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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霍伯传记电影的文化意义

身体与身份的困境

这是英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自身所带来的问题。“在悠久的封建君主*制专**中发生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得封建等级的社会传统与近代自由民主国家体制长期并置，曾经辉煌的殖民地宗主国历史以及这种日不落帝国地位的日渐衰落的现状也常呈现为不和谐状”，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都导致了英国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对文化和国家的统一认同，渐渐的也就形成了一种“身份焦虑”。

特别是二战时期，为了宣传共同抗战，团结一致的思想，英国国内兴起了“民族电影”运动。为了鼓舞士气，这些电影大大的渲染了“民族性”（代表的只是英国南部），这就忽略全英国范围内其他民族（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 造成了区域性的身份认同困境。为了缓解这种身份认同困境所带来的焦虑，英国电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英国电影极大的忽略过去观众的传统，而偏向寻求另类的身份关系，多元文化，以及多重性别的市场定位”。

而“越来越多的英国电影准备展现英国全境的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民族的、区域的、种族的、社会的和生理性别的身份和特点。”汤姆·霍伯作为英国电影的旗帜性人物，他的电影中关于身份认同的意识往往与身体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国王的演讲》和《丹麦女孩》着两部电影中，汤姆·霍伯对身体、身份、性别都进行了较为深层次的探讨。

个人身体与国家身份的困境

电影《伊丽莎白一世》中，伊丽莎白作为女王，一生未嫁，被称为“童贞女王”。作为女王的一个国家政治身份，她个人的身体不受她自己的控制，个人身体成为国家身份背后的牺牲品。而在电影《国王的演讲》中，通过对个人身体修补和完善，突破了国家身份所带来的的困境。主人公乔治六世同样作为一个英国王室的成员，在语言系统和话语权力中占有压倒性优势。

在现代政治中，王室对于权力的获得并不是依靠制度或者机构，而是血缘。但伴随着权力获得的同时，也是自我语言的消失，变成了国家机器。“当话语要求一个言说的主体为了要发言而必须参与那个压迫的框架——也就是理所当然地认定那个主体本身的某种不可能性或不可理解性的时候，话语变得具有压迫性。” 对于乔治六世而言，这种压迫主要来自于二战时期的时代背景，乔治六世想要继承王位，就不得不发表演讲。

所以由于他的口吃所导致的“失言”，使得他的身份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演讲失败，他一定成为英国和英国王室的“弃子”，他的哥哥爱德华就是最为鲜活的的例子。这就是乔治六世的身份困境，他已没有退路，必须战胜口吃，完成从王子向国王的身份真正转变。

为了完成这一身份转变，乔治六世不得不求助于医生莱昂纳尔·罗格。不得不提的是，导演在乔治六世和罗格这两个角色的规定性设置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王室与平民的关系，患者和医生的关系，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关系等等。从罗格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籍的平民，他在两人的关系中其实一直是处于劣势的，但医生这个职业身份给了他扭转局面的筹码，罗格在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坚信“平等和信任是治疗的基础”。

并且在他的私人领域中他一直牢牢把控着主动权。两人从相对简单的医患关系发展成一生挚友，最好的表现就是电影中乔治六世对于罗格称呼的一次次变化，导演巧妙的用这样的处理手法完成了两人关系递进的变化。罗格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籍的平民，发起了对王室特权的挑战，这其实就是一种寻求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认同（跨国家与跨阶级），最终他得到了国王乔治六世认可，其实也就是得到了来自英国国家层面的认同。可以说的上是一场来自“异乡庶民的胜利”。

如果从国王乔治六世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王室能够容忍罗格一步步的越界，最主要的原因是需要罗格治疗的他的口吃。当我们“认同口吃是一种羞耻，口吃的人当众演讲不仅令他人难堪，更加加剧自我创伤。然而，当时代要求君王为公众提供一场流利的雄辩演讲”31时，那么治疗口吃就成为关键。也就说当身体的困境上升到国家身份的困境，对于身体的完善和改造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战胜口吃的国王在医生的帮助下顺利的完成演讲时，对于乔治六世自己而言，他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王子到国王身份转变；对外而言，他通过发表演讲完成了公众对英国国家形象的认同。

女性身体与身份的缺失

在汤姆·霍伯的传记电影中，女性角色往往是被忽视的一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也导致了电影中女性身份的缺失。以《丹麦女孩》为例，影片的主人公埃纳尔·韦格与妻子格尔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关系这么简单。他们两人都是画家，但是韦格比格尔达出名，隐喻着两人看似平等的夫妻关系其实并不平等。而当韦格向莉莉转换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夫妻关系，而渐渐变成了某种“亲人”的关系。

