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的成长岁月
几根破碎不全的骨骼、几块被切削打磨过的石器以及几处炭火的遗迹，便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我们远古祖先的确存在过的全部证据。及至今日，考古学家们虽然已经对数以千计的遗迹现场进行过详细研究，并获得了难以计数的各种遗物碎片，但在地球这些遗物遗迹的基础之上，对人类发展历程的解说却仍旧处于猜测与想象的状态之中。从那些破碎的骨骼和石器开始对人类共同体进行重建，需要的是鲜活的想象力；而专家们所做出的任何一种假说、设想，一经问世便立即成为其他专家加以抨击的目标。不过，有些里程碑式的标记似乎还是确定的；近些年来，随着有关年代分析的化学技术的使用，许多被发掘的遗物在年代时间的确认上，具有了越来越高的精确度。然而，几乎每一件遗物仍都保留着某种不确定性。无论何时，即使仅仅是一次新的发现也会使现时流行的各种概念范畴发生极大的紊乱。【9】
在那些不确定的各种猜测结果当中，对于我们祖先从树上下到地面之后开始的人类成长历程，哪些猜测最具可信性呢？
首先，从树上下到地面这一关键事件发生的地点位于非洲，大约400万年前，我们猿类的祖先冒着危险进入到热带无树大草原地带（Savanna）。这个大草原气候干燥，生长着各类草本植物，并散布着一些耐旱的丛林，这些丛林为我们猿类的祖先提供了或多或少带有安全感的夜间休眠之所。在这片草原上，雨季、旱季交替轮换，对于各种食草动物以及我们的祖先来说，进入水源地饮水便成为性命攸关的大事。原人（Protohumans）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才能。他们取食相当广泛，既食用各种干果、水果、草根和树叶，也吃各种小动物、昆虫甚至蛆虫。几乎可以断定，我们祖先本身也是那些猛兽的口中食物，并且极有可能还会跟秃鹫、鬣狗一道去争夺猛兽吃剩的各种动物的尸体、腐肉。【10】
我们祖先所具有的多样化食物结构这一秉性，使得他们相对容易地适应了气候的各种变化。的确，人类后来的成功绝不是这一小小的事实所能使然的，因为自距今250万年开始，冰川的形成和融化反复地出现，从而使整个地球的温度发生剧烈变动，各地的生态环境系统均出现严重紊乱。而在适应能力方面的特殊禀赋，使我们祖先非常有效地在生物竞争中胜出，成为优胜者，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发现新的食物种类和发明各种获取新食物的方法，他们很快地迁徙到各种复杂的地理环境之中。
这些成功，反过来，也是由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原人的其他特殊禀赋所导致的。我们祖先在绝大多数或全部时间里都是靠双脚直立行走，所以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双手腾出来，用于使用木棒和投掷石块。而他们所使用的各种木质工具或石器都按照特定的用途被精心处理加工。尽管木质工具制造的时间可能要稍早一些，但就现存的遗物来判断，人类大概在180万年前就开始了工具的制造。当那些石块被人类刻意地打砸出锋利的边刃而变成石器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出现在考古学的记载当中了，这些锋利的石器可以用来砍切动物的尸体或刮削那些用于挖掘、刺戳的木质工具。大多数动物都是靠锋利的牙齿来捕获食物并对它们的食物进行处理。而我们的祖先则相反，他们的牙齿越来越小，这是因为他们运用自己强劲的臂膀和腿部肌肉，并依靠棍棒的挖掘和石器的切削来捕获和加工处理各种食物。在同其他肉食野兽进行防卫搏斗时，我们的祖先们也是靠棍棒、石器来取代牙齿，从而使得他们自己与那些攻击者之间保持一段距离，大大地减少了受到伤害的危险。
以工具取代牙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佳的选择，而且随着棍棒和石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完善，这种优势逐渐显示出来。但是在种类更广的各种精致工具出现在考古学记录之中以前，通过学会对火的使用与控制，人类在自己的生活方面又开始了第二次根本性变革。至于火究竟是在何时和怎么被人所使用与控制的，现在尚无法予以精确的确定。 [1] 但就在人类能够并的确对自己使用的工具进行改良的时候，他们也改变自己同火之间的各种关系。他们逐渐地掌握了如何用火来对付各种猛兽和以其将动物驱赶至陷阱或设伏地点的本领，与此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将火用于取暖、照明和烹饪等各种用途，从而使其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焦点。通过有意识地焚烧干燥的草木，我们的祖先已经可以为了狩猎的目的，对地貌进行改造。对火的掌握，对于人类来说，其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只有那些掌握了各种使用火的技能的群体才能够生存下来。【11】
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人类这些行为的特殊禀赋大大有助于我们祖先在生理方面的演化。我们现今所发现的各种骨骼碎片的确还无法重现类人猿祖先是如何转变为现代人类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地知道了人的大脑容量变得越来越大，知道了在大约160万年前，直立猿人（Homo erectus）在体格特征上已经同现代人完全一样，具有同我们一样的双脚和双腿，擅于长距离的奔跑和行走。 [2]
