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旧社会的*女妓**生涯从东周列国时因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而起的话，那么，到旧中国寿终正寝止，*女妓**的不幸遭遇已经延续近三千年了。
在那悲辛龌龊的漫漫长夜中，是初唐时期的“青钱学士”张鷟第一次在叙事文学最高形式的小说艺术中，通过官宦文人——
中上层知识分子冶游生活的描绘，首先正面地刻画了*女妓**们可喜可爱的心性形貌，并进而把文人学士与歌妓舞女们的艳遇场景赋予了诗意色彩。
让我们沿着张鷟《游仙窟》以后的历史行程作一番探幽览胜的寻觅，我们会看到，正是《*瓶金**梅》在描绘封建士大夫与下层*女妓**的嬉戏活动方面，继承并光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风范和社会内蕴；
同时，从《*瓶金**梅》到《游仙窟》的长足进步中，也可观照到《*瓶金**梅》中又一个弥足珍贵的闪光点。
《游仙窟》书影
张鷟的《游仙窟》，写自己冶“游”于美人窝的一段经历。所谓“仙”，在唐代诗文中往往是美女、艳姬的代称，此处实为对*女妓**的美称。
因而“仙”之“窟”其实是美人窝的雅号。
作者以韵散兼用的语言形式，描叙自己作为“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广武将军钜鹿侯之子”，“已入甲科”,“又蒙高第”的青年士大夫，在“奉使”公干的途中，与*女妓**相狎嬉游的一夜艳遇。
作为当时科举出身的文人学士们狎妓嫖娼——或者文雅点说是中上层人士婚外恋风习的艺术写照，
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不朽意义，其美学贡献不仅在于它是文学史上成功地描写这类题材的开山之作，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而且，它第一次以小说形式勾勒了封建统治阶级中正统派人物的一付别具个性的形象：
他们不再拘于礼教官仪，不再恪守儒学官箴，他们的言行心态生动地透视出社会和文学上审美的新形势——
“新起的庶族知识分子不仅要在社会有形构成的实务利权中争取自身的集团利益，也要求在精神领城中表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要求在文学艺术中显示自己的性格和风貌”；(何满子语)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品第一次把深受社会践踏、横遭世俗鄙视的*女妓**作为正面赞美的形象来描绘，作为小说主人公衷心情爱的对象来诗化地刻面。
这正是《游仙窟》的重大审美价值。所以，它博得后世治文艺的专家如鲁迅等人的重视和赞赏，被后人称为“结束了中国小说前史的近代型小说发韧之初的第一篇杰作”。
后来的什么《铁花仙史》虽以“仙”字相标榜，且以妖术相穿插，却落于不堪观赏的俗套；
而亦以俪语作小说的《燕山外史》之类，又因宣扬封建礼教，加以文思迂拙，笔致呆板，更为有识之士所厌弃。
所以，《游仙窟》至今仍值得回味。
《游仙窟》插图
然而，史料证明：
张鷟这篇《游仙窟》早在初唐时期即已流传海外，而在中华本土上却一直湮没了一千余年，直到上世纪末它才在爱国学者的努力下重返祖国。
因而，在张鷟之后直到上世纪末之前的历代小说家、评论家等的笔下，从未见有任何道及的文字。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兰陵笑笑生等人创作《*瓶金**梅》时，的确未曾目睹过因而的确未曾承受过《游仙窟》的直接影响。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瓶金**梅》中确有“英雄所见略同”而与之相类似的并又更上一层楼的刻画。
——这就是书中关于蔡状元和董娇儿的一场风流佳话。它在特定时代中颇饶审美情韵，这就大大值得我们品评了。
说起《*瓶金**梅》中蔡状元与董娇儿的一场风流佳话，先要解开《金》学研究中的两个“结”：
其一、不该误解的误解——关于鲁迅对蔡状元的评价问题。
的确，“世之论《*瓶金**梅》者亦多矣”；但“在无数古今中外的论者中，唯鲁迅（引者按：应加“首先”二字) 能以精通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学、历史、宗教的气魄与眼力，给《*瓶金**梅》以科学的评价”。(钟来因语)
正是伟大的文学史家鲁迅，在其有关论著中两次提到《*瓶金**梅》中关于蔡状元与董娇儿的冶艳之事。
