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以写“史”的方式，记下村庄人的命运和尊严。——题记

登到村子后山的燕和家人

村庄

年轻人都出去了，村庄里长年四季静悄悄的，只剩下老人、孩子和狗。

随处可见的“半拉子”楼房前，百无聊赖玩着手机游戏的少年。

1、一九九二年的逃离

时间转眼就要跨进崭新的一九九零年代。然而，这年冬天，一场流血事件，打破了村庄的平静。

起因是这样的，就在前一年，村里的友财叔公终于结束了几十年寄人篱下的下放生活，重新由大山返回村庄。族人们帮着匀了一些稻田，又转让了点边边角角的宅基地，一家人重新做起了新屋，眼看着就算安顿了下来。

回村后，友财一家在屋前屋后开了点荒地，种了些丝瓜苦瓜的。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养有鸡鸭，这天，有鸡鸭蹿到地里，吃了友财家的丝瓜藤。

儿子启福这年刚好22岁，正是血气方刚。见鸡鸭吃了自家菜地，便高声骂道：“谁家有种再放鸡来，就放农药！”

骂声传到鸡主人家里，主人家的儿子后盛时年16岁，也是年少气盛，当即回应道，“有本事你就放啊！”

第二天，后盛家鸡鸭果然再度来袭，启福气急败坏之下，抓了一把米，扮点甲胺磷（农药），撒在地里，结果鸡鸭倒了一片。

好端端一群鸡鸭，就这样活活被启富给毒死了，后盛哪里咽得下这口气，说话间，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扬言要捉启福家的鸡“以命抵命”。这一头，启福早有准备，刚好下田回来，扛把锄头到家，把拖鞋换下，又穿好解放鞋，口中嚷道：“谁有本事就过来！”。

冤家相见，分外眼红。后盛那时师范刚毕业，在乡中教书，穿个白衬衫，一把冲将上来。早已防备的启福拿起锄头，对着来者额角便是狠劲一挖，霎时间，鲜血刷地涌将出来，一件白衬衫上，血污满身。

我大舅子老兴那年刚好13岁，在家门口目睹这个场面，日后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当时吓傻了，只看到后盛身满身是血，于是大声嚷嚷道，‘不得了了，打出人命了，打出人命了！’”

一时间，吵闹声，喊打声，响作一片。慌乱中，启福扔下锄头直往外逃蹿，身后的后盛则捂着满面鲜血，直追过来。

启福日后回忆说：“我慌乱中躲进一户人家。这时有一个‘好人’塞把镰刀给我，又指使我说，‘他们谁冲进来，你见人就砍啊。’”

就在你追我赶中，后盛家人、还有村干部等，都闻声赶将过来，一场恶斗，总算被及时制止。

事件调解了一个多月时间，过程颇为曲折。

启福因打人，被派出所认定，要赔偿对方医药费270元。然而，调解过程中，又起了波折。启福说：“那时我也不懂法，满以为自己要坐牢，嘴巴却硬，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又说：“我一辈子，就服岭上老头。”

启福口中的“岭上老头”，指的是村里的奉淳大伯，住在村后山岭上。这一天，由启福提了一瓶谷酒，又倒点泡茶的黄豆、芝麻作下酒菜，请了奉淳伯出来主持调解。打架双方见面，再次谈崩，启福一巴掌拍在桌上，杯子跳起来，“我住在下面，有种到我家里去结钱。”

奉淳老伯说：“你挖伤了人，钱肯定要赔啊。你这里不说好，将来恐怕也不好到社会上做事啊！”

奉淳伯的话，让启富泄了气。这时候，派出所也来了人，把人带了回去。所长说：“人关着，拿钱来取！”

这边话音刚落，趁所长不注意，启福摸了辆自行车，一溜烟就骑跑了。

回到家里，想着事情不了结还真是不行，可是，看看家里，却是家徒四壁了，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去借。启福：“我那时候开口向邻居借两百，先扣了10元息。就这样好不容易借到190元，人一出来，刚好碰见接手调解的何光玉，问我钱拿没拿来。我嘴硬，推说没有，手里却在口袋里掏，结果给光玉看到了，问我，‘口袋里是啥！’我知道躲是躲不脱了，一把摸出170元，还有20元便藏在了裤兜里，说，‘都在这里了，不要拉倒。’”

一场纠纷勉强算是平息了。

跨进崭新的一九九零年代，另一件不幸的事情，让村庄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

冬天的清晨，村子还是一片寂静。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响起孩子凄厉的哭声，哭声是从村子西面后吉家传出的。人们聚拢来，才知道后吉的妻子已于前晚投河自尽，消息霎时间传遍全村。

要说后吉这一家，也真是个苦命家庭。前一年，后吉因患肝癌刚去世。说起中年病亡的后吉，面孔早已模糊，可他在世时的情景，人们至今历历在目。打小时，后吉便分外调皮，家里好不容易给他做一件的确卡新衣，却自己用火钳烧掉，说是烧掉有新衣穿。后来成了家，像换了个人，一年到头，从早到晚，田间地头，忙上忙下，农闲时，还养鸭、打豆腐、打米，不知弄过多少行当，可一家人却缺衣少食。

后吉妻子没有生育，从弟弟家领养了一子一女。后吉去世后，孤儿寡母，拉扯着生活。后吉妻子的死因流传开来，有说是家里没了米，去问弟嫂借，估计遭了白眼，想着生活无着，当夜就投了河。就这样，相隔不到一年，两夫妻前后脚接踵而去。两个孩子自此成了孤儿，后来终究不知所终，只留下一栋破屋，至今衰败在村子里头。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从种子到肥料，从砌坎、犁田，到耘禾、收稻，样样靠人工，没一桩不花钱，可是，粮食打出来，去掉“四收”、公粮、提留，一年忙下来，半数充了公。干死干活，却吃不饱饭。上半年才过完，多数人靠借米过日子，成了村里人共同的记忆。后吉一家的悲惨境遇，更为那一个年代增添了别样悲情。

也就是那时起，村子里的年轻人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去到沿海各地打工。先是三三两两，接着是三五成群，再到后来，仿佛一股巨大的“涡流”，年轻人悉数吸进这个南下的“涡流”里，村庄里开始陷入长久的冷清和寂静之中。

1993年8月，针对外出务工潮，宁县组织农调队做了一次随机的入户调查，调查涉及28个村民小组778户人家，总人数共3620人。调查显示，有外出打工的户数为322户，占被调查户41.4%多。外出打工480人，占调查总人口13.3 %。打工者以青壮年为主流，年龄分布上，16到30 岁的人占84.52%，其余则是部分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年龄最大的58 岁，最小仅13 岁。据此，调查组推算，宁县全县有8.45万人在外打工。除去路上流动及来来往往的约15-20%，实际在外打工人员约6-7万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左右。南下打工逐渐成为潮流。

在收入分配上，外出480人中，1至6月份有钱寄回家或赚了钱的360人，收入没有结余或未统计到收入的118人，已统计362人的收入总额是431910元。按480人推算，人平899.8元，按362人推算，为1193.12元。其中：

半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占50%以上；此外，3000元以上与300元以下的，各占 5%左右，月均纯收入在200元左右。其中，男性153人，收入165280元，人均903.17元；女性179人，收入266630元，人均1489.60元，女的收入比男的要高。

调查以此为推算，以全县6万打工人员计，劳务收入一项共达1.07亿元，如果按1992年来乡村人口62.9万人计算，农民当年人均劳务纯收入 169.8元，外出打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调队为此发布《宁县劳务输出情况调查》，提出多项启示和建议：

1、农村剩余劳力是我县的一大资源优势。 劳务输出形成规模，并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我县有乡村劳动力28.36万人 , 劳均耕地只有2亩左右，若以每个劳力充分就业时耕种10亩耕地计算，全县有五分之四，即22.7万劳力（或劳动时间）剩余，考虑农村的季节性，至少有十七八万剩余劳力可转移出来。只要给他们以就业机会，全县农村创造的财富就会成倍增长；不少农户凭借劳务输出摆脱贫困，少数还跻身高收入户群。

2、加强对劳务输出的引导和管理。调查也发现劳务输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不少农村青少年出于“ 求现不赊”的心理，弃学打工；二是少数人以外出打工为名逃避计划生育。同时，不少在外劳务人员认为，劳务输出完全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目前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政府要面对实际，承认农民这一创举的合理性，积极引导和加强对劳务输出的管理，保护外出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劳务输出的健康发展。

在具体措施上，调查报告提出：

一是建议在广州、深圳等劳务人员集中的地区设立劳动服务站，以联络信息，引导劳工，减少盲目性，保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避免各种人身和权益的侵害；维护社会安定，对本县劳务人员的不法行为严加管教。二是在县、乡成立劳务输出办公室，帮助解决诸如办边防证难，开介绍信难等问题，同时确保劳务人员汇款的及时兑付。