大约100万年前，直立猿人中的某些先行者们就离开非洲大草原，开始进入亚洲，后来又进入欧洲。在东起爪哇和中国北方、西至匈牙利这一广袤的地域之中，我们所发现的各种猿人的遗骨化石表明，猿人已经能够在包括冬季那种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在内的各种恶劣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制作衣物（或许仅仅只是披在背上的兽皮而已）、栖身于洞穴和人工搭建的茅屋或帐篷之中，以及保存炉膛里的火种（可能只是为了引火之用）所必需的技艺等，大概就是使直立猿人这一原本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动物得以在冰冷气候下能够生存下来的必备条件。但是，考古学在这方面的证据还极为缺乏，故而我们对此尚不能充分确认。
各个直立猿人群体所展现出来的那些明显的适应特性逐渐地被他们的后继者，即我们的直接先祖——智人（Homo sapiens）所超越。大脑的进一步加大，以及躯体其他方面的各种小小的变化，使得智人同直立猿人区分开来。在后来的岁月中，智人在行为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使其同直立猿人之间的差别急剧地加大。智人同直立猿人在行为上的这些差别与不同或许直到很久以后，在非洲首次发现的智人骨骸中才显现出来，这些骨骸距今约20万年到13万年。那种具有持续技术性变革能力的现代类型的人类大约只是在4万年前才形成。这种现代人的出现是以两个方面的特征为标志的，一是人类已掌握的工具类型的增多，这种增多随着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二是人类可居住地域的迅速散布。 [3] 首先是澳洲（大约6万年至4万年前），其次是美洲，二者是人类所占据的最大的地区；但在距今大约3.5万年前，在从欧洲到西南亚，以及到环东南亚的广阔环形岛屿这样一个广袤地区之内，智人也取代了或者同化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到距今1万年前，只有那些被冰雪覆盖的地区和极其偏远的岛屿还未被踏上人类的足迹。【12】
在此之前，地球上还从未有过任何一种大型躯体类型的生命能够跨越如此大的气候和水域的障碍。人类的适应特性超越了一般自然环境的束缚和界限。其结果就是，在几乎所有地球陆地表面，人类对其他生命类型的影响开始对各个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作用。
倘若我们试图对究竟是何种力量使得人类这种非凡的事业成为可能进行想象猜测的话，那么，最可行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设想，即人类交往和合作网络的明显改进才导致了各个智人团体得以迁移至所有地球可居住地域并作为一个统治种族到处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大概就是对语言的充分使用，使其具有了符号象征的意义。一旦人类可以通过对事物的谈论以及赋予各种物体、行为和局势以方便名称等方式，创建起一个共同认同的意义世界，那么，他们就在个体经历和个体以外的所有的事物（这包括一个直接共同体之内的其他个人的经历和他们可能和愿意采取的行为）之间装上了一个过滤器。反过来，这个过滤器使社会行动协调性的精确度得以增长。因为，随着对各种工具和火的使用，只要人类的经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些被共同认同的意义就可以被加以改变和完善。
因为这些未达到预期目的的失望是长期存在的（而且仍将继续存在），所以，驱动人类进行发明创造的刺激也就一直存在。因而，那种带着发明创造面孔的令人费解的模仿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智慧。简单地说，由于语言开始在人类中间塑造出一个共同认同的意义的知识世界，人们期望和经历之间所存在的那种矛盾就一直不停歇地促使人们努力地去修正那些意义，以使其改变人们的行为，并迫使这个符号世界更好地适应人类的各种希望、渴求和打算。
一种永不停息又无法自控的新观念和新行为的爆发，确保赋予了人类这个懦弱的种族迅速增长的力量，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变革周边的环境。这意味着发生在人类各个共同体之间的符号象征意义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因遗传的演化，成为地球上生物变革的一种驱动力量，这或许可恰当地称为生态史中的人类时代，大约肇始于距今4万年以前。【13】
从此，我们人类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彰显出自己独特的唯一性。它独自创造出一个符号象征意义的世界，使人类既具有了杰出的迅速演化能力，又具有了将一定数量的个体，比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将数十亿人的行为加以协同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这部书所叙述的内容就是这种能力得以完善、完成的过程。
对于人类创造的符号世界来说，具有语法规则和可以被人理解的话语是一个关键的前提。各种猴子和猿类都是可发出嘈杂声音的社会动物，它们可以使用声音来发出警报和进行其他信息的交流，我们人类远古的祖先极有可能也是同样的。但是，那些远古人类的遗骨却没有告知有关我们祖先这类行为的任何信息，所以，我们只能凭借想象去揣测各种手势、各种语言的发音、容量增大的大脑、可移动的喉咙（a relocated voice box）和幼童依赖期的延长，以及在小规模人群中永远存在的社会互动网络等各种要素，是如何允许和促进人类在相互交往的速度、规模和准确性等方面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