但笔者以为，不应简单地、肤浅地理解为鲁迅对蔡状元这一艺术形象是否定的或鄙视的。
应当明确肯定，鲁迅这两次引用《*瓶金**梅》对蔡状元的描叙，都是为正面地阐发《*瓶金**梅》圆熟的艺术技巧和丰赡的审美意蕴而着意标举的。
《中国小说史略》封面
首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上)》这专讲《*瓶金**梅》的篇章中开宗明义即正面肯定了“诸‘世情书’中，《*瓶金**梅》最有名”，
于概述了《*瓶金**梅》全书的内容提要后，接着就热忱而中肯地评赞了《*瓶金**梅》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卓越成就，
特为表明“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紧接着，鲁迅就直接引录了《*瓶金**梅》的两段原文以证实自己的论点。
一段是《*瓶金**梅》第二十八回潘金莲指着从藏春坞西门庆“拜帖匣子内”搜检出来的宋惠莲在世穿的鞋子，既用以嘲讽西门庆，又故意把鞋子刀剁几段掠到茅厕以羞恼西门庆。
短短的几行勾勒，就将潘金莲、西门庆、秋菊、春梅等人物的个性和形态，以及这场小闹剧所展示的社会风情，都鲜灵活泼地凸现于纸面。
再一段就是《*瓶金**梅》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暗约董娇儿等*女妓**来，邀留蔡状元与之艳遇过宿的文字。
笔者认为，这正是鲁迅上述关于《*瓶金**梅》刻画西门庆“即士类亦与周旋”之论点的有力例证。
它恰切地表证了鲁迅关于《*瓶金**梅》绝非“淫书”而实有深广社会意蕴的科学论断，也形象地表明了鲁迅对以这段文字为代表的《*瓶金**梅》的语言艺术的衷心喜爱和热忱赞赏。
《*瓶金**梅》中值得广为称引的佳篇美制比比皆是，而鲁迅于极为珍贵的有限篇幅中，特为详细地予以引述，
可见这段关于“士类”代表蔡状元的描叙，在鲁迅心目中有着何等深隽的印象和何等突出的地位。
可惜的是，《*瓶金**梅》中这段内蕴深广的艺术画面，至今尚未得到公允的评析。
《*瓶金**梅》插图本
其次，鲁迅1935年4月发表的《论讽刺》中提到“《*瓶金**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
也很清楚，正如鲁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以及同一时期写的其他有关文章中明白交代的，意在帮助人们矫正评鉴文学作品时的若中偏见，如“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误以为讽刺并非写实之作，等等。
鲁迅仍缘于他对《*瓶金**梅》卓越艺术成就的深切好感，这才在论述时顺手拈来《*瓶金**梅》的描摹作为范例，而强调的则是“讽刺作者……常常是善意的”。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很明显，按照鲁迅的逻辑，《*瓶金**梅》上列写蔡御史的一段文字，实在是兰陵笑笑生对人物既存善意又秉热情的产物。
同时鲁迅深刻指出：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1935年)
照鲁迅的意思，真正优秀的讽刺之作，正是作家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精于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对社会生活作艺术的概括提炼而使之典型化的作品。
《*瓶金**梅》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艺术巨构。
就上列引文而言，要说兰陵笑笑生有所讽刺的话，那也主要是讽刺西门庆。
因为蔡御史的“自谦”云云，是针对西门庆先说“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而发的。
本来，那个目不识丁、胸无点墨的粗俗泼皮西门庆，未必懂什么“昔日东山之游”,这里是兰陵笑笑生为了塑造与之相对应的蔡状元形象而故作的艺术化处理，是有小说家的深长寓意，并且在此情此境中也能产生美感效应的成功之笔。
因此有些研究者据此误以为是鲁迅鄙薄蔡状元，实在是不该误会的误会。
同时也应承认，鲁迟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对古小说的评论中，难免有若干偏颇乃致失误之处。
钟毅绘 ·《明代状元入朝会》
