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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薛舒 70 岁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仅仅三年时间,父亲从失忆,发展到失智、失能,最终住进安宁医院,直至生命终结。
临终医院共有五名护工,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不分长幼,一律被称为:小张、小兰、小丁、小魏、小彭。
这群临终护工,嗓门壮阔、昼夜劳作,热火朝天地在这里生活。这让薛舒觉得,“死亡是一件不值得放在眼里的事”。

生活在“临终医院”
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成为我除了家和工作单位以外最熟悉的地方,在心里,我悄悄地把它叫做“临终医院”,因为,能活着出院的病人是“稀有物种”。
每个周末,我都要开着我的车,从四十公里外的杨浦区新江湾城出发,以每小时80公里以下的速度开往浦东的医院。
这一段路程,大多是在中环高架上行驶,途径张江高科技园区,总要经过那对雕塑——“谈恋爱的年轻人”,他们坐在屋顶边缘,他们在谈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旁若无人。
我手握方向盘,快速瞥上一眼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塑。女孩穿着红裙,脑袋靠在男青年的肩膀上,他们低着头,好像在说情话,他们让我在去往“临终医院”的路途中多了一点点文艺和青春的亮色。
半个多小时后,汽车开进卫生院大门,并不十分阔大的院落,停车场紧邻住院部大楼。下车,偶尔可见穿豆绿色制服的护工推着轮椅在便道上走动,轮椅里,是某位失去智能的老人。
这里的所有护工都认识我,看见我从车里下来,她们一定会大声招呼:外女儿,来啦!
我的外公已经在这所医院里住了两年,他的护工小张一直叫我“外女儿”,小张对我的称呼,成了所有护工对我的称谓。而我的父亲,才刚刚住进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共有五名护工,没有人确切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她们不分长幼,一律被称为:小张、小兰、小丁、小魏、小彭。
五人的籍贯、姓氏、年龄、口音各不相同,但有两点她们几近统一,一是壮实的身材,二是壮阔的嗓门。
从相貌判断,小张应该最年轻,圆盘脸上还带着些许胶原蛋白。小张的嗓门也是最大的,她若用她那带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外女儿,来啦!”,调门拔得太高以致于破碎的嗓子里瞬间就能冒出一朵响亮的喇叭花,于是,整个住院部的病人、家属,乃至医生、护士都知道,23床的外孙女驾到。
23床就是我的外公,两年前,外公突发脑出血,开颅、插管,抢救过来,却也成了半个植物人。病情稳定后,外公住进了卫生院。

“不兴叫阿姨,都叫我小张”
第一次见到小张就是在病房里,当时她正给外公擦身换尿垫。
在没有任何心理预设的前提下,我鲁莽地推门跨入病房,只见挨着门的23号床上,外公赤裸裸地瘫躺着,像一截剥了皮的枯白树干。病床边,身穿豆绿色护工制服的白胖矮个女人正弯着腰,用一块湿巾使劲擦着糊满病人臀部的粪便。
见我进来,女人大喝一声:出去。
我快步退出病房,鼻子酸得几近冒出眼泪。从未想到会遇见这样的场面,外公赤裸的躯体暴露在所有进入病房的人眼前,很瘦很小的一段,这使他看起来像一株被太阳经久曝晒后严重缩水的朽木,又像一只被自己的屎尿淹溺到垂死的动物,大摊不明色泽的排泄物在他身下散发出恶臭,他却只能袒露着自己,任人摆布。
我很想忘掉那个场面,可不知道为什么,越是想忘掉,刚才那一幕愈发频繁而又顽固地在我脑中一次次闪回*放播**。
我的学龄前生涯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从记事起,我看到的就是外公那张不苟言笑的脸,高个子,肤色白皙,单眼皮细长眼,长相当属英俊,像老电影《红日》里的张灵普。
外公很少开怀大笑,他帅气而又严肃,脸上时刻保持着某种庄重感。他也不太和我们小孩子说话,下班回家就躲在楼上的房间里看书,一向以来,他是个有些清高的人。
也许,我脑中的“外公”始终停留在童年记忆的阶段,他没有随着真实的外公一天天变老。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外公袒露着污秽满身的躯体,连为自己感到羞耻的资格都失去了,这让我不禁想象,那个帅气而又严肃的男人从四十年前穿越而来,看见八十多岁的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会有多么不堪和悲伤?