在这种演化的进程中，有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标志就是歌唱和舞蹈的发明，因为当各个人群通过有节奏地跳动和发出声音来显示自己的巨大力量或及时地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唤起了一种万众一心的炽热情感，从而使得他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刻能够比以往更加团结合作，更加相互支持。其结果就是，歌唱与舞蹈在各个人类共同体中皆为一种普遍共同的现象。同说话一样，这些行为也是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独有的一个标志。它所造成的巨大的优势效应就是使各个较大的人群能够保持团结，解决各种内部纷争，能够更加有效地捍卫自己的领土，因为这种节庆般的欢歌狂舞具有使所有参与者都忘却与他人的矛盾和化解各种内部争端的功效。
在人类学家看来，甚至那些最原始简单的人类社会也能识别自己的成员，每个这类群体通常由数百个个体组成。相比而言，黑猩猩的群体则要小得多，而且一个密切的观察表明，一个仅有15只成年雄性黑猩猩的群体就会自动分化成两个彼此仇恨的群体。短短几年之内，致命的战争就会将那个较小的黑猩猩群体彻底地毁灭。倘若我们的祖先也按照与此相类似的方式行事，那么，很显然，那种通过歌唱和舞蹈将其成员的情感统一起来的人数较众的群体，对于那些人数较少且内部争斗不断的邻居来说就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优势。因此我们揣测，歌唱和舞蹈的普遍出现同火的普遍使用一样，足以在我们祖先中间形成并确立起一种扩大人类规模的政治形式。
反过来，较大规模的共同体也激励着人们在语音交往方面进一步改进与完善。渐渐地，在距今9万年到4万年期间，人类跨越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门槛，在共同认同的意义与外部世界的实际相遇之时，一个广泛而丰富的互动过程开始了。如同对火的掌握和歌唱与舞蹈的出现一样，一种创造普遍意义世界的语言能力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同样极为重要，以至于它也在各地的人群之间普及开来。因而，这三种后天习得的行为模式便成为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独有特征，而且一直保存到今天。【14】
大约在距今4万年到1万年期间，人类在地球表面所进行的非凡的扩张，或许就是彼此相邻的人类族群为了领土而展开激烈争斗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情形同晚近我们对相邻而居的黑猩猩的族群所进行的观察非常相似。黑猩猩们不时地要对自己的领土边界进行巡查，并经常对相邻的领土进行实地勘察，它们以躁动的喧叫与偶尔使用的肉体搏斗的方式，攫取额外的食物，并尝试性地对其邻居发起攻击。久而久之，这类对抗就会导致边界发生变更，因为在相邻族群中的黑猩猩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必然引起领土版图局部的随机的重新划分。 [4]
倘若我们祖先们采取相同的行动，倘若他们那些超越其他物种的技能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加——这一切似乎都是肯定的——那么，对于人类的全球性扩张来说，所需要的就是在各种新环境中发现食物和栖身的能力。而人类早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应归功于人类非同寻常的食物多样性结构、工具的不断增多和发明创造能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对不同自然环境下供不同族群之间相互进行商讨交流的语言的发现。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极为惊人的。作为经验丰富、技艺老练的猎人，人类族群开始了他们的扩张，而他们所偏爱的是猎杀那些体躯庞大的野兽，因为每一次猎杀所带来的回报同被猎杀动物的躯体大小是成正比的。在新环境中，那些大动物可能是最容易被捕杀的，因为它们往往对身躯并不魁梧的人类毫无警觉、戒备之心。不管怎样，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美洲，那些体格庞大的动物的广泛消亡往往是同人类猎人的到来密切相关的。【15】
在上述两地，剧烈的气候变化常常与人类的出现相伴随，因而没有谁能够确定猎人应对那些大动物的消亡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他们似乎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在新西兰和马达加斯加两地，人类就曾起到这类作用，人类抵达这两个地区的时间很晚，但是仅在短短数百年内，这两个地区的大动物便消失殆尽。相反，在非洲大陆，虽然气候也发生了同样剧烈的变化，但是相比而言，该地大动物死亡的数量却较少，这或许是由于自人类在地球诞生之初，便与这些动物共处一地，彼此之间有充足的时间熟悉对方。看起来，技艺熟练的猎人同毫无经验的大型动物——或许早已遭到气候剧烈变化的严重影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使相当众多的大型动物构成了一种致命的混杂。在美洲所消亡的那些动物中，就有具备可被驯养为家畜的潜在价值的物种——尤其是马和骆驼。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类对其他物种所施加毁灭性影响的最早的证据，虽然非常可能早在大型动物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消失之前，一些人类共同体就已鲁莽地耗尽了当地其他的一些资源——正如我们今天仍然还在继续的做法一样。
