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一张公元1600年左右的中国地图，我们一定会目不暇接，感慨祖国大好河山，幅员辽阔。如果可以得到一块封地，我一定会选江南，有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要是在江南再选一个地方呢？
古人又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选择苏州，还是杭州呢？杭州有西湖，西湖西有灵隐寺；苏州有园林，有虎丘。虎丘自古就是文人的聚集地，明清之际赫赫有名的“复社”成员皆钟情于此地，似乎谁不去过这儿，就不好意思称自己为文人。300年后，1909年11月13日，虎丘山上曲水流觞，唱和之声绵绵瓜瓞，在一帮文人墨客的谈笑风声中，一个社团诞生了——南社。
这个社团有多厉害，我们可以看看他的神仙阵容：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些人，还可以看看他们收的小弟：陈布雷、戴季陶、叶楚伧，还有几个大哥：邵力子、于右任。当然，小弟中还有我们今天要说的两人：李叔同和苏曼殊。
（一）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送别》
李叔同（弘一大师）
提到李叔同，不得不提这首歌曲《送别》，李叔同的《送别》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首歌曲*放播**，第一次听到齐豫唱这首歌时，我就想齐豫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姐姐，及到长大，我才晓得李叔同才是背后的真“神仙”。其实，这首歌曲不仅是在八九十年代被电影《城南旧事》带火，而是在整个民国一直都流行。
《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在文中写道：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文中的骊歌指的就是这首歌曲，虽然词有些不同，那时因为李叔同的《送别》一出，大家争相传唱和填词，林海音回忆的《送别》适合在学生毕业季，而李叔同的歌词有些太过于伤感。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所写的《旅愁》的歌词，中文大意：
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
忆故土，思故人，高堂念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归梦新。
那还是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听到了这首歌曲，歌曲的旋律采用了美国人《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多愁善感的才子怎能不为之动情。他的幼年，严父早逝，长兄难亲，而在1905年留学前他的母亲又去逝了，或者说是因为母亲去逝才去留的学，家留给他的只有母亲音容。
朴树提起《送别》时说：这样一首歌，哪怕一首，如果是他写的，他死了也甘愿。
李叔同1880年出生在天津盐商家庭，家赀万贯，本衣食无忧，五岁时父亲忽然病逝，母亲仅为第五房妾，父亲娶他母亲时已经68岁了，他和母亲形单影只，不被大哥所容，生活在这种充满勾心斗角的豪门中，造就了他忧郁的性格，我们可以从李叔同的诗词里，感受到多愁善感，也会闻到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
1895年，15岁的李叔同写下一首诗，流传下来的只有半首“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半首诗道出了人生苦短和世事无常，几如出自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之口。如今很多人都把这句当作偈语，说明李叔同真的有佛缘。就是这个早熟的人，在1918年忽然抛下两个妻子跑到西湖边出家了。如果15岁的这句诗，已经透露出一些苗头，那么在他1911年后留学归来，在浙江第一师范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才算是真正的与佛结缘，逐渐地选择了这条路。
从1939年他在南师老校长江谦寿的60甲子上的一首诗，我们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未忘。宁社恣尝蔬笋味，当年已接佛陀光。