其二，对张竹坡等《金》批中的“枉为人”之说也该重新评鉴。
张竹坡对《*瓶金**梅》的评论既有许多卓尔不凡的真知灼见，已为广大《金》学者所赞赏；
却“也有不少离开作品形象的主观猜想，以及封建性的说教，这是迂腐的、保守的、荒谬的”。(王汝梅语)
笔者认为张竹坡说“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将蔡蕴与蔡京等人混同一例而皆加贬斥，则是很不公允的。
《*瓶金**梅》中的蔡京是兰陵笑笑生痛加箠楚的反面形象，这本是读者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如《词话》本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即直言不讳地指责道：“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
文中之“蔡”即专指蔡京。随后在武松判刑、花子虚分家财等多处情节中，都勾勒了蔡京的卑劣灵魂和丑恶嘴脸，
特别是写他公然拿朝廷的空白符扎委任重礼行贿于他的干儿子、地方恶霸西门庆为提刑官，纵容并庇护坏人行凶作恶，尤为书中一大关键。
直到小说之末，作品还特地通过韩爱姐之口，点明了恶贯满盈的蔡京之可耻下场。
但是,《*瓶金**梅》对蔡状元的刻画，却笔含情韵，墨蕴温馨，跟对蔡京等人物的态度迥然有别。这正是我们要着力阐述的。
首先，在蔡状元尚未正式出场时，就由作者亲自出面于小说第三十六回特为交代：
“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
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记载：
“时李阶举礼部第一。阶，深之子而陈瓘之甥也。安忱对策，言使*党**人之子魁多士无以示天下。遂夺阶出身，而赐忱第。忱，惇兄也。”
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兰陵笑笑生故意把历史上置换别人的人写成了被人置换的人；把“兄”错位成“弟”，而又别出才情，重新塑造出一个于史无考的“蔡蕴”来充当*场官**角斗中的侥幸者，这不仅是艺术家的“狡狯之笔”，而且有深意存焉。
兰陵笑笑生于此故意避免了宋代历史上“元祐”派与“绍圣”派互相攻讦的史实，艺术地笼统地以“言官”之“论”而广泛涵盖了封建上层统治者的*党**争，从而有助于揭示明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混乱；
将历史上排陷他人的安忱，顺手写成亦遭他人斥黜的败角，不仅与小说的讽戒之旨暗相吻合，而且使作品融孕着更深广的社会历史意蕴。
值得品味的是，小说中的蔡蕴并未出面攻击他人，而只是被动地蒙受意外之遇的一个偶然性的时代小宠儿。
有的研究者指出，小说中的蔡蕴与宋史上的蔡嶷（《蔡嶷传》载《宋史》第354卷)二人之名形近、音近，认为兰陵笑笑生创作蔡蕴形象时曾“杂取”过“蔡嶷”的“行状”。
但是，历史上的蔡嶷是个左右讨好、惯于投机、出卖人格、卑污下贱的两面派政客，而《*瓶金**梅》中的蔡蕴却别具形态，另有风貌。
这倒表明兰陵笑笑生对蔡蕴这一人物的另一付情怀。
《续资治通鉴》
历史上的蔡嶷是主动*害迫**他人(如陈瓘、陈正汇父子等)，蓄意为自己谋夺*官高**显爵的，并且厚颜无耻地“一意附蔡京，叙族属，尊为叔父，”旋又改口，称蔡京“公乃叔祖”，……
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史实，本可作为小说的极好素材，但《*瓶金**梅》一概未取，只淡淡地以“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而一笔带过。
可见兰陵笑笑生绝无*化丑**或讽刺蔡蕴之意。须知，远的暂且不说，仅就宋代到明代这段中国封建社会的“下坡”期而言，
由于朝廷窳败，政治黑暗，以小说中的蔡蕴这穷书生而言，虽侥幸挤入*场官**，但在*党**争激烈、动辄得咎的险恶环境中，这“投在”宰相门下暂当“假子”,不也是不得不然的被迫之举吗？
何况蔡京之流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势，也一定要广植*党**羽；而小说中的蔡蕴，作为自一介寒士竟平步擢升的新科状元，不正是蔡京们最感兴趣的罗织对象吗?
焉知不是蔡京们主动*引勾**故作暗示以驱使蔡蕴来相“投”的？君不见，名闻朝野、身列显贵的李开先不是也曾自我解嘲地承认“予昔居官太拘泥，怕参宰辅与达官”——将屈从、妥协的劣性自我“曝光”了吗?