身侧豆绿色一闪,白胖矮个护工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垃圾袋,裹挟着一股气味浓烈的熏风从病房里冲出来,把垃圾袋扔进医疗专用垃圾框,而后迈着两条矮壮敦实的粗腿快速折向开水房,不一会儿,端着一盆热水出来,一股肥烟般让自己飞进了病房。
十分钟后,里面传出喊声:进来吧。
外公的身躯已经被一条白被子盖住,只露出脖子以上部位,因为做过开颅手术,脑袋被剃光了,喉咙口还开着一个洞,洞口插着一根拇指粗的胶皮管子,管子通向不知所踪的身体内部,也许是肺,或者胃?管子与皮囊的接口处用纱布封着,不知道外公有没有感觉到痛,我很想伸手去摸一摸,但我不敢。
我轻轻喊了两声“外公”,没有任何反应,白胖矮个女人在我身后说:没用,昨天小哥来过,叫他,不应,早上二姐来过,叫他也不应。
护工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我猜测,她说的小哥和二姐,是我的小舅和二姨。我扭过头,尽量保持礼貌的微笑:阿姨,你是我外公的护工吧,谢谢你。
女人拉大嗓门说:我知道,你是外女儿,不兴叫阿姨,都叫我小张。
所谓的小张,看起来要比我大十来岁,说话的时候,白胖的圆脸上充盈着来历不明的欢乐。
病房门口探进一张黑胖大脸,也是个大嗓门:小张,拿饭去啦。
小张一脸欢欣地冲我说:小丁喊我去拿饭了。
叫小丁的女人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也穿着豆绿色护工制服,与小张如出一辙的是,她那张黑胖大脸上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欢乐。
小张拖一张折叠椅给我:外女儿你别客气,来来,坐一哈,我马上回来。
小张和小丁去食堂了,我在这一间三人病房里扫视了一圈。另外两张床上的病人也都是老人,与外公一样,他们都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鼻子里一律插着管子,双颊凹陷、两眼紧闭,大张着嘴,竭尽全力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仿佛正与死神争夺稀薄的氧气。

“我名字三个字,画三个圈”
那段日子,每隔一周我就开车带母亲去医院探望外公。
小张似乎很明白我母亲的重要性,一看见她出现在病房门口,立马放下手里的活,伸出那双刚给病人擦过屁股的热情洋溢的手,搀住母亲的小臂或者扶住她的肩,几乎是喊着说:大姐来咧!
尤其是发工资的日子,小张笑得如同怒放的向日葵一样的白胖脸上就会展示出非同一般的喜悦。她搬来折叠椅,展开在外公床边:大姐坐,别客气!而后,她开始向我母亲汇报外公的状况:
老爸可好呢,中午吃了一碗饭加两块肉。
老爸早上拉了屎,老大一坨,可香呢……
她一口一个老爸,好像躺在床上的外公是她和母*共亲**同的父亲。还有,她说外公吃了一碗饭加两块肉,其实就是把饭和肉混在一起打成糊,用大针筒注入外公的喉咙。她总说外公拉屎“可香呢”,这让我难以理解。
后来有一次外公腹泻,她终于说,“今天老爸拉屎可臭了”,我才确信她并不真的认为屎是香的。我猜测,她所谓的“香”,就是臭得很纯正,没有肠胃疾病引起的粪便异味。
有时候她说着说着,突然跑到外公床边,伸出被消毒水泡得发白的胖手,一把拉开外公的被子,横陈在病床上的躯体顿时展示在我们面前。
她伸手捏捏外公的肚皮,或者腰部的赘肉:瞧瞧,是不是胖了?比刚进医院那会儿胖多啦……她说话的语调总是显得喜悦而又骄傲,好像外公能安然活到现在都是她的功劳。
这种时候,我只能瞬间放大瞳孔,模糊聚焦,忽略掉病人裸露的下半身,并且迅速抓起被子盖住外公:好了好了,知道了。
我很反感小张这么干,作为护工,这显得很不专业。
我说:小张,不要总掀开外公的被子,会着凉的。我不想说“不雅”之类的话,说了她也听不懂,她每天都要对那些丑陋的躯体做无数次近距离观察、零距离擦洗,那些裸露的下半身,只是她的工作对象,又何来“不雅”之说?
