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三皇五帝完整表里，伏羲（前7724-前5008），说是根据《易》帝出乎震，建寅作孟春，28宿始于大角、角。他们根据这句话算出来是前7724。
另外这个前7724不是公元前7724，就是7724年以前，千万别弄错了，否则多两千年呢。
讲伏羲，自然少不得讲华胥氏，也就要讲讲当时的大环境。
先羌合族之后，开了天眼，在昆仑墟上开悟了天象，这种精神、宗教的优势，在先民中那是降维的，早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征战，但是这个理论，就足以让这个氏族整合古羌族。古羌族就摆脱蒙昧，成了比较先进的先羌人。
原本先羌基本等同古羌，但考虑到印第安大表哥，以及西南的堂兄弟，还有那个失去老婆的N系兄弟，笔者还是把他们分开了。
众所周知，开放、融合、学习、全球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根源，所以当先羌人重新出了崤山，来到洛、济的时候，遇到了三苗、东夷，甚至北上探路的百越人，精彩纷呈的故事开始了。
前文说过，先羌有三苗一支的血脉，三苗族群从名字上看，笔者总觉得他农业不错，前文也说过了，稻作文化是有可能从岭南产生，三苗也好，苗蛮也好，在北上之前，可能都晓得“可以栽种”。
人只要脑海里有了驯化、栽种的想法，无非就是找到啥可以驯化，啥可以种，不一定非要发现粟、稻才会想到要栽培。
三苗人可能是找到了三种比较好的栽培作物，才被称之为三苗。
从这个名称也可以看出，早期先羌人跟三苗关系也比较和谐。一伙人喜欢养羊、养鸡，一伙人喜欢栽培三苗，加上语言基本相通，两边的关系应该比跟东夷好。
在中原，先羌和三苗已经开始融合了，此地的人已经可以称之为华夏先民了。
再说说先羌在陇西、关中的基本盘，首先就是一长串的带女字旁的姓氏，媕姓，婼姓，妶姓，妊姓，妍姓，妘姓，嬨姓等等。
笔者认为，姓的出现离伏羲时代不会太远，至于这些姓氏没有姬和姜，其实也可能有，也可能暂时还没有出现，暂不深究。
早期大家属于邻国相望，不相往来的时期，这些就是个符号，尤其是不打架，不存在父权世袭，姓什么真没啥意义。
有意义的其实是“图腾”以及“氏”，因为出现了图腾，就意味着不单单是打架，可能打群架都出现了。
所以，有熊氏、有羊氏、有琴氏这种名字的出现，说明在先羌族群中，已经有部落出现了。
另外古书说“风姓”，这是最早之姓。
风共分为十部：一为天芎部，二为天齐部，三为天乙部，四为合雄部，五为天阳部，六为天阴部，七为候鸟部，八为候虫部，九为雷雨部，十为天皇部。
笔者认为“风”姓确实是最早的姓氏，而且是现代含义的父权姓氏
另外还有人说先羌分为好些族系，有弇兹氏、婼氏、华氏、胥氏、华胥氏、赫胥氏、仇夷氏、雷泽氏、盘瓠氏等。
这些氏跟有熊、有羊又有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先羌一族的祭司，女祭司。
随着族群扩大，随着地域变广，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越走越远，不同区域的氏族就会重新建造观星祭天台。形成了一个个副中心。
从考古上看，先羌族群(观星象祭天中心)主要有三处：一为合黎龙首山（古昆仑山），二为湟中拉脊山，三为六盘山。
总之姓氏这个主要在于区分，一个女祭司在位几十年，尤其是山高皇帝远的部落，这些祭司（无论男女）都可能成为世俗首领，祭司的传承慢慢的演变成为华氏、胥氏，华胥氏或者盘瓠氏，而且渐渐成了部落的代名词。
以上只是本人猜测的“姓”和两个氏的来源途径，姓是居住地区分，带“有”的氏是带有军事性质的部落，以图腾区分，而其他的氏，可能是族群扩大后，不同祭司掌控的区域。
另外说一下另一个猜测，就是“盘瓠”，这个名字就是盘古。
现代人都知道，盘古开天辟地自然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一划开天”，以日、月、星纪历，才是古人口口相传的“开天辟地”。
那么有可能提出来这个“超级大想法”的祭司可能叫“盘瓠”，于是有了盘古开天的传说。
当然，这个祭司会说得到了“远古天神”或者“上天”的指引，盘古最初可能是那个古汉语里“远古”、“天神”的意思。
而这个祭司的族人将自己氏族名改成了“盘瓠氏”。
华夏先民的星象观察、二仪四象八卦，远古传说以及都不是一蹴而就，是历代“祭司（伏羲）”一点点观察、总结的。而他（她）们的穿戴各异，走过的地方很多，也给后世的《山海经》提供了素材。
到了7724年前，先羌族群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关中和中原。各大部落，比如华胥氏也从华山祭坛迁到了“嵩山”，重新开了祭坛。
而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就是一位这个部落的女子，要跟雷泽部联姻。
事实上，伏羲（西）和太皞（东）可能是两个人，个人比较赞同伏羲生活的是磁山文化圈，而太皞则是在菏泽一带东夷首领。
两个人的历史形象逐渐融合，被共同传颂。
为何先羌的氏族要跟东夷氏族联姻？
其实也很简单，相比于炊烟袅袅的陇西，作为三大族*交群**汇了中原，尤其是豫东地区，已经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不要小看古人的活动范围，尤其是这些O系先民，也不想想他们是从哪里到的中原，那个时候战争很少，又不存在人为的关隘，交流和交通都不会太差，更没有什么限制。
豫东一带三个族群已经产生了冲突，而菏泽一带有个有仍部，后世就是任姓的来源。
所谓有仍氏，亦作有任氏，很有可能就是妊姓的一支，本人认为华胥氏并不是风姓，而是妊姓的分支，正如前边说的，带“有”字的氏族，很有可能是部落议会认定的“有图腾的远征军”，有仍氏和有熊氏都是如此，被迁到当时族群争斗的最前线，有熊在新郑，而有仍更加前端，估计都跟东夷族杂居了，而且主力还是妊姓的华胥氏为主。
“任”在甲骨文里就有，左边一个侧立行走的人形，右边是一个骨针符号，表示能够穿过丛林或者冲出重围的人。
也就是有担当的人。
先羌部落若是人口增加，需要外迁，就会选择从各姓中选择一些人，授予“图腾”或者以首领的姓氏为“图腾”，开始外迁，有鬲氏、有穷氏、有熊氏、有莘氏估计都是如此。
至于雷泽家的帅小伙，可能是东夷族或者三苗的少帅，也可能是有仍部里青年才俊。
个人比较倾向于是东夷族，因为那个时候，东夷族可能是断发纹身，在华夏先民眼中，还是刚刚学会用火的“燧人”，双方冲突不断，此时这桩婚事，可以说是部落联姻了。之后雷泽部就成了先羌族群，最后还是风姓部落十部之一的雷泽部。
而这位才俊，也因为儿子、老婆都是牛人，也被尊为“燧皇”，葬在了商丘。当然他可能也有自己的功绩，或许他找到了随时能够生火的“燧木”，或者改进了“取火”“存火”的方式，也被族人传颂，本文就不多做深究了。
伏羲长大之后，从圣女母亲华胥氏那里学会了观天象，而且发明了渔网教当地人打渔，发明了乐器。
更加辉煌的是，伏羲成为“伏牺”之后，将前辈的星象发扬光大，确定了伏羲六十四卦，并且丰富了其理论，他可能因为要记录伏羲八卦，一改过去“结绳记事”，草创了文字，编撰了第一部有图有字的《河图》和《洛书》。
