，而且对多种肿瘤有效。因此，PD-1*制剂抑**已经成为全球最为火热的肿瘤药物研发领域，未来或将占据肿瘤治疗的半壁江山。
在新闻中，我更是发现，PD-1*制剂抑**治愈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黑色瘤的故事，更是被大书特书。而当时谋求在中国上市的PD-1药物——O药（Opdivo,nivolumab）和K药（Keytruda,pembrolizumab），更是成为所有人为之疯狂的“抗癌神药”。
经我查证，目前全球药品市场共有160多种PD-1新药获得上市或上市审批中，有超过1500个PD-1*制剂抑**的临床试验项目同时开展。
而在中国，据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化药临床一部部长杨志敏介绍：“截至2018年6月25日，中国共有193项PD-1试验在Clinical trials登记开展，全球研发热度仅次于美国。” 当默沙东在国内吹响“上市卡位战”的号角时，后进场的国内药企处境更为严峻。为此，国内药企在PD-1药物研发试验项目上都在拼命追赶进程，紧随着4家领先的药企身后又新增加了10余家国内药企的队伍，其中6款药物处于I期试验，3款药物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还有9款药物正在新药研发的阶段。
对此，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不由得表达自己的担心：“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PD-1*制剂抑**吗？”
还有的专家告诉我，国内药企扎堆PD-1*制剂抑**的现象暴露出我国药品研发的短板：首先，国内药企在肿瘤药物靶点选择上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很多药企上马PD-1研发是基于国内外药品研发的热潮，而不是针对性的产品研发规划；其次，国内资本既垂涎于免疫治疗市场数百亿美元的市场价值，又无法承受自主创新的高风险，选择同行都在做的PD-1药物无疑是稳妥回报的首选。事实上，PD-1研发扎堆只是药物研发同质化的缩影，这种做法虽然减少了研发的风险，但也使得我国的新药研发长期“受制于人”。
药企争抢先发上市的激烈竞争势必造成短时间内大量重复的项目上马和盲目的资本投入，各大药企的临床试验项目挤爆各大医院临床试验中心的门槛，临床专家和患者不够用的怪象频频发生，临床试验的样本量和规范性难以保证。
以致于我采访郭军教授时，他公开发出警告：当资本的狂热浪潮消退，PD-1*制剂抑**是否会重蹈“共享单车”大批倒闭潮的覆辙？这绝不是杞人忧天的想法。
郭军教授的声音揭示了国内药企研发严重同质化、浪费大量科研资源的顽疾。在PD-1*制剂抑**研发的热潮之下，我们无奈地发现，国内药企普遍存在既找不到创新的差异化突破口、又不敢不随波逐流上马新药研发项目的“同质化”困境。如何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新药研发浪潮中找到一丝差异化？
这是我想要追寻的答案。
一些专家认为，除了快人一步的创新意识，国内药企更需要市场差异化竞争的思维方式和对临床需求的深刻理解。
尽管对于患者来说，国内外药企在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可以促进新药的早日上市，让广大患者获得更好的临床获益。但对于捉襟见肘的国内临床科研资源来说，药企研发同质化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小觑。郭军教授表示：“药企扎堆研发PD-1*制剂抑**，以致于有限的临床资源被浪费在大量重复的研发项目上。已经有几家医院不再接受单药PD-1*制剂抑**的临床试验申请，只接受PD-1*制剂抑**联合用药的临床试验项目，就是希望引导药企多做差异化的创新，避免同质化。”
目前，国内药企对于PD-1*制剂抑**的研发重点，还是延续以前的仿制药的研发惯性——药品化学结构的创新、生物等效性的验证以及已知适应证的重复试验，而轻视其他方面的创新，比如患者依从性、不良反应、剂型改良、适应证拓展、联合用药、中国患者个体化需求等。失去先发优势的国内药企如何才能“后者居上”，实现“差异化创新”的突围？
一方面，国内药企领先于别人找到适当的适应证。欧美药企巨头在PD-1*制剂抑**的临床适应证研发策略就值得我们借鉴，比如领先者百时美施贵宝、默沙东最早开发的适应证是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而后来者罗氏、默克、辉瑞则选择以PD-L1药物分别率先在膀胱癌和Merkel细胞癌中寻求突破。因此，即便国内药企在PD-1*制剂抑**的上市进度上失去先发优势，但若在晚期肝细胞癌、食管鳞癌、胃腺癌、淋巴瘤等某个适应证的临床试验上成为第一名，则有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黑马，在市场获得一席之地。此外，针对同一个适应证，药企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联合治疗组合试验，比如肿瘤免疫疗法+化疗、免疫药物+靶向药物、抗体药+小分子*制剂抑**等形成差异化的创新优势。