务工潮改变着农村人的命运。也对宁县这个山区县长久以来的闭塞、保守形成了冲击，生活方式、衣着样式，店铺格局，也逐渐发生改变。空气中，似乎涌动着某种奔向自由和梦想的气息。有关打工“发财”的各种传闻，也不时传到人们耳中。

在这股打工潮当中，小宣一度成为村子里的风云人物。回忆当年情形，小宣说道：

在黄坭坵，我不算最早出来的。比我早的，八十年代末就出来了，你问现在他们的近况，这一批人，绝大多数都已回家抱孙子了，比如我大妹妹。小宣随后又补充说，当然，也有例外的，像村子里老迂的哥哥，当年最早一批出来，现在快六十了吧，至今还在打工谋生，也算是打了一辈子工了。

小宣是奉淳大伯的儿子。初中辍学后，曾在家务农多年。“我是1992年外出打工的，先是在深圳坪山待过一家厂，做普通工，后来当主管。2000年到的东莞沙田，从此没挪过窝。”小宣说。

小宣所在塑料玩具厂，现在是沙田镇最大的港资企业之一，产品出口日本。小宣进去时，厂子还刚刚开办，因为头脑灵活，小宣很快担任了一家分厂厂长，负责喷漆工序。

小宣一时间风光无两，村子里都在传说各种有关小宣的“秘事”佚事。也有人说，小宣现在是人、财、物大权独揽，外快捞了不少，发了大财了。其时，外出打工者逐年增多，僧多粥少，工作岗位靠抢，能找到小宣，这就意味着在流水线上有了自己的一个工位。高峰时期，仅黄坭坵一个村庄，就有六七十人在他手下干活，而宁县在小宣厂子打工的人员，更是不计其数。打工“发财”的辐射效应，也刺激了更多年轻人涌向沿海城市。

当年打架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启福，也在1992年这年外出了。经历了那次打架事件，在家呆了三年，越发觉得农村没有出路。一开始，启福在一家工厂里做流水线，后来当了班组长。大概是家族中的经商基因，流水线没做多久，他开始承包起了厂里的食堂，启福说：

在工厂待了一段时间，就想找点赚钱的门路。那时候，看厂里食堂赚钱，我也去和老板提出要承包，没想到就同意了。

莫小看包食堂，门门道道可多了。弄得好，钱不少赚，弄不好，亏老本。总结起来最关键还是在成本控制。工厂里办食堂，都是打工人，菜既要合口，价格还不能贵。我那时候就琢磨，怎样降低买菜成本。正常去买菜，价钱随行就市，价格也低不下来。我后来就想了个办法，专拣人家挑剩了的买，比如，辣椒、土豆，削掉烂掉的部位，放上点肥肉片，味道照样香甜。原本卖两块多钱一斤的菜，成本就剩下几毛钱。

再有就是放油的事，打工人哪样最缺，那当然还就是油水啰。我就交待炒菜师傅，油多不坏菜，放油时你尽管多泼两勺嘛。一勺油顶多也就上十元钱，相比菜的成本，是个小头。油水一足，结果全厂三个食堂，我这生意火爆得不得了。

村里的冒林，也是这年出去的：

我先到的深圳龙岗坪山，做了两个月普工，就叫我管仓库。三年后，进了塑胶行业，从普工做起，做到了师傅（熟练工的意思），后来又管车间，熟悉了流水线，再去浙江温州呆了两年，也是塑胶企业，说起来和塑胶有缘。记得刚进厂，摸了几次机器，就和同事说，“搞塑胶太容易了。”被老板听到了，问我，“这个东西，你看得懂？”我说，“莫说看懂，连机器都能修。”

老板半信半疑说，“你如果做得好，就叫你来当师傅。”

那时候也愿意钻研。问老板要了两本设备的书，晚上也不睡，对照着书本，把机械原理搞懂了，又试着鼓捣了几天，结果真把厂里的几台机器修好了。就那样当的师傅。

在浙江混了两年，再回深圳时，已经是1999年了。没想到深圳塑胶行业技术改进很快，机器和当年已经完全两码事。记得第一次去见工，连扳手都不会用了。后来就在街头上流浪了半年多时间，之后好不容易才重新进了厂，做打印机的塑胶配件，技术要求也更精密。不过很快还是当了师傅，后来又当到主管，毕竟还是有基础嘛。

冒林曾是燕的初中同学。提起当年冒林辍学原因，燕说：“当年的冒林，脑子好用，成绩冒尖，原本考师范。在那个高考如过独木桥的年代，农村孩子考师范，不失为一条跳农门的捷径。只可惜，后来被举报了，说是初三复读过，就这样，木林索性辍了学。”

1992年，我四叔友信二十出头，也挤进南下的人潮。只不过，他没有像同乡那样，去到流水线，而是去了一家麻将馆，在异地他乡重操旧业，以赌为生。麻将馆是福建人开的，专从聚赌的人那儿收点场租。回忆这些情景，小轩说：“天天打麻将，搞赌博，你再有运气也是空的。输赢之间，一旦赌瘾上身，任你再大运气，这一辈子是不会有发展的。”

打工潮涌，1992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小平南巡讲话，国门进一步打开，南方沿海城市新兴制造业，给宁县这样的中西部山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如果再把时光回溯，以1982年村子里分田到户为界，直到这时，靠着外出打工，绝大多数乡村人才算真正摆脱了土地束缚，或者说，很多人从此真正摆脱绝对贫困。

十年里，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纷纷加入这股南下的潮流当中，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悉数走光。从去向地来看，绝大多数去了广东的深圳、东莞、惠州等地，也有少量去到浙江义乌、温州、福建石狮、惠安等地。

那些年，宁县流传着“十万宁县美女下南方”的段子，说是很多农村女子去了南方，就入了“小姐”这个行当。走在宁县街头，不时可见衣着暴露、涂脂抹粉的年轻女子。也有人调侃说，“女人经济”带活了很多地方的村庄经济。打工人员接踵而至，为沿海带来了经济繁荣，也给当地治安带来压力。有不进厂者，嫌流水线辛苦来钱慢，就流浪在外，偷盗抢劫之事，也时有耳闻。2000年初，我在温州采访，当地公安一度从江西各务工大县调入不少干警。行内人笑称，“这叫以夷制夷。”据说宁县人在温州集聚最多，犯事的也不少，很多厂子甚至一度拒招宁县人。我有一位同学的哥哥，高中毕业去了深圳，也不进厂，在外流浪着，没多久，便听说犯了事，跟人抢劫，抓到后，判了刑，直到几年前，才听说出了狱。

2、工业区里的亲人

2015年暑假，我决定去趟深圳，寻访在那里打工的乡亲们。

计划是前三天做出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为自己的观察计划推进而苦恼，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到深圳沿海城市，寻访那些黄坭坵村庄的乡人，对他们的生活与现状做一些细致的了解和观察。在我的认知中，就一个村庄来说，人，才是主体。尤其是在大片乡村人“逃离”的背景下，如果缺少对离乡者的叙述，这样的村庄观察，肯定是不完整的。

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当我把电话打给大舅子老兴，老兴立马帮着张罗开来，联系小宣等乡人，安排行程。2001年，老兴从广东金融高专毕业，就留在了广东，现在已是一家保险公司驻深圳龙华机构的负责人了。

东莞沙田和深圳龙华毗邻。当我和老兴车子开到这儿，小宣早已在街边等候了。

过去这些年间，每年春节返乡，在村庄里几乎都能碰到小宣。我们之间早已不陌生了。小宣个子高高瘦瘦，手腕上带一块机械手表，下巴上长一块胎记，模样儿精明干练，打量人的时候，总有点儿若有所思，这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到访，多少还是有些贸然。

小宣身后，同村的一大帮女人正在打麻将。女人们是利用暑假带孩子过来探亲的，坐一天一夜的大巴车。两个月后，女人和孩子又将原路返回，重新过上留守生活。小宣妻子也一道过来了，儿子刚刚结束高考，总算可以结束在县城多年的陪读生活。

这是一个农*联民**建房小区，上下四层，栋挨栋，排对排，底层是店面，楼上就是他的宿舍，房子被分隔成一个小间，每间都带一个小卫生间，功能齐全的，还配了一小间厨房，厂区离这儿几步之遥。小宣介绍说：

厂里的外包业务占了三分之二，单子做不完，也不想扩招。劳动力成本高是一个原因。现在招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三千多元。现在这班年轻人，以独生子女居多，不比我们当年，嫌苦怕累，出来找工，很多也不进厂，就在外晃着，玩玩游戏，上上手机网，刚赚了点钱，恨不得一天花完。

厂里过去招的以江西人居多，高峰时，有两百多人，现在只剩四十来个。现在则以四川人为主，再就是云南贵州等地。劳动力用工，正在向西南部地区转移。你说村里人嘛，在这儿打工的，还有14个。

