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六月初六，在滂沱大雨中，我出生在河北省郎五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中，因生于马年，得名“大午”。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又没人看管，我母亲不是把我绑在门框上，就是把我扣在大笸箩底下。印象当中，大人们好像天天忙着在生产队挣工分，一个工分折合一毛多钱。那时候，过年给压岁钱，最多就给一毛钱。有一次上马庄赶庙会，五分钱买两根冰棍，我吃一根，给我父亲带回去一根，可是怎么也拿不到家!我就想，长大以后，我要多印一些钱，坐在飞机上往下撒。
估计很多穷苦出身的企业家，小时候和我一样，都有这种欢乐美妙的“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贫穷引起了我最初的疑惑和梦想，也让我对挣钱充满了勇敢的游戏精神。
八九岁的时候，我开始学做小买卖，每晚挎一篮瓜子和烟卷到*场赌**里去卖；十三四岁的时候，跟着别人徒步到200里外的北京倒卖自行车。后来知道了，这种活动在《刑法》上曾经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投机倒把罪”。1963年，著名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从江西贩卖板栗到芜湖，就因为这个罪名获刑一年。我算是幸运，类似的小打小闹一直是有惊无险。那时年龄小，也不太懂这些，不过缘于一件事情，我脑子中对一句话记忆深刻。有一次，母亲让我去看望在天津劳改农场工作的伯伯。在那里，一个江洋大盗看上了我，请我在天津最好的饭馆吃了一顿，且表明了心意想收我为徒。很多年后，我依然对那天饭桌上“指头一样粗的虾段”记忆犹新，不过更对我母亲当时说过的话没齿难忘：“要看到贼挨打，不要只看到贼吃饭。”也是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人不光要活着，还要活得光明磊落。对于生计，我母亲的教诲让我受益：“猪往前拱，鸡往后刨，人吃转动之食”。“转动之食”就是诚实劳动。
1970年，我16岁，初中毕业参军入伍。8年之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县信用社工作，也从一个莽撞的孩子成长为青年。娶妻生子后，我开始肩负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我私下与人合伙，雇用货车贩猪。每次在大平原上兜几个圈子，躲过执法人员的围追堵截，一车猪能赚出我一年的工资。我记得特别清楚，分钱的时候，和我一块贩猪的那个人，手抖得特别厉害，几乎拿不住票子!
整个80年代，“投机倒把”的危险阴影伴随了中国每一个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前商业时代。直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这个古怪又吓人的罪名才淡出了历史的舞台。1985年，随着人民公社解体，我所在的郎五庄也开始了土地承包，当时的我已经从部队转业到徐水农行6年，已经不是农村户口。而妻子刘会茹的一纸农村户口，使得命运给我留下了一个伏笔。村西大片的荒地被国家投资开发成为国营农场，地势较好的土地也被人们争抢着承包了，只留下一块被老百姓叫作“憋闷疙瘩”的荒滩。这片荒滩，地势低洼，沟壑纵横，瘦骨嶙峋地僵卧村头。多年以来，不断有人试图来开发它，都半途而废。到开始搞土地承包时，“憋闷疙瘩”上只有一座废弃的砖窑，一个破败的果园，还有数十个无主的坟包。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了三个月，承包费低到了6元／亩，仍无人应标。最后，有几户农民找到我，要和我合伙承包这片荒滩。我说服了妻子，集资一万元，后又贷了两万元，以我妻子的名义，和四户农民合股开始了“憋闷疙瘩”的承包经营。我们雇用了十几个工人，在这块荒滩上养了1000只鸡，54头猪，成立了“郎五庄养殖场”，建了一个配套的小型饲料加工厂。而“憋闷疙瘩”上，也终于出现了一个叫作“郎五庄养殖场”的庄。1989年，“郎五庄养殖场”改称“大午农牧公司”，1996年，改称“大午集团”，2003年以后，外界开始称它“大午村”、“大午城”，也有很多人客观地叫它“大午庄园”。期间，整整用了18年。
最初的创业，也解决了当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郎五庄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土地多，粮食就多，每家每户每年都会剩余好多粮食。卖，不值钱，不卖，存在家里虫蛀鼠咬，损耗很大。所以农民那个时候开始搞养殖。我们剐开始创业的时候，自己家的粮食不够用，我们就向厂里的工人借，最后发展到向周边村民借。农民把余粮借给我们，到时候要粮食我们就还粮食，不要粮食我们就把粮食作价支付现金。价格上随高不随低。后来，有些农民到期后既不来取粮食也不来取钱，粮食款就自动转成借款，开始计利息。农民怎么算都不吃亏，所以大量的粮食就集中到这里来了。这就是最初的“粮食银行”，朴素却很响亮，可是也平常得好比“水就湿、火就燥”的自然现象。“粮食银行”虽然成为我2003年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由来，却也成就了大午集团的发展。“粮食银行”的特征是“好借好用，好借好还，随高不随低”，其本质是信用和道德。也是凭借信用和道德，我和大午集团才走到了今天。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滚动发展，如今大午集团成为集养殖、种植、农产品加工、温泉旅游、医疗养老、基础教育、电子商务等行业多位一体的省级农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下辖18个独资公司、2个合资公司，固定资产20多亿元，集团员工4000余人，学校师生6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