伏羲：初姓妊，后改姓风，名包，包牺、庖牺、伏戏、宓戏、牺皇、雄皇氏等等，华胥氏和燧皇之子，燧明国第二代君主，当首领时，造福一方，被选成祭司做了“伏牺”之后，更是集大成者，成为大祭司，于是先民将“伏羲”一词赋予了他一个人，后世的祭司或者萨满不再称之为“伏牺”。此人改革婚姻制度后，将“风”作为自己的姓氏，开创了父系姓氏（不用女旁）的先河，当然实际上是“凤”，东夷人也感恩伏羲让他们跟华夏先民和平共处，尊称他为太皞,而且东夷族以“凤鸟”为图腾，延绵不绝。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在这句话里，任姓公认来自有仍氏，跟其他三个姓氏格格不入，笔者认为宿、须句、颛臾才是风姓演化出来的，伏羲的直系后代。
而任姓，源自有仍氏，而有仍氏是伏羲原本所在的“妊姓，华胥氏”的分支，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风姓的源头，而不是分支。
女娲：称号亦有娲皇、灵娲、帝娲、风皇、女阴、女皇、女帝、女希氏、神女、阴皇、阴帝、帝女等，史记女娲氏，风（或为凤、女、云）姓，是古代传说中的大地之母。
一说她的名字为风里希（或为凤里牺）。
女娲：是妘姓，女娲氏的女祭司（伏牺），后随夫姓，改风姓，作为祭司或者圣女时被人称之为“风里牺”。
另外传说女娲制造了叫一些叫笙簧、瑟、埙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音乐女神。估计夫妻两人都有音乐细胞，在湖边琴瑟和鸣，既作曲，又作器，神仙眷侣。
伏羲和女娲，统计了各自部落类似的情况，发现了以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亲近**结婚的弊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婚姻制度，但是他们更加强化、细化对偶婚姻制度，很有可能了男性的“氏”的重要性，这种改风易俗，当时的百姓肯定不理解。
8000年-7000年前，华夏各个地域主要文化简述。
先羌族群出现了东西差异，甘肃的仰韶文化依然是母系社会为主，陕东、河北、豫北和晋南也就是中原之地已经步入父系氏族公社。
先羌族群：甘肃的大地湾文化，种稷，比粟还早，是旱地农业的代表，有十几种彩绘符号。陕西临潼的白家村遗址，彩陶发源地。老官台遗址，在华山一带，可能是华胥氏的祖地。
华夏先民：也就是融合了先羌、东夷、三苗的，新兴的中原文化圈，代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在河北邯郸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粟以及小米，有做“面粉”的石磨，另外还发现了189个储藏粮食的窖穴，储粮可达5万斤，这种储备在上古时期堪称恐怖，而且当地有大量的鸡骨头，经过查验，还都是雄鸡的鸡骨，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半地穴式的房子，以及祭坛，有不太成熟的（凤）的图像。
裴李岗文化，时间是8000年到7000年间，比起其他的文化，裴李岗文化只发展了700年，就进入了仰韶文化，成为仰韶文化的源头之一，可以猜测，在郑州一带，三大族*交群**汇地，交流和发展比起其他原始部落要快一些。饲养猪、狗等。
三苗族群：贾湖遗址是在河南漯河舞阳，涵盖豫南，它的时间范围是9000年到5800年前。贾湖遗址共发掘出三十余支骨笛同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知其已具七声音阶，并能完整吹奏现代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发现大量的柄形器（权利地位的象征）、叉形骨器、龟灵占卜、太阳纹陶饲养猪、狗、羊、黄牛、水牛等
贾湖契刻共发现十七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统称为舞阳刻符。
东夷族群：大汶口文化，6500年，相对较晚，狗为陪葬物，也养猪，有着南方特有的拔牙习俗。
百越族群：河姆渡文化。
北方族群：古羌人北上，随行的兄弟还有个N系，在一场“换原配”的远古之战后，这个N系在漠北跟O系兄弟分别，一路向东到了辽宁、内蒙一带，也就是燕山北面。可能是没有追到自己的原配，不好意思回来，于是在当地住下，融合了当地土著C系，夹杂一部分古羌人，开始了定居生活。一万年前的北回归线就在燕山一带，此地适合农耕。
赤峰的兴隆洼文化证实当地出土粟的年代距今约7650年，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也是唯有的经过精确年代测定的最早的小米遗存。（磁山文化的粟因为太久远，没法C14测量，只能根据所处环境估算，而兴隆洼的粟保存较好，可以提取测量物）。
遗址中的营地周围有宽约两米、尚存深度一米左右的壕沟，是这个氏族营地的界限，也是一种防御设施。这是中国大陆远古居民最早的防御设施。说明当时在华夏北方，城邦争斗已经出现。以猪为祭祀，玉猪龙文化。
综上所述，此时华夏大地各族群的发展情况，三苗族群>北方族群>百越族群>华夏先民>先羌族群>东夷族群。此文还是以伏羲、女娲为主。
少典、少昊：是一种官职，相当于黄帝册封的左、右大监。
“有”字氏族：其实是男性为主的军事长官。比如有易氏负责北、有熊氏负责西、有蟜氏负责南……
改革婚俗：是伏羲为了对抗母系社会，给男性争取权利的一种政治手段。
伏羲在位的时候在还是母系社会后期，部落里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越来越多的水源、耕地、部落属地的纷争，让争斗增加，权利掌握在大的“姓”和祭司手中。
伏羲在母系社会开创了一个先河，却无法立刻改变整个社会基础，据说在初代伏羲到少昊都是伏羲氏执政，有124年，到了第七代到第十代，都是女娲氏族的首领执政。
在女娲氏之后，就是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氏（即祭司，此时伏牺这个称号已经不再使用，而是用庖牺，代表祭司）
但是也有人列出了表格，意思是伏羲古国85世的在位的首领。伏羲古国就是一个大型的部落联盟，部落之中，已经出现了权力阶层，第一个就是原有的祭司贵族，前面的“庖牺”应该就是大祭司。历代世俗的首领，可以统称为新贵，都是不同时期的联盟里强力氏族（女性）。
后期这些贵族，也逐渐转成了以男性为主的军事贵族。
其实伏羲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通过对偶婚的推行，庞大的以“女姓姓氏”的大群落被拆分成小的以男性为主的家庭，而且通过“有”字氏族，建立起比较大军事集团。
通过甲骨文，分析“仍”。
“任”在甲骨文里就有，左边一个侧立行走的人形，右边是一个骨针符号，表示能够穿过丛林或者冲出重围的人，也就是有担当的人。
“有”这个词，对华夏族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有”汉语一级字，读作yǒu、yòu，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是持有，与“无”相对，后引申指占有、存在、保存、丰收、富有等。
“有”，象形兼会意字。上部是一只悬臂下垂的右手，下部是一块肉（“肉”字是一脔肉的横断面的形状），表示手里“有”肉，“有”吃的了。
