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很长的货车在这个小火车站上已经停了很久。火车头闷声不响，仿佛熄了火似的。火车附近和小车站的门里没有一个人影。
从一节车皮射出一道苍白的光，爬过一条备用线的铁轨。在那节车皮里，有两个人坐在一件铺开的毡斗篷上：一个是老人，有一把挺大的白胡子，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高高的羔皮帽，有点像高加索一带那种羊皮高帽。另一个是没生胡子的青年，穿一件破旧的厚呢上衣，脚上是一双沾了烂泥的高统靴。他们是货物的托运人。老人坐着，脚向前伸出去，沉默不语，在思索什么事。青年半躺半坐，拉着一个便宜的手风琴吱哩吱哩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有一盏灯挂在他们附近的墙上，灯里点一支牛油烛。
这节车皮装得满满的。谁要是在昏暗的灯光中瞧一瞧货物，那么最初他的眼睛就会看出这儿有一种不定形的怪东西，一种肯定活着的东西，像是大螃蟹，活动着螯和须，挤在一块儿，悄悄地沿着光滑的墙向车顶上爬过去。不过，人若是凝神看一看，那么在昏暗里就开始清楚地现出犄角和犄角的影子，然后现出精瘦的长背、肮脏的皮毛、尾巴、眼睛。原来那是牛和牛的影子。这节车皮里一共有八头牛。有的牛扭转身来，瞧着这两个人摇尾巴，有的极力要躺下去，或者站得舒服点。它们很挤。要是有一头牛躺下去，别的牛就得站着，挤在一块儿。这儿没有牲口槽，没有拴牛桩，没有草垫，没有一根干草[1]……
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银表，瞧一瞧现在是什么时间：两点一刻。
“我们在这儿停靠差不多有两个钟头了，”他说，打了个呵欠，“还是去催一催他们的好，要不然我们就会在这儿熬到天亮。他们睡着了，或者上帝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老人站起来，跟他的长影子一块儿小心地下了货车，走进黑暗里。他沿着这列火车向火车头走去，经过大约二十节货车，看见一个开了炉门的红火炉。有个人一动也不动地对着炉子坐着，他那鸭舌帽、鼻子、膝头，染着紫红的火光，其余的部分是黑的，跟黑暗的夜色混在一起分不大清了。
“我们还要在这儿停很久吗？”老人问。
没有回答。那个不动的人分明睡着了。老人烦躁地嗽了嗽喉咙，由于天气阴潮而缩起脖子，绕过火车头走去。这时候，火车头的两道明晃晃的灯光一刹那间照着他的眼睛，他觉得夜色越发黑了。他向火车站走去。
车站的月台和台阶是湿的。这儿那儿，有一摊摊不久以前落下来的白雪在融化。火车站里却又亮又热，跟浴室里一样。有煤油的气味。这儿除了一架磅秤和一张不大的黄色长沙发，长沙发上有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躺着睡觉以外，根本什么摆设也没有。左边有两扇敞开的门。从一个门口望进去，可以看见一架电报机和一盏安着绿罩子的灯。从另一个门口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房间，倒有一半给黑色的食器橱占去了。在这个房间里，列车长和火车司机坐在窗台上。他俩一面揉搓着手中的一顶帽子，一面在争论。
“这不是真的海龙皮，是冒牌货，”司机说，“真正的海龙皮不是这个样子。不怕您见怪，这顶帽子至多值五卢布！”
“您倒懂得不少……”列车长说，不高兴了，“五卢布！我们马上来问问这个商人就是。马拉欣先生，”他对老人说，“您说说看：这是假海龙还是真海龙？”
老马拉欣用手接过帽子来，带着内行的神气摸了摸皮子，吹一吹，再凑到鼻子上闻一闻，他那气愤的脸上忽然现出轻蔑的笑容。
“这一定是假货！”他高兴地说，“这是假货。”
他们吵起来了。列车长硬说帽子上的海龙皮是真货，司机和马拉欣极力想说服他，说这不是真货。吵到半中腰，老人忽然想起他上这儿来的目的了。
“海龙归海龙，帽子归帽子，可是火车却停着没走啊，诸位先生！”他说，“怎么啦？在等什么人呀？开车吧！”
“开车吧，”列车长同意，“我们再抽一支烟就开车吧。不过也不必着急……反正到了下一站我们还是得等着！”
“为什么呢？”
“哦……我们误点太多了……要是在一个车站上误了点，那到了下一站就不能不耽搁，先放对面来的列车过去。现在开车也好，明天早晨开车也好，反正我们已经不能算是第十四次车了。我们大概要改成第二十三次车了。”