原来在杭州与南京任教期间，他加入了南社和西泠印社，所作书画和收藏颇多，开展览的时候借用了佛寺的房间，李叔同与大师交谈时，已经感受到了佛陀之光。那么接下来的举动就更加的惊人了——断食，他加快了进入佛门的脚步。
这事需要从他他的一种病说起，李叔同自幼患有一种疾病，这种疾病高三的学子经常遇到，叫神经衰弱症，让人头痛不已，彻夜难眠。他的好友夏丏尊告诉他日本的杂志有一种治疗方法叫“辟谷”，行之有效。可是辟谷需要清净的地方，李叔同思来想去了西湖旁边的虎跑寺，虎跑寺的名气远远赶不上灵隐寺，用他自己的话说“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佛度有缘人，李叔同一进虎跑寺，就羡慕起来这种佛家的生活：诵经、打坐、做法事，早课、晚课、吃素斋。转过年，他收拾收拾这么年来的著作，把画作、金石交予西泠印社的掌门人吴昌硕了，把金表、折扇送给了好友夏丏尊，把衣物、书籍送给了自己的学生丰子恺。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李叔同对自己所教的声乐、图画课提前进行期末考试后，走入了虎跑寺，从此世上再无李叔同，多了一位弘一上人。李叔同的出家，在浙江省第一师范的出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学生间掀起了佛学热，我们从丰子恺的作品《护生画集》里就可以感受到，校长不得不一日开三次会议来平息这场热潮，毕竟这所学校的学生毕业，出来是当老师，不是当和尚。
出家当天，丰子恺和同学叶天底、李尊庸依依不舍，一直把老师送到了虎跑寺门口，他们始终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位多才多艺的李先生要走了，那是一个能演话剧，能作油画，能弹贝多芬，能说外文，能填词作诗，能写篆书魏碑，能刻金石，能让学生为之着迷的先生。是啊，李叔同放下了一切，在虎跑寺门口，挥手作别，告别自己的好友，告别自己的同事，告别自己的学生，甚至还给自己留学的日本母校寄去了一封信。他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中，只留下一个消瘦的背影。
李叔同告别了所有人，唯独漏了自己的至亲——一个原配，在天津，一个日籍续房，在上海。
（二）
如果李叔同就这样的出家了，显得多么的朴实无华，了然无趣，因为李叔同出家后的成就远高于他出家前，是他对佛法的阐释，让大家理解了佛，成就了他，关于让出家前的的事往往一笔盖过，如“浪迹辰寰”、“曾一度*情纵**声色”，讳莫如深，恐有不敬之语。哪个大师年轻时不曾有七情六欲？要研究李叔同出家前的感情经历，需要从他出家前的诗词着手。
菩萨蛮▪忆杨翠喜
其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沉。
这首词固然很好，仅仅开头的“燕支山下”句，就让我如痴如醉，禁不住吟唱起来，李叔同擅长重复用词，别人学他总是差一丢灵气，东施效颦，这和他在音乐的造诣密不可分；他还喜欢用顶针的手法作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这首词上阙勾画出来一个留着“刘海儿”的娇羞女孩，下阙回忆了他们相见时的缠缠绵绵，词作者望断秋水，犹如杜宇啼血，还想化作蝴蝶飞到她身边。
然而笔者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这首词的内容上，而是词牌后的名字“杨翠喜”。大家心头有没有一惊，这个名字出现在人教版的历史教科书里，我依稀记得讲的是这个故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奉慈禧之命巡视东北三省，归，途径直隶，天津巡警道段芝贵以重金购买名伶杨翠喜送与他，载振将杨翠喜带到了北京府中，段芝贵如愿得任黑龙江巡抚。事发，被御史赵启霖弹劾，杨翠喜被送回天津，此事不了了之，赵启霖反而被开缺回籍，丢官罢职，预示着大清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杨翠喜
大清怎样咱不管，李叔同词中“痴魂销一捻”就是说的她。这首词写于1905年，而李叔同已经在1897年奉父母之命娶妻俞氏，1898年南迁到上海呢，为什么南下定居上海呢，一是天津家里气氛很压抑，他父亲死后，几房之间斗争的很厉害；二是，自己有意去上海打理家族的生意李叔同的儿子在《家事琐记》里写过这几句：
“据我家的老保姆王妈说，我父亲当时的南下，是想从此脱离天津这个大家庭，去南方扎根立业。因当时我们家资富有，上海也有我家钱铺的柜房，可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
