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张贤亮的《绿化树》在反思文学中
扮演了“启蒙”的角色？
张贤亮也是反对给新时期发端之初风起云涌、相互迭代的各类文*潮学**流贴标签的，包括反对给“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划线。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伤痕文学’也有人叫‘反思文学’，实际上不必要附加这样的标签，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一段什么样的痛苦时期，它不一定是伤痕，也不一定是反思……。”不过，他同时又不无得意地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人物，我是启蒙作家之一。”与胡适在日记里自封新文化运动先驱时的字斟句酌、措辞委婉颇不一样，张贤亮在多年以后单刀直入、毫不谦让地给自己追认了“启蒙者”的身份和殊荣。说白了，“伤痕”“反思”都不是他想要的标签，因为其格调不够上乘。“启蒙者”才是他心仪的名谓，因为这才是先知、精英和高端、华贵的标帜。
张贤亮的自豪、自信当然并非没有道理。真正能将“反思文学”提升到“启蒙”高度的作家凤毛麟角，而张贤亮确是其中翘楚。甚至可以再说得绝对一点：仅凭薄薄一册《绿化树》，张贤亮也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
1.1
绿化树的得失
黄子平最早指出，《绿化树》“对苦难的‘神圣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是一种偏失。虽然没有明说，但可以看得出，黄子平显然认为《绿化树》的偏失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偏失。对于这样的偏失，黄子平颇有微词。然而，作为与张贤亮同侪的李泽厚则持论相反。李泽厚认为，“张贤亮的《绿化树》呈现了这一思想史的真实”。一般而言，人在接受将“他者”进行圣化的同时，也必接受了取消自我和主体性，进入宗教式的对于原罪的忏悔，以及对于受难、牺牲的安之若素甚至顶礼膜拜。显然，有某种“代际”伦理发挥了作用，使对“歌颂”“忏悔”的历史评价发生了分歧：晚生代（黄子平）认为《绿化树》传达了一种谬误的历史意识（这时候，他显然给《绿化树》植入了“文学”之外的维度），而同代人（李泽厚）则认为《绿化树》反映了一种可靠的历史真实（这时候，他显然也不只是把《绿化树》当成“文学”）。两代学者对《绿化树》的批评都大大地溢出了“文学”的边界，分别给出了思想史视野中的阅读判语，而这又恰恰是他们在分歧之外的一处共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绿化树》当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份重要的思想档案。毫无疑问，作为“思想档案”的《绿化树》，其“思想性”在整个“反思文学”的潮流中是领先和超拔的，是具备足够的理性深度，并能为历史反思提供内涵丰富的思想依据的。不用说，这也是张贤亮敢于自夸、自命“启蒙者”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不妨先给出我的结论。首先，我认为，张贤亮在同时代的反思文学作家中是拔群出众的，他的文学功力与他的思辨水平相互砥砺、相互激发，使包括《绿化树》在内的系列作品于彼一时代卓尔不凡。他和章永璘一道成为了文学史地图上的醒目路标。其次，我倾向于接受李泽厚所谓“思想史的真实”的评价，而他只差一步，就能依凭《绿化树》点石成金、一语破的地阐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当然，无论李泽厚是否豁开了那个命题，《绿化树》作为蓄有这一重大思想史命题的文学文本，照样可以毫无愧色地居于“启蒙”的尊享之地。
1.2
绿化树简介
《绿化树》开篇，因言获罪的“*派右**分子”章永璘刚刚解除了劳改身份，来到邻近的农场落户。在这里，他遭遇了马缨花。时值1961年，中国尚在饥馑之年，章永璘刚满25岁，此前他已在狱中度过了物质和精神皆极端贫乏的四年，他后来心心念念用于“自我超越”的《资本论》此时也不过是刚刚启读而已。推算起来，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他14岁，大约初中学历，青春期，乍识风情，偷尝初吻（《初吻》）。尽管他有一个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一个吴荪甫式的父亲，有一个显达煊赫的贵族家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从14岁到21岁（1957年）入狱前的这七年间，他所受的教育不致逸出新中国制定的基础教育体系与知识水平，至少不致逸出太远。如果考虑到这个小说的“自叙传”性质，结合张贤亮的“本事”，那么，章永璘当于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之后的两年里，先农民而教员，紧接着锒铛入狱。显然，他没有上过大学（无论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以今天的学历标准而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颇可存疑。然而，尽管如此，青年章永璘的阅读涉略和他的博闻强记仍然是惊人的，令人咋舌的。