(*场官**上苟且屈从之风已相沿成习，所以，官僚们才敢于不打自招)
明代著名文人——狂放不羁、睥睨权贵的徐文长，不是也曾依附过政声不佳的“中丞”胡宗宪吗？如此又何必苛责蔡蕴？
其次，小说着意写出是蔡京的大总管翟谦在投书向西门庆故作恭维而又自我表功的基础上，
于索要小妾的同时，自行拜托西门庆照顾“新状元蔡一泉”的；并非蔡状元主动请托翟谦的。
小说特地写明：
“蔡状元在东京，翟谦已是预先和他说了：‘清河县有老爷门下一个西门千户，……富而好礼。亦是老爷抬举，见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
这就明白地昭示给读者：
蔡状元于回家省亲的顺路中暂时作客于西门府，乃顺理成章的普通人世交往，本来无可厚非。
但赵文龙在本回的评语中竟然写道：
“蔡蕴告帮，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欲人**呕。”
依笔者看来，这不过是赵文龙的故作高雅，自鸣清优罢了。
试问：事前有别人热情推荐介绍“富而好礼”，继之亲见西门庆“远来迎接，又馈送如此大礼”，原先也不知西门庆的丑恶历史，以人之常情常理揆之，不也该“心中甚喜”吗？
难道一定要退回到上古时期穷书生颜回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卷”，皓首穷经，死守狭隘、保守、自我封闭的小农生活，才是“高尚”之举吗？
若以此论之，那么，大唐诗圣杜甫在长安时期“朝扣富儿们，暮随肥马尘”，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实际是向纨绔之家哀求的卑凄生活，岂不更该斥为“伤风失节”吗？
也就在这回书的批语中，赵文龙居然痛骂《水浒传》的“贬公卿而褒强盗”，却同时妄赞“俞仲华作《荡寇志》，忠义二字始大白于天下”，
可见封建传统观念是如何严酷地闭塞着、混乱着文人们的天然良知和正确视听！
戴敦邦绘 · 蔡京
细细品赏《*瓶金**梅》全书，始终未见蔡状元有什么向蔡京献媚讨好、有什么充当蔡京鹰犬、去为鬼作伥的言行。这是很可见作者的褒贬倾向的。
《*瓶金**梅》写蔡状元到西门家之后，虽客套地与之寒暄了几句，但随即就告辞道：“学生归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被西门庆恳留后方才住下。
从小说的精炼描叙中可见这蔡蕴颇为真爽、诚挚，不见他矫情做作，也来见他奴颜媚态。
值得品味的是，兰陵笑笑生是这般描绘的：蔡蕴进门后，首先是“以目瞻顾……园池台馆，花木深秀，一望无际，心中大喜。”
接着是与主人对局“下棋”；而同时进门的安忱进士率先关注的却是“有两个戏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赏”，并连忙问道：“在哪里，何不令来一见？”
小说这里将蔡、安二人一雅一俗、一清一浊的不同形象，不乃栩栩如生地映现于人前么？
书中于此还着意写道：“安进士喜南风”。(按：即喜欢玩弄男优，喜搞“同性恋”的丑剧)却只字未叙蔡蕴有什么下流言行。
随后，又写明“蔡状元道：‘学生每初会，不当深扰潭府，天色晚了，告辞罢’”。是真心要走。
被西门庆以“岂有此理”以及“如今就门外去也晚了”等好话劝留下来才住了一宿。
蔡、安二人在西门家无非是听曲饮酒，而后则西门赠金送礼，两人感激而去。
书*特中**别写道：当蔡蕴见西门庆给他的是“白金一百两”时，这“蔡状元固辞再三，说道：‘但假数十金足矣，何劳如此太多,又蒙厚腆!’”
