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1830年，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震惊了整个朝廷。
说的是一天，晋昌人邢杰心生邪念，企图对儿媳妇吴氏施行不轨，却没想到遭到吴氏激烈的反抗。在这场斗争中，吴氏不仅成功逃脱了魔爪，还让那老色鬼公公失去了嘴唇皮。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邢杰竟然将吴氏告上了官府，声称她伤害尊长，触犯了不孝之罪。晋昌的地方官在初审时，竟然判处了吴氏死罪。这一判决，无疑是对正义的极大*渎亵**，让人不禁质疑，这究竟是法律的公正，还是权力的滥用？
按照清朝的法律，死刑案件需要经过中央三司复审。而这类刑事案件，三司往往会选择回避，直接上交皇帝进行终审。嘉庆皇帝看到这个明显违背人情的判决后，他的思路打开，和晋昌地方官完全不一样。
嘉庆认为，邢杰蔑视人伦，欲强奸儿媳妇，他们之间的翁媳之义已经断绝，所以不能按照儿媳妇伤害公公的律法治吴氏的罪。况且，吴氏是在突然遭遇公公的*暴强**时，情急之下才咬落公公唇皮，她的行为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和无缘无故冒犯伤害长辈的人性质不一样。
经过皇帝干涉，朝廷最后判吴氏无罪，邢杰照例流放到乌什叶尔羌等偏远地区为奴。这一判决，无疑是对正义的伸张，也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一次深刻的反思。
其实在当今的我们看起来非常离谱的事情，在中国旧社会一直都有，而且普遍存在。
在中国汉族传统文化中，扒灰，一直都是被允许的，在古代父权制下。儿子和儿媳都是他的私有财产。
红楼梦里的秦可卿就和公公是这种关系。 杨贵妃和李隆基，也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体现。
古代孝比天大，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儿子依靠父辈传授种植经验技术吃饭。想要有活路，有继承权，就必须要孝顺父权，听父亲话。
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清朝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它强调尊卑有序，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另一方面，它也试图保护弱者，维护基本的人伦道德。这种矛盾，正是封建社会法制的真实写照。
这个案例也让我们看到了皇权对于法律的影响。当地方官的判决显然违背了基本的人情和道德时，皇帝可以通过干涉，改变原本的判决。 这种皇权与法律的关系，既是皇权的体现，也是法律制度的一种补充。
它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局限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这是一段历史，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审视现在，思考未来。
故事出自《 久旷大仪》，以下是原文：
清道光十年（1830）安徽巡抚邓廷桢上奏所说：“名分名节，既难两全；而被奸拒奸，总有一失。人生不幸，莫此为甚！”清嘉庆十七年（1812），伊犁将军晋昌奏，有男子邢杰试图强奸儿媳邢吴氏未成，被邢吴氏咬落唇皮，晋昌依照卑幼伤害尊长之例将邢吴氏拟斩。嘉庆皇帝为此发布上谕，认为此案是邢杰蔑弃伦常，进行强奸之时，“翁媳之义已绝”，邢吴氏身为妇女，突然遭到*暴强**，情急之下，咬掉公公的唇皮，“与无故干犯尊长者迥别”。改判“邢吴氏照律勿论，免治其罪，邢杰照例调发乌什叶尔羌等处为奴”。这实质上是恢复了双向性伦理：如果尊长先行背弃了自己应守的道德，国家也将放弃对他所居地位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