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像《红菱艳》这样的单恋电影，或*理片伦**如玛格·芳登系列，因为没有一个舞者写回忆录，因此，舞蹈世界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还是个高雅的迷题。最近《纽约书评》上发表了罗伯特·奥尔特曼的评论《合伙人》，文中坚持反对舞者的罗曼蒂克的方式，人们不会把他们看作飞蛾，心醉神迷地死于艺术的火焰，更多的人像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埋头苦干。的确，没有鲜血浸染的芭蕾舞鞋就没有饱受煎熬的舞步。但这话未必正确，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琴吉·罗杰斯，她用沾满鲜血的鞋子掂起脚尖，扫尽凡尘，或就此而言，"小美人鱼"的双脚像踩在刀刃上，她为爱而舞。作者是个舞者，主张付出。离开练习芭蕾舞的扶手需要自律，充满了痛苦，这样我们才可能继续像蜻蜓一样呆头呆脑地看着舞魂，正如她所说："似乎是一群乖巧的、色彩斑斓的鸟儿在跳舞，简洁流畅的舞蹈使人远离愁绪。"
在阿尔玛·基杰尔摩普里耶多去古巴之前，她在纽约跳舞，贫困潦倒，经常挨饿。这首波希米亚歌曲听起来从未曾如此优美浪漫。人们唯有慷慨分享天长地久的友谊，这种精神使曲子增色不少。在俄国茶室，他们只点了杯鸡尾酒，整整一晚坐一起；他们告诉对方诸如此类的发现"一大盘面条，加上各色蔬菜和鸡肉！卖九十九美分！令人无法置信！"
在古巴，她却是个真正的朋友，因为在古巴，西方人只在理想的季节才去那里。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读报纸，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书末表现得很有后见之明和洞察力。但同时，我们和她一样摇摆不定，不知所云。
例如，人们希望她教授舞蹈，因为*产党共**员批判资本主义的虚荣，因而不必非要使用镜子不可。是谁说的？是谁利用这种交谈？有一群女人固守己见，顽固不化，使共产主义从华沙痛苦到海参葳，她的老板是其中之一，除了这个难能可贵的人，每个人都在躲避她。观念是损失的真正原因，但这个观念却在一步之外，与虚荣无关。菲德尔·卡斯特罗坚持要个宫殿，用于存放艺术品和跳舞，就像后来独裁者们觉得为了声望他们必须拥有航空公司一样，但是他对艺术品感觉麻木，缺乏尊敬，因此资金供应不足。没钱买镜子，没钱搞音乐。
这是个关于艺术家、诗人、舞者、建筑师的故事，他们感觉困惑，总是存在冲突，他们试图保持自认为重要的活力，但这活力不要说危险，却很令人怀疑。现在我们一遍一遍地听着这个熟悉的故事，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故事是全新的。阿尔玛极力*制抵**劝诫，如"不间断的战斗摧毁了革命，除了死亡，战斗没有其他目的，除非达到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切·格瓦拉）。她怀疑制糖工人遭遇残忍的磨难，像在他们以前的主人手下工作一样糟糕。
人们辩解说："只有在最复杂的革命意识的基础上，一个自由人才能想奴隶的工作。"（菲德尔·卡斯特罗）请留心，痛苦是她在纽约时的主题，而她坚持使之持续下去。盛怒之下，玛莎·葛莱姆掐了下一个犯错的舞者，说疼痛是跳舞所必须的。我们的作者说："我想，在她的一生中，在那个舞台上，她想要确保我们感受痛苦，以此来促使培训成功。"有个睿智的朋友说她天赋异禀，特别能吃苦；她写信给朋友，信中却不是那个意思，她朋友开始感觉"资本主义已经把我变成畸形了"。
像很多人那样，她储备的常识与*产党共**言论相悖，但她还是义无返顾地喜欢上了共产主义，部分原因是她正在见识真正的贫困、实实在在的痛苦、乡村的艰难、工人们的困顿生活。我想，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在我们天性中想要牺牲、承担痛苦、面对死亡的倾向是根深蒂固的，而我们还没有开始理解这种倾向。她也喜欢菲德尔，更别说"真正的游击革命"了。她赞同切·格瓦拉的名言，生命要有意义，要为人类幸福而献身，必要时刻把死亡提前。
在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人们爱上了他们的领袖——这也有黑暗的根源。众多艺术家热血沸腾又满心疑惑、诸多不满，他们接受革命又向革命投降，现在人们很容易嘲笑他们的投降。她真真切切地憎恨革命虚假的魅力，同时也真真切切地相信它。这个年轻女人，还不到二十一岁，热衷于教学，教材不足，培训学生亦欠妥当，在不学无术的官员的驱使下，依傍同样脆弱的灵魂，他们的友谊支撑着她；意气消沉中，她最后崩溃了。
我们最好想一下，这些音乐比委内瑞拉国家艺术馆的建筑更为错综复杂，现在被大家当作杰作的东西正在衰败，丛林音乐对它们产生了威胁。而菲德尔懒得这样去想了。作者是这样评价她自己的："那个时候，根本没人过问我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自己是否懂得我的人生不仅非同凡响，亦是真切实在的——这样的生活并非偶然出现的，而是通过努力逐渐累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