可见蔡状元虽因家贫，直率地向西门庆坦陈“回乡省亲，路费缺少”而㥏颜告借，但却不贪得，不矫情。
在书中写蔡蕴跟西门庆彼此谦恭地酬答时，张竹坡也情不自禁地批道：“今人常套。”岂不是古今之惯例？可见这回小说所写的蔡蕴作客西门府，其实是本乎人之常情、源于世之通理的寻常往还。
其审美价值是：
兰陵笑笑生借西门庆交结“士类”的生动描叙，形象地再现了一幅富有时代特色的真实生活画面，为后代留下了一卷饱含意蕴、引人回顾的世俗图。
就在这回小说的结末处，兰陵笑笑生也不无感情地赞道：“正是：博得锦衣归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儿”(崇祯本、张批本均同) ,字里行间对蔡蕴这次作客于西门府的行程是颇为首肯乃至相当欣赏的。
皋鹤堂本《*瓶金**梅》
因此，赵文龙说“蔡一泉巍巍榜首，甘心作权奸假子，且而矢口以云峰为云，止因数十金之利，屈节于市井小人之家，岂不可耻？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恶之一人，而借此以丑之也”，
既不符合小说的原意，也曲解了兰陵笑笑生的真情，表明评论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思维模式有时仍被钳制在封建传统的尤其是旧理学的“紧箍”中，
还不如二千年前的孔丘先生那“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开放心态；跟明代有识之士“好货好色”的先进思潮相比，可悲地落伍了大段！
《*瓶金**梅》第四十九回，通过“西门庆迎请宋巡按”的描叙，固然揭示了西门庆攀高结贵、屈体求荣的卑劣伎俩和市侩心态，却也于此生动地刻画了蔡状元和董娇儿的别具情意的一场冶艳生活。
正如作者在小说第三十六回中巧妙地铺排着安进士与蔡状元作相映相衬的活剧表演一样，在此回中兰陵笑笑生又有机地牵引着宋御史来与蔡状元“搬配”。
题目虽名曰“西门庆迎请宋巡按”，但在《词话》本的回前诗中却已暗示了作者的又一番寄意，其中包孕着对蔡、董艳遇之情趣的欣赏已初露端倪，只不过小说家的笔致更曲折更委婉因而也更耐人寻味罢了。
小说写西门庆不惜“费勾千两金银”的巨资，惊天动地般迎请了宋乔年巡按，但这位宋巡按于美酒珍馐饱餐了一顿之后，“只坐了没多大回。听了一折戏文，就起来”，
旋接带着西门庆敬赠礼物的“揭帖”，说着对西门庆感激“致谢”“徐容图报不忘”的话，而后就“举手上轿而去”。
紧接着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西门庆对蔡蕴说道：“我观宋公(即宋巡按)，为人有些蹊跷。”
蔡蕴接着回答：“他虽故是江西人，倒也没有什么蹊跷处。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说罢笑了”。
作者曾在此之前，经直出面评议过“那宋御史(即朱乔年)又系江西南昌人，为人浮躁”。
面书中对蔡蕴并无片言只字的訾议。两相对照，作品生动地刻画出蔡蕴坦率、开朗和对同僚的真诚与友善。
皋鹤堂本《竹坡闲话》书影
作品于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繁锣密鼓的势利场面之后，继之则以精丽的工笔细描，通过清风明月中的绵绵情韵，描绘了蔡状元与董娇儿的一段小夜曲。
如前所述，小说通过第三十六回所写，与安进士相比，蔡状元不仅不是庸俗的酒色之徒，而且于留意“花木深秀”的“园池台馆”，乐于“下棋”遣兴等方面，还昭示出他的儒雅与风韵。
这第四十九回正与前面一脉相承。在宋巡按走后，蔡蕴也曾随即对西门庆直率说明“我明日就要开舡长行”(事实上他正是第二日就起早走了)，本不想在西门家留宿，但被西门庆一付诚热面孔的劝请而挽留住了。
接着就是西门庆早已精心布置的美人计：
“叫玳安儿附耳低言，……坐名叫了董娇儿、韩金钏儿两个，打后门里用轿子抬了来，休交一人知道”。
随后，西门庆又当面嘱咐这两个*女妓**：
“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持他，我另酬答你两个”。
就在西门庆连哄带劝地把蔡蕴引请“至翡翠轩那里”,令人“关上角门”，让事先编排好的“两个唱的(即董、韩二*女妓**)，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展”，……的时候，