因为这只右手后来发展为左右的“右”还有“又”的意思；故此便以“手”形及借其“又”音以表示“有”意思。“有”在原始社会，最初是部落首领负责分发食物的动作，引申的含义有着“分发食物的人”，“首席”。
早期人口增多之后，是一个女子带着自己“儿女”迁徙，然后定居在某个河边，比如姬姓、姜姓、妊姓、姒姓，再后来知道群婚、族内婚不行，那么迁徙就会多个“姓”一起出发，这就需要一个统筹者，亦或者打仗，也需要一个人负责指挥，这时候“有”就成了“首席”或者“执行官”的意思。
“左右”在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尊卑的情况不一，但是通行的是“男左女右”，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源自上古，从个人习惯而言，分发食物的时候，“首席”自然分给右边的女性，然后才是左边的男性。
到了男权社会，以左为尊，西晋时代复古，又将豪门称之为“右族”，但是到了后周、两宋，以及明清都是以左为尊。
但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因为原始社会，女子都坐在“分肉首席”的右侧，而男子在左侧演变而来。
华夏右衽的穿衣风格也有可能来源于此，在此不做多深究，但是“有”这个词，绝不是简简单单“有”和“无”的意思，它在先民口中的本意应该比想象中复杂的多，几乎所有“有”字氏族都在边荒或者族*交群**汇处。
综上所述，“有”这个字带“首席”继而演变为“领主”的意思。
最初的带“有”的姓氏，可能是伏羲因为姓妊，从而获得有妊氏（通假有仍），封地在东夷族群和华夏族群的交界处，也就是菏泽一带。
然后在伏羲又以动植物为标记，设立了有熊、有蟜、有羊氏这种带动物名的领主。
初代的军事贵族逐渐成型。
另外，伏羲也划分了东西两个官位，行政官少典负责西边，行政官少昊负责东边。
几乎所有史书都说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黄帝，而伏羲就是太皞，太皞又生少昊。
从考古知道，此时的华夏先民比起他们在陇西的先羌同族，已经进入父权早期社会，但是父死子继的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所谓“生”，不是“生出”而是“衍生”。
复盘一下。
当时华氏的一部分从陕西蓝田迁入河南之后，建立了华胥氏。华胥氏是早期华氏的分支。
弱小的华胥氏面临跟三苗族群和东夷族群甚至土著的侵扰，为此他们跟东夷雷泽部联盟，然后又通过跟黄河之北的女娲部联盟，逐渐立稳脚跟。
而华胥氏的儿子伏羲凭借聪慧，成为了这个新部落联盟的“伏牺”，拥有大权的伏羲，知道原始的部落议会制难以应对随时会“战斗”的局面，于是进行了军事改革，提升男子地位。
通过册封有熊、有蟜氏等军事贵族，稳定了边疆一带局势。
而伏羲自领“有仍氏”，负责东夷，他本来就是东夷雷泽部的儿子，伏羲通过传播德行，很快得到了平原东夷族的认可，被尊称为“太皞”，随着年纪大了，伏羲设立了“少昊”，对付海岱东夷，（也就是山里和海边的夷人）。
伏羲不可能只给男子封地，还通过“赐姓”拆分大氏族也是个方法，比如再增加女字旁的姓氏，将大姓再化为小姓。达到分化大的氏族的效果。
笔者猜测，姬姓和姜姓也是这段时间拆分出来的。
前7724年，伏羲出生，居住在河南一带。（母系社会，随母而居）
前7714年，10岁伏羲观察蜘蛛，指导大陆泽一带的渔民制作渔网，而知名部落。
前7710年，在通过跟母亲华胥氏的学习，伏羲以八种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还创造了文字替代在绳子上打结的记事方法，而名声大燥，成为当时部落联盟的“伏牺”，迁居河北磁山。
裴李岗文化应该是先羌和三苗杂居兴起的文化，磁山一带的部落跟裴李岗又相通，应该是人口多了之后分出去，再接收了一些燕北文化，有一定独特性。
东夷雷泽部发生内乱，伏羲召开部落议会，决定帮助，成为第一个军事执政官，“有仍”，有仍氏南下黄河，征服了菏泽地区，伏羲和女娲教当地人制作渔网打渔，并且饲养家畜，于是流传着女娲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猪，初四造羊，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造人的传说。
原本伏羲想让部落跟东夷人更好的相处通婚，但是华夏先民认为东夷人断发纹身，是野人不乐意，伏羲又发现，自己的部落因为长期群内婚，不断有些氏族太过庞大，氏族女首领又经常为难自己妻子，加上内部通婚，有缺陷的小孩很多，于是改良“婚俗”，拆分大姓。
以前姓都是女子所得，伏羲首先将自己改成“风（凤）”姓，算是华夏男性第一姓氏。
然后以动植物给诸多男性改姓，却被旧贵族*制抵**。并且传出了许多伏羲和女娲不太好的话。
伏羲作为祭司参加“先羌”的祭司大会，在大会中“以一拟太极，然后一画开天，世间万物的创造，世界生命的诞生全靠这一画。保世滋大，概群藉而罗万有者，悉在此一画开天，人文肇始之。”
此时伏羲已经成为先羌族群里公认的“大祭司”“唯一的伏牺”，伏羲制作了早期的“河图洛书”，信仰的部落日渐增多，也逐渐跟不信的先羌人产生了差异。
华夏先民逐渐形成。
此时先羌族群已经涵盖整个黄河流域甚至进入巴蜀，不同区域，比如秦岭、比如六盘山，比如古昆仑山以及王屋山都有先羌其他祭司把持。
为了宣扬新宗教，伏羲自称“天皇氏”，接着任命了许多新祭司去整合各地旧教，于是诞生了“天穹部”“天阳部”“天极部”“天齐部”“天乙部”，“天阴部”，加上古昆仑的合雄部，还有他赐姓的“候鸟部”，“候虫部”，以及东夷的“雷雨部”和“女娲部”，都赐姓风。
这种教义宣扬，必然伴随争议和战争，对手是族中的老氏族以及各地世袭的祭司，比如“盘瓠部”。
有些地方宣讲教义很快，比如“女娲部”，山西一带直接将祭坛所在的山定位“王母山”，有些地方就不那么顺畅了，比如在秦岭终南山一带的“盘瓠部”。
于是伏羲创立了少典和少昊，专门负责东西两边的文教传播。
因为伏羲本来就是东夷的女婿，于是暂代少昊之位，而少典由姬姓的男子（姬公孙）负责。
文化传播进展顺利，但是盘瓠部祭司认为伏羲的新教义触怒天神，率族人反抗，伏羲设立“有熊方面军”加以征讨，盘瓠氏被赶出秦岭，往巴蜀迁徙，而指挥得当的姬姓得到伏羲赏识，伏羲想赐姓他为“风”姓，但是长老会担心风氏实力越来越强而否决。
伏羲干脆让姬姓将军率“有熊”军驻扎在新郑，逼迫长老会就范。
最后伏羲也不想完全撕破脸皮，让姬姓将军改姓“公孙”。
此次征战，渭水边的姜姓部落反抗剧烈，伏羲决定让自己的儿子接任少典之职去镇守，也就是男性姜姓的始祖。
原来的姬公孙卸任少典之后，被封到有熊，此地北上可以去磁山震慑族中长老，向东可以接应雷雨部。姬公孙镇守陕北可能性更大，匈奴前身獯鬻是黄帝旁支，应该跟姬姓部落在陕北发展有关。
当时的黄河古道应该跟禹贡古道差不多，在开封一带向北，沿着太行山、燕山，从海河入海，整个华北地区地区平坦，水泽、泥沼丛生，海浸时有发生，华胥的裔族或裔支族有的迁徙，分路进入黄河北岸，少不得跟当地氏族发生冲突。
当时在燕山一带的先民，生活条件很差，见磁山一带物产丰饶，少不得顺着太行山南下，来抢东西。
伏羲又设立的另一个军事执政官“有易氏”，负责北面的征战。
有易氏占领燕山南麓之后，伏羲遴选当地土著为有易氏首领，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由于黄河下游河道泛滥，女娲疏通河道，教当地人制作五彩陶器，农耕，被奉为女神，而且当地人也捏了石像加以祭拜。
