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个由武汉同济、北京协和、上海瑞金、长沙湘雅、成都华西、山东齐鲁等组成顶级医院“天团”集结于武汉，共同抗击疫情。这些常年活跃在“中国医院排行榜”前列的顶级医院，代表了中国医学的最高水平。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爷爷逝世于湖南长沙湘雅医院，让众人的眼光齐聚于湘雅医院，深刻缅怀袁爷爷之外，我们今天来探探湘雅医院的前世今生。
藉医传道
说起中国这些顶级医院，首先离不开宗教二字。早在1866年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在汉口建立仁济医院（武汉协和的前身）之前，他就在刚开埠的武汉设立礼拜堂来传教，但他碰到一个普遍问题：中国民众更渴望肉体的治愈，而非所谓的“灵魂的救赎”，于是教会办医院，就成了传教的唯一出路。教会医院刚开业的时候，大多数国人并不想“将身体交给洋鬼子宰割”。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生存比偏见更重要，加之传教士们免费施诊送药，死马当活马医，于是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谁知药到病除，信的人也就多了。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受医学传教士的诊治，其中不乏官员士绅等上层阶级。受惠的精英人士们会主动为基督教提供资助和保护，这奠定了许多地方传教事业基础。
在国家积贫积弱、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匮乏的时代，这些医院本是西方传教士在“藉医传道”过程中播下的种子，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的现代医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着“科学”+“慈善”双重属性的西医医院，则成了各界重点资助对象，它们逐渐吸引到了财力、科研、人才等资源的集中，一举成长为民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缘起雅礼
1901年，历史上著名的辛丑年，山河破碎的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10日，大洋彼岸耶鲁职工俱乐部里的壁炉旁，1898级毕业生劳伦斯·德士敦、查理士·维克与学校的斯匹尔长老、校方负责人安森·斯托克斯一起逐条复审Yale-in-China(在华耶鲁)的协会细则。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办这个耶鲁协会（The Yale-In-China Association）的目的呢，是到中国办医院和学校，他们从中国经典著作《论语》中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中挑出“雅”与“礼”来取代“耶鲁”，正式命名为“雅礼协会”。耶鲁（Yale）与雅礼谐音，取得非常妙，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的美国人还真是有文化。
雅礼协会总部
1903年初雅礼协会派人到中国经过反复考察调研，最终决定选择长沙兴医办学，为什么选择长沙呢，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沿海一些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已相继有教会学校，而华中地区却是空白。湖南华中腹地，自湘军崛起，湖南军政要人大多不约而同投身洋务派，率先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技文化，这种风气被认为是办学的优良土壤。
地方选好了，那得选谁来主持工作呢？他们想到了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美国医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爱德华·胡美（E·H·Hume）博士。胡美本名爱德华·休姆（E·H·Hume），189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01年，又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03年至1905年间，他在美国公共卫生局派遣下赴印度从事鼠疫防疫工作。
湘雅医院创始人胡美博士
胡美父亲和祖父均在印度工作多年，且父亲正任印度某中学校长，一开始他挺纠结要不要来人生地不熟且毫无根基的长沙发展。雅礼会便跟休姆承诺让他在湘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待时机成熟时还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办医办学的计划让他心动了，为此行他还学习了一年汉语。1905年夏，年仅29岁的胡美医师带着妻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古城长沙，开始了他崭新的事业。
胡美到达长沙后，聘请了一位会英语的教书先生杨熙少做他的中文老师。1906年夏天，他和杨先生来到江西庐山的牯岭，专门研习湖南风土人情和学习中文。之后，他不仅学会了中文，而且还讲得一口地道的长沙话，并在《百家姓》中挑选“胡”字为姓，取名“美”。
而然在长沙办医院却不容易，因为湖南巡抚已贴出告示：“不准任何人将长沙一寸土地卖给外国人”。胡美便托人以“刘先生”的名义，买下了西牌楼罗氏的“中央旅馆”。装饰一番后， 1906年11月，雅礼（Yale）医院正式开业了，胡美任院长。谁也不曾想到，这个 “雅礼”日后会发展成为湖南第一所现代西医医院，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6年！