一方面，作家正面夸叙了这两个*女妓**极其引人的美态——“绰约容颜金缕衣，香尘不动下阶墀，时来水溅罗裙湿，好似巫山行雨归。”
一方面作品恰切地描写了蔡状元此情此境中独特的心态和表现：
“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
这里令人品赏的是：
一、“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他本或作“不舍”)正生动地展示了蔡蕴真实而丰满的个性：
他不粗鄙恶俗，——在这“关上角门”后无须防范而可以任情率性的特殊环境中，并未忘形放荡，更不象西门庆之流见女色就扑上去肆意淫乱，但他也不格遵官礼或故作端庄；
他没有自矜矫饰或硬充君子，而是自然地袒露出自己有情有性，既爱美爱色，又有礼有节的朴实心灵。他这时的两个“欲”,是自相矛盾而又和谐统一的。
二、西门庆所谓的“昔日东山之游”，虽是作家艺术地代拟的故作之辞，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东晋时著名的士大夫*安谢**(字安石)，年青时跟好友王羲之(右军)常在会稽东山游山玩水，吟诗谈文。
这本来是历史上久传人口的佳话，是封建时代清雅儒士们向往的风流情境。
经过作家借西门庆之口的这番用古人风范而浓郁了人的美好情意之后，小说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随之顺理成章地向前转进，“于是，(蔡状元)月下与二*女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应当理解的是：西门庆虽是反派角色，但在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兰陵笑笑生笔下，他也合乎情理地时有正面的言论和行为，
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真实生命，是精明能干、气魄不凡的“大官人”，是个让我们至今仍感到“熟悉的陌生人”。
兰陵笑笑生亲自出面，正面引用了最美的古典爱情故事用来形象地比喻蔡状元“与二*女妓**携手”的美致，对之作了全称肯定和热忱赞赏，是发人深思的。
试想：在汉代——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那刘晨、阮肇上天台被“言色清宛、令人忘忧”的仙女邀留过宿的美丽神话，
不仅元稹、刘禹锡、李商隐、汤显祖、孔尚任们一再美滋滋地吟咏不辍，而且我们今天回想起来不也还口角噙香吗？
这不带世俗偏见、扬弃了传统礼仪、挣脱了等级观念、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爱情典故，不是至今仍有审美价值吗？
兰陵笑笑生以欣羡的口气引用于此，哪里含有对蔡蕴的讽刺呢？
这则刘阮遇仙女的美丽故事，也许正是引发张鷟创作《游仙窟》的艺术契机。
正唯如此，我们自然地把《*瓶金**梅》与《游仙窟》联系起来探讨文学的审美规律和美感奥秘，也正在这里，我们欣慰地领略到《*瓶金**梅》比《游仙窟》更上一层楼的美致：
一、《*瓶金**梅》中的蔡蕴与《游仙窟》中的张鷟，其身份、经历、年龄与学养等颇多相似或相近；
但蔡蕴不象张鷟那样一见*女妓**就不顾一切地上前挑逗。两相比较，意态各别，总会使人有品性一高一低之议。
二、《游仙窟》中把男主角所爱悦的*女妓**谎称为名门贵族的娇矜淑女。
这样，虽在作品中对她们再三称赏，却仍然只是称赏着娇贵小姐，使作品仍然未能消泯旧时代的门阀偏见和旧社会的礼教与等级的陈腐观念，至少在潜意识中仍是鄙薄*女妓**的。
《*瓶金**梅》于此直叙董娇儿等为*女妓**；而且在事先西门庆对她们叮嘱交代时，作品更明显地展示出泼皮暴发户西门庆只是花钱买她们来作工具以达到自己攀权结贵的卑鄙目的的。
相形之下，蔡蕴明知董娇儿等是烟花贱妓，但他(也包括通过他所折射出来的兰陵笑笑生自己)对董娇儿先是亲切地问其姓名，随又平和地问其字号，并恳劝对方“休要太谦”，继之则欣赏其名号(“薇仙”)雅致，(今天看来，也不仅比“兰”“芳”什么的高雅，
尤其远胜于“娜”“斯”之类的洋腔怪名)并由于对这名号“心中甚喜，递留意在怀”而生发情愫，以至暗结情缘；接着是“蔡御史与董娇儿两个着棋”,男女二人在平等祥和的对弈棋战中形成了两颗心灵的和谐共振，棋语的交流促成了双方心声的共鸣。
而后是相互敬酒；而后又是题词赠字。……在整个故事的流程中，哪有一丁一点对*女妓**的轻薄、淫邪之举呢？