可是“着凉”这样的理由,却也无法撼动小张强烈的自豪感。她一次次在我们面前掀开外公的被子展示她的劳动成果,趟次多了,我也变得熟视无睹,甚至,我开始习惯她身上某种原始的职业荣誉感。
很明显,她不怕脏,不嫌弃一具老病人行将就木、布满病菌的躯体,她抚摸外公的肚皮和捏他腰部赘肉的时候,就像在摆弄自己的孩子一样随意自然。这让我们在质疑她不够专业的同时,又觉得由她照顾外公挺放心。
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给小张发工资时的情形。母亲拿出账本算给小张听:这个月一共三十一天,每天68元护理费,扣除月初请假一天,共2040元。
我在心里替小张算账,她总共护理五个病人,一个月就有10200元,扣除劳务公司提成,大约能得六、七千,遇到节假日,劳务费翻倍,就更多,护工全天候吃住在医院,没有别的消费,这就是纯收入,很不少了。
母亲从包里拿出一叠纸币,连着账单和收据一起交到小张手里:二十张一百元,四张十元,你数一下,在收据上签字。
小张接过纸币、账单和收据:签啥字啊!我还能不相信大姐?
母亲塞给她一支水笔:这是规矩,收钱必须签字。
小张犹豫了一下,把收据铺在外公的床沿上,屈身往床边一趴,举起水笔,扭头问:写哪儿?
母亲指着“收款人”后面的空白处说:这里。
小张重新埋下头,提起笔,在母亲所指的地方,极其缓慢地、认认真真地画了三个浓墨重彩的、并不规则的圆圈。画完站起身,把收据交给母亲,“嘿嘿”着说:画得不圆。
我在心里暗笑,她让我想起《阿Q正传》。母亲看了一眼账单,也笑了: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我不会写字,只好画圈,我名字三个字,画三个圈。小张好像并不羞于自己不识字,母亲问她: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俺叫张J萍”,小张大嗓门一喊,谁都听见了,可谁都没听懂她那河南口音说出来的到底是张菊萍、张娟苹,还是张建平。

“流水的病人,铁打的护工”
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小张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我无法想象,一个不识字的人,是如何通过护工入职培训考核的?她每天要给外公喂药,溶血栓药、降血脂药、消炎药,一天几顿,一顿几粒,竟从未搞错。
她还让我帮她把我们家里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都存在她手机里,她怎么辨认那些由11个数字组成的手机号码归属于哪个名字之下?她还常常凑在小魏身边,一起看小魏的儿媳妇淘汰下来的ipad里存的电视剧。还有,她去邮局寄钱、去银行存钱,至少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吧?
这个目不识丁的小张,实在是让我无法想通,她是怎么在大上海活下来的。
每次在账单上画过圆圈后,小张就会对母亲这个给她发工资的“老板”很是感恩戴德,恨不得要投桃报李地给母亲一些什么好处,于是和母亲聊天时,就多了一些“内容”。
“大哥已经两个月没来了,老爸偏疼小儿子,大哥不会是有意见吧?”
