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独立是社交媒体上永盛不衰的一个话题，不论何时提及，都能挑起矛盾、引发纷争。
和女性独立相关的电影也是如此，姚晨宣传自己的新片《送我上青云》时和两性作家燕公子互动，给投稿人支招该如何应对渣男。
结果被人质疑这是“公开开车”，继而引发了女性公开谈性话题的尺度讨论。女性、性，当这两者被放置在一起的时候，天然就具备了争议性。
《送我上青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可以令观众们一起聊聊电影中的女性独立，或者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送我上青云》
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一定与两个意象分不开：权力与欲望。
权力中包含强权与父权，欲望中包含性欲。
姚晨饰演的女主盛男从名字上就大体能看出其家庭对她的人生希望。
父母一方或者两方想要个儿子，但受限于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父亲又是公职单位的领导，所以只能给女儿取这么个名字，希望她“胜男”。
成年之后的盛男的确“胜男”，做人耿直、工作拼命，直到她发觉自己得了卵巢癌。
这是只有女性才会得的病，没了卵巢，女性的生理特征会丢失一大部分，盛男在自己即将丢失女性生理特征的边缘，开始直面自己的人生。
有了这个设定，咱们再说回到前面的权力与欲望。
反抗父权，她揭穿父亲出轨*养包**情人的事实，把名牌包丢进垃圾桶再用酒精点燃，把母亲带在身边工作，彻底与父亲这个角色断开联系。
反抗强权，盛男在缺钱做手术的情况下依然没有臣服于李总，一片一片地撕碎合同，并从男性生理缺陷的角度上对李总进行回击。
李总对盛男的压制源自于性别与财富，盛男的反抗是放弃对财富的追求，并从性能力上质疑对方，精准且高效。
直面性欲，这一点在中国内地电影里确实稀缺，一个女性能对男性直接说出“我想跟你*爱做**”真的少见。
更妙的是，在后来的床戏中，盛男不是靠着男人获得了性高潮，而是靠着自己。至此，这个角色完完全全地成为了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代表。
完全以女性为绝对主角的电影经历过形象上的大转变：
大体是从男性欲望及目光之下的客体到成为话语的主体。
而这一转变最显性的表达就是形象的变化，简要来说就是《红高粱》从丰乳肥臀的巩俐到《送我上青云》中消瘦清淡的姚晨。
从欲望目光中跳脱出来建立一个人物，是《送我上青云》的优势。
但这个人物太像是诞生于社交媒体定义之下的角色了。
说的明白一些，就是如果这个故事被主攻两性关系阐述的博主写成一条“我有一个朋友”系列的微博，一定会获得万转。
性格刚烈，即使不喜欢路人对于女性年纪的非议但也会在有小偷的时候提醒他们，继而被小偷的同伙报复*倒打**在地。
行事决绝，看到自己倾慕的男人被土大款当众*辱侮**，会毅然决然地触发火警把他从僵局中解救出来，吻过他之后再掉头离开，即使自己哭成狗也绝不回头。
盛男这个角色成于精准，但缺憾也在于精准，她没有任何肆意和野蛮的余地，整部电影也像是对着社会议题写出来的剧本。
看《送我上青云》的时候总能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银幕形象：
《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
李宝莉就不如盛男，她不是一个预先张扬的女*斗权**士，而是一个脱胎于生活苦难的普通女人。
细看来，她们所面临的困境都一样，婚恋关系、家庭关系、工作环境都不尽如人意，但这两个人物给观众从源头上的印象就不同。
盛男的创作者不能也不敢把这个人物塑造得“讨人厌”，所以她始终在讨厌和讨喜之间徘徊，最终模糊为表达的符号。
她身边的男人们都精准地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父亲代表着家庭责任的缺失；
刘光明代表着小知识分子的软弱与虚伪；
四毛具有对于财富极端渴望者的奴相；
李平代表着暴富土大款的狂妄与可笑；
李平父亲则稍微可爱一些，但即将迎来死亡。
这种提取式的人物塑造太讨巧了，主创似乎知道哪些议题能成为话题点，哪些侧重点有利于电影宣传。
这不是缺点，但对我来说是遗憾。
而更重要的是电影把盛男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粗暴地归结为她是个女性，在工作领域遇到李总那样的土大款甲方是每个职场人的必经之路，而不是因为乙方是个女人。
用癌症来作为主角反思的起源、用手术来作为和解的理由也都未免讨巧了一些。
而《万箭穿心》不同，李宝莉是个讨人厌的角色，正因为讨厌，所以迸发出来的火花才格外耀眼，创作者敢先嘲笑讽刺自己的角色，再对她的际遇予以同情。
这份同情不出自于政治正确，而出自于人最本性的悲悯心理。
它里面的男性形象也不是全为了对照和批判用，马学武、 建建这两个人都各有各的缺点，却也能看出可爱来。
电影中的作者表达也分为两层，一层是为表达而表达，一层是为生活而表达，《送我上青云》可能只做到了第一层。
这部电影的出现当然值得被鼓励，但刻意地忽视问题则对影片本身无益，创作者在过程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起码态度是真诚的。
面对这份真诚，观众应报以同样分量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