日译本《*瓶金**梅》插图
对照市侩典型西门庆在疯狂占有欲恶性发作中对李桂姐、郑爱月等*女妓**的*虐性**待等场景是那么的令人作呕，令人发指。
相形之下，这里蔡蕴何曾把*女妓**当作泄欲工具？哪里有对*女妓**以金钱相诱、以权势相压、以*力暴**相强的卑劣形迹呢？
哪里有《游仙窟》中那太裸露的浅薄*欲肉**呢？
因此我们说《*瓶金**梅》这里的工笔素描，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叙文士与*女妓**之*欢合***情艳**的最美文字，是不算过分的。
兰陵笑笑生虽未进步到要砸碎“*女妓**制度”的思想高度，但却于此为苦难深重的*女妓**们求得从肉体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求得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复苏，求得人格平等乃至人格尊严，描绘了一幅诗化的理想境界，辐射出可贵的美学之光。
就这一点而言，《*瓶金**梅》有着比《红楼梦》更高的审美意义。
曹雪芹不仅未想到对*女妓**的解放，甚至在他笔下，让薛蟠这又蠢又俗的呆霸王口吐秽言时，也使小说中难得一展容貌的*女妓**云儿被蒙上了一层既贱且丑的阴影。
三、《游仙窟》中的色情描写虽篇幅不多，却很裸露很刺眼。有的虽用瘦词隐语，却又跟名门淑媛的女主角的心性口吻很不相称、很不协调，反而露出了烟花*女妓**的浅俗本相。
这就既斫损了作品的审美情趣，又限制了作品在社会上的传播。
《*瓶金**梅》中本有很多的*交性**描写(是功是过，另作评析)，但唯独于此——本是狎妓的场景——却偏偏不着一丁一点的“秽笔”,这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四、《*瓶金**梅》这回中(乃至全书中)的董娇儿，也确实被写得很美。真是从形体美到心灵美都窈窕可爱，楚楚动人。
她不象《游仙窟》中女主角崔十娘(琼英)那样——其言行心态所展示的只是人的原始*欲情**乃互*欲肉**活动的类性表现，而是多姿多彩地展现了较为丰满的社会内容和审美意蕴。
她不象被丑恶社会扭曲了心灵的李桂姐那样贪财弄假，不象郑爱月那样尖酸刻毒，不象吴银儿那样趋炎附势，也不象韩金钏那样轻浮庸俗。
这里的董娇儿温文优雅，不卑不亢，聪慧多情，纯朴端厚。纵观《*瓶金**梅》全书，这是唯一未被歹徒色鬼们横加糟蹋的*女妓**。
兰陵笑笑生于此构思运笔的“其中味”，是很值得我们追寻探“解”的。
与董娇儿这一艺术形象相依相连、相映相衬的蔡状元这一人物，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西门庆纵欲暴亡之后，那往日受过他重礼贿赂的“义父”蔡京固然对他之死不屑一顾，但那受过他重金所买又置办了陪嫁而特为送来小妾的翟谦，
竟也对西门庆之死一无吊祭，反而趁火打劫般在西门家丧痛之期内强索了两个美女，还有多多占惠于西门的安进士、宋巡按等等都对西门之死一无问讯。
然而，兰陵笑笑生毕竟是构思镇密的大作家，终于在《*瓶金**梅》第八十回，于陈经济*伦乱**淫荡、李娇儿盗财归院的西门府惶恐氛围中，忽然蔡蕴来到，惊悉西门噩耗之后，立即“灵前*拜参**”,并于“可伤！可伤”的深沉感叹中，
呈奉若干礼品“权作奠仪”，随“又拿出五十两一封银子来，（说道：)‘这个是我向日曾贷过老先生些厚惠，今积了些俸资奉偿，以全始终之交。’”
小说接着写道：“月娘得了这五十两银子，心中又是那欢喜，又是那惨凄。……兰陵笑笑生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随即径直出面赋诗而赞：“静掩重门春日长，为谁展转怨流光。更怜脉脉秋波眼，默地怀人泪两行……”
对蔡蕴重情义、尚信誉的美好品性的赞赏，已溢于言表。
《*瓶金**梅艺术世界》
不仅如此，作品紧接着写“应伯爵无日不在他(指新暴发户张二官)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挑引张二官买娶潘金莲，等等。
蔡状元本为一介寒士，虽侥幸挤入*场官**，正如西门庆生前所说：“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可见虽贵而不富，跟应伯爵之流的小市民，在经济上并无多大悬殊。