盐业、银行业从古至今都不是小打小闹的生意人家玩得起的，我们不难理解在李叔同早期的诗里找不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家国情怀，也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浪，有的只是“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立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这样的个人情愁。
很显然，杨翠喜是他在上海返回天津小住几天时，结交的红颜知己，文人押妓，再所难免。这位富商之子家不是一般的富，想再纳一房小妾，无可非议。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后来觉得当官没有继承自家祖业来钱快，索性辞去官职，专心经商。
李叔同故居
我们如今去天津李叔同故居，一进门就会看见李鸿章题的匾额“进士第”，后来随着李世珍、李鸿章的去逝，李家的生意逐渐没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庶出的李叔同仍然可以处处留意花草，厮磨金粉。大师与其他富家子弟不同的是他每移情一次，总会送给前任一首词或诗，咱们且看他接下来的“女朋友”们：
歌妓金娃娃，李叔同写下《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高阳台▪忆金娃娃》；
艺妓李苹香，李叔同写下《三郎书赠李苹香》、《又赠李苹香》，三郎是大师的俗家花名；
老妓高翠娥，李叔同写下《为老妓高翠娥作》；
名妓谢秋云，李叔同写下《七月七夕在谢秋云妆阁有感诗以谢之》；
除了上面还有义姊宋梦仙、义妹朱百慧等等，李叔同的友人为他辩解说道：
“（上人）抑莲为君子之花，皭然泥而不泽，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已。”
确实，弘一上人为俗人时，声色犬马，才做出来诸如“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的佳句，李叔同的这种爱好在母亲去逝才收敛，后来去东瀛留学两年，归来带回来一位日籍女子。有人说是留学时房东的女儿，有说是一次舞会上偶然的邂逅，还有说是同学的妹妹，众说纷纭，俗套又老套。
这个可怜的日本女人名字叫福基，原本是一位医学生，两人怎么相识，相恋无人知晓，两人同居十年，并无一个孩子，出家时，李叔同并没有通知她，一个多星期后，李叔同的好友告诉她。福基发疯似的来到了杭州，来到了西湖西南大慈山白鹤峰下的虎跑寺外，许久一个清瘦的僧人迎来。
“叔同，跟我回家吧。”“施主，请叫我‘弘一’。”
“弘一，我搬到附近居住吧，日本的僧人是允许有家室的。”
“阿弥陀佛。”
“弘一，你出家了，我该怎么办？”
“阿弥陀佛，施主请回吧。一盏枯灯尽余生，从此李郎是路人。”
福基深情地鞠了一躬，作别相守十年的情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日本，最美好的十年呀。我想两人但凡有个孩子，也不会如此的凄惨。
（三）
“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
——鲁迅眼中的苏曼殊
我们国家的僧人，出家后要进行受戒，分作初坛正授、二坛正授、三坛正授三个阶段，初坛授沙弥、沙弥尼戒，二坛授比丘、比丘尼戒，三坛授出家菩萨戒。出家者必须受足此三坛大戒，方可被公认为合格的出家人，俗称和尚，也称和上。
就在李叔同潜心受戒时，另一位“和尚”悄然辞世，这个和尚就是鲁迅眼中的怪人。
这个怪人怪在哪呢？
苏曼殊（1884—1918），原名玄瑛，字子谷，号曼殊，小名三郎。祖籍广东珠海市，出生在日本横滨，能诗文，善绘画，通梵文，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成名。笔者总结一下苏曼殊短短35岁的人生的特别之处。
苏曼殊
- 色而不淫
1908年，苏曼殊去日本探母，遇见了艺伎百助枫子。二人一见钟情，互为知己，同床一夜，却未发生任何事。
百助枫子问：“你对我心存芥蒂？”
答：“我怕达到沸点也。”
后来，百助枫子主动提出订婚，他却说：“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百助枫子黯然远走他乡。