人类的环球扩张既呼唤也促进了新技术的迅速增长，以便获取大地上多种多样的资源。而且随着人类群体开始享用更为精致的住所、衣着，使用各种新式的工具、*器武**、交通手段和装饰品，人类对周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就更为巨大。人类在实现对大地进行改造的企图中，最重要的潜在工具就是火。通过在干燥季节开始对野火不自主的使用，猎人们改进了搜寻猎物的技能。在各个大陆地区，或许澳大利亚受此危害最烈，因为当地的干燥气候使火显现出极为巨大的威力。热带雨林地区，由于气候过于潮湿，不利于火的使用，故而地面食物来源非常稀少，所以人类在这类环境中所占有的区域非常有限。相反，那些无树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地区，在气候干燥季节十分容易起火燃烧，故而在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等地，猎人们常常使用火来狩猎。
在将有机物转化为新生植物生长所需的化学养料成分方面，火的速度远比细菌快得多。同火山喷发相比，放火燎荒可得到更多的灰烬，因而，人类使植物代际间持续的养分循环得以加速，使某些植物种类生长的空间增大，同时也使其他某些植物生长空间减少。因此，以火种方式造成的植物繁殖便成为人类在全球迁移的又一个标志。它对植物界所造成的影响，与大型动物的消失对于动物界所造成的影响同样重要。【16】
人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展的过程中，另一个更加常见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更为复杂的工具、*器武**和其他设施的不断发展。那些特殊石器工具的准确用途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凭借想象去揣度；而那些定型的石器是如何同其他物品，如皮革、植物纤维、棍棒、骨头、有色矿物，甚至蛋壳等结合，组装成一组扩展性工具，则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此类易损物品的遗存数量极少。然而，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趋势：在*器武**有效性方面有一种制度性的改进。例如，手持矛枪逐渐地被更为轻巧的投掷标枪所取代，将一根棍棒投掷出去可使其攻击的速度和范围大大增加。 [5] 大约距今3万年到1.5万年间，弓箭在欧亚大陆或非洲的某地被发明出来了。这种*器武**减轻了所发射箭矢的重量，从而大大增加了它攻击的速度和范围，而这一切皆归功于使弯曲的弓所蕴藏的能量骤然爆发出来。在一定距离之外以标枪或弓箭来*伤杀**猎物，较之近距离*伤杀**动物要安全得多，而那些野兽动物也被迫改变自己的行为，学会了只要一见到人便立即飞快地逃跑。
当然，狩猎只能为人类提供部分的食物。寻找植物性食物同狩猎一样，对于人类成功地进入如此众多不同的环境具有同等重要性。现代的狩猎—采集者们对于地形、季节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不仅知道如何采集、并且也会对所采集的各类食物进行加工处理，这其中也包括数量惊人的原本有毒的食物品种。可以确定，我们远古的祖先们都已掌握了相类似的专门技能，为了获取各种必要的营养，他们不断地发现或发明出各种采集食物的方式、方法，正如他们不断地对狩猎的*器武**进行改进一样。采集食物的绝大多数创新发明都没有留下任何考古学的痕迹；但唯独那些与穿孔石块*绑捆**在一起的木棍可以提供一点例证，用木棍更深地掘地可以有助于获得更多的根茎作物。
由于在狩猎时携带婴儿实在不便，狩猎便成为成年男子的专属行为，妇女和儿童成为专门的食物采集者。在这种情形之中，男性狩猎者与女性采集者之间的食物共享就具有了明显的重要性并最终决定了家庭这种单位的形成，这种单位将父母双亲与其孩子们之间的食物分配制度化。 [6] 反过来，家庭又为人类确立起各种特定的紧密网络，父母们向孩子们传授各种成长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17】
人类行为专门化的现象并不只限于食物采集这一个领域。尤其是随着语言的形成，在精神世界方面的专门家们也同普通民众分离开来，在主持各种仪式上，这些人被认定具有特殊的力量，并具有进入人们睡梦之中的非凡能力。人们普遍地认为当今西伯利亚地区那些通过舞蹈或睡梦等方式与神灵进行沟通的萨满（shaman），就是这类早期专家的后裔和典范，很可能他们确实如此。
那种不可见却同人类社会一直相伴随的精神世界的概念，就是人类自身所创制出来的第一个伟大的知识体系，因为它能对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事物做出解释。倘若在清醒之时，每一个人都从自己躯体之中的魂灵处获得了活力、感情和希望，倘若这些魂灵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可以来回出入于这个世界，那么，睡眠、做梦、死亡、生病以及出神发呆等各种可察觉的经历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这些显然就是由于魂灵进入或离开人的躯体的缘故。当死亡时，人的呼吸便会渐渐消失这一事实，就为一个活生生却隐而不见的魂灵观念的存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模式，而人在睡梦中可以同故去的人们相遇，甚至还可以同他们交谈，也为一个由那些游荡魂灵居住的世界的存在提供了感受体验。倘若其他活动的物体也像我们人类一样拥有魂灵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就也同人类社会一样，由不可见的、到处游荡的（或许只是暂时的）魂灵世界所伴随着。