因为燕山南北一带，有受到北方兴隆洼文化文化的影响，伏羲对当地“族徽文化”，很是感兴趣，于是开始制作族徽。
族徽和原始崇拜的图腾不同，至于有些人认为红山文化发现的C型龙，玉猪龙，认为是华夏“龙”文化的源头，笔者认为远古时期，因为地域相隔，文化交流肯定有，但也不会全国是通途。
每个相对独立的区域，都有熊、狼、蛇、凤、鸟、太阳的图腾，侧重点不同而已。
而且在大汶口发现了大量“扬子鳄”骨骸，而辽东一带甚至华北的墓葬都没有太多鳄鱼的骨头，况且中原的龙文化，从西水大墓的龙虎天宫图就可以看出，龙的造型明显有角有爪，已经完全脱离了蛇的雏形。
相互影响是有，但是各地先民给图腾赋予的意义各不相同，谈不上一定是谁征服了谁。
另外红山文化也好，兴隆洼文化也罢，都是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不是游牧文化，基因图谱不是N1就是O系，两者比C系要多的多，尽管他们的后人在汉族的比例少的很，但从某种意义上，这个文化还是来自古羌族，说是古羌人在北方发展出来的分支也不为过。
不过也得承认，七八千年前，甚至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的确有它独到之处，甚至跟良渚文化一样，不输甚至比早期华夏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也只是表示中华大地文化多中心起源。最终融合到了华夏文化之中。
而红山文化消失之后，才是C系的游牧文化崛起，一直被红山文化压制的富河文化，也就是东胡族群才再度兴起。
而那个时候，华夏也才建立“中”的概念，将周边称之为四夷。
七八千年前，都是各文化争雄的时候，用不着以现代人情感代入，毕竟那时候只有小规模冲突。汉族说到底60%上是O3系，若是以O系看，占比更大。
经过伏羲、女娲的共同努力，一套新的行政体系建成了，虽然不能完全剥离母系社会，但华夏先民开始了一套新的纪元，伏羲和女娲被奉为人文始祖，三皇实至名归。
伏羲又扶持“有蟜氏”攻略临近三苗的伏牛山一带野人。
前文说过，伏羲尝试给男子姓氏，早期的姓氏多以动植物为名，有蟜氏应该是以蜜蜂为姓氏的男性首领，在伏羲的挚友，赐姓“蟜”，后来更是统领一个方面军，而且还是儿女亲家，有蟜氏的女儿附宝嫁给了伏羲当少典的儿子“风姜”，或者是“风少典”，
伏羲晚年，醉心修书，研究天文，编纂天干地支的历法，创造文字，封禅泰山“太山”。于是东夷人尊他为“太皞”。
封禅之后，伏羲也就将少昊职位让给他人，继续统领东方各族，于是少皞氏为东夷部落尊号。
伏羲算是以木德而王天下的第一人，一直到5000年前，不知经历多少代。中华大地的文化层也有所变化。
写在最后，伏羲建立的伏羲古国，传世多年，两千年间，可能有多个氏族强大，*都迁**频繁，河南巩义的河洛古国，以及神农古国，都算是这个古国的朝代，也是华夏先民逐渐成型的很重要的时期。
河洛古国应该是伏羲朝的一部分，只不过距今5300年前后，很有可能是炎帝时期的都邑。
早期炎帝时代。（5500年前-5000年前）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尚有争议，也有说朱襄氏部落曾有三代首领尊号炎帝）
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称为炎帝。多代共用此称呼。
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神农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位五百三十年。
也有野史说炎帝的神农古国传了七十代，几乎跟伏羲古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照三十年一代，大概在十七代或者十四代左右（有这两种版本）。
这一个时期，应该是古典时期。
整个先羌族群此时已经分成了东西两大块，一个是遗留在关中的先羌集团，而另一个是中原的华夏先民。
伊耆炎帝、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
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削木为弓，制作陶器，应该在“炎帝”时代，工艺有大的改良。
伊耆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所以伏羲古国跟神农古国交相辉映。
神农古国的范围应该很广泛，东起泰山、西到华山，北到太行、南应该也占据了鄂东，东南则跟良渚古国接壤，而西南跟三苗族群古国相邻。
东夷族群：伊耆炎帝此时应该统治了大部分的山东内陆，也就是泰山到微山湖一带，而东夷人面对神农古国的攻击，跟良渚古国求助，东夷和百越，虽然族属不同，但是按照地缘来说，两者的接触不少，而且东夷人断发纹身以及拔牙的习俗也表明，东夷虽然是山东地区的后来者，但是跟先起达到此地的百越族早已共存千年了。
有一部分东夷人有可能渡海，进入朝鲜，也就是貊人的来源。
三苗族群：被神农古国压缩，让出了豫东和豫南，逐渐退缩在南阳盆地以及鄂西北，几乎跟湖南的苗蛮族群接壤了。
北方族群：应该是这个时期变化最大的族群了。从一万年到五千年这个时间，气温依然在变化，兴隆滩文化圈，因为寒冷时间增多，逐渐被靠南的富河文化替代，但是富河文化也没有延续太久，就被更加靠南的红山文化给取代。从这一点看来，当时地球气温开始逐渐向现代气温靠拢。
再强大的古文明在大自然面前，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至于黄帝所在的有熊氏？
据史学家考证，黄帝先是沿着北洛水南下，到达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之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迁移，沿着桑干河来到现今张家口市涿鹿一带。
神农古国其实是华夏先民和三苗两大族群的联盟，历代炎帝，除了华夏先民部落的还有三苗部落的，当然不排除联盟的内乱，彼时的三苗，尤其是河南境内的三苗人应该已经融合到华夏文化中了。
主要的冲突点笔者跟觉得的良渚古国争夺安徽、苏北一带。因为那个时候，江苏估计三分之一还在海里，还有三分之一是盐碱地，生存环境恶劣。
备注：现在的河北和江苏，一说起来都是沃野千里，但事实上，上古一直到春秋战国，这两处地方都是水泽丛生，遍地盐碱地。
战国时候，河北一带华北平原几乎就是燕国、齐国、中山国、赵国、魏国的缓冲区域，真正适合居住的都在太行山东麓。
这一点从考古确定的“有易氏”“有鬲氏”“有穷氏”“有仍氏”还有传闻“有熊氏”在涿郡，都在河北中段就能看出，那里都是华夏移民区域，当时属于边荒地区。
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北方族群的红山文化，因为他们还需要更愈发寒冷的天气斗争，于是北方族群开始跨过燕山，开始南下，首要面对的就是在燕山南麓的“有易氏”的地盘。
神农古国一直传了十几代，相信期间好几任“炎帝”，都有不俗的表现。
但是常年跟南方百越、九夷的对峙，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因为安徽一线跟三苗族群没有太厉害的直接地缘冲突，两大族群的联盟逐渐离心离德，更由于此时的良渚古国也是鼎盛时期，双方都没有获得绝对的优势，甚至在北方腹地，琅琊古城，良渚古国还建立了坚持百年的城邦。