这虽然是个调侃的段子，但是苏曼殊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每次好友聚会他总是第一个提出“打茶会”，这是一种奢侈的消费，介于去ktv和嫖娼之间吧。每次回来，他又踽踽而行，回到宿舍独坐默然，倚窗无语，仿若老僧结夏坐禅一般，心里默念着“阿弥陀佛”之类的话语，似在反省，又似在心疼花钱太多。
对于女人，曼殊想来是“品”，细品，而不以“淫”为主，他评价与他交好的*女妓**“花雪南得气之冬，张娟娟得气之秋”，花雪南与张娟娟都是当时的歌妓。他在《燕子龛随笔》有这么一段：
张娟娟偶于席上书绝句云：
维摩居士太猖狂，天女何来散秒香。自笑禅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无妨。
娟娟语余：“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时兴致之语，非学吞针羅什。”敬安和尚即寄禅，有《八指头陀集》。
哎，大师花费重金“打茶会”的项目竟然去和“张娟娟”讨论另一个和尚的诗作，呆子！
- 行为荒诞
在章太炎写的《曼殊遗书弁言》里记载过这样的事：
（曼殊）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麦期候。啖饭辄四、五盂。数以贫困，从人乞贷，得银数版即治食，食已银亦尽。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饮冰复如故。
我们不难想象，这是一个要饭不要命的“吃货”，又足见其性格恺直与率真，当然还有不自律，苏曼殊死于胃病莫不与此有关。
还有一则与他有关的故事，可以说明曼殊的确生性烂漫和天真无邪，大概是这么回事：
苏曼殊的一个朋友叫胡蕴玉去参加友人的宴会，半道上碰到了他，胡蕴玉问苏曼殊：
“你去哪里？”
苏曼殊答：“赴友饮（聚会）。”
“你的朋友在哪里宴请你？”
“不知。”
苏曼殊反问胡蕴玉：“你又干什么去？”
“我亦赴友饮。”
“然则同行耳。”曼殊答。
随后，曼殊随着胡蕴玉到了胡蕴玉朋友的宴会上，拿着筷子就吃，也不与胡的朋友打招呼，一直吃到肚子发胀，离席而去。
笔者分析，曼殊“人目为痴，然言谈微中，君实不痴也”（柳亚子），苏曼殊很可能把钱花光了，为了混一顿饭，骗了善良的胡蕴玉。
等苏曼殊死后，这样的故事越编越多，准确来说，没等苏曼殊死，这种段子就流行了。真假难辨，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含真，比方说章太炎说的“饮冰”，冰是日本流行的一种解暑冰水，后来又有“吃包子”、“吃板栗”类似的段子。以致于再后来又有“朋友”说他为了吃糖果，不惜把俩金牙敲下来换钱买糖，给他起了个绰号“糖僧”，说苏曼殊最喜欢吃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爱吃的摩尔登糖。
苏曼殊画作
- 与李叔同交而不往
这两人其实同一时代，曼殊死的较早耳，两人同是南社成员，同为《太平洋报》主笔，李叔同还是美术编辑，并为其国内首发《断鸿零雁记》，不可能不认识，两人同对音律、书画、佛学都有研究，奈何脾气秉性完全不一样，没有留下什么诗词唱和与往来信件。唯一能够记载的是苏曼殊在《燕影剧谈》一文中写道：
……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李叔同为创始人，笔者注），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
才华横溢的李叔同孤高自恃，富三代一枚，所交女性断不是“气之冬”、“气之秋”这种霜气横秋之流，他更不屑于参加“打茶会”这种下流又低俗的项目，笔者估计李叔同不但不与苏曼殊交往，也与南社同仁关系微妙。
苏曼殊这一期间交往的友人，我简单地列个名单：陈独秀、章士钊、章太炎、孙中山、黄兴、廖仲恺、刘师培、冯自由、汪精卫、蒋介石，柳亚子就不用说了。苏曼殊的朋友圈明显要比李叔同高了些许，他不与李叔同交往亦不足为怪了。对了，李叔同是“康粉”，苏曼殊是“康黑”（康有为）。
其实，笔者看来苏曼殊不止有“三怪”，还有“三谜”，哪三谜呢？
- 身世之谜
根据苏曼殊自传体作品《断鸿零雁记》、《潮音跋》的说法，苏曼殊是一个日本男人和曼殊母亲河合氏所生，然后男人死后，和合氏嫁给了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苏曼殊是一个“油瓶”（即再嫁妇女所带孩子的蔑称）；或者是河合氏的妹妹若子所生。苏曼殊一直认为自己不是苏杰生亲生的，身世有“难言之恫”，当苏杰生死时，曼殊也不会去守灵，但是柳亚子先生和苏曼殊的同父异母妹妹苏慧珊否认了曼殊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曼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曼殊是日本女人所生，在家里受排挤而误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苏慧珊在《亡兄苏曼殊的身世——至罗孝明先生长函》中写道：“他在幼年家庭中常因小事，以致引起误会。一父数母，各爱其子女。(中略）而有些蔑视异国人所生之子女，以致纯洁无邪的小孩当做陌路人，甚至以为自己是无人所认的日本人，误将自己高贵之身世，作为流浪客，故有说“难言之恫。”