因此，只有凭借那种在人际和群际关系中流行的同样细腻的技巧，人们才能够对魂灵世界进行探析。这正是那些超自然世界的专家们施展才能的地方。作为精神世界与普通人之间的中介，这些专家可以转达各种信息，祛除各种焦躁，规定各种必须要做的事情以消除或改变种种不如意和灾难。学习如何获得善良魂灵的救助和安抚邪恶或愤怒的魂灵，实际上，也扩展了人们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界定了群体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可以拥抱外部广阔的世界，这其中也包括与其他群体的，当然这并不是必需的。同时，这些规则通过使所有发生的事物都似乎可以理解，以及——在有限的界限内——可矫正的等方式来减弱、降低与自然世界的碰撞程度。【18】
赋予这种观念以现代形式的万物有灵的泛灵论，就是人类所创造出来并一直保存下来的一种最动人的、最易被接受的世界观。这种泛灵论为地球各地的猎人和采集者所共有，可能就是人类在进行全球性扩展时随身携带的文化财产中的一部分。以后岁月中所产生的各种体系，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都无法彻底取替泛灵论；同样，后来的科学观念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种世界观能够像泛灵论那样既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又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而且还令数量如此众多的人对其予以如此程度的信服。仅凭这些，就足以令我们对万物有灵论持一种敬重之情。
在某些人类群体中或许也存在着一些具有其他特殊技能的人，例如工具制造者；但是在人类向地球表面各个地区扩展的过程中，各个人类群体的规模仍旧相对较小。那种被专家称为“裂变—融合”（fission-fusion）的社会联谊活动，如同在当今那些黑猩猩族群中流行的那种活动，极有可能就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一个或几个家庭，大部分时间都为了寻觅食物而独自出行，但当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偶然相遇时，他们立刻就能认出对方。还有，当食物充足的时候，整个群体就会聚集在一起，而且还会同其他群体一道，欢歌起舞，共享快乐，相互之间安排婚姻，交流信息，而且还交换珍奇的物品。
诸如此类的节庆式聚会确立起了一种纤细微弱的交际网络，这一网络不仅跨越了非常遥远的距离，而且还具有使各种有效且方便的创新发明（诸如弓箭等）得以扩散的功用，这种扩散传播的空间十分广阔，甚至可穿越白令海峡和阿拉斯加这一广袤的地区。群外婚在生物学意义上也具有关键的意义，因为早期人类群体人数非常少，只有通过同本群体以外的人交配才能避免*亲近**繁殖造成的伤害。这种婚姻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律，而这种基因扩散传播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使人类这一物种得以保存维系，不管他们扩散到世界什么地方，也不管他们在不同环境下形成了哪些多样性。这就是人类的第一个世界范围的网络，它虽然非常纤细微弱，但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使人类的基因和信息不停歇地从一个群体渗透弥漫到另一个群体，直至人类所抵达的世界各个地方。
在最初的人类共同体中，领袖的地位或许更依赖于个人的技能和经验，而不是继承。对此，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我们似乎可以确信的是，随着到处游荡的人群学会了如何在新的地区获取各种新的资源以后，人类的数量开始增加。许多在非洲依附于人类躯体之上的热带寄生虫无法在寒冷的气候下生存，故而有许多寄生虫被生活在温带气候地区的人类所抛弃，也有一些寄生虫随着人们进入东南亚和美洲的热带地区。寄生虫对人类致命性的伤害程度无疑被大大减弱了；因为即或有些寄生虫在寒冷的气候中能够生存下来，但其在人体上摄取食物的速度也非常缓慢，由此而导致的这种生态失衡就使得人口数量得以增长，从而可能给当地的食物供给造成周期性的紧张压力。【19】
无论人类抵达何处，都会以自己的活动，尤其是对火的使用，来改变当地的地貌。实际上，人类运用自身所积累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将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天然能量越来越多地用于满足他们自己的渴望和需求，从而使人类适宜的生态环境不断地扩展，并使其他物种的生态环境适应于这种由人类塑造出来的崭新的统治体制。