在这里，我意外见到了启福。他早已结束兜兜转转的生活，重新投奔了小宣。那年承包食堂让启福小赚了一笔，可是好景不长，厂里另外两个食堂被湖南人承包去，为了争抢客源，拉帮结派，三天两头打架，对启福承包的食堂更是虎视耽耽。看看这情形，想想已经干过两年，也算试过包食堂的滋味了，惹不起躲得起，于是把食堂退了。启福跟我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我后来去了坪山，有个老板叫我帮他管厂，那是2000年。当时说定的工资，是6000元一个月，管着上千人。不瞒你说，当时还有外快，逢上个把月好点，连工资带外快，拿得到两三万，就这样干了6年。后来，老板抠得越来越紧，外快也见了底。说来说去，我这个人也是没有定性，认识了浙江义乌的一个老板，说让我跟他到义乌干，每个月工资给我8000元。我贪图这个工资高了两千元，于是便去了义乌。

启福提到在义乌的事，我突然记起来，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他还曾经给我打过电话，电话是从我岳父那儿要来的，为的是厂里工人被打的事。那时候我正在一家省级专业报工作，启富咨询如何走法律途径。

我问启福：“在义乌后来怎么又没呆下去呢？”

启福说：“原本干得好好的，可是，又总觉得这样打工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正好当时县里搞‘回归’工程，号召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便想着回去投资办厂。说起来，还是运气不好。等我人一走，义乌老板就扩大了生产规模，厂子效益好得不得了。如果继续跟着他，说不定就发了。”

启福提到办厂的事，我还是大致知道一些。返乡创业那几年，他在镇上开办了制衣厂，光设备就买了几十万元。开了制衣厂的启福，成了返乡创业的典型，三天两头通知到县里开会。那时候的启福，和干部一样，手上夹一只老板包，慢慢地也有了企业家的派头。

知名度高了，往来参观考察的人也多了，来一次，吃饭不算，还得拿点纪念品。启福做的是代工，原本利润就相当薄，再加上路途遥远，运输不便，更增加了成本，这样一折腾，没两年，厂子便亏空了。

厂子转不动，启福想着是不是在信用社贷点流动资金什么的，可是，过去招商引资时拍胸脯支持他的领导，提的提，调的调，早已不见踪影。启福打工存下的几十万块钱，也都打了水漂，一夜归了零。

厂子关了，启福又重回打工生活。启福是去年来的，两夫妻在厂里做喷漆工，每月工资三千多元。

尽管这个落差看起来有点大，启福看上去早已适应。嘴里说着，自己也已当爷爷了，年龄也大了，不想再折腾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话到嘴边，话锋又转了，“前不久，还有一个老朋友打电话来，说是办厂要我入股，换作十年前，我无论如何，都要冒险试试的。”说到这，一付壮志未酬、雄心未已的样子。

酷暑难耐，住宅楼闷热，潮湿。小宣从小店里买来几听红牛饮料，我们在麻将声中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一会儿接近了晚饭时间。

我们没有说明来意，为了让我了解到更多真实的情况，老兴事先只是对小宣介绍说，我从浙江过来办事，想看看黄坭坵的乡亲们，顺便宴请一下大家。

小宣客气地应着：“来了这儿，本当由我相请。”

“你请我请，都一样啊！”老兴豪爽地说，“都是家乡人，还分什么你我，何况，你也请我好多次了！”

说话间，小宣把厂里现有的黄坭坵人都召集了起来，就这样，满满当当凑齐了两桌。小宣坐主位，妻子紧挨着他，我和老兴坐主宾，余下则依次是启福、老迂四兄弟、小宣的妹夫小磊等。小宣的妹妹和其他女人、孩子们坐另一桌，。

老迂和小宣同年，今年46岁了。在厂里，老迂是小宣的副手，小宣到沙田后没两年，就跟着过来了，算起来也有十五六年了。小宣又把自己的妹夫小磊从老家拉了出来，任命为主管。

老迂在家排行老二，之后便是在座的老松、老琪、老清，后几个兄弟，都投靠了小宣，全在一个厂里。此外，老迂上头还有一个大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黄坭坵最早一批出来，五十多了，至今打工在外，在另外的厂子里。

老兴说，老迂原本还有一个大弟弟老和，家中排行老三，原来也到了小宣这。呆了一段时间，小宣嫌这嫌那，老和索性夹了行李，自顾去了深圳。临走时，撂下话说，“你小宣这里哪怕能抱得金砖，我也不干了。”

在老兴看来，这就是两兄弟之间的差异。老迂人灵光，善于向风使舵，也正是因此，深得小宣赏识，无怪乎当小宣助手这么多年，“换了老和那样的，能干得长？”老兴点评说。

老兴说，在打工圈内，关于小宣的评价，似乎总是两面性的。泛泛而交的，觉得他顾乡情，熟悉了的，则又说老于世故，太抠门。老兴以请客交往来举例说明，作为在外打工的头面人物，家乡偶有重要客人过来，都会由小宣出面作东，尽地主之谊。不过，那些在他厂里打过工的同乡们，想吃他一餐饭，那可门都没有。

老兴趁大家聊天时，悄悄出去，先把单买了，又从街上南杂店拎来两瓶皖酒王，几杯酒下肚，酒桌上的气氛渐渐融洽起来。餐馆陈设简陋，鸡啊鸭啊什么的，油腻、木讷，口感不好，一餐饭下来，我吃了一些小馒头，勉强裹腹，其余几乎没动筷子，总觉得那些食材来路不明。

我从聊天当中得知，小宣的儿子今年高考上了二本线，报了赣南医学院，复读了一年。“去年第一次高考，就超二本三十多分。原本想想，通过复读，提高到一本是十拿九稳的。不曾想，这孩子发挥不好，高考时写字都手发抖。”又说，“我们原本想让他学电力，村子附近就有一个孩子学的这个专业，后来工作分配在井岗山火电厂，这可是个好去处。不过转念想想，再过了五年，谁又知道是什么情况呢，最终还是选择了学医。”小宣跟我谈孩子高考情况，言语中各种遗憾。

“学医也好，这就好比有门手艺，饭碗总稳当！”小宣自言自语道。

小一点的女儿，两年前通过定向招生上了市里的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全县初中选拔，学业结束后包分配，到乡村小学当老师。小宣说：“现在做个小学老师，工资也有三千多元。说来说去，我们打了大半辈子工，还不是希望孩子有个好前途，别再像我们这样，漂泊一世走老路！”

说起下一代人的学业问题，小宣的妻子插话道：“是啊，打工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好多年没有来深圳了。这次去了车间，刚进去，就特别受不了那刺鼻的气味，也许隔久了。”又说，“我们这一代人，反正就是这样了，把两个孩子培养出来，以后就是退休回家，打打麻将就可以了。”

我们的话题，说着说着就回到了老家的村庄。

老兴说，“我们黄坭坵放娃读书，那还是拼命的。这些年，黄坭坵大学生出了不少。你看看石塘脚下（相邻的一个自然村），莫说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没出两个。”

小宣说，现在读书虽然多花一点钱，但是手头上终归活络一点，不像过去那样，很多家庭，连学费都缴不起。

又说到村庄里人与人的相处，大家也是颇有感慨：“村子里的友庭，成份是地主，被整苦了吧。还有常青，人早已在湖北，也被村里举报，说是参加什么‘金兰社’，被下放林场。说来说去，还是不想别人比自己好啊。大集体时代，一轮又一轮的运动，人与人之间仅有的一点信任感，也被破坏了，人人自危。”老兴说。

小宣略一沉吟，说道：“‘我不想你比我好’，也不准确。应该改一下口，叫‘我不想弱过你’，实际上，相比上一辈，我们这一代人，见了世面后，还是要宽容多了！”

我们的话题，提到当年的打架事件，启福变得不好意思起来，“我当时也是心理不平衡啊。解放前，我太爷爷家多少财产啊，解放后都被清算瓜分了。下放山里回迁后，财产分文没得。想种点菜，还得到老杉树窝开荒，却连鸡鸭什么都来欺负我们。”说到这，启福咧开嘴，腼腆地笑了起来。

启福说：“后来我和后盛老师又合好了。后盛的妻子在仁乡卫生院，早几年，我儿媳生两个孩子，全靠他们张罗。生的那天，正是凌晨一点多钟，儿媳妇肚子痛了起来，电话打过去，两夫妻立马从床上爬起，折腾了一夜没睡觉。”

“说来说去，他们两夫妻在黄坭坵里也是少有的好人啊，这就叫以德报冤。这件事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啊，遇事千万不要和别人结冤啊。可是，人是教不会的，你说是不是！”说到这儿，启福里有点儿不好意思，大家又跟着大笑。