“小嫂昨天送来粽子,老爸不能吃糯米,不好消化,我说过,她不听。”
“二姐每个礼拜都来看老爸,小姐只来过一回,小姐夫一回都没来过。”
小张大概不懂,这种类似于打小报告的聊天,是要把嗓门压低一些的,可她几乎是光明正大在母亲面前揭发我的舅舅、姨妈们,她的高声喧哗使那些微妙的家庭矛盾公诸于众,这让我有种无地自容而又无以躲避的尴尬。
对于小张传播的八卦,母亲的态度始终讳莫如深,她不动声色地听,不否定、不阻止,每次都把小张说得兴致勃勃、唾沫飞溅。直到某张病床上飘来新鲜的粪便气味,或者哪个病人忽然大声咳嗽,嗓子眼里有浓痰呼之欲出,她才闭嘴,迈开两条粗壮的短腿,飞也似地冲向那个病人……
外公住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两年后,我的父亲也将住进这家医院。
现在,他们翁婿俩天天在同一屋檐下生存着,一个躺在走廊顶头的第一间病房里,另一个躺在走廊尽头的第二间病房。然而,作为病友和邻居,他们却从未相互拜见,他们没有能力彼此串个门、聊个天,通报一下最近关心的国内外大事,聊一聊股票行情和房价趋势……
哪怕只是在5年前,这两个相差20多岁的男人,也常常会坐在一张八仙桌的两侧,一聊就是半天,把一杯浓茶喝到寡淡无味。可是现在,他们住在一栋楼里的同一个层面,吃着一口锅里同样的饭菜,却再也没有促膝交谈的机会,甚至,他们都不能相互看上沉默的一眼。
现在,我和我的所有家人,都会在探望一位亲人的同时,顺便探望另一位亲人,这让我们省去了不少花在路途上的时间。
我们一趟趟跑去医院探望亲人,与此同时,我们认识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每一位护工,并且成为她们日常八卦的对象,或者,倾诉对象。
我们已然接受她们的风格,她们壮阔的嗓门,她们劳作的身影,她们热火朝天地生活在这里,她们使一家“临终医院”常年充满莫名其妙的欢愉气息,甚而过于喧嚣嘈杂,没有人确切感觉到,这里是死神频繁光顾的地方。
医院虽然不大,但也有两栋楼,门诊楼大多时候冷清寂静,住院部却是例外,它像大家族的旁门一系,护工是这一系枝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做着为病人服务的工作,却更像是这里的主人,因为,“流水的病人,铁打的护工”。
或者说,她们是大家族的管家、保姆,她们没有主人的身份,却操控着主人的衣食起居。她们24小时全天候呆在病房里,白天在病房里工作,晚上在病房里安睡。
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行军床,白天折叠起来塞在某一张病床底下,入夜就把行军床拖出来,在病床间铺开。她们在病人的鼾声中入睡,连接在病人身上的监测仪整夜发出“滴滴滴”的噪音,她们却从未因此而失眠。
她们很容易入睡,也总能在病人发出异动或声响时及时醒来,她们有着随时入睡以及随时醒来的本领。她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这里,二十六个病人的家属亲友她们全都认识,谁家的孩子孝顺,谁家的媳妇刻薄,她们全都知道,这也成为她们在闲暇时候八卦的主题。
每次去医院,我都会有种走亲戚的错觉,心里总想着要给外公的护工小张或者父亲的护工小彭带点什么礼物。
三八妇女节,送她们一块毛巾和一瓶花露水;端午节,给他们带一人一包五芳斋粽子……这几乎成了我的压力,多了一件操心的事,可不知道为什么,在送给她们小礼物的同时,我的内心总会生出一些安然与愉悦。
也许这只是我的聊以*慰自**,我希望以赠送礼物的方式换取她们额外的重视,我希望她们能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的亲人,虽然,大多时候,我无法看见她们究竟是如何照顾我的亲人的。这让我在每次踏入住院部走廊时总是心生担忧,我怕看见某些“真相”,我不知道要如何应对。
那是一条随时都能听见各种声音的走廊,护工的呵斥声,病人的哭闹声,此起彼伏,从不停歇。
外公病房的对面,小兰总是操着一口川味普通话训斥坐在轮椅上的汪老太:再吵,再吵把你扔到大该(街)上去,没得人管你!汪老太并不领受小兰的恐吓,照旧发出毫无章法的哭喊,小兰就亮出一把给病人喂饭的没有针头的大针筒,在汪老太眼前扬一扬:再哭,再哭给你打针……
这种时候,母亲总会叹口气:唉!作孽,去吓唬人家干啥,儿女不在跟前,不作兴的。
走过第三间病房,就能见到胖大的黑皮肤小丁,或者听见她那淮北口音的大嗓门发出的喊叫声:拉屎会不会喊?会不会?不长记性要不要打?然后是两记“啪、啪”脆响。
起初我很是怀疑,她是否真的在打病人?有一次,终于不敌好奇,我折身进了三号病房。我看见一个不会说话的老病人光着屁股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着矗立着的庞大的小丁,呆滞的目光里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
小丁见我进病房,张嘴招呼:外女儿来啦?找小张还是小彭?不在这里……她宽阔的笑脸上写满了坦然,她不介意被我看见她打病人屁股,大概,她从不以为这已经成为她伤害病人的证据。

划拳,谁赢谁先挑病人
我问母亲:外公拉了屎,小张会不会打他屁股?还有老爸,小彭会不会打他屁股?