从人类角度来看，某些物种是他们所喜欢的食物来源，故而被加以精心培育。而那些不合人类意愿而大量繁殖的物种，则被视为杂草、害虫。然而，我们可以肯定，随着人类的扩张浪潮遍布地球各地，一大批适合人类的植物、动物、昆虫和微生物——一艘名副其实的“诺亚方舟”——也在自然界中扩大了自己的生存范围。当然，随着气候和地表的不同，各种物种具体分布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植物究竟发生何种变化，现代技术主要是通过对沉淀物中的花粉样本分析来加以重现；由于动物的分布过于广泛，我们无法获知其遗存的详细情况，同样，昆虫或微生物也没有留下什么踪迹。然而，用火武装起来的人群，尽管规模很小，也具有了对其周围的自然世界进行周期性改变的能力，而且各地沉淀的花粉也显示出，除了南极大陆以外，人类对各个大洲的植物物种都进行了大量干预和改变。
可以确定，大约在距今1.6万年前，定居下来的人口数量开始增长，当时距今最近的一次冰川开始融化退缩，少数的人类共同体学会了保存食物的技术，从而可以常年获取营养。这带来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首先和最为重要的是，当各种定期迁徙的物种，如驯鹿、鲑鱼或野生谷物的收获量巨大，造成暂时性食物过剩，其数量足够全年食用的时候，较大的人类共同体就开始出现了。因而，大规模的食物储存意味着人们不得不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住上一年或大半年。为了存放那些临时的过剩食物，人们不得不在容量更大、更为精致的储存器物方面迅速改进，投入资本发展如鱼簖（weir）、陷阱、鱼网、熏房（smokehouses）、储藏室等等。一旦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房屋也变得更加宽敞。而最具特色的就是，当人们只需几个星期或个把月的劳动就能获取一年所需的食物之时，消闲的时光便出现了，这也对所有精致类型的礼节仪式提出了要求。在这种情形下，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开始踏上截然不同的文化道路，在那些迁徙人群的相对单调乏味的生活之中，开始出现一种奢侈性的多样性（有关这一点，或许同那些整齐划一的石制工具所告知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将以列举事例的方式，以对三种独具特色又多少是定居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简短描述来作为本章的结束。【20】
最为著名的是生活在美洲太平洋和北冰洋沿岸地区的人们（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一直生存到19世纪的缘故），此地的各个民族学会了如何捕获季节性游动的鱼类（主要是鲑鱼）和鲸鱼的技能。实际上，他们在广阔的太平洋地区使用鱼簖、渔网和鱼叉所获得的丰收，使得他们可以将大量食物集中在从阿拉斯加北部到加利福尼亚沿岸的各个战略要地之中。
最早大约是8000年以前，这些鲑鱼捕获者便开始在太平洋沿岸留下了考古学踪迹，但是，由于大规模捕获和储藏技术的限制，使得他们大约在公元500年（500 C.E.）之后 [7] ，才有可能支撑起大规模的永久性定居生活。或许正是由于在公元100年到500年期间弓箭从亚洲的引入，才迫使这些鲑鱼捕获者为了抵御相邻部落的威胁而集聚到一起居住。然而一旦那些安置恰当的鱼簖、渔网发挥效用，烘干鱼的熏房也建造起来，人们只需靠几个星期的勤奋劳动就能捕获到足够供应相当多的人口几乎全年的食物。而大量的空闲时间使得人们有闲暇去建造非常精致的住宅、制作图腾柱和举行各种“波特拉特科斯”（potlatches） [8] 式的庆贺活动。在“波特拉特科斯”上，人们向那些严格依照宗族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准则而邀请的客人们馈赠自己积累的物品，以此确定自己的独特品性和社会威信，从而迫使那些接受馈赠者在后续的“波特拉特科斯”上也分配同样的礼物。这些礼节仪式促成了一种在几百英里范围内的珍奇物品的复杂交换活动。同时，这些礼节仪式还对参与其中的各个群体在一个复杂社会等级中所应具有的地位做出了规定，并赋予其有效性。虽然对有利于捕鱼的河流或海岸的争夺不时引发战争，但是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各种“波特拉特科斯”做了明确规定，在一个十分广袤地区内的重要人物都受邀参加这种“波特拉特科斯”已经成为一种惯例。【21】
北冰洋沿岸严酷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因纽特（即爱斯基摩人）捕鲸者取得了更为非凡的成就。公元8世纪左右，因纽特人成功地发展出捕鲸技术，当时皮制的舟艇足以搭乘8个人，而可以独立拆卸的鱼叉也达到了穿透鱼皮的锋利程度，这一切都使得他们可以趁鲸鱼负伤之际，捕获甚至杀死这类躯体庞大的生物。每当夏季，在阿拉斯加地区的白令海峡南北两岸的一些特定地点，都挤满了季节性的前来觅食的鲸鱼。无论何处，只要风向、潮流和海岸线的形状能够给他们带来好的机遇，那些因纽特捕鲸者们就以其为安身之处（哪怕相距数十至数百英里）。在18世纪，一支因纽特人捕鲸队在一个季节中可望捕获12头或更多的鲸鱼，由于每头鲸鱼重达数吨，故而他们的捕获量足够为数百人提供一年的食物。
在这种情况下，捕鲸队首领成为众望所归的社会领袖，捕鲸队队员们也成为高于他人的社会上层人物，便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因为那些普通成员为共同体所提供的食物实在是微不足道。因纽特人以冷冻方式来储存鲸肉，并将这些冻肉埋在地下，其数量通常足够他们同那些专门用来在雪原上拉雪橇的狗一同分享。鲸鱼的脂肪可以作为油料，用作室内烹调和照明，人们借此来度过那漫漫的冬季长夜。因纽特人所有的工具都是极为精巧的，包括他们缝制的那些毛皮大衣和皮质衣物、大大小小的皮船、皮舟、弓与箭、狗拉雪橇、雪砌的拱形圆顶小屋，和那种复杂而精细的鱼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工具等等。