这样的情感转换其实在电影中经常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去年的《万物理论》中的霍金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简·王尔德之间的关系变化，从最开始的恋人关系到夫妻关系，到最后的所谓的“亲人”关系。 霍金的疾病使得他无法满足妻子日常的性需求，直接导致了两人婚姻的破产，两人深厚的情感最后演变成了亲情，从逻辑上来说这是通顺的。

而《丹麦女孩》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两人夫妻的这层社会关系，并不是因为来自外界或自身疾病的所导致的，而是因为性别转向而导致的。这一类跨性别题材不同于以往的同性恋题材，它将面临着更加的巨大的社会舆论和关注度。所以很少有导演的电影敢于拍摄这样的题材，毕竟这种题材一般都会受到来自主流观众群和特定观众群双重的关注。

而电影从头到尾几乎都把视角对准了埃纳尔，却忽略格尔达这样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人物。电影中对于格尔达并没有深挖，基本都是点到为止。作为一名妻子帮助自己的丈夫成为女性的内心世界的展现远比所谓的“变性人这样的噱头强得多。而格尔达作为一名妻子，女性身份的缺失成为这部电影最大得败笔。

当然作为一部跨性别得题材，主体对于身份认同的追求集中体现在性别（身体改造）上。根据弗洛依德的“阉割情结”来说男性生来惧怕被阉割，而女性却嫉妒拥有*具阳**男性，想要成为性别对立的一方，而埃纳尔身上体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反男性的“阉割情结”。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埃纳尔讲述父亲追打汉斯的行为时的眼神，就可以看出埃纳尔对父亲的怨恨，这就暗示了一种假性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埃纳尔这个形象。

和其他男性的成长不同，在埃纳尔自我个体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伴随着阉割情结消失，他却始终无法放弃自己心里层面的性别，对于女性特质与女性本身的留恋一直都存在。 终于在一次机缘巧合中，穿上女装的埃纳尔彻底激动他内心的女性特质。但是他想要变成“莉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不得不承担身份转变之后的后果。首先埃纳尔作为一个丈夫，他需要处理与妻子格尔达之间的关系;其次作为成功的画家，他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大众的审视。当性别与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性别的转变若不能与身份的转变同步进行，那么必然会发生扭曲。

在埃纳尔追求女性性别的过程中，格尔达作为他的妻子，针对丈夫这一变态的行为，她的情绪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愤怒和难以理解到之后的冷静和理解，格尔达怀着不同的心境小心翼翼的处理着自己和埃纳尔之间的关系。就在埃纳尔在身份认同的漩涡中难以自拔之时，格尔达却在事业上到了一个难得机会，在巴黎举办了自己首个画展，登上了事业的高峰。而她与埃纳尔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她之所以不能够理解丈夫的转变是因为她需要埃纳尔来承担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身份，但她却忽略了埃纳尔更重要的身份是画家。当埃纳尔的画家身份只能当他作为莉莉的时候才能实现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埃纳尔继续以男性身份存在时，他也无法继续进行创作了。他不得不通过变性手术借此寻求性别与身份的统一。当格尔达最后接纳和认同丈夫，并且陪他一起坐上变性的火车时，其实格尔达已经认同了丈夫女性的性别。

两性关系的对立其实已经变成了单性并置。对于埃纳尔而言，主体长期受到来自性别认定的压抑，最后只能以一种殉道式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天性。埃纳尔选择进行生殖器阉割并建设一条女性阴道，来完成“女性”身份认定和救赎。

当然作为一部主流价值观的电影，《丹麦女孩》似乎不单单只是为酷儿群体发声，它企图号召社会应当拥有更多的宽容和同理心。而当埃纳尔走上了这条性别认同之路的时，他最后能否成功已然不是电影所表达的重点。

文化与民族性的展示

我们所谓的英国电影应该是“从内容和艺术风格角度来区分的，即在一系列的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区域性的民族身份概念的再现中呈现出英国特质的影片：影片所描述的生活、反映的情感、表达的方式、呈现的节奏，甚至人物的举止言语方式自然而然呈现出英国风格。”

而纵观英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中，英国电影一直都是在好莱坞的阴影下艰难前行，英国电影在制作和发行上都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一战开始至今，好莱坞一直占据了英国电影市场的80%的份额，长期的压迫使得英国电影工业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不属于英国。而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英国青年电影运动的兴起，英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1982年电影《烈火战车》的编剧考林·威尔兰德在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时宣称：“英国电影到来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