在旷日持久的对耗中，神农古国和良渚古国都出现了内部问题。
神农古国的问题，就是联盟首领的不确定性，一旦三苗族群的氏族获得权位，就会把重心放在跟苗蛮集团在江汉平原甚至湘江流域的争夺，而一旦东夷氏族当权，首要目标就是安徽。而当先羌族群首领当权，自然会更在意河北、陕西的事务。
庞大而松散的联盟显然无法达成一致，也逐渐不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先民们开始呼唤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华夏古国即将诞生了。
有这样一种说法， 一千年中国看西安，八千年的中国看大地湾。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这里还有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遗迹。这里出土的炭化稷标本，是中国最早的旱地农作物标本，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这里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里还出现了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比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时间早了1000多年。
裴李岗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河南新郑市裴李岗遗址而得名。遗址年代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以贾湖遗址为代表，晚期的裴李岗文化则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
距今7500年到5000年，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文化遗存有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浙江嘉兴的马家浜文化，上海青浦的崇泽文化，江苏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四川巫山的大溪文化，陕西渭南华州区的老官台文化，河南仰韶文化，陕西西安半坡文化，山东*安泰**大汶口文化，辽宁长海的小珠山文化，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黑龙江密山的新开流文化，台湾地区台北八里的大坌口文化等。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文化的代表，而河姆渡遗址又代表着河姆渡文化。大量的“ 干栏式房屋”的遗迹出现在河姆渡遗址中，这里还发现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结构。我国传说中上古时期的“有巢氏”是“构木为巢”的巢居发明者。因此有史学家认为“河姆渡人”就是“有巢氏之民”，河姆渡地区就是“有巢氏国”的中心区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期文化的代表，仰韶文化是中国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等地。仰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文化，又分为早期的 半坡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以及晚期的半坡四期文化。
彩陶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中国彩陶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地湾老官台文化，没落于新石器晚期的齐家文化，历经几千年。陕西西安的 半坡遗址，陕西西安临潼的姜寨遗址，陕西西安高陵的杨官寨遗址，河南陕县的庙底沟遗址，河南灵宝的西坡遗址，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遗址等都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彩陶中，有鱼、鸟、蛙等纹样，也有人面鱼纹、日晕纹、十二太阳纹、鹰鼎、人面彩陶瓶、船形彩陶壶等。
陕西西安高陵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考古界此前从未发现庙底沟时期的类似遗址。所以在杨官寨被发现之前，没人知道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是怎样布局、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杨官寨遗址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遗址是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该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窑洞式建筑，还发现了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推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也可能是最早“城镇”的雏形。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中国即将迈入文明的门槛。这一时期磨制石器更加精美，器形相对变小。穿孔石刀、石镰等收割工具已经普及化。东南沿海的有段石锛以及太湖流域的三角形穿孔石犁已经被广泛应用。这一时期，我国各地区都进入到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北方沙漠草原地区由占主导地位的狩猎经济逐步向游牧经济过渡。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前段，陶器制作已经出现轮制，但是不普遍，到了后段时期，轮制普及使用。轮制陶器的特点是，器形规整、浑圆，胎壁薄，造型美观。之前盛行的彩陶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灰、 黑陶为主，这一时期陶器器形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以斝、鬲、鬶、獻为代表的袋足炊器。