“您怎么算出来的？”
“哦，就是这么算的。”
马拉欣带着探询的神情瞧了瞧列车长，思忖一下，随口嘟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似的：
“上帝作证，我已经算了一下，甚至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们一路上光是停车就耗掉了三十四个钟头。先生们，如果你们照这样下去，结果就会这样：要么我的这些牛都死掉，要么就算我到了那边，牛肉也卖不上两卢布了。这不是赶路，这简直是倾家荡产！”
列车长拧起眉毛，叹口气，那神情好像想说：“这话不幸是实在的！”司机一声不响，瞧着帽子发呆。凭他们两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怀着同样隐秘的思想，他们不说出来倒不是因为他们想掩盖，而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用沉默比用话语更能传达。老人明白了。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一张十卢布的票子，既没有说几句开场白，也没有改变声调和脸色，而是带着大概只有俄罗斯人在授受贿赂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信心和爽快，把票子递给列车长。列车长接过来，一句话也没说，把它叠成四折，不慌不忙地放进口袋里。这以后他们三个人走出房间，在路上叫醒列车员，到站台上去了。
“什么天气啊！”列车长抱怨道，耸了耸肩膀，“黑得要命！”
“是啊，这天气真糟糕。……”
从窗口可以看见电报员的亚麻色脑袋在绿灯和电报机旁边出现。没过多久，在电报员脑袋旁边又出现一个脑袋，此人一脸胡子，戴着红帽子，那一定是站长。站长低下头凑着桌子，正在读一张蓝色公文纸上的字，用烟卷顺着一行行字很快地画下去……马拉欣向他的货车走去。
他的旅伴，那个青年，仍旧半躺半坐，拉着手风琴，声音低得听不清。他比孩子大不了多少，还没有长出唇髭。他那颧骨高高的丰满的白脸现出孩子气的沉思神情。他的眼神不像大人，显得忧郁而温顺，可是他肩宽背厚，身体强壮、笨重、粗鲁，跟老人一样。他不动，也不变换姿势，好像搬不动自己那粗大的身躯似的。仿佛他只要动一动，身上就会有什么地方裂开，或者发出一片响声，弄得他自己和那些牛惊吓起来。他那又肥又大的手指头笨拙地按着手风琴的琴键，从这些手指头下面连绵不断地传出一种微弱细小的响声，合成一个朴素单调的旋律。他听着，分明很满意自己的手法。
铃声响了，可是声音那么含混，好像不是从近处，而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跟着又来了急促的第二遍铃声，然后是第三遍，列车长吹哨子了。在深深的寂静中过了一分钟，货车仍旧停在原地不动，可是车底下传来一种含混的声音，像是雪橇的滑铁辗雪的声音。紧跟着货车摇动一下，那声音就停了。接着又是一片沉寂。可是马上来了缓冲器的碰撞声，货车受到猛烈的碰撞而颠动一下，好像往前跳跃了一步。牛都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只求你到下一个世界也吃这样的苦头才好！”老人嘟哝着，摆正他的高帽子，刚才火车一颠，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去了，“照这样，他要把我的牲口都弄得受伤了！”
亚沙一句话也没说，站起身来，抓住一头倒下去的牛的犄角，扶它站立起来……这一颠以后又没有动静了。辗雪的声音又从货车底下传来，仿佛货车稍稍*退倒**了一下。
“马上又要震动了。”老人说。
果然，那种痉挛穿过整列火车，碰撞声传来，火车颠动一下，牛又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真费劲啊！”亚沙留神听着，说，“火车一定很重。它好像动不得了。”
“以前它并不重，可是现在忽然重起来了。不对，我的孩子，这是说，列车长没有把钱分给他。去，给他送点钱去，要不然，他就会把我们一直颠到明天早晨的。”
