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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是顾宪成和他的朋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建立的。

1、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考举人的乡试中名列第一，四年后，以二甲二名进士，出任户部主事。

初涉*场官**就锋芒毕露，对内阁首辅张居正有所微词，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出来“匡救”。当张居正病重时，举朝若狂，纷纷设立道场为之祈祷，顾宪成看不惯这种阿谀行为，从不参与。

同僚为他捏把汗，在讨好张居正的慰问信上代他签了一个名。他得知后，立即骑马赶去，抹去了自己的名字。这种秉性，在*场官**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二十二年，已经出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顾宪成，因讨论“三王并封”（明神宗不愿把长子立为太子，宣布长子与另外两个儿子同时封王)，以及会推内阁大臣的事宜，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

他的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场官**回到无锡。他们把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相与讲求学问，显出前所未有的洒脱。既然在政坛难以施展，还是静下心来做学问吧！

仰慕顾氏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讲习学问。

由于地方太小，不能满足需要，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恢复宋儒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进士，师事二程，精研孔孟之道。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师心切的佳话。

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告老致仕，在无锡创办书院，以著述讲学为事。因杨时别名龟山，书院又名龟山书院；后人建道南祠奉祀杨时，故又名道南书院。

顾宪成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凭吊杨时书院的废墟，叹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说，理想的讲学场所就在这里。

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恢复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又和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2、两个东林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宪成之前，已经有*欲人**兴复东林书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间无锡人邵宝，希望恢复杨时的东林书院。

高攀龙后来给顾宪成写传记时，回顾东林书院的历史时说：

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宋代杨龟山先生在那里阐述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停办，那里成了僧舍。成化年间“邵庄公图修复之，不果”。

邵庄公就是邵宝，邵宝“图修复之，不果”云云，出于大名鼎鼎的高攀龙之口，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恢复杨时书院虽未成功，却在别处创建了一所东林书院。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瑴，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

成化年间邵宝欲恢复杨时书院未果，就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外新建一个东林书院。

关于这一点，王守仁(即王阳明)写的《城南东林书院记》是最有力的佐证。阳明先生死于嘉靖七年(1528)，比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早了76年，故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东林书院，即在城南锡伯渎畔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则在城东弓河畔。

王阳明在那篇文章中写道：

“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人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与举子复讲学于期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先生之旧…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

可见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毫不相干。

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

3、东林书院的真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

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

“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东林书院于天启五年(1625)被毁，康熙三十二年(1693)重建，高廷珍等文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出版。光绪七年(1881)又出版了重刻本。

以往学术界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甚至误解为一个“*党**”——“东林*党**”。

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什么呢？

顾宪成说：“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继承正统学脉是责无旁贷的。

他对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

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

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常道”。

而目前文人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

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书院志》中称为“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

由此可以看到，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会集**，其实不然。

4、东林书院到底有没有针砭时弊？

这些讲会到底议论什么呢？

这在《东林书院志》记载的“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读四书，谈体会。

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说：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佩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在研讨四书中的某一章，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

这种规矩，即使在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

“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对于儒家经典，必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

其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诸君子罢官下野，对于政坛的纷争久已厌倦，回归乡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似乎已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圣旨：

“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立即写了辞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态尽见”之外，特别强调他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

“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一个桃花源中人，办书院，把研讨四书五经作为唯一寄托，而偏偏被后人误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与事实真相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的第二年，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说明推辞的原因，真诚地吐露了心声，表示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

以这种心情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订院规，其中有一条，力戒鄙、僻、贼、浮、妄等坏习气：

“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暧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

明确告诫书院同人，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也就是说，不得评论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政治。

他的这种主张，为后继者吴觐华所继承，并进一步具体化：

“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

这一条被列为“今日第一时宜”。还有一条是“今日第一禁戒”——东林讲会既然是“布衣聚会”，没有任何压力，因此在讲求学问时，不得有“蝇营之听”；“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啐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不以入此门。”

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政治的标榜，不仅停留于口头，而且付诸实践。

5、东林何以成*党**？

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的姿态，在东林书院潜心于学问，不再过问政治。但是政治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这个麻烦恰恰来自他的挚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万历朝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

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个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一些官员认为，阁员不必全由翰林出身，也可以选拔一些外僚（封疆大吏）。

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阁员人选。

当时官僚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外僚当然不受某些阁部大僚的欢迎。

内阁权臣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马，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无所不用其极地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一下子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

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

久已厌倦政治的顾宪成，退出“江湖”，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出面为挚友李三才辨白。

他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说：

“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叶向高、孙不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还李三才一个清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谈不上“遥执朝政”。

不料这些信件被刊登上邸报（政府公报），引起轩然大波。那些攻击李三才“结*党**”的官僚，以为抓住了把柄——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是顾宪成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他对李三才从相识到相知，对他的人品操守十分敬仰。万历三十七年他在信中对李三才说，现在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才干卓识如你这样的人，“方有旋转之望”。

这是促使他写信给阁部大僚的缘由。当然他也深知，由他这个在野的革职官员来议论此事，必然会遭到嫌疑。

顾宪成这位桃花源中人实在是太书生气了。以前在朝时他就特立独行，如今在野了，依然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估计过低。事态愈来愈扩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愈来愈厉害。

这时他才意识到写这些信是失策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可奈何地说：

“去岁救李淮抚（指李三才）书，委是出位”，为此深深悔恨；又说：“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

然而为时已晚。政治斗争的险恶难以逆料，不但李三才陷入了危机，而且顾宪成与东林书院也受到牵连，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谤诽**声中与世长辞。

顾宪成之死，触发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大声疾呼：

“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北，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是’，则为‘不肖渊薮’，且并讲学而非之。”

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李朴被整得狼狈不堪，落得个“调闲散用”的处分。

6、东林*党**何以人尽皆知？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污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

御史田一甲甚至说，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门户之威炽矣”，“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人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人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云云。

不但视东林书院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荒唐之极。顾宪成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莫名其妙。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政专**时期，对东林书院的*害迫**变本加厉。

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仿照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与诨号，编了《东林点将录》，公然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相当于梁山泊的晁盖，其全称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开列了108人物的黑名单，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都网罗在内，一一予以*压镇**，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天启五年(1625)，由政府出面，捣毁了东林书院。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毁于政权的*力暴**，令人唏嘘不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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