当时的社会虽已趋钱若骛，往往见利忘义，但《*瓶金**梅》把李娇儿偷金、蔡状元还金、应伯爵卖友等情节有机地绾结在一起，是很见其艺术匠心的。
《*瓶金**梅》中的这些描叙，还给我们一个宝贵启示：
在旧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为官方倡导、推行因而居于正统地位的上流文化——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兼容了道教观念和佛门禅宗的封建文化，
又有自发地酝酿、形成于下层社会，体现农民尤以市民们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的世俗文化。
就人生最普遍、最密切因而也往往最真挚、最热烈的*爱性**，以及由*爱性**升华成的情爱而言，上述两种文化因相异乃至相悖而在人间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在文学中体现为不同的审美意蕴。
前者重理性而斥感情：儒家倡“节欲”,道家主“无欲”，佛门要“弃欲”,到了将儒、道、释综合提炼以为封建政权服务的宋明理学那里，更发展为“存天理、灭*欲人**”的极端。
“灭*欲人**”即灭人的感情，灭人的个性，灭人的生命力；灭欲则不动，不动则不发展、不进步，所以“灭*欲人**”势必导致社会的窒息。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因素和商品经济的逐渐萌芽，伴着统治者自身日益腐化堕落的现实状况，
那上流社会的封建文化所标志的忠、孝、节、义和立功、立德、立言等的传统礼教，与正统的人生价值观，却也日渐动摇以至失去统摄人心的力量。
因而，在上流文化中被压抑而失落的感情世界、*欲人**世界、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却因其禀赋于广大群众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就合乎逻辑地转而在世俗文化中得以生存、发展并体现于世俗文化的艺术载体——
小说、戏曲、民间歌词之中。艺术的美学价值在于体现人对现实的审美观照。
透过审美观照，展现人的生命本能，发展人的情性，并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身为近代卓越思想的黑格尔，就曾呼唤过作为艺术中最高叙事形式的小说文学要担当起“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的光荣职责。
而近代市民的一大历史进步性，正如马克思所精辟地指出的：它体现为“*欲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没有*欲情**又遑论其“人”(一个大写的“人”！)？！还是伟大的马克思说得好：“一切*制专**制度的本质在于使人不成其人”！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著名的女作家乔治桑大声呼吁：“人，首先是人。我希望在一切历史和一切事件里找到人”。
《*瓶金**梅》插图
令人感佩的是，早在这之前的数百年，兰陵笑笑生作为开中国古典世情长篇小说之先河的巨擘，首先于《*瓶金**梅》中将那被封建统治阶级扭曲了乃至摧残了的人的正常感情、正当欲念和合乎历史规律的正道生活(食、衣、住、行、生育、发展、好货、好色、交往、结友、吟诗、作画、赏花、弈棋、经商、竞争……)，全方位地作了生动而感人的艺术展现。
他把封建传统理念、礼教的虚伪外衣从“人”的身上扯去，而以独具性灵的血肉饱满的形神兼备的活生生的“人”呈现在读者面前。
他以浓于生命情趣、富于生活气息的审美观照，证明了弗斯雷格尔的深切名言：“人类依靠艺术家才作为完整的个性出现。”
《*瓶金**梅》真实而形象地展现了人的平凡而又富有美感的情致与个性，体现了中国上流的封建文化与市廛的世俗文化相交接、相撞击、相契合、相衍变的特定形态和发展趋势，
至少在客观上为中国葆有生命力的俗文化地生存、发展留下了艺术画卷，为后世读者认识、塑造、发展健美的人性、人情而有所启迪。
这些，不仅令人赞赏，而且发人深思。
本文选自《*瓶金**梅研究》第四辑（第二届国际《*瓶金**梅》研讨会专辑），1993，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