亚沙从老人手里接过一张三卢布的票子，跳下货车。他那笨重的脚步声在货车外面低沉地响起来，接着，渐渐消失了。随后是沉静……隔壁的一节货车里，一头公牛发出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叫声，仿佛在唱歌似的。
亚沙回来了。一股又潮又冷的风扑进货车里来。
“关上门，亚沙，我们睡吧，”老人说，“何必白白点着蜡烛呢？”
亚沙拉动沉重的门。火车头的汽笛鸣响，列车开动了。
“好冷！”老人嘟哝着，在毡斗篷上躺下，把脑袋枕在一个包袱上，“在家里多好啊！那儿又温暖，又干净，又软和，有地方可以祷告，在这儿我们却比猪还苦。我已经有四天四夜没脱过靴子了。”
亚沙的身子由于火车震动而摇摇晃晃，他打开挂灯的小门，用湿手指头掐掉烛心。烛火闪烁了一下，像炒锅一样嘶嘶响，随后就灭了。
“对了，我的孩子……”马拉欣接着说，听见亚沙在他身边躺下，觉得那年轻的阔大的背贴着他自己的背了，“这儿很冷。每条缝里都不住地吹进风来。要是你妈妈或者妹妹在这儿睡上一夜，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准保冻死了。就是这么的，我的孩子，你不肯像你哥哥那样念书，进中学，那你只好跟你爸爸一块儿运这些牛了。这是你自己不好，你只能怨自己……现在你哥哥正在床上睡觉，盖着被子，可是你呢，吊儿郎当，懒懒散散，只好跟牛待在一块儿……是啊……”
在火车的隆隆声中，老人的话听不清楚了，可是他仍旧唠叨很久，叹气，嗽喉咙。这辆货车的冷空气渐渐变得越来越稠密、闷人。新粪和蜡烛的焦气发出刺鼻的气味，弄得空气难闻，酸臭，亚沙在昏睡中嗓子和胸膛发痒。他嗽喉咙，打喷嚏；老人却习惯了，仿佛没什么不合适似的，用整个胸膛呼吸着，只是偶尔咳几声罢了。
凭火车的摇晃和车轮的隆隆声来判断，火车开得很快，可是不稳。火车头大声地喘息，它喷气的声音跟火车的隆隆声合不上拍子，它们合起来成了一种沸腾的声音。那些牛不安地挤在一块儿，它们的犄角撞击着车壁。
老人醒来的时候，清晨的深蓝色天空从车壁的裂缝和敞开的小窗口钻进来。他觉得冷得难受，特别是背脊和两只脚。火车停住了。亚沙带着睡意，一脸的不高兴，正在那些牛旁边忙碌着。
老人醒来，心绪不好。他皱起眉头，沉下脸，生气地嗽一嗽喉咙，从眉毛底下瞧着亚沙，亚沙正用强壮的肩膀顶住一条牛的胸脯，微微把它举起来，极力解开它腿上的绳子。
“昨天晚上我就跟你说过绳子太长，”老人叨唠着说，“可是没用，‘不算太长，爸爸！’叫你做点事，你总是不听，什么事你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干……蠢货。”
他生气地拉开门，亮光涌进货车里来了。一列客车正好停在门对面，那列客车的后面是一所有遮阳的红房子，这是个大火车站，设有食堂。车顶和车台、土地、枕木上都铺着薄薄的一层新落下来的松软的雪。可以看见乘客们在客车车厢中间的平台上来来往往。有一个红头发、红脸膛的宪兵在来回踱步。有一个仆役穿着礼服和雪白的胸衣，没有睡足，现出怕冷的样子，大概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正在月台上跑着，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杯茶和两块面包干。
老人起来，开始面向东方念祷告词。亚沙安顿好那条公牛，把铲子放在角落里，也站到他旁边来念祷告词。他光是动着嘴唇，在胸前画十字。父亲却大声念出来，把每段祷告词的末尾念得又响又清楚。
“……以及来世的生活。阿门！”老人大声念着，吸一口气，立刻又念另一段祷告词，一念到末尾声调就清楚而坚定，“……而且把你的小牛献到祭坛上！”
念完祷告词，亚沙急急忙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
“请您给我五戈比。”
一拿到五戈比的硬币，他就提起一把红的铜茶壶，跑到车站上去买开水。他大步跳过铁轨的枕木，在羽毛样的白雪上留下大脚印，一路上把茶壶里昨天的剩茶倒干净，往食堂那边走去，同时拿那五戈比的硬币敲得茶壶叮当响。从货车里可以看见食堂老板推开那把大茶壶，不肯为五戈比卖掉差不多半个茶炊的开水，可是亚沙自己拧开了龙头，张开胳膊肘不让人家来干涉，给他的茶壶斟满了开水。
“该死的坏蛋！”食堂老板眼看亚沙跑回货车，就对着他的后影嚷道。
到喝茶的时候，马拉欣那阴沉的脸才算开朗了一点儿。