刚二十出头的章永璘，实在已是一个货真价实、含金量奇高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成品，他发达的知识体系和收放自如的知识修为，实可令时下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文科生自叹弗如、自惭形秽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章永璘以14岁之*齿幼**即依凭家世大体完成了他后来展露的发达知识体系的搭建，否则，如此优质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在。依小说所录，他熟悉的外国诗人和作家包括普希金、聂鲁达、契诃夫、安徒生、莱蒙托夫、但丁、歌德、拜伦、贺拉斯、惠特曼等，或许还可以算上在“题记”里郑重写下的阿·托尔斯泰。每每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之际他能满篇整段随口吟诵的诗句或援引文学聊以自况的人事、物件、情境，来自《叶甫根尼·奥涅金》《神曲》《浮士德》《草叶集》《脖子上的安娜》以及阿拉伯的《天方夜谭》、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等等。当然，他的修养谱牒里也少不了唐诗宋词，少不了李白、崔颢、韩愈、卢纶、杜牧、柳永以及《红楼梦》。他在“美国饭店”的昏黄灯光下给马缨花讲述的蒙学故事有《丑小鸭》《灰姑娘》《海的女儿》以及来自《聊斋志异》的《青凤》《聂小倩》；芳汀、玛格丽特、艾丝美哈尔达、安娜等一些相对普及的文学人物（都是风尘女子）他自然是可以脱口而出的，“拉撒路”这样相对偏门的《圣经》人物，“佛教密宗里的毗那夜迦”，他也是信手拈来。他看过卓别林的《淘金记》以及《碧血黄沙》这样的好莱坞电影，他熟悉威尔第的《安魂曲》（“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熟悉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以及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也熟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令人头晕的舞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位1971年离世的美国爵士乐手显然在中国远非广为人知）。他能煞有介事地用简谱迅速记下他不期而遇的当地民谣（“信天游”“爬山调”或“花儿”），头头是道地摆弄一下乐理予以鞭辟入里的美学品鉴，以显示他的音乐素养并非泛泛，当然，他也没忘记用几乎同样的方式炫示了一下他对贝多芬的熟稔。他懂得用“巴比伦”这样别致的“历史概念”来形容“美国饭店”。他知道“从中亚细亚迁徙过来的撒马尔罕人”。一些乡俗、方言、地理、水文、植被、菽麦、五谷、四时、稼穑的知识，他修火炉修土炕时的“运筹学”以及相关的热学原理和技术知识，他无法说与马缨花分享的“文学概论”，也都看似无心插柳般地缀于叙述的各处缝隙，像从指缝不断漏下的钻石微粒。最后，哲学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庄子的《逍遥游》依次出现，更不用说贯穿始终的马克思和《资本论》了。
毫无疑问，如果章永璘发达的知识体系不是由于张贤亮记忆恍惚从而率性地穿越年代之隔予以追加，那么，至少说明，章永璘是一个被刻意而倾力打造出来的具有高度“修辞性”的知识分子形象。
1.3
小结
章永璘这位超群轶类的优质青年，这位知识精英的典范，尽管刚刚解除劳改且尚未摘脱“*派右**”帽子，但苏轼所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致正可以贴切地用来形容彼时的他。所以，只是一个照面，马缨花就爱上了他。海喜喜在与章永璘的性竞争中败下阵来，海喜喜还一直以为自己输在不够年轻（“唉！女子爱的是年轻人！”），其实大谬。能让马缨花倾心的是“念书人”，是“红袖添香”的性别想象，因为在她的潜意识深处，“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然而，历史已置身“现代”，她基于传统定式的性别幻想已然漫漶，已被“现代”重新规定。恰恰因为诸多“知识”和“修养”的重重加身，在“现代”知识分子章永璘看来，马缨花“虽然美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和她之间有着“不可能拉齐的差距”：“我和她在文化素养上的差距是不可能弥补的！”要弥补这“差距”的难度，某种程度上讲，远远超过跨越阶级或政治身份的鸿沟。章永璘没有明说的是，这“差距”其实是知识者的优越感。这“差距”、这“优越感”，不仅是缠绕在章永璘这一代、这一类知识分子心头的历史性困惑，也是促成他或他们通过内省、思辨摆脱精神困局、实现“自我超越”的动力。
或许，对《绿化树》的研析，就应当将这“差距”“优越感”本身列为焦点，而不是急着给章永璘下达“虚伪”的道德判断、“两面性”的政治解读。因为，这“差距”“优越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硬核，一个难以驯服的利比多，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使得《绿化树》的叙述呈现了“思想史的真实”，并使这部作品迈入真正的“反思”之境。
作者：王侃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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