回忆旧事，启福说：“那年我家刚搬回村里，我老头在荒山脚下整了块地，想种点番薯，有人家就跑了去，把薯往沟里一扒，自己种上麦子。扬言，‘这山是我们家的，你们挖了我的土，照理要你们赔。’你看，他这个，就是居心不正，怕别人比自己好。”说到这儿，启福又有点愤愤不平。

启福的父亲友财，我在黄坭坵多次见到过。老人家八十多岁了，年事高，辈份上却属于叔伯辈。每到年三十请神祭祖，便会带领一众族人，出现在黄坭坵祖堂里，记得有一年，老人家特地穿了一件旧式的批风，戴一顶民国礼帽，形象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说起那年下放经历，启福说：“那时候，政府指定你下放到哪个公社，你不走也得走！财产被抄了家，田土充了公，这不是共产嘛！”

“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啊。我们老头至今还有老思想。去年村上来量住房面积，我们家一量，占地三百六十几平方，后来你知道老头子怎么说，‘拜请各位干部啊，就只能写百把平方啊，写多了不行的啊！’他这是吃过地主的苦头，心里留着后怕呢！”

启福说完，大家齐笑。

由经济条件又聊到卫生环境，大家再度感怀不已。确实，也就这么一二十年，大家条件都改善了，整个乡村的环境却彻底破坏了。

小宣回忆说：“做孩子的时候，最喜欢泡在溪沟里，挖三个坑，一个坑抓鱼，一个坑洗澡，一个坑喝水，一天玩下来，开心得要命。”

小宣妻子插话说：“你看看现在那条溪沟，全成了臭水沟啊。小孩子尿不湿啊，塑料袋什么的，都往沟里排。上游还办了个黑杀猪场，猪下水也全往溪沟里清，沙也全挖光了。过去都没有这么多垃圾。原来一个油纸袋，都舍不得丢，洗得干干净净，装食品，当钱包，折得整整齐齐。”

遗憾归遗憾，不过大家还是怀念黄坭坵。小宣说：“终归说起来，我们黄坭坵的治安也很好。你拿这些城里来说，偷抢什么的，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农村，晚上打开门睡觉都可以。”

老兴喝了点酒，胀红着脸说道：“我到了四十七八岁，高低不干了，回家养老去啊，搞个农家乐，将来死后就葬在杉树窝。”

小宣说：“你才三十多岁的人，说这些事干嘛，你现在的任务还是要多赚钱。”

启福打趣说：“你搞农家乐，只要帮我备张麻将桌就行了。”

大家笑。

然后，有一阵大家又陷入某种沉默，于是大家互相敬酒。

一桌人喝酒聊天，老迂也不时插上几句话。

说起老迂一家，早年也是黄坭坵有名的穷户头。他父亲启材，前后生了七子一女。家里生得多，干活又不顶力，人家吃午饭他家还在吃早饭，一家慢性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老迂大概继承了上辈的传统，已经接连生了三个女儿，为了盼个儿子，之后怀一个，打一个，一直到两年前终于怀上了一对龙凤胎，才算罢休。到此，他一共生了五个孩子，这个年纪有这么多孩子的家庭，在村庄里也并不多见。

尽管农村人重男亲女，可是，提到老迂老婆打胎的事，乡下人还是认为，老迂这样子做，德性不好。

老迂的大弟弟老松，就坐在我边上。我们聊天时，他很少搭话，只顾着低头喝闷酒。人精瘦，话少，眉宇间，满脸愁苦之色。

他和燕是曾经的高中同学。在燕的记忆中，老松从小身体不好，打小有哮喘，每到开学时，都会姗姗来迟，原因是家里在为他四处筹借学费。也因此，老松成了他家里兄弟中书读得最多的，期望他今后能跳出农门，免干重活，不过这个希望最终落了空。

老松呆在喷漆车间做。聊到工厂的环保问题，我问老松，“车间里味道重吗？”

老松笑笑：“有口罩呢。”又说，“风噪比较大，习惯了，也不太觉得。”

小宣在一边则回答说：“重啊！我的鼻子特别灵敏，闻到就发酸。前几天去了一次车间，呆上一两分钟，就受不了，赶紧出来了。”

小宣说这话时，我就感觉到他在厂里的干部身份。

聊到劳动保护，小宣说：“打工的人是最可怜的，《劳动法》保障弱势群体，可是，真出了问题，打官司耗时费力，政府部门还是会袒护企业。”

问老松平时日常生活，回答说：“早上出门前把电饭煲插好，中午回来，自己做个菜。食堂里的大锅菜，营养毕竟有限的。平时吃惯了浓口味，淡了反而不对味，长期吃肯定不行。吃了饭，还会稍微午休会。”

老松这样说话时，我又想起他年幼时的哮喘病。

和老松搭话，才知道他的大儿子在县城上高二了，小女儿下半年才入初一，两人都寄宿。

说起两个孩子成绩，老松说：“儿子原来不错，这两年成绩下降了。”

“没办法啊，自己出门在外，孩子没人管啊！”老松说这话时，一脸无奈。

我后来才了解到老松的家庭情况，妻子离婚多年。老兴说：“老松的妻子还挺漂亮。像他这样老实巴交的，自己常年在外，如果老婆漂亮，留在家里，肯定守不住，这就是打工人的无奈现状。”

问老松收入，平时正常上班，周五加班三个小时，加班工资另算，合起来，大概每月能拿得到三千多元。自己连租房带吃万把元，年底回乡看孩子和家人一趟，要使几千元，此外，便是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打一年工下来，基本上收支平衡。

我没有再细问老松具体情况。不过想象得出，他生活中所经历的艰难。

3、冒林的创业史

在众多去往南方沿海城市的乡亲中，一直以来，冒林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早年初中毕业，就闯到深圳。现在在深圳办起了塑胶厂，收入不菲。

关于早年冒林闯深圳的经历，大致可以浓缩出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敢打敢拼。虽然个子小，但是动不动就操家伙，来多少人也不怕。其二，脑袋好使，点子准。要离职，先告老板一状，还让老板乖乖赔钱。据说，早年的深圳，由于流动人口激增，打架、偷抢、闹事，可谓家常便饭。想要在外来务工的江湖中拼出一块天地，毫无疑问，得有一番胆识。

龙华是一个建制为镇级的小镇，弹丸之地，足足容纳了三百多万人口，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我去的时候，听说现在的龙华，正实现强镇扩权，行政建制被提高到区一级，以赋予更多的行政职能。我想象着，在这样一座拥挤的小镇，有多少同黄坭坵村庄里的人那样，从家乡出来，在这里停留，生存与奋斗，挣扎与徬徨，为改变命运而奋力打拼。

从龙华集镇中心出发，半个小时后，便驶出老的观澜边检站，进入到东莞界。再顺着交界处，走过一段密集的人流与车流，向里拐一个弯，车子就开到了一个小村落，村子早已破败了，原有的居民移出去了，小村便成了出租房区，和刚才的繁华与喧闹相比，这里更像是一个被遗弃了的世界。

冒林的厂子，就办在这里。两栋农民房，上下两层，前一栋，底层开厂，工人们吃住在楼上，后一栋，则做了原材料和成品仓库。走进这儿，我才恍然大悟，冒林办的厂子，原来是那种典型的“三合一”地下工厂。

“租这里一个月才六千多元，如果是标准厂房，至少一万五以上。还不是为了省钱啊！”冒林和我说话时，脸上便堆着笑，个子矮小的他，尽管与传说中的形象并不完全对得上号，但还是显得精明干练。

我和冒林在门口扯了一会儿话，然后跟着他走进车间，一头扎进刺耳的噪声中。

三台机床，放在阴暗的楼道口。几个工人打着光膀子，将一张张硅胶材料，放到秤床上。那些几百度高温的模具，随着工人的操作，有节奏地从空中落下来，“嗵”的一声，压在了硅胶上，然后又快速缩回空中，硅胶材料上，留下一个直径十多厘米的圆洞。而操作台上，一个精密的密封垫圈，就这样被压制成型。不一会儿，秤床下的垫圈便堆得小山般高，而进门口处的原材料，就在工人的来回忙碌当中，逐渐被搬空。

冒林介绍说，厂里现在有二十多个工人。每个月光发工资，就要十多万元。“工资拿计件，一个月做下来，平均都有五千元。工人的积极性还是蛮高的。”提到工人收入，看得出来，冒林的厂子，效益确实不错。

老兴说：“像冒林这样办厂，设备投入小，生产靠计件，船小好调头，风险非常低，关键还是靠接单。”

冒林对自己这套管理办法，还是挺满意的。冒林说：“工资出得高，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像我们厂里的师傅，这个月工资能拿到八九千元，累也是真累，一日做下来，光材料就要搬一千多公斤。这要是换作计时工资，你就是日夜盯着，他也不做，大不了炒鱿鱼，今天炒了，明天就换一个厂。这个跟往日我们农村搞大集体是一个道理。”