幼年苏曼殊和外公外婆
- 身份之谜
所谓“身份”概指他是不是同盟会员。曼殊有“革命和尚”的称号，他早在1902年就参与兴中会的活动，结识了廖仲恺、何香凝等人。并于1903年4月在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求学时就加入了“拒俄义勇队”，从事反清活动，五月参与改“义勇队”为“学生军”，编入学生军甲区队，结识了蓝天蔚、刘成禺、许寿裳、钮永建、陈天华等人。
但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没有苏曼殊的名字，然而苏曼殊与孙中山一帮人关系密切，孙中山曾给予他千金之多，廖仲恺给他介绍工作，与冯自由（孙中山前期秘书）通信颇多，他生病时蒋介石把他接家里，蒋的夫人陈洁如照料他，陈果夫与他同吃同住，日夜不离，他死后汪精卫是丧事负责人，说句不好听的，孙中山北京患病断气时，这几个小弟也没凑这么齐。这家伙要是能再撑几年，准会再还俗，职务笔者就想好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
- 出家之谜
现在流传下来的，统统都说苏曼殊三次出家：
第一次出家，根据《<潮音>跋》（苏曼殊翻译作品的跋）记载，“年十二，从慧龙寺住持赞初大师披剃于广州长寿寺，法名博经。（中略）旋入博罗，坐关三月，诣雷锋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嗣受曹洞衣钵，任知藏于南楼古刹。”出家原因为犯错后“置之柴房以待毙”。
第二次出家，来源于柳亚子的《苏玄瑛新传考证》，文中记载苏曼殊在1900年出家，“（曼殊）十五岁改学政治，至十七岁（虚岁）为三年。是岁即弃家再至粤中，住虎山法云寺。”这种说法主要来源于苏曼殊的代表作，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的《断鸿零雁记》，出家原因是感情受挫，被家人拆散相恋的日籍女子。
第三次出家，出自于柳亚子的《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记载“（1903年）旋置惠州某小寺，削发为僧”。出家原因不详。后来，柳无忌考证原因，很大概率是*翻推**清朝的革命失败，他的好友章太炎、邹容被逮捕，而自己也发表过多篇文章抨击清朝，回家害怕牵连家人，去日本表哥不容，贫困交加之时找了个小庙出家了。
需要说明，根据柳亚子和柳无忌（柳亚子的公子）的最终考证，他们*翻推**了自己先前的结论，重新修订了苏曼殊年谱，认为苏曼殊只在1903年出家，其余均是苏曼殊根据这次出家一本正经地胡编。他的这次出家极不光彩，“（曼殊）偷了他（曼殊师傅）的二角银洋和已故师兄的戒牒，作为回香港的护照。1904年2月的一天，他身穿袈裟，脚踏芒鞋，重新出现在中国日报里，使同人们大为惊讶。从那时起，他就采用了佛教徒的名字曼殊（取自菩萨曼殊师利），这个名字也就渐渐为同时代的人和后世人所熟悉。”
左起*德朱**、余心清、郑佩宜（柳亚子夫人）、柳亚子、毛主席，拍摄于1950年
说直白点，这个大和尚没正经地念一天经，受不了清规戒律，就是感觉好玩而已，披个袈裟玩起了“抖音”，吸引眼球。
本文标题中的“撩美妇”，乃“美利坚妇人”也：
美利坚有肥女，重四百斤，胫大如汲水瓮。子谷（苏曼殊）视之，问：“求偶耶？安得肥重与君等者？”女曰：“吾固欲瘦人。”子谷曰：“吾体瘦，为君偶何如？”
这段撩美妇的故事不止一次出现在苏曼殊朋友们的文章里，本来是苏曼殊死后，柳亚子等人为了编写他的文集邀请曼殊生前的好友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没想到全是这种段子，噫！非小子不敬，调侃大师，大师行事实如此矣。
郁达夫说苏曼殊“笼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比起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后记：市场上有《李叔同说佛》销售，没想到还有《苏曼殊说禅》在卖，实不知靠写*情艳**小说出名的苏玄瑛是如何说禅的，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