另一方面，一些药企把适应证和生存率放在研发的第一位，而对于治疗后毒副反应关注得不太够。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长、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李进教授发现，在使用进口免疫治疗药物治疗患者时出现了一些严重毒副反应。除了没有心肌炎，几乎所有的毒副反应都出现了，还有两个患者遗憾离世。是药不好？药物不适应中国患者？还是患者不好？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果国内药企在PD-1*制剂抑**毒副反应控制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在上市后的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方面下功夫，深入了解其效能和毒副反应，可能将取得更好的市场口碑。
随后，我刚采访的专家意见整理成报道，在CSCO年会结束后即发表在《医师报》关注版和官方微信上，报道立即引起了行业巨大的反响。无数人给我留言，反思医药行业是个高投入高风险行业，虽然扎堆研发保险了，但之后的市场竞争会很惨烈。但这是企业行为，也是市场行为，究竟是否需要政府引导，如何引导，引起医药行业的广泛讨论。
自此，我微弱的声音终于得到整个行业的呼应。
国内一些专家也开始公开地呼吁，广大肿瘤医生和患者，应重视伴随着免疫疗法而来的多种不良反应，以及小概率发生的致肿瘤爆发性进展甚至患者死亡的风险。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内科斯璐教授介绍，她在使用PD-1*制剂抑**时，有两名患者治疗后肿瘤体积快速增大，一例甚至发生了肝转移。这些爆发性进展乃至死亡的案例，提醒着肿瘤医生必须重视免疫治疗的精准治疗问题，找出那些使用免疫治疗无效甚至加速进展的患者特征。斯璐教授分享了两例听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一例患者使用PD-1药物后各项指标迅速下降，患者非常高兴就出去吃大闸蟹庆祝，结果发生非常严重的皮疹；还有一例患者接受PD-1治疗后，还想再服用中药调理下身体，结果转氨酶迅速上升到1000 U/L以上。”
根据笔者查阅美国FDA网站的数据显示，PD-1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很多，最常见的是疲倦、腹泻、恶心、皮疹和瘙痒、关节、肌肉和骨骼疼痛、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甚至在某些患者身上观察到PD-1的疗效越明显，其不良反应就越大的现象。
尽管相比化疗，PD-1在骨髓抑制方面的发生率更低，但它在全面激活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可以导致一大类被医学界称之为“免疫性炎症”的不良反应，如免疫性肺炎、免疫性肝炎、免疫性肠炎、免疫性心肌炎……《柳叶刀》杂志为此发出重磅警讯：PD-1*制剂抑**导致的心肌炎，病死率高达46%！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类不良反应临床以前很少遇到，绝大多数肿瘤科医生不熟悉如何判断、预防和治疗，因此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更加可喜的是，我看到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取得一定的进展，比如通过年龄、基因测序等提高免疫治疗的应答率，利用纳络酮等阿片类受体激动剂来改善皮疹、瘙痒等不良反应。CSCO等有关学/协会也公开表态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指南共识，让PD-1等免疫治疗的安全用药、治疗监测、随访复查和不良反应干预等工作迈向规范化，让肿瘤患者真正享受到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的双重提高的最大获益。
更令我高兴的是，在2018年《医师报》新闻奖的评选中，《专家痛批百余药企扎堆PD-1
——医生和患者不够用了！大量重复性临床试验消耗宝贵科研资源》的报道荣获2018年《医师报》新闻奖三等奖。另一篇《肺动脉高压妊娠：以爱之名的绑架》荣获2018年《医师报》新闻奖二等奖，让我备受鼓舞。
我想，这就是医疗媒体人的力量，虽然可能微不足道，但也许在某一刻，它足以改变我们的医药行业发展的方向，让我们的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挺进。
最后以一句诗自勉：我愧弃医成骚客，唯笔如刀写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