我问：“工人们签不签劳动合同呢？”

冒林说：“工人为什么来我们这些小厂，图的就是工钱高啊。真要按《劳动法》来，双休要休，加班工资要翻倍，那我有三千多元工资就够了。哪怕这样，还尽比哪里工资高哪里条件好，为什么大厂反而留不住人，人心不足啊！”

“说来说去，打工的自己也不在乎这些，你刚帮他买好保险，没准明天又跳过了一个地方，或者年底辞工了，社保续不上，这些钱就等于白交了。说白了，大家都图一个清爽自由。”

“打工的心里有本帐，到你这儿打工，按照计件，一个月能赚到多少钱。我出这么高工钱，明说的，社保那些就不搞了。”

我问冒林：“你这样做，不怕碰到麻烦吗？”

冒林满有把握地说：“我这里是城乡合部，东莞深圳两地交界，谁也不管！”

“深圳就不一样，街道办三日两头查。在我这里，工人们想搞事，大门向哪开都不知道呢，你说是不。真弄我们也不理他，跳了几跳，自然没有了声音。”

“说来说去，也还是不懂法。像我们小厂，招的就是那些生存边缘上挣扎的人，反正赚点钱养家户口。真正那些懂法律有一定层次的人，他也根本就不进我们这种厂。”

“你问工人哪里来，工人以四川贵州为主，现在云南也多。工资一般是下个月发上个月，月结月清。现在的工人，你还敢押他的工资，那你还留得住工人？！”

冒林说这些话时，我就在记起了有关他当年初闯深圳，和人争斗、钻老板空子的那些传闻。想象着无数黄坭坵人、无数外来务工者，当年在地下工厂、小作坊内挥汗如雨的情景。而现在，这些工人，大概也正在重复他过去的生活。

冒林请我们到就近的一个农庄内吃晚饭。穿过一片丛林掩映，就见竹篱笆扎成的山门，横披上写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八个大字。农庄由简易房搭成，简单中充满自然情趣，里面人声鼎沸，生意一片兴隆。

冒林叫了一位同乡来做陪。

老乡也姓范，在深圳打工多年，2001年开始自己办厂，做钮扣。

老乡生于1972年，冒林生于1970年。坐下来，一聊起年龄，老乡大吃一惊，“你真不显老啊，我还一直以为你比我小很多啊，你如果说八零后，高低很多人信”。

老兴打趣说：“千万别给冒林老婆听到了。”

大家笑。

老乡插话说：“家乡有句俗话，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般能开厂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先从普工做起，再做到师傅、主管，这样既懂生产，又懂业务。”

“可能是工作还比较轻松吧，打工这么多年，好像也没太吃到苦。”冒林说起自己的经历，言语中有些自豪：

我是2010年开始办厂的，第一家就是塑胶厂。做一些电子产品外壳，比如电视机外壳、手机外壳什么的。在大厂接单子，搞代工。

说起这几年办厂，也真叫苦煞。塑胶行业，对产品精度要求高，差不得一丝一毫，配套设施要求也高。当了三年老板，比打工苦多了。没订单愁煞，有订单急煞，单子小，利润薄，还赶不出货，三天两头换模具，钱没赚着，光是瞎折腾。三年做下来，没睡过个完整觉。

后来索性就关了，一年多前改行做上了硅胶产品。

问其机缘，才知道，这些单子，全是由冒林的小姨子接来的。我记起乡间一直传言，只读过初中的冒林，娶了个老婆，研究生学历，现在一家大型合资企业做财务主管，我没有详问。不过，从接单的事看来，想必她妻子还是有些能量。

刚开业的时候，没掌握技术要领，模具开了上十套，出来的却都是废品，每天亏上千元。说起这一次办厂，冒林仍是感慨万分，“实在气不过，就打电话给模具厂老板，‘同样的产品，开了上十套模具。损失不说，耽误了出货，这个责任谁负？’”

“对方老板也是千万身家，禁不起这骂，从来不上门的他，这一次亲自上门做技术指导，帮我左弄右弄，总算弄好了。”冒林自顾自说道。

问冒林塑胶和硅胶的区别，冒林说：“塑胶做的是外壳，精度要求高，差一丝一毫都不行。而硅胶材质软，主要用于元件密封圏，也因此，生产工艺上相对简单多了。”

说起来，一些关键技术环节，其实并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就像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也就明白了。现在想想，那开张的半个多月，确实是一场煎熬。当然，行行都有难处。开这家厂，光设备投了35万，另外，周转金就要七八十万。5月份的货款，到这个月（7月）都还没结。

对于现在厂里生产情况，冒林看上去挺满意。说话间，却指一指开钮扣厂的老乡说：“不比他，他就赚了钱。”

老乡接过话头：“一样的，出来混，都不容易。”

我比冒林早出来两年，1990年时，之前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在家里务了几年农。看到沿海搞开放，身边的年轻人都出去了，想想在农村混也没什么路，就跑出来了。

可是，像我们这样，一没学历，二没手艺，能做么？那时候，深圳也不像现在，厂少人多，全国各地打工的人都涌向这里，满街都是找工作的人。

没办法，就在街头流浪。想想回去也吃不饱饭。就这样，在街头流浪了一年多两年时间，总算有一家汽车修理厂招人，就去做了学徒。

老乡继续自己的话题：

修理厂是香港老板办的，四十多个人。当学徒是不拿工资的，管吃住。那时候就想，反正回去也没有出路，好歹这里还管饭。

后来在这里呆了整整三年。那时候，一门心思想学门手艺。

学徒工的工作，就是帮香港来的大师傅当帮手，今天叫你拆这个，明天叫你拆那个，左一看右一看，这个坏了，那个坏了，配件从香港买，一切动手活都是我们学徒工在干，他只是技术指导。干到后来，市面上多数高档车型都接触过了，不是吹的，现在叫我把整个发动机拆下来，还能装回去。

我问：“后来怎么又干上钮扣了呢？”老乡答道：

和汽车打交道久了，慢慢就看准了出租车行业。我那时把门道摸得清清爽爽，如果包一辆的士，交25万元押金，一月上交6000元，每月能赚六七万元钱。我那时候已经会开车了，于是辞工回家考驾驶证。可是，等到驾驶证弄好，却发现出租车包不成了，要有本地人担保。又去找司机这个岗位，发现也不好找。

我大概是端午节辞的工，当年底，修理厂就搬到香港去了，呼啦啦，除了门卫外，几乎所有工人都带去了。如果我不走的话，现在也在香港了，你说是吧！

“说来说去，这也就是命吧。”老乡喝一口茶，然后继续讲自己经历：

这样算来，从进修理厂当学徒，到后来学驾驶重回深圳，头尾一晃，五年过去了。

一直到1997年，找了家扣子厂，从普通工做起，再当到师傅，就入了行。想着总这样打工，也不是事，4年后从厂里跳出来，自己买了两台机器，帮大厂做外贸代工。”

“赚了钱吧？”我问老乡。

老乡说：“早年还可以，这几年不好做了。”

我2001年办厂时，搞钮扣代工是第一家。现在你去看看，遍地都是，跟得太快。这就跟开茅山一样，等于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市场，前三年，基本没赚钱。2003年开始，市场渐渐成熟，不瞒你说，那几年，效益还不错。可是，好景不长，跟样的人太多，看见有钱了，大家一窝蜂都上，2007年以后，过了这个高峰期，逐年都走下坡路。

说实话，我们这些搞代工的，有时上千颗钮扣，才赚分把钱，利润大头，都被大厂剥去了。

我后来也试着上门，直接去国内一些制衣厂联系。可是，一联系才发现，这些制衣厂基本上都在浙江温州的桥头镇拿货。那里是一个专业市场，形成了产业链。我们广东这边做的外贸产品，价格上毫无竞争优势。他们那边做的钮扣，在我们这，原材料在哪买，都不知道。

说来说去，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代工，归根到底，还是没有自己的品牌，寻找不到自己的客户源，只能被大厂剥削。

老乡叹一口气说：“我现在就想搞点不求人的生意。可以不时打打电话，叫朋友过来喝喝茶。做了这么多年代工，在外面求客户，回厂里求工人，一天到晚逼得没有活路。说起来，2007年至今，我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生计，和朋友也谈过多次合作，可是，没路子啊。”

冒林插话说：“我这个厂好是好点，单子稳定，工人工资也高点。不过话说回来，我脾气躁，碰到工人跳啊跳，直接叫他走人。”

冒林又对老兴说：“你在外面接触面广，如果有什么好单，帮我拉来，不管做什么，总能算得出利润，终归都是赚钱。”