摊子是支起来了，但无人光顾。面对简单的设施，少有人进门看病的窘境，胡美用一句长沙话“草鞋冇样，边打边像”来安慰自己。西医想在一个拥有中医中药四千多年历史的国度，赢得一席之地是非常艰难的。面对上世纪初守旧的湖南人对西医的偏见，胡美一时很难找到治疗的对象，不光是因为西医迥异于中医的治疗方式，还有胡美本人那隆鼻深目的白种人相貌，都是他被病人接受的障碍。于是他专门寻找无钱治病的穷苦人，希望这些命贱如蚁的人们能够有勇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洋鬼子”摆弄，可就连他们也大都情愿忍受疾病的折磨，而不肯冒被洋人“宰割”的风险。
胡美博士与他的同事在雅礼医院进行第一例外科手术
胡美不得已，到街上去求，去拉。据说他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这样从街上拉来的。那是一个患“疖毒”的乞丐。这个乞丐当时觉得自己本是活得生不如死的人，挨上这洋鬼子一刀又有何妨？于是，胡美在湖南的首例手术，就在他那简陋的医院里开始进行，一张门板就是临时的手术台。胡美为乞丐切开脓疮，排脓消毒，上药包扎，最后，乞丐头上包着纱布，用自己的双脚走了出来。此时手术室外也挤满了人，这些吃瓜群众正等着坐实洋人以治病为名残害国人的罪行。后来，乞丐头上的疖毒结痂脱落，毫无疑问地痊愈了。在半信半疑之间，终于有些胆大的人开始避开别人的视线，悄悄溜进了雅礼医院。人们总算认识了西医的价值，雅礼医院也渐渐地打开了局面。
开办之初，医生也不敢收重症病人，怕患者死在医院。一次，一个农民的孩子因枪伤病危，胡美应家属之求大胆收治，不料几个钟头之后孩子还是去了。这可是死在外国医生手下的第一个湖南人啊。当时医院上下都很紧张。做好了各种不测准备。医院还给孩子买了一口上好棺材。没想到，孩子的父亲来到医院，三次跪谢胡美。这位穿着棉蓝长袍的李姓农民含悲说道：圣人孔子讲，四海皆兄弟。先生，我来感谢你。
“从那天开始，我们不再害怕死亡。城里的人们，也终于愿意把危重病人送到我们这儿来了”——胡美非常感念湖南人民的大度，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次难得的“医患关系”。
胡美在这所医院里创造了湖南西医史的许多“第一”，如收治了第一位住院病人；收治了第一例外科病人——大腿受枪伤的绿林好汉；收治了第一位女外科病人；收治了第一位女性不孕症患者；收治了第一例肿瘤病人——一位参加过中法战争的中国士兵……当然，他也于1907年“收”到了第一封感谢信——登在报纸上的。
1908年3月24日，雅礼医院补办了一个小小的开业仪式，此时的雅礼医院增加了一位中国医生，并开设了14张病床。许多人送去锦旗、鱼肉鸡鸭，燃放鞭炮。他们都是在这里治好了病的人。巡抚衙门的态度也变，居然有官员前来祝贺。这标志着西医在湖南立住了足。
湘雅肇建
1910年，从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颜福庆博士，受雅礼协会邀请，回国来到了雅礼医院，从此，胡美主持内科，颜福庆主持外科兼公共卫生，颇有生机。颜的到来，给了胡美以极大鼓舞和支持，他俩不仅在医学业务上互补，更重要的是方便于打通与社会各界的交流渠道。为了完善医疗体制，必须建立培养专门的看护学者，1911年11月5日，在雅礼医院开办了湖南省第一所护士学校，现湘雅护理学院前身——雅礼护病学校，并由美国护士妮娜·盖治担任了第一任校长。它招收了女生入校学习护理，这在当年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
1913年，时任湖南省长、督军的谭延闿的母亲患病高烧不退，中药吃尽，名医看遍，还是在“痨病没有治”的阴影下绝望着。有人建议请洋医生来试试。胡美当即与颜福庆到了谭府，听诊、量体温、询问病史，确诊为谭母患了大叶性肺炎，并且此病体温上升期已近尾声。于是开了些普通的消炎退烧药，嘱病人静卧多饮水而已。谭家半信半疑，以为西医不过如此，只好准备后事了。没想到第二天起，谭母病情即大大缓解，接着不几日就痊愈了。谭延闿大喜过望，视胡、颜为神医，问“如此先进之医术，何不引进中国来培育年青一代呢”？这当然正是胡、颜日夜所思之事。从此3人结为莫逆之交，筹划起创办医学教育之事来。
1913年北京，当时参加湘雅谈判的胡美（右二）、颜福庆（右一）及政府官员们
1913年7月，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签订草约，决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且由湖南省政府支付银元20万作为开办费，之后每年支付经费5万，并由双方共同购土地70多亩，建新校舍于北门外麻园岭。然而，谭延闿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将联合办学的计划上报北洋政府国务院备案时，却被北洋政府以“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案无先例”的理由，电令取消合同。谭延闿一方面组织人马四处游说，另一方面又联络35名在京任职的湘籍要员及社会名流，发起组成“湖南育群学会”，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与美国雅礼会合作，这才绕开了北洋政府电令禁止的障碍。为建校，谭延闿自己还带头捐出了一万元银洋。
颜福庆
因湖南简称“湘”，雅可作美国雅礼会的简称，故以“湘雅”二字命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最初设于长沙西城潮宗街。1914年9月首批预科学生18名正式开课。在这第一批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的张孝骞；著名医学微生物学家，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生产了中国自己的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和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的汤非凡等。同年12月8月，在潮宗街举行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颜福庆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兼湘雅医院院长。