因纽特人对北极沿海地区极为有效的开发技术沿西伯利亚东部的海岸线迅速地传播，抵达加拿大最北端的地区，甚至深入鲸鱼从未到过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一直仅靠捕杀海豹和海象为生。 [9] 公元13—14世纪期间，在格陵兰西部海岸，捕杀鲸鱼的人群与北极地区的移民相遇。同因纽特人的武装冲突，大概就是造成北极格陵兰人群灭绝的原因；稍晚一些时候，居住在阿拉斯加地区的因纽特人群体之间也爆发了类似的战争，双方皆使用了鲸鱼鱼骨制成的各类*器武**。【22】
然而，在18世纪，或许还要更早一些时候，阿拉斯加沿海地区召开了和平的聚会，参加者有上千人之多。如此广袤的贸易联系——既有同内陆驯鹿（caribou）捕猎者的贸易往来，又有同亚洲沿海地区的交往（早在欧洲人抵达这一地区之前，已有少量人工制造的铁器出现在因纽特人中间）——使得鲸鱼捕获者群体的资源更为丰富。无论从任何标准上讲，这些因纽特人在开发寒冷北极地区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作为人类创造智慧和适应能力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典范。
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所发现的距今1.6万年和1.3万年的著名的马格德勒尼亚（Magdalenian）洞穴绘画艺术作品，则是同样令人惊奇的人类合作与创造能力的产物。人们认为，当时此地的人以捕猎迁徙的驯鹿（reindeer）为生，并已掌握了储存肉类食物的技能（大概是一种熏烤技能，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印第安人熏制鲑鱼的方式极为相似），而且还利用大量空闲时间，在洞穴中进行各种神秘的仪式活动——暂且不论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对创造这些非凡洞穴绘画艺术作品的所谓马格德勒尼亚社会的有关状况，我们所知甚少。但其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骨制、木制和石制工具以及少量的象牙雕刻作品，都显示出相当高超的制作技艺；而这些洞穴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确线条，连当今一些艺术史家们都以为系出自专业的绘画大师之手。
近来，在驯鹿从冬季向夏季的草场迁徙必经的山谷狭道附近，考古学家们发现了马格德勒尼亚人生活的遗址。在这些营地中有各种动物遗骨，其中95％皆为驯鹿遗骨，这一事实表明马格德勒尼亚人主要是靠捕猎迁徙的驯鹿作为常年的主要食物来源。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大批驯鹿沿着它们迁徙的道路被驱赶进入人类事先建造好的陷阱之中，但是由于这种陷阱装置至今没有被发现，因而没有人确切知晓当时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我们同样不清楚的，还有马格德勒尼亚洞穴绘画艺术作品背后所隐藏的观念，以及他们在地下洞穴深处所举行的各种仪式的详情。极有可能其核心内容就是歌唱和舞蹈。在一些由马格德勒尼亚画家们所装饰的地下巷道中，人们极易感到恐怖而发出惊叫；这令人不由地去设想它们当时就是回荡着与神灵世界进行交谈的各种音乐声响的场所。然而，对此没有人十分清楚，也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当时在马格德勒尼亚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随着气候逐渐变化，在来自大西洋的湿气和暖流的滋润下，曾经茂盛的苔原地带生长出了大片的森林；结果使得驯鹿开始向北方迁徙。那些马格德勒尼亚的捕猎者们大概也随着驯鹿一道迁往他乡。但是，如同美洲人的“波特拉特科斯”和图腾柱一样，马格德勒尼亚人所遗留下来的那些洞穴艺术作品构成了一种非凡的典范，它告诉我们，当凭借一段时间的劳动便可获得全年食物时，人类便可以利用空闲时光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之事。【23】
度过季节性食物剩余高峰时节的另一种典范源自西南亚地区，它虽不那么壮观但却更为重要。大约在距今1.5万年前，温暖潮湿的气候使得麦子可以在山坡旷野到处生长，在如此广袤的地区，为数甚少的几个人类共同体便可以收获成熟的麦粒，度过一年的大部分时光。在从西奈半岛北部一直延伸到现代叙利亚南部边境地带的地区，这类被称为那图凡（Natufian）的遗址，向我们提供了当时人们如何生活、劳作的证明。那些将谷穗割下来的镰刀和把麦粒磨成面粉的石磨，构成了那图凡居民的特有符号，但是，各种羚羊和其他动物的遗骨表明，即使在麦类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之后，狩猎活动仍然继续存在。各种海贝和其他外来物品的遗存，证明当时该地的人们同外部世界进行了各种交换活动；此外，各种贵重的丧葬物品，有些还与儿童的葬礼相关联，显示出当时那图凡人中间存在着社会地位世袭的现象。那图凡人也建造起房屋和储存食物的各种建筑，狗已经被驯养，而且根据那图凡遗址的规模和分布状况可以断定，在那图凡村落持续繁荣的2500余年间，人口数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
而后在大约距今1.3万年前左右，气候再次变得干燥起来，麦类谷物的天然生长力减弱，并逐渐地消亡了。一些那图凡人口肯定又重新转变成为迁徙性的猎人和食物采集者，四处游荡、寻觅食物，而只有少数人通过掌握在自然条件下无法生长植物的地区的种植技术，继续仰赖种植麦子为生。