我给老乡出主意说：“不妨搞个小超市，像喜士多啊、驿站啊什么的。”冒林建议说搞高档服装。老兴则出主意说：“可以搞搞游艺项目。像广场上骑电动马什么的，一到晚上，孩子们散步过来，收钱都来不及。”

老乡则说：“搞奶茶店也不错啊。我有一个朋友在松岗，两个人合伙，就那么个小店，据说每个月能分到十几万元钱。拿个小勺子，这边舀点粉，那边舀点粉，卖个七元八元一杯，估计成本不到一元钱。我反正是不敢喝，谁知道加了点什么化工原料在里面啊。”反正是众说纷纭，也没个什么定论。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孩子和买房上面。

冒林两个女儿，老大14岁，正要升初中，小的才两岁，这两天正为老大入学的事操心。

老乡肯定地说：“房子当然一定要买，价格永远只有上涨。要知道，办厂还赶不上买房。拿我自己来说，2004年那时买翡翠山湖，5000元一平方，150平方，还送四个户口，一台机器刚好抵一套房。现在呢，你去算算看，去年开盘时卖到8000元，今年上年一下子跳空涨到一万三四。”

我那也算走运，刚好手上赚了一点钱，要是等到第二年，就不送户口了。说来说去，我当时买这个房，完全是为了儿子读书考虑，本就没想过赚钱亏本的事，只是亲眼看见几个外甥侄子，在深圳读到初二，就不能读了，要回去当地，参加来年中考。

老乡两个儿子，今年大儿子刚高考完，只有四百多分，很不理想，小的还在上初中。

冒林插话说：“我要是去年买了就好了，没想到涨这么快啊。”

老乡出主意说：“你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户口迁过来。”

我问：“不是可以异地高考吗？”

冒林说：“那可大不一样。我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要入好的公办，几乎不可能。上不了好小学，就读不了好初中。念不上好初中，便上不了好高中，到最后，你就考不了好大学。”

老乡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道‘弹簧门’，文件上写起来好看，但是实际上操作情况完全不同。”从老乡脱口而出的一些术语中，不难听出，在外多年，这个曾经的农村人，见识还真不少。

冒林担心户口迁来后，黄坭坵的田土要收回，“那样，我们不就回不去了么？”冒林问。

老乡说：“2000年以后，我们农村，无论人口迁移，老人过背（土话，去世），田不再增减。你户口迁出后，田土又不受影响，无非是国家在田土上的补贴，没有我们的份。”

老兴说：“这些年你看看，全国消失了多少村庄啊，拿我们黄坭坵来说，这些年又荒掉了多少田土！我们黄坭坵到时候说不定早都败掉了！”

老乡说：“你觉得将来还真能回得去么？”

老乡的反问，没有人回答，有一阵，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我们的饭局，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我们婉拒了冒林一起去足浴的邀请，出驴庄，从岔路出来，几分钟车程，我们又重新返回到一片车流人流的喧闹当中。

老兴开着车，朝着龙华方向驶回。很快地，我们再次接近观澜边检站。深圳所谓的关内关外，便是以这个哨卡为界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来往的人员到了这儿，都必须走下客车，依次接受边防检查。跨过这个小小的关卡，便是另一番光怪陆离，仿佛就进入另一个世界。

等红灯时，有一刻，我静静地透过夜晚的车流望向那头。我在想，早年的深圳，曾经承载了多少人的梦想。拿黄坭坵的乡民们来说，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儿，进入了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历经漂泊，奋斗与打拼。若干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这个关卡都像是一个符号，成了一代人改变自己命运的节点。

而现在，除了一道早已废弃不用落满灰尘的哨卡栏杆，一切似乎早已轻轻抹去。

而那条通往故乡的路，仿佛也正在消失。对于更多打工者来说，这也许才是更为现实的命题。

只有那些过往忙碌的身影，改变了的，或者正在改变的命运。冒林，还有今天饭桌上见到的老乡，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

返乡记事：灰色生存

我这次去深圳，除了探访当年南下的乡人们，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参加在广东的高中同学聚会。

其实，真正说起来，无论是对于我要寻找的乡人，还是对我们自身，1992年，都是一个特别难忘的年份。因为就在这一年，恰逢我们高中毕业。转眼间，23年时光倏忽而过。其间，因为天南海北的缘故，各自之间，几乎少有联系。感谢微信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又把我们这些分别已久的同学，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年少时光，是在核工业总公司下属一个矿区度过的，矿区位于大山腹地的乡镇，距黄坭坵，也就几十公里。矿区上千名职工，来自于全国各地，生产的是国家重点军工产品，因为福利保障极佳，生活水平高出当地百姓很大一截。这在物质条件较匮乏的年代，曾经很让地方乡民艳羡不已。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军品剩余，那个矿区在我高中毕业不久便下了马，学校也随之关闭了。于是乎，矿区职工便作鸟兽状散。这些年，每当我从杭州回江西，还会绕道那儿，过去走走看看：职工宿舍、俱乐部、大礼堂、知青点、小卖部……那些角角落落，曾留下了我少年时光的各种忧伤和欢喜。而今，一切都衰败了，只留下那些残垣断壁，却让记忆占据了整个脑海。

高中快毕业，空气中也仿佛弥漫着某种躁动不安。有早已辍学待业的青年，突然就从矿区消失了，不久之后，就听说去了深圳沿海，各种充满传奇色彩的传闻随之传来。“造原*弹子**不如卖茶叶蛋”，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就在高考那一年，我们这一届同学，几乎全军覆没。未几，同学们多数挤入南下人潮。这也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会选择在广东召开的原因，当年的同学，大多自此留在了广东各地，开启了另一扇命运之门。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后来偶然的机缘，我考进地方*党**报，或许也跟眼前的同学们一样，至今留在广东，此后的人生，又会是另一番天地样，谁知道呢！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上天注定吧！

那年，我也曾经随着这股热潮，一度踏上南下行程。那是一次极为失败的打工经历，我在深圳流浪了半个月之久。夜晚的时候，我睡过修理厂报废在外的汽车，也挤过同乡的架子床，一个地下室，六七对小夫妻租住在里面。有一夜，碰上联防队员查房，半夜三更，门被敲得震天响，急促而有力。门打开后，几支电筒同时射进来，联防队员戴着红袖章，大声讲着广东方言，依次看过身份证，还有那时出入市区的边防证，又用明晃晃的电筒灯光，照向每一个人的脸部。

去往南方两天两夜的旅程，大巴车要翻越无数高山和河流。当然，沉闷的旅途，有时候也会呈现出极有意思的一面。比如，狭小的汽车车厢内，人与行李拥挤在一起，在两天两夜的颠簸当中，男孩女孩之间，因为这样的介于被动和主动之间的亲密接触，往往便会产生不少微妙的故事。记得那一年，我落魄而归时，身边恰巧坐着一个颇为时尚的女孩，在我们一路上零零落落交流，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女孩在某个发廊打工，一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所谓的“发廊”其实是个有些暧昧的词汇。我记得到宁城下车后，女孩还邀请我去了附近的一家发廊，享受了平生第一次“干洗”，过后我俩就平静地分了手。

若干年后，我总觉得那种头发丝里飘散出来的发水味，似乎还经年不散。回到宁城后，我重新开始补习生活，有一天夜间，我和同室密友讲起这些故事，室友断言道，我一定是碰上了“艳遇”。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两个小伙儿冲动地骑上自行车，大概骑了有二十余公里，顺着女孩留下的那个乡镇地址寻找，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哪里还寻得见，倒是给青春时代，留下了一些妙不可言的记忆。

我们在广东的同学会，开得极为顺利。同学们大多二十多年未见。大家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人近中年，容颜渐改，同学情谊却依然如故。大家谈笑着，就开始讲过去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便互相调侃、取乐，时光仿佛又倒回到当年单纯的高中时代。有时候，听到有关我自己的一些故事，我便微笑着，恍若隔世，却又若有所忆。

当天晚上，同学会聚餐。当班主任吴老师致词完毕，气氛达到高潮，同学们相携拍照合影留念。有的还爬到舞台上，手舞足蹈。在大家的笑声、叫声中，为同学们拍照的任务，照例由同学路易斯承担了。只见他一会儿被拽到这头，一会儿又被拽到那头，不停地调整着镜头，一次次按下快门，片刻间早已满头大汗。

路易斯当然不是我的这位高中同学的真名。因为土话中和本名读音接近，高中时，他就得了这样一个绰号。他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农家子弟之一，当年不知是怎样转学来到矿区子弟中学的，记忆中那时就热心乐助，而且多才多艺，会唱歌，会吹笛子，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为人又幽默风趣，模仿别人惟妙惟肖，常常引得捧腹大笑。有时放学后，还能听见他在教室里用男高音吼上几嗓。