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反映着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是随着新石器时*考代**古的发展而发展的。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有不同的分期方法，所以有些学者把新石器时代后期又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又称红铜时代，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红铜即天然铜，质地软，不适合制造工具，所以铜石并用时代的人类仍以使用石器为主。
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中，是否都经历过铜石并用时代，却是众说纷纭的。说到中国，也是莫衷一是。有学者主张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应包括龙山文化晚期、齐家文化等，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即已进入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红铜时代。观点不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浙江余杭的 良渚文化、湖北天门的石家河文化，广东曲江的石峡文化，江西修水的山背文化，*藏西**昌都的卡诺文化，*藏西**拉萨的曲贡文化，山东章丘的山东龙山文化，河南庙底沟的河南龙山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陕西长安的客省庄文化，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甘肃广河的齐家文化，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富河文化台湾地区高雄的凤鼻头文化以及台东的卑南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以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
龙山文化源自 大汶口文化，为华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距今约4600年—4000年。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龙山文化以轮制黑陶和蛋壳黑陶为主要特征。因龙山文化分布区域的文化面貌的不尽相同，所以龙山文化又被分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通称之为龙山时代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城址的发现，比较有名的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山东日照的尧王城遗址、江苏连云港的藤花落遗址，河南洛阳的丁堌堆遗址等。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代表，距今约5000年—4000年，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以彩陶最具代表性，主要器形有壶、罐、盆、钵、瓶、勺等，尖底瓶多为平口或侈口尖瓶。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距今5300-4500年左右，因首先在浙江省余杭县的良渚镇发现并得名。良渚文化以崇尚玉器而著称，玉器种类有壁、琮、钺等，是财富和王权的象征。良渚古城遗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建筑水平高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制作陶器、纺织，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了定居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完结之后，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中，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是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划分的节点。中国的青铜时代为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在青铜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且文字也已经发展成熟。
大地湾遗存包含五个文化期，据碳-14年代测定时代约为7800—4800年，上下跨越三千年左右。
大地湾一期文化即前仰韶文化或大地湾文化，距今7800—7300年，它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我国新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它的发现不仅改写了甘肃史前史，确立了渭河流域的前仰韶文化，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而且为西北地区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山东北辛等发现一直被学术界公认为黄河流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这批最早开发陇原的先民发明了我国最早的彩陶，其上十余种彩绘符号比西安半坡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早1000多年，且有些符号基本一致，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破解，但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在同一时期编号为H398的近圆形灰坑中，发现一批碳化植物种子，经鉴定，属禾本科的黍。这是一项惊人的重要发现！它不仅在我国出土的同类标本中时代最早，并且与国际上时代最早的希腊出土标本年代相当。国际农史界通常认为中国黍源于外国，大地湾的发现纠正了这种谬误，确认了我国西北是黍的原产地之一，这是中国先民对人类的一大贡献。黍俗称糜谷，是西北地区至今仍然广泛种植的一种常见作物。原始先民经过多少代人的观察和实验，最先将陇西黄土高原上生长的野生黍培育成第一个农作物品种，从而奠定了大地湾是我国原始农业发源地的重要地位。