本章内容大致归纳如下：早期人类的相互交往与合作能力波浪式地不断得到加强。语言是最为重要的突破，歌唱和舞蹈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功用。凭借这些新的交往方式，早期人类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凝聚力和相互协调性不断增强的群体。从而使得人类可以散布到地球表面更为广袤的地区，适应了更加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并使人类自身发生了某种改变，至少在当时是如此。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谷物种植技术的发展，最初主要集中在西南亚地区。正是这种种植技术，从根本上为人类生命开启了各种新的可能性，一个稳定的食物生产的农耕时代来临了。而无论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还是在地球进化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同类的事件。【24】
[1] 近来在东非地区的发现被解释为是人类种属在远至100万年以前就掌握了使用火的方法的证据。不管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大约40万年前，人类对火的掌控业已成为一件毋庸置疑并且相当普遍的事情。
[2] 此外，直立姿态、汗腺和无毛的皮肤综合在一起，赋予人类一种非常有效的冷却系统。那些靠喘息来冷却自身躯体的动物，无法获得与人同样的肌肉耐力。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在捕获奔跑速度飞快的袋鼠时，仅仅是用追赶袋鼠几个小时的简单办法就可奏效，因为袋鼠在奔跑几个小时之后便会因体温过高而精疲力竭，乖乖受擒。
[3] 最近在中非地区的一些考古发现，其时间被确定为距今9万年到7.5万年之间。这一发现可能会将与智人有关的技术变革的最早时限提前。请参见John Reader, Africa：A Biography of a Continent，New York, 1998, p.139。
[4] 詹尼·古德尔（Jane Goodall）曾从1960年开始对坦桑尼亚戈姆比（Gombe）自然保护区的一群黑猩猩进行观察。1970—1972年间，在他所观察的黑猩猩之间发生了分裂，随之导致了致命的战争。对其他黑猩猩族群的观察也加深了我们对黑猩猩领土变更的认识，一些领土界限的变革同我们预期的完全一致。但是，在当代非洲，人类对黑猩猩居住地的侵占速度是非常快的，故而，这些“原生态”的观察，不仅受到那些职业观察家自身存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变得更加紧张。其结果是极为严重的。例如，戈姆比黑猩猩就遭受到一种小儿麻痹症的剧烈伤害，完全可以猜测这种疾病是人类传染给它们的。由于人类对黑猩猩领土“原生状态”的侵占不断继续，所以，现存的黑猩猩数量明显已处于濒危的境况之中，同时，那些相邻的黑猩猩族群之间的领土边界关系也处于同样的压力之下。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见詹妮·古德尔所著《戈姆比黑猩猩的行为模式》（The Chimpanzees of Gombe：Patterns of Behavior，MA,1986），以及约瑟夫·H.曼森（Joseph H.Manson）与理查德·兰格翰姆（Richard Wrangham）合撰的《黑猩猩与人类族群内部的侵略》（“Intergroup Aggression in Chimpanzees and Human”），载《人类学通报》（Current Anthropology）第32卷（1991年），pp.369-392。
[5] 准确地投掷石器和标枪要求眼—手—身体的整体协调配合（射箭瞄准也是一样），这是人类体能的又一种特质，这一点对于古代猎人来说，与汗腺和长途奔跑的能力同样重要。请见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火的投掷》（Alfred W.Crosby，Throwing Fire，New York，2002）。
[6] 成年女性月经周期的变化，使人类的*交性**活动大大超越了成熟卵子接受精子这一短暂时段的限制，这无疑对于家庭的形成有所助益，但是女性经期的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我们并不清楚。
[7] 那种传统的计时体系——即B.C.代表基督诞生之前，A.D.代表基督诞生之后——已经越来越落伍了，因为它所依靠的只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传统。在此，我们遵循的是另外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数字仍然与前一种体系相同，但却以公元C.E.（Common Era）取代了A.D.，以公元前B.C.E.取替了B.C.。
[8] 太平洋西北沿海地区因纽特人所举行的一种节庆或仪式活动。有“狂欢节”“夸富宴”“散财宴”或“冬季赠礼节”等不同译法。——译者注
[9] 人类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地区的定居为时甚早，其时间可以回溯到6000年以前，但是这些北极地区最早的居民并未掌握捕获鲸鱼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