我隐约记得，高考落榜后，他去了一所自费大学学医，后来还在家乡开过诊所。

两天时间里，我和路易斯朝夕相处，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活动间隙，我们一大帮同学在宾馆房间里叙旧，我这才知道，他在从事“B超”业务。

见我大惑不解，吴老师在一边接话道：“这可是个赚钱的门道呢！”多年师生情谊，吴老师把我们这一帮学生，当忘年交。

另一个在广东的同学则在一边打趣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路易斯，说我是卫生局的，接到举报你非法做鉴定的事情……话没说完，路易斯挂了，后来吓得关了三天手机。”

路易斯佯怒：“放你*个妈**屁。我那一次接电话，一听就知是你这家伙在捣鬼，你还吓得到我啊！”

见我好奇，路易斯主动跟我说：“我知道你在媒体，或者我的经历，也许可以跟你提供一些素材。”那个长长的夜晚，路易斯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我那年高考落榜后，就直接去南昌读了一所自费大学，选择了学医。你也知道，那时节如果高考落榜，等待着我们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打工，还一条便是读自费大学。

为什么学医，说起来还是跟爹有关。我读高中时，我爹刚好四十出头，他患了膀胱癌，被确诊为中晚期，后来动了手术，手术当时很成功，从南昌请专家到县人民医院做的，院长是我爹的同学。四年以后复发了，又做了一次，算痊愈了，现在顶好，一点事也没有。去年帮家里造新房，太劳累，又突发心梗，救了回来，等于两次从死神边躲过。

我听路易斯讲完父亲的抗病经历，明白了，原来他的职业理想，源动力来自于父亲，可是，对路易斯来说，他实现了吗。

我是1992年进去的，学制4年，后来就到省城第一人民医院实习。为了能够找到更多临床机会，我便整天跟在护士长后边，帮她推推车，打打下手，套套近乎，干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终于还是得到了一次打针的机会。那是一个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帮护士长推着车，来到输液室。也许是一段时间以来对护士长的尊重，她对我不再戒备，终于在这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来吧，今天你来”，随之便将注射器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给病人打针，可能太紧张了，一连扎了五针，都没成功。等到扎第六针时，我自己的冷汗先就冒了出来。也许是高度紧张，吓坏了，我扔下注射器就跑。就听见护士长在后面大叫：“你这个伢崽（土话，男孩），跑什么啊，跑什么啊，你！”

好在我这个人和人交往的能力还行。那时我就想，只要做到嘴勤腿勤手勤，就不怕学不到东西。这成了我走上社会后为人做事的准则。我很快就得到了医生护士们的信任。实习到后来，医院大内科门诊几乎全是我在坐诊。起初是在医生指导下问诊开方，一段时间后，对于一些常见病，我已经驾轻就熟了。记得有一次，帮医生开完单，又顺手把他的名字，也签在了病例上面。那时我已能把他的名字，模仿得足以乱真。老师看了看，没有吱声，默许了我这个做法。大概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也乐得让我这样。后来，他只要有事在外，干脆直接让我代班。一年实习期满，我就能独挡一面了。

我后来没有拿到毕业证。为了学费的事，当时说定是6000元一年，可是后来，学校却又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每人多收600元，学生们较了真，集体起来闹事，我被认定是带头者，就这样，毕业证也被扣发了。这也是我后来一直没去考行医证的原因之一，没学历啊。

肄业回家，得讨生活，我便在村子里开了诊所，决心凭自己的手艺赚钱谋生。起早贪黑，有时为了一个小毛病，要跑上十多里山路出诊。可是，年底一算账，钱没赚着，帐面上还倒挂。我的人生第一次创业经历，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那时我已经讨了老婆，女儿一出生，老婆出门打工了。想想一个大男人呆在家里，既管女儿，又要行医，连生活费都顾不着，更别说头一年家里造房子还欠着债。想想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情，于是也跟着到深圳来了。在坪山镇流浪了半年，后来总算在宝安区找了一家个体诊所，就进去了。

到这时我才知道，在家里和在这边行医，完全是两回事。

诊所里还有一名护士，我两人搭班，她来诊所比我早，已经有“经验”了。我至今清清楚楚记得，看第一个病例，问过病史，就已经知道病情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消消炎就可。然后就听护士说，“用好一点药啰，”便直接开头孢曲松。

一支头孢曲松，进价一二十元，收75元一支，打一针屁股，不便宜了吧，可是，暴利还在后头。护士走进内间，只知她在配药，外头也看不仔细，药瓶敲得“呯呯”响。回头再出来，手上拿一支空瓶，上面标着头孢曲松，问打什么，“打这个啊，瓶子在这啊，”其实空瓶事先早已备好，并不帮你打头孢，打什么啊，林可霉素啊，里面加一点儿地塞米松。就这样偷梁换柱，成本直接降到了几角钱，原本也用不着上头孢啊。

有个妇女，儿子被蚊子咬了一口，来诊所。护士看看说，孩子有炎症，得打针用药。

你道妇女怎么回答？“打针好得快，打针好得快！”

于是就帮她开头孢，两针收三百元。实际上呢，当然不能打头孢，还用林可霉素。

“按你的意思，实际上也不要用太好的药？”我问道。

用药？用什么药呢！被蚊子叮了，你说说看，要打针吗，搽点风油精就好！

药店是当地老板开的，诊所承包给了浙江人，一个月光承包费就得交将近两万元。可别小看这么一个门面，看起来毫不起眼，有时候就相当于一个医院。打胎、清宫、上环、下环，什么都敢做，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连引产、接生都敢做，多大的胆子啊，还不是为了个“钱”字。

那时节对药店，没像现在管得严格，一般都是这种药店加诊所的模式。诊所一般请两个人，一个医师，再加个护士，护士兼做妇科。我拿1200元一个月，已经算是高工资了。人家刚毕业的，才三四百元。我后来在诊所只呆了两个月，就离开了。什么原因呢？还不是老板嫌我道儿不老，不会忽悠。

我后来才明白，像我这样怀着行医济世理想，老老实实在家看病，是莫想赚着钱的。记得当年在学校里学医时，书本上就明明写着，抗生素是不能滥用的，哪怕要用，也是有原则的，能用一线药，不能用二线药，能用二线药，不能用三线药。可是，你看看，在中国只要上医院，哪里不用抗生素呢！在老家农村开诊所，仅靠日常常规用药，低的时候，只有几角钱利润，农村人收人来源本来就少嘛，碰上家里困难的，经常还要赊账，不亏才怪呢。这当然是后话了。

辞了工，也没地方去，还得找工作。像我这样，学的是医，却一没学历，二没资格证书，能去哪里呢！

还得进诊所。

我后来就想，为什么自己刚进诊所留不住病人呢？这其实也是一种医患心理学。比如，病人来了，你一上来就叫人打吊针，人家当场拉脸，这一点小毛病，要挂盐水，那哪成！拍屁股就走。

我后来就学着沟通，先搭讪，你哪里上班啊，工作忙不忙啊。

然后又问，有时间就打个吊针啊，好得快些。没空，就打个屁股针，实在不行，先拿点药去吃。看上去选择权给了对方，答案却也藏在了里面。你去想啊，人家心里肯定直打鼓，对啊，打吊针，是好得快些；不打吊针，打屁股针，可是打屁股针痛啊；拿点药吃，确实是省事不少，可是，你自己都这样草率对待病情，那怎么行。

这叫伸手不打笑面人，从关心对方的角度出发，先就化解了对立情绪。有些医生只想着自己医术好，却不知道双方连信任基础都没有。

有了之前的经验，现在开始长了一个心眼。

急病可以多敲点，看着血淋淋的，把他一吓一弄，一点也不计较。原本一块创口贴就可以了，最好能弄一个大的包扎，看着也舒服多了。至于那些由老板带来的，或是被别人弄伤的，费用上更是没问题。反正别人买单，能收五十的，最好收五百，你不帮他算贵点，他心里还不舒服，这叫看人打卦。

挂盐水也是这样。有时候，说服了前两个，第三个人来了，刚才还满口没时间，看看都挂着，心想这挂盐水怕是要好得快些，马上说，打吊针，我请个假，立马变了主意。你看，他其实是有时间的，打个电话就可以，行内这就叫守株待兔。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见过的诊所同行里，四川人最荒唐，什么药都挂进盐水里。像扑尔敏，副作用极大，原则上不用于静脉注射，只能肌注，他挂进盐水里了。还有维生素BC、柴胡，等等，一股脑儿也都挂进去了。一瓶生理盐水，才几块钱啊。可是，窍门就在这里，盐水挂上去，收费便“噌”地上来了，起步就是百来块。至于病人呢，看着挂下去，心里也舒坦多了。为什么现在的黑诊所有市场，说白了，还不是摸准了患者心理。