至此，雅礼的几个实体，医院、医学院、学堂均已成立，而西牌楼拥挤不堪的校舍已无发展余地。当时长沙城北麻园岭一带有许多菜地、坟墓、臭水沟，但因是大片空地、相对安静，被选作了新的医院、医学院、护士学校和学堂（包括大学堂和中学堂）的校址，这片区域被统称为雅礼大学。
1915年2月，雅礼医院正式更名为湘雅医院。10月18日扩建，当时的省府拨款20万元，两名美国雅礼会员捐款38.5万美金，长沙本地人士捐款4.1万元。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1877-1954年）设计医院大楼，建成三层及附属建筑，由时任湖南省主席谭延闿亲笔提写“湘雅医院”院名。
1917年，湘雅医院大楼建成，为当时中国最漂亮的医院，也是现今国内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最具特色的现代医院建筑，现已列为湖南省重点*物文**保护单位。新建的医院有房屋300余间，可容120张病床，是当时中国最漂亮、中南地区建筑物中最好的医院，人称“红楼”。金色琉璃瓦，红白相间群墙，掩映在江南郁郁苍苍的绿色中。这座融合了东西方韵律的湘雅红楼，犹如镶嵌于古城中的一幅至美的画。当年的老人这样回忆：绵绵湘水绕城而过，船家由北沿江而上，看到湘雅医院的这栋红楼，便知是到了长沙。
胡美和雅礼会的梦想，在他到达长沙八年之后，始得成为现实。胡美随即携妻子洛塔返回美国，向耶鲁校友哈克尼斯寻求经济支持。胡美得到了哈克尼斯的大力支持，可当胡美带着从美国购置的最新设备回到长沙时，他的朋友谭延闿却已经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大总统袁世凯勒令入京待罪，甚至判了四年徒刑，只是后来在别人的担保下，才放他去了上海。湖南主政的已换成北洋系的新省督汤芗铭了。不久，袁世凯称帝引起护国战争，程潜的*队军**进入湘南，逼近长沙。被袁世凯授为“靖武将军”的汤芗铭，迫不得已背弃了主子，也宣布了湖南独立，脱离袁皇帝的控制。汤芗铭督湘仅一年有余，却杀掉了一万七千多人，与湖南人结怨甚深，他知道在此站不住脚了，乃匆匆逃离，谭延闿得以短暂地回湘主政。但他也好景不长，接着又被段祺瑞的内弟傅良佐取代。之后又爆发直皖战争，湖南落到张敬尧的手里……
湘雅就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中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到 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湘雅已初步实现了胡美的理想：在教学和实验上尽可能接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的标准，有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课时，良好的临床基地，并且完全用英语教学等等。首批招收的学生，此时也已毕业，因标准很高，淘汰率亦高，但也培养出了如张孝骞先生这样日后成就卓著的医学专家。这一年医学专科学校的各个年级都已经满员，可实际上一共不到五十名学生，而这些人都是日后中国开展现代医学的火种。
革命狂飙
乘五四之机，湖南发动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驱张（敬尧）”运动，其中湘雅学生也积极参与。这件事与毛润之先生颇有关系。他此时已经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正式职业是小学教师，但他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办《湘江评论》鼓吹革命上。在《湘江评论》被张敬尧的省政府查封之后，他又成了湘雅学生主办的《新湖南》的主要撰稿人和特约编辑之一。因为他的激进言论，《新湖南》也很快就被查封了。毛润之与湘雅的学生领袖李振翩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组织了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愿请**的代表团，他们*愿请**的目的是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李振翩后来也是湘雅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医生之一，他去了美国深造，成为一名病毒学专家。而他更为世人所知的业绩，则是因为他与毛润之先生的旧交，牵线搭桥，对中美恢复正式邦交所作出的贡献。
1920 年，张敬尧终于离开了湖南，当然并不是被学生们的*愿请**所赶走的，而是被胡美的老朋友谭延闿和他的部下赵恒惕用*力武**驱逐的。谭、赵利用了直皖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之下，将属于段祺瑞皖系的张敬尧打跑了。胡美对于谭延闿回湘主政，当然是额手称庆的。但很快内讧又起，谭延闿被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赵恒惕逼走了，赵成了湖南新的主宰者。赵恒惕争的是权力，却自称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他要搞“湘省自治”，要颁布中国的第一部省自治宪法。他既不愿臣服于北洋政府，也不愿作广州孙中山的附庸，他想成为全中国“联省自治”的旗帜。这样的人，自然会认真维持与美国雅礼会的合约，因为办好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科大学，是让他脸上十分光彩的事情。
