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镜明
二零一五年冯唐翻译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下架可以说是近几年文学圈最为热闹的事情之一，让本就边缘化的文学重回大众眼前，虽然褒贬不一，或者说是骂者居多，但仍然需要给一个大拇指，至少注入一些新鲜血液；
而在本篇论述中，主要探讨是不是真的像网上所有的那样一文不值，误人子弟！
这是冯唐的权利
冯唐在《锵锵三人行》中说道：我英文也不错，汉语也不错，正好还有点闲工夫，就翻译了一个死去七十多年的老头出版一百多年的诗集，这有什么问题吗？
注意时间段，死去七十年，作品出版一百多年，根据版权法五十年时间界限来说；冯唐应出版社之邀，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所有成员国对版权的最低保护期为50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后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17条规定：“国际著作权条约在中国生效之日尚未在起源国进入公有领域的外国作品，按照著作权法和本规定规定的保护期受保护，到期满为止”。
换句话说，至少在对待冯唐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事件上，我们应该持以：
可以不推荐，不欣赏，甚至批评谩骂，但绝不能否定他翻译、出版的权利，甚至*制抵**非国家层面干预的下架行为，这是蔑视*权人**的象征。
这是冯唐的底气
面对网友的质疑，冯唐曾经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托福拿满分的证据；
表明：托福拿满分不能代表翻译水平的高低，但至少证明不比一般人差；还有出版六本小说、三本杂文集、一本诗集、一本短篇小说集，至少也说明中文水平在绝大多数以上，既然如此至少也应该拥有拿起笔翻译的权利；
当然在这里补充一句：很多持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场炒作，来增加销量；无稽之谈，冯唐在与出版社签订协议的时候，拿的是稿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故而，炒作一事，无论名利对冯唐都没什么好处；包括诗集下架也是出版社的自发行为；
冯唐的现代诗，即便是普通人想必也都有所耳闻，毕竟那句“春风十里，不如你”实在是太火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圈了；下文笔者贴另一首分享：
可遇不可求的事
后海有树的院子
夏代有工的玉
此时此刻的云
二十来岁的你
至少冯唐本人创作的现代诗还不错，有几分味道在里面；
冯唐为什么这样翻译
列举几个冯唐在《锵锵三人行》里的解释
原文：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郑译：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摘下那浩瀚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如一支歌，
如一个永恒的吻。
冯译：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诗的原意是泰戈尔将人与世界的关系拟成情人关系，要想窥见世界的真面貌，或者说是真正的拥抱、理解世界，必然要从下半身着手；例如张爱玲也曾说过：阴道是通往女人内心的捷径；一个道理。道理是这个道理，只是有必要这样翻译吗？
这既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又是一个充满个人风格的问题；
通常来看，郑译，更加趋近原文的逐字逐句，对待整体的意象架构有所欠缺；
冯译的问题是，文本结构的个人化倾向，撕裂诗作原作者的个人形象；
什么才是诗歌？
想要弄清楚泰戈尔《飞鸟集》究竟怎样翻译好，就一定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弄清楚“诗歌”是什么？如此才好表达出自身的见解：
朱光潜在《诗论》中谈到：“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从历史和考古学来分析：诗是最早以文字为形式的艺术种类，尤其是在初民时代，诗更像是一种形式，将人类遇到值得留传的人物事迹或是学问经验，以诗的形式写下来，其中带有艺术性质的文字，如原始歌谣，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最终发展成诗歌；然而在诗的具体演变、创作上，由于地域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定分歧；
首先是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
《诗丶大序》（亦称《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其中，朱熹在《诗序》中也有进行补充：人生来就有情感，有情感便需要表达，有表达就有诗歌，最恰当的语言节奏和内在节奏，是最自然的下意识行为；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
其次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古希腊人将诗定义为“模仿的艺术”，其中“模仿”的对象可以是心理活动，也可以是自然现象，类似于“雕塑”“绘画”类的“再现”艺术，最主要的功用也是“再现”外界事物的印象；后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以“心理学”的角度进行重新分析：
事物本身纵然也许看起来令人产生不快，用最写实的方法将它们再现于艺术，确实是我们高兴的看到……
综述，诗无非就是“表现”内在的情感，或是“再现”外来的印象的一种以“文字”为艺术的表现形式；
怎样译诗才科学？
科学的译诗和科学的创作都是一个伪命题，在艺术领域并不存在；从哲学角度，语言是思维（情感意志）的附庸，而文字是语言的附庸。如此，文字是思维（情感意志）附庸的附庸。此“附庸”何解？可参照西欧封建制度，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足以道明文字与情感意志之间的隔阂有多巨大。
换句话说，就是“文字”的形式是绝对无法完整的表达出作者的思维想法；
但创作和译诗所面临的问题、难点却不是一个：
1）创作是，文字与思想的差距；
2）译诗是，文字与原作者思想的差距；自己通过文字领会到思想与原作者的差距；自己的思想与自己的文字的差距；
译诗是一个更为复杂和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
不管是创作还是译诗，都不存在复制的可能，都是主观创作；
尤其是“译诗”必须要充分认知这点，作为译者所需要的翻译的是原作者的思维想法而绝不仅仅是一字一句而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逐字句的翻译是翻译不出来伟大且富有人情味儿的作品的；不然要翻译家做什么，一个翻译软件就都搞定啦！
故而从诗歌的属性和翻译的主张上来看，冯唐是没有任何问题，且是比较科学的；当然这是抛开所写下的文字易惹其大多数人生气的因素。在举一例：
原文：Men are cruel,but Man is kind.
郑译：*夫独**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
冯译：庸众是残酷的， 每个人是善良的。
无论如何，在原文之中是找不出“*夫独**”的出处的，不管是逐字句的翻译，还是延伸来讲；而冯唐的“庸众”至少是能够完成逻辑自洽的；盲从的民众是最为残忍的！
冯唐的译诗就是好诗吗？
在此，分析而出的是冯唐的翻译权力和翻译资格，以及最重要的翻译理念，是没有丝毫问题的，但是就翻译作品的文本而言，至少是有待商榷的。
冯唐翻译吃亏可能就吃亏在没有别人翻译的早了，要是他第一个这样翻译，也许泰戈尔留给我们的形象也就如此了，而非是郑笔下的那个智性轻灵之美形象。冯唐笔下的《飞鸟集》太过充斥个人风格，与其说是译作，倒不如说是套作，来的得当！那么冯唐的个人风格是什么呢？
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曾明确地问道：“你为什么把泰戈尔译的这么骚？”这个“骚”字恰到好处的形容出冯唐的个人特色，依据于“互联网”或者“性解放”的年代里，言语之中充斥着对于“性”的直接，这是时代因素，更是意识原因；
诚然翻译作品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原作者的思想主张，但这仅是思想层面上的相互贴近沟通，决不能落实到自己的笔头上“自嗨”，当译者领会到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时，还应考虑，或者说是综合原作者的创作风格和习惯，再三推敲之后“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