后来我跳了好几个地方，再后来就换到H镇，也已经很有“经验”了。诊所一开始生意不好，老板半年连换六个医生，这回请了我。有回，新招了个护士，一上午见没什么事情，就到楼上睡个午觉，再下来，诊室已经吊针挂满，揉揉眼睛，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我的工资，也由最初的1200元，很快涨到了2500元。

就这样一直做到2004年，整整做了6年。”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一放就乱。过去药店开诊所，原意是方便人家打工的。可到后来，医疗事故出得多了，《执业医师法》也出来了。这时候，开始医药分家，不许药店再打针了。

你问我，这些病人为什么不去公立医院看病，我们小小一个H镇，连外来人口八九十万，抵得上我们老家一个县，光靠公立医院，管得过来吗？再者说了，公立医院贵啊，要排队。如果上诊所，效率高不说，态度好得不得了。说便宜，其实便宜不了太多，不过医院可能还贵啊。他那个上上下下检查，费钱不算，还要花上大半天时间。人家打工者，请假是要扣工资的啊。

话实话，我这个人还是蛮小心的，生怕捅漏子。印象深的有一次，一个小孩发烧，来的时候，只有38度多，针一打，反而蹿到40度，立马惊厥，以为打错了针，吓得不轻。诊所条件差，也没有抢救设备，诊所老板急忙带到医院（一般来说，同行也不太会败同行），冰一敷，氧一挂，物理降温，就没事了。后来转回来，把药水钱退还给他，事后总结，确实跟打针没关系。

当然，做医师的，要说一点儿麻烦事没有，也不现实。像打屁股针，有些不吃早餐的，屁股上针一戳，立马晕倒。碰上这种情况，不要慌，给他倒点葡萄糖，缓个气，马上好。还有就是副作用的问题。拿激素类药物来说，我敢说，门诊缺了这个当家药，医生没人做得好。为什么啊？适应面广啊，抗过敏，抗休克，可消肿，无一不能。可是，很多时候，用上去并发症出现了，有的不停打噎，还有的体质差，一打就缺钾，脚先就没了力，睡在床上，手都拿不起来，打一次都会这样。

碰到这种情况，有经验的医生都能判断。可是你还不能直接跟病人提副作用，听到后立马打架。到了这时，你跟他一问两问，会不会胃有毛病啊，早餐吃没吃啊，是不是底子太差了，要不过来吊点能量水、打点补药啊。到时候开点解痉挛药，或者偷偷给他补充点氯化钾，过两天副作用慢慢缓解，症状也就自然消除了。所以说，出了这类问题，还得自己会化解。

我在H镇时，就碰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女孩，还没结过婚，白带有点异味，可能是平时卫生注意得不够，买点妇炎洁洗洗就可以了。结果到东南门诊部，人家福建人说了，是盆腔炎，如果不挂消炎药，到时子宫都会烂掉，生不了孩子。女孩子哪见过这阵势，一番话吓得。于是挂盐水，一个礼拜下来，也不知挂了些什么，掏了六千多元。

结果，女孩到我这，一检查一点儿事也没有。我直话相告，“人家骗人的，不要去了。”小姑娘在工厂打工，一个月才两三千元，家里还有患病的父母等着钱接济。一听这结果，眼泪当场“唰”地就涌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不跟你吹牛，这五六年干下来，一般大医院的医生，不见得比得过我，除了拿手术刀。稀奇古怪的病见得多啊，临床经验丰富啊，如果换作大医院，抵得上老专家了。 2004年以后，下决心不做了，改了现在这个行当。

那时已经有人在做这行了。我看了后，心里不平静了，想着像我这样在诊所打工，两千多元一月，从早忙到晚，磨破嘴皮不算，还得提心吊胆。搞B超就不同了，上趟门，十来分钟搞定，收费两百元起，一次抵我干上好几天。

说到这会，我才明白，原来路易斯说的B超检查，其实就是传说已久的地下性别鉴定。

后来就回了趟老家。托熟人打的招呼。在宁县第二人民医院进的修，原定半年时间，我只学了两个月，就摸清了门道。说来说去，我只要能看男孩女孩就行了。其他查病什么的，慢慢再摸索吧。回来就自己买了台B超机，花了16000元，直接去的厂家，钱是问老乡借的。一开始，一家家药店诊所挨个逛过去，发香烟吃茶套近乎。做一单，回扣一半给人家。刚开始，人不熟，怕你做不好，有时候一下午坐下来，一单生意也兜不着。

一只B超机四十来斤，楼道里搬上搬下，外头还要罩个纸箱子，怕人查呀。200４年恰好第二个孩子出生，老婆辞工在家带儿子，一家四张嘴，全部靠在这只机器上了，还得等着交房租。每日骑个电瓶车，风里来雨里去，碰上电瓶断了电，叫天天不应。两年干下来，全身晒得漆黑，感觉挺不住了，比种田还苦。

想着还是回诊所做算了，老婆书读得不多，却有主意，死活不许我回去，“一个月两千多元，全家人都得挨饿！”

后头就摸熟了门道，刚开始时，一个镇上做这行的还寥寥无几。现在慢慢多了起来，光我们认识的，就有十多个，都在搞这行。说起来，我们老家重男轻女，可是拿人家潮州人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潮州人为了要儿子，多少都能生。至于生活上嘛，能开个小店勉强糊口，把小孩拉扯大就行。你去看看那些本地潮州人，比打工的还不如，哪还管生存质量！

家乡俗话说，“讨吃的是这张嘴，挨打的也是这张嘴。”做业务，还是靠这样。平时路主家打交道，查出是男孩，只拣好话说，“恭喜你啊，得了个儿子啊！”对方一听这话，立马就明白了，高兴得不得了，趁机游说他买点钙片啊什么的，钱都不当钱了。

说来说去还是凭“手艺”吃饭，现在像我这样业务做开了的，平摊到每天，一天一单业务总是有的。碰上好点的日子，一天要做十来个，都来不及做。2006年后我买了一辆二手车，又把设备换成了便携式的，用一个公文包拎起就走，从此不再风吹日晒怕人查了，也算是乌枪换炮。

“如果测出是女孩呢？”我问。

那这个不能包的。如果孩子打算要，错了也没关系，如果不打算要，只叮嘱对方，无论如何要等胎儿稍大些来复查。一般说来，两次复查，都是女孩，那出错的概率就很低了。

做B超时，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一个潮州人，大的是个儿子，再连着生了三个女儿，结果又怀上了，我帮她仔细查过，证实是个儿子。等到快生时，又到医院复查，给医生打了个红包，却被告知是女儿，当时就呆了，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哎呀，这怎么办是好！”

我听到消息后，也怔住了。可是，时间隔久了，又怕记不清，于是答，“一般我不会错，现在都要生去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结果一生，是个男孩。我后来对他说，“医院扯淡，有什么好做的呢！”

所以说，话是不能说满的，模棱两可，见人打卦。钱可以不赚，有麻烦绝对不行。现在不是跟你吹的，这么多年操练下来，女孩男孩，探头放过去，在肚皮上划个弧线一转过来，基本上就在胎位上，一探一个准，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硬是有那种手感。

夜已经很深了。也许是聊得太投入，我俩突然间就有了倦意。我问路易斯，“怕不怕被查到？”路易斯说，“说不担心，也是假话！”

有一次，碰到这样一个病人家属，找上门来，说是几个月前在我这做B超，结果做反了，带着一伙人上门，要闹事。头天就在诊所说了一大通，说“我们要个男孩传宗接代，这下好了，一家人都毁了。”我不方便出面，请了诊所老板出面调解，只对老板说，要是真弄错了，拿几千块钱给他算了。

我后来还是把检查费退给了他，也就这样了掉了。后来这人又去找了另一家做B超的，据说在其他同行那儿也做过。也不知道是讹诈，还是确有其事。反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对我们来说，安全最重要。

说到这儿，路易斯的话语变得低沉下来，“话实话，有时候我也想收手，厌倦得很。烦躁的时候，连朋友也不想联系，甚至想要逃避这个社会，信点佛教什么的。可是，真回老家，这一天三餐，柴米油盐，四张嘴都要吃，不做了，又去搞什么营生？”

路易斯说着拿出手机，又点开软件，屏幕上，一家床上用品店的营业情况，正通过网络上的监控，从老家直播过来。床上用品店装修得还挺高档大气，一些零零散散的顾客，正光顾着这儿。家纺店是路的妻子开的，“去年女儿中考失利后，回老家上了一所职高，老婆也就跟着回去了。投了四十多万，本钱大部分是借的，”路易斯说，“产品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做的，我自己也用了整整十年了，花色品种质量都很好。虽说现在传统零售业不景气，可是，对于这个产品还是很有信心。”

老婆回去后，我就常做梦，梦见一家人坐在一起，安安稳稳地吃着夜饭。再坚持一段时间吧！只要店里的生意一稳定，我就坚决把这边扔掉！

说到这，路易斯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笑容里满是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