大地湾二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500—5900年。甘肃对仰韶文化的发掘始于大地湾，自此甘肃是否存在仰韶文化不再成为疑问。这里揭露出可称为“陇原第一村”的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呈扇形分布，周围以壕沟环绕，平面为向心式封闭格局，展现了神奇的原始生活画卷。这一期出土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彩陶，其中不乏艺术珍品，如成系列的情趣盎然的鱼纹盆，将造型、雕塑、彩绘艺术和谐的揉合在一起的人头瓶。这一期就其发掘面积、遗存涵盖内容、学术研究价值，均可与著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相提并论。
大地湾三期文化即仰韶文化中期，距今5900—5600年，彩陶艺术达到鼎盛阶段，生动活泼的线条、变化无穷的图案、造型与彩绘的完美结合，无不体现原始艺术大师们的精湛技艺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这一期发现的考古资料虽不如二期、四期丰富，但与泾渭流域同期考古发现相比则最为全面和系统。它的发现初步确立了甘肃仰韶文化中期的界定标准，拓展了仰韶文化中期的研究空间，对于解决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演变过程以及西北地区各史前文化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大地湾四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500—4900年。此时的聚落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迅速扩大到整个遗址，山坡中轴线分布着数座大型会堂式建筑，周围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其中以F901为代表的大型建筑占地420平方米，居住面为料疆石和沙石混凝而成的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既有主室和侧室，又有后室和门前附属建筑，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结构之复杂、工艺之精湛均为中国史前建筑所仅见。开创了中国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其类似现代的水泥地面与古罗马人用火山灰制成的水泥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混凝土。
这一期还发现白灰面上绘制的神秘古朴的地画，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绘画，这幅长约1.2米、宽约1.1米、保存基本完好的地画比此前最早单独作为绘画保存至今的长沙马王堆楚国帛画早2000多年，从而改写了中国美术史。甘肃史前文化在5000年前后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 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已成为当时清水河沿岸各部落的中心。这是我国目*考前**古发现中绝无仅有的聚落，面积大，范围广，可见当时聚居的人口众多，初步显示出了城镇化的迹象。四期遗存的发现为理解甘肃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奠定了基础，同时使我们认识到重新审视甘肃境内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关系的必要性。
大地湾五期文化即常山下层文化，距今4900—4800年。这是仰韶文化向齐家文化过渡性质的遗存。这类遗存在渭河流域是首次发现，在清水河沿岸和秦安县陆续发现一批同类遗址。它的发现对探讨该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齐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新鲜资料。此时大地湾的聚落面积更为扩大，此前的环壕已被突破，居住和活动的地域发展到今麻沟村西侧一带，面积在280万平方米左右。
2006年5月—2008年10月，甘肃省*物文**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和甘肃大地湾*物文**保护研究所联合对大地湾遗址多次发掘，发现了距今6万年至8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考古资料分析显示，对大地湾Dadiwan06探方的发掘，完整记录了石英打制技术制品、细石器技术制品、大地湾一期文化以及仰韶文化陶器制品等分别代表中国北方原始采集狩猎经济、先进采集狩猎经济、早期栽培经济与成熟农业经济的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反映了大地湾遗址距今6.0万年以来由采集狩猎经济逐步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持续人类活动历史。对研究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以及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简单地说，这是大地湾遗址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发现：
第一发现：距今6万年至今以大地湾为代表的清水河流域地区一直存在人类活动。
第二发现：首次阐释了中国北方从狩猎采集到粟作农业发展过程。
研究历史是为更好地理解当下，而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和影响程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譬如两万年前的一个偶然事件，到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使得中西文明出现重大差异。这个事件就是锅的发明。
从文明的起源看，中国人不仅首先发明了锅，而且比西方早10000多年，这使得中西文明在做饭方式上出现重大差异：中国的做饭是有锅式，主要依赖锅的蒸煮、煎炒；西方则是无锅的，主要是不依赖锅的烧烤。
同样是用小麦做主食，中国主要是做馒头、面条、包子、水饺，这些统统都需要锅。而西方则主要是做面包，是需要锅的，而是用火直接烤。也就是说，中国的基于小麦的主食，在加工方式上都是需要锅的，是有锅的，而西方的则是不需要锅的，是无锅的。
这饮水方式上，也是如此。初次到中国来的西方人，感到最新奇的现象之一，就是中国人对开水的钟情，甚至视开水为药物，感冒了要多喝开水。显然对中国人而言，开水和生水已经是两者根本不同的东西，在中原，尤其是 黄淮一带，甚至给开水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茶（音）。
茶（音）的出现远比茶叶的出现古老，更比茶字的出现古老。后出的茶叶，其命名借用了茶（音）。