赵恒锡
胡美、颜福庆与湘雅，托赵恒惕之庇护，顺利工作到了1926年的夏季，其间只是在1924年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十年约满时，经北京政府核准重新续约了十年。而在1925年，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案惨**”，于是医学再次受到政治的冲击。5月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开枪毙伤数十名*威示**的工人和学生，*共中**迅速组织了上海全市的*工罢**、*市罢**、*课罢**，一时风潮影响到湖南，激进的学生们立刻行动起来。湘雅的学生也在6月初*课罢**两天，作为响应。中国的政治风波，胡美已经是见惯不惊。可他此时绝没想到，远在上海发生的事件，会直接诱发后来让他不能继续在湖南立足的北伐战争。
1926年7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宣布加入北伐军的阵营，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与省长赵恒惕的*队军**展开了激战。长沙城内人心浮动，省会长沙的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表决以何种行动声援北伐。表决的结果，除了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代表外，竟一致同意应擒贼擒王，处罚洋人就要惩治其中的要人，洋人中声望越高的则应惩办越重。根据这一精神，学生联合会当场决定，长沙的头号惩治对象是湘雅医院的院长胡美！要连夜将他抓住，在黎明时分枪决！
幸亏得知消息的湘雅学生中，有他的同事颜福庆的女儿，她及时通知了胡美。大惊失色的胡美赶快去找颜福庆，连夜召集学校各系主任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对的方法。胡美亲自给省长赵恒惕打电话请求保护，赵立即派出*队军**将湘雅的所有外籍教师、医生置于严密的保护之下。他还将学生的家长们请到学校来，劝说学生们放弃*攻围**湘雅捉拿外籍人士的计划。这才将事态暂时控制住。但赵恒惕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很快唐生智就兵临城下了。胡美和湘雅董事会人心惶惶，董事会在最后时刻议决，所有的外籍人士撤离长沙，将湘雅的一应事务交由颜福庆等中方人士管理。赵恒惕在被唐生智赶出湖南之前，派出一百名武装士兵，护送胡美等美国人乘火车到武汉，总算脱离了险境。之后胡美他们辗转返回美国，后任纽约医学研究学校与医院（New York Post-Graduate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主管、执行副院长。而赵恒惕下野逃亡，连颜福庆都不敢在被北伐军占领的长沙久留，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然后又回到故乡上海，创办了上海医学院。
此后湘雅停办了两年多，直到1929年才重新恢复招生，那时的湖南省省长变成了何键，而湘雅的院长已经是由首届毕业生张孝骞来担任了。胡美走了，湘雅还在。雅礼会为在湖南传教而来，却种瓜得豆，为这块原不知西医为何物的土地留下了现代医学的薪传火种。
1934年，胡美离开中国八年后第一次重访长沙，这时他已经是雅礼协会理事会主席。他亲眼目睹了由他亲手创建的湘雅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也感慨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回国后，胡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著写了自传性著作《道一风同》。英文名叫《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此后国内有多次中译本出版。他还参与创办了海外基督教医务理事会（Christian Medical Council for Overseas Work）并于1938年至1946年间担任秘书。
让胡美想不到的是，此后湘雅医学院还要经历更多劫难：比如抗日战争中湘雅西迁贵阳、重庆坚持教学，直至1945年光复后才重归故地，却已经是房舍破败，设备全毁，只得从头再来；又比如“*革文**”中某派据校园武装抵抗，与*攻围**的对立派枪战加高音喇叭广播战经月不息，哪里还谈得上正常的教学与实验？但胡美始终坚信，自己留下的这微弱火种的传续，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注定再也不会熄灭。
1957年，胡美逝世。医者仁心。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湖南医学院的校史中，才逐渐恢复了对胡美和雅礼会的正面评述。
脱胎于教会，参与过新旧主义思潮的大辩论，走过战争岁月的坎坷，经历过文化大运动的洗礼，并投身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在一百年的近现代史中，湘雅最终成长印着中国烙印的顶级现代医院，承担着无数老百姓的医疗需求。“北有协和，南有湘雅”，如今湘雅成为湖南人的骄傲，是湖南人在疾病缠身时的救星。
无论是在前所未有的老龄化进程中，还是在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里，中国顶级医院和它们背后的公立医疗体系，始终是民众最坚实的后盾。它们是守护中国老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门，同时也是阻挡死神的最后一道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