“我们会吃会喝，可就是记不得正事，”他说，“昨天一天我们没干别的，光是吃啊喝的，大概就连花掉的钱都忘了记账。什么记性啊，我的天！”
老人一面回想，一面念出昨天的一笔笔开销，在一个破笔记本上记下他在什么地方给了列车长、司机、擦油工人多少钱……
这当儿客车早已开走了，一个值班的火车头在空铁道上驶来驶去，仿佛并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纯粹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似的。太阳已经升上来，照得白雪发亮；从车站的遮阳上和货车顶上落下一滴滴明亮的水珠。
喝完茶，老人走下货车，慢吞吞地溜达到车站去。在车站的头等车乘客候车室中央站着他认识的列车长和站长，站长是个青年人，留着一把好看的胡子，穿一件漂亮的粗呢大衣。这个青年大概不习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总是优雅地调换两只脚把身子的重心一会儿放在左脚上，一会儿移到右脚上，像是一匹善于长跑的骏马。他这边看看，那边望望，看见每个过路的人都把手伸到帽沿上行个礼，眯细眼睛，微微笑着……他脸颊绯红，身子结实，心情畅快。他的脸上洋溢着热诚，神采焕发，仿佛他刚从天上跟那些羽毛样的雪一块儿落下来似的。列车长看见马拉欣，就惭愧地叹口气，把两手一摊。
“我们不能走第十四次车了！”他说，“我们误点太多了。已经有另外一列车走第十四次车了。”
站长很快地翻看了几张公文纸，然后把他那热情的蓝眼睛掉过来瞧着马拉欣，微微笑着，向后者呼出清新的气息。他向马拉欣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您是马拉欣先生吗？您运牛吗？八车？现在怎么办呢？你们误点了，昨晚我已经让第十四次车开出去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青年人用两个粉红的手指头小心地捏着马拉欣的短皮袄上的毛，调换着脚，亲热而恳切地对他解释说，某次车已经开走，某次车正要开走，他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为马拉欣做一切事情。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真的不但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使马拉欣高兴，甚至愿意尽力使全世界高兴。他是那么幸福，那么满意，那么快活！老人听着，虽然完全弄不懂火车复杂的车次制度，却还是赞许地点头，也伸出两个手指头去摸站长那件厚呢大衣上的软毛。他看着这个体面而殷勤的青年，听着他讲话，觉得很畅快。为了也表一表自己的好意，他就拿出一张十卢布票子，想了一想，又添上两张一卢布票子，递给站长。站长接过去，把手指头伸到帽沿那儿行个礼，然后优雅地把钱往口袋里一塞。
“听我说，诸位先生，我们不是可以照这样办吗？”他忽然想起一个刚刚来到他脑子里的新办法，就说，“*用军**列车误点了……你们看……它还没来……那么你们何不就算做*用军**列车呢？[2]我让*用军**列车走第二十八次车好了。怎么样？”
“依您就是。”列车长同意。
“好极了！”站长高兴地说，“既是这样，那你们就用不着在这儿等了，马上就开车吧！我立刻去吩咐把你们这一列车放出去！好极了！”
他把手举到帽沿那儿向马拉欣行了个礼，就跑着回他的房间去了，一路上翻看着公文。老人对刚才的一番谈话很满意。他微笑着，瞧了瞧整个候车室，好像要找一找这儿还有什么称心的东西没有。
“我们不妨去喝一盅。”他拉住列车长的胳膊说。
“喝酒好像还太早一点吧。”
“不，您就让我做个东道吧。”
他俩就走到食堂去了。喝完一杯酒，列车长化了不少工夫挑选下酒的菜。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很胖的人，脸颊鼓起，可是没有血色。他胖得令人讨厌，皮肉松弛，脸色发黄，凡是喝酒太多和不按时睡觉的人都是那样。
“现在可以再喝一杯，”马拉欣说，“这会儿天冷，应该喝点酒。吃吧，请！这样看来，我可以仰仗您了，列车长先生，一路上不会再有麻烦或者不痛快的事了。因为您知道，讲到我们这种牲口生意，每个钟头都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