母亲怔了怔,说:你小时候尿床,我也打你屁股的。
我脱口而出:可他们是老人,不是小孩。
母亲看我一眼:那小张要是打外公屁股,小彭要是打你爸爸屁股,你要不要去投诉?投诉完了呢?打算换医院还是换护工?
我被母亲问住了。换医院是不可能的,外婆厚着脸皮找熟人,好不容易得来这一张床位,我们又能去哪儿再找别的合适的医院?
至于换护工,那就更没有意义了,把小张或小彭换掉,换来小兰、小丁、小魏,又有哪个护工不吓唬病人、不隔三差五地打两下病人的屁股?
有一次,进住院部走廊,看见小张、小彭、小魏她们几个正凑着脑袋划拳,一来一往,最后是小张赢了,只听见她浪涛般的笑声阵阵翻滚:哈哈哈,我先挑,我挑13床和17床。
我问:你们在玩划拳?
小张说:我们在分病人。中秋节小丁要休假回老家,她负责的病人要我们分摊,我们就划拳,谁赢谁先挑病人。
我很好奇:病人还要挑?
小张并不掩饰作为护工的“心机”:那可不是?外女儿你不知道,病人和病人不一样,全身瘫痪和半身瘫痪的,能喊拉屎的和不会喊的,会吐痰和不会吐痰的,都不一样。
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同样拿一份加班费,分摊到什么样的病人很重要,就像以前农村杀了猪抓阄分猪肉,抓到猪腿还是猪头,要靠运气。
我说小张你运气不错。小张再次爆笑:哈哈哈,我故意出得慢,她们要出拳,我就赶紧张开巴掌,她们要一出巴掌,我就赶紧伸出两手指头……
小张不识字,身上却满是农村女人的精明狡黠。我说:过节工资翻倍的,多两个病人,你能多赚不少,不回老家也值了。
小张笑得自豪而又满足:可不是吗!我不爱回老家,来上海五年,我一次都没回过。
母亲打断她:小张,我们结了这个月的工资吧。一听说结工资,小张立即忘了前面的话题,一如既往,兴高采烈地在收据上画了浓墨重彩的三个圆圈,然后开始在母亲面前八卦我的舅舅和姨妈们。
“小哥每个礼拜天都来,给老爸带来肉包子。”
“二姐每个礼拜三来,老爸的水果她包了。”
“大哥有日子没来了,大嫂倒常来。小姐也来过一次,拎来一箱牛奶……要不说孩子养得多好啊!
我问小张:你养了几个?
小张的胖圆脸上顿时笑开了花:两个,大的儿,说对象了,小的闺女,在老家念书,五年级啦。
“两个?当时是要罚款的吧?”
小张的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我罚不起,闺女是白捡的,人家扔了,我就抱来养了,不是自个儿生的,不罚款,划算。
她还伸手指着我说:外女儿,你一定要多养几个,等老了,儿女都来看你,多热闹,多好啊!说着扭头看向病床上的外公:老爸有福,正好养了七个,一天一个轮着来,一个礼拜齐了,哈哈哈……
小张巨浪般的欢笑声在住院部到处流窜,我几乎听见那笑声在走廊里迂回撞击,发出一波波朗朗的回声。
(摘编自薛舒的新书《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部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