实际上，中原口语中依然保留着“茶”音更原始的证据。在那里，真正的茶是开水，然后在开水中加什么就叫什么茶。譬如用开水煮 绿豆，叫绿豆茶；在开水中磕鸡蛋，*鸡叫**蛋茶；加糖叫糖茶；加面粉调料香油，叫油茶；加茶叶，叫茶叶茶，没错，是茶叶茶。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开水观、开水文化是起源于中原、黄淮一带，然后向四周传播，但是有些地方只引入了开水观，却没有引入将开水称茶的语言习惯。所以，至今有些地方并不将开水称茶，他们会认定茶字本源于茶叶，无法理解茶（音）本源于开水。
煮开水也是需要锅的，没有锅就不可能有开水，不可能喝开水，当然就没有开水文化，更不可能专门为开水取个独立的名字。
而最早的锅，并非金属做的，而是泥土做的，就是陶器。考古学已经证实，世界上最早的陶片在中国出土，时间是20000年前，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这意味着，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尝试用锅做饭了。
西方文明源于西亚的古两河，而这里的陶器出现的很晚，大约在9000年前，比中国晚11000年。
考古学的还证实，人类开始大规模人工种植粮食作物，是在10000年前，而且中国和西亚基本同期。这意味着，在学会耕种之前，即在农业出现之前，中国早就开始用锅做饭了，先学会的用锅做饭，后学会的耕种、农业。而对西方而言，在农业之前，他们是没有锅的，而只能以烧烤的方式去做饭，去加工食物。
按理说，即便是西方的锅出现在9000年前，也不晚了啊，9000年的时间难道不能学会用锅做饭吗？这就涉及到一个做饭习惯、文化习惯的问题。用现代学术语言，就是路径依赖问题。在锅在西方出现之前，他们的做饭方式和习惯早已养成和定型了，已经有好几千年了。
这是因为，在人类正式对粮食作物进行耕种之前的好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通过采集野生粮食的方式来食用了。现代人会想当然地将粮食和耕种、农业联系在一起，有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要吃粮食，就必须去耕种。这是不对的，人类最开始吃粮食时，是无需耕种、耕耘的，恰恰就是不劳而获的。
《周易》 无妄卦，的卦辞中有一句“不耕获”，其实就是对采集野生粮食的生活方式的记忆、记录，现代人无法理解了，就做出很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做饭是主要针对粮食的，既然在农业之前的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用粮食做饭了，这就意味着，在农业出现之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人类的做饭习惯和模式已经定型了：中国的是有锅模式，西方的是无锅模式。
实际上，锅在西方的出现，比农业还好晚，是在农业之后，在强大的习惯效应下，在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下，即便在陶器出现之后，在有了锅之后，他们依然用无锅的烧烤方式去做饭，依然将小麦烤成面包，而非设法去做馒头、面条。当然，他们也没有养成用锅烧开水的习惯。
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点。当陶器在西亚出现之后，其主要的用途并非是炊具，而是容器，而中国早期的陶器，则主要是炊具，其次才是容器。
事实上，陶器在中国被发明出来，可能就在加工食物的过程之中。最开始是用泥土捏成容器，晒干后，直接用来煮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经过高温后的陶化效应。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锅甚至不是陶器，而是没有陶化的泥器。
用泥土直接做容器的习惯，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在 豫东农村依然存在，至今在我家的老屋中依然还保留几个“泥囤子”，就是直接用泥做的小缸。
随着陶器的出现，当锅被发明之后，所改变的不仅仅是简单做饭方式，还有更广泛和更深层的东西。
最根本的是，大大扩大了当时的食谱，让本来不可食用的东西，通过蒸煮加工后，变得可以食用。当然也可以使原本难吃的东西变得好吃。另一方面，使得当时的卫生程度大大提升，因为通过蒸煮，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包括烧开水。实际上，这也直接导致医药业的出现，即中医中药的出现。
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做饭技术远早于农业的出现，医药技术也是。
现代人会相当然地认为，定居生活是农业出现之后才有，甚至将农业当成文明出现的前提。考古学证实，这是错误的。导致定居生活出现的，并非是农业，而是食物的充足，尤其是在一年之内都充足。农业当然可以保障食物的充足，但是食物的充足并不必然一定非农业不可，因为依赖采集野生粮食，也可以达到。注意，这里对农业的定义是耕种粮食。
这时，锅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如果没有锅，即便有了野生粮食，食物可能依然不太充足，这时就需要通过迁移来寻找更多的食物，此时定居生活依然无法出现。但是有了锅就不同了，因为它可以让原本不可以食用的变得可食，通过扩大可食范围来实现食物的总体充足，从而使得定居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野生粮食+锅，就可以实现食物充足，导致定居生活的出现。
粮食为何重要，因为它可以长期保存，使得人类的食物供给不受季节的影响。在当时储存条件下，粮食之外的所有食物，譬如动物的肉和水果，都无法长期保存，都无法长期地稳定地供给。
只有定居生活的出现，才能培育安全感、稳定感，然后出现社会和秩序的概念，进而思考和构造抽象的概念，发展出知识体系。
概而言之，定居生活，而非农业，才是文明出现的条件和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条件是人类最优越的，远比西亚和西方优越。因为中国境内不仅有两种野生粮食：南方的野生大米、北方的野生小米，而且又很早发明了锅。西亚只有一种野生粮食：野生小麦，而且在早期没有锅。
这意味着，人类的定居生活一定最先出现在中国，人类的文明也一定最先出现在中国。
那么中国之内，哪里的条件最好？答案是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因为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是野生大米和野生小米的交汇区，同时存在两种野生粮食！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出中国，中国文明出黄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