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为阳，为天，自强不息，乾道刚健。坤，为阴，为地，厚德载物，坤道柔顺。
但当坤的实力强大，眼中不再有乾之龙的影子，目中无“龙”之时，一场乾与坤的决战，就不可避免了。
这场决战，发生于黎明前最暗之夜的时刻，在龙之疆域的郊野之地……
乾与坤的这场龙战，自然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厮杀，天玄地黄，混杂一片，俱有所伤。
战争的结果，自然是天下秩序的重新平衡，各归其位，乾守天位，坤归地本。
乾坤的这次决战情形，集中体现在易经坤卦“上六”的爻辞之中。
易经坤卦（如图），由下上数第六爻（也是坤卦最上一爻）是“上六”，其爻辞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易经六十四卦，每个卦由上下两个单卦各三个爻构成，这六爻的爻位，自下而上依序是初、二、三、四、五、上。同时，分为天、地、人三个层次，初（即“一”）、二爻是地，三、四是人，五、上（即“六”）是天。
易经符号阳爻“⚊”统称作“九”；阴爻“⚋”统称作“六”。坤卦由下上数第六爻序位是“上”，又是阴爻，就称作“上六”。
易经坤卦“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含义是，乾坤二龙交战于郊野，相伤之血，青黄色杂。这里“玄黄”，“玄”是指天的青色；“黄”是指地的黄色。
坤，本不能称之为“龙”，但因其位极坤卦之天位，已是鼎盛之极，虽不是“龙”，却也有了龙势，可以与乾龙比肩，所以也被视作龙，将其与乾龙的争战称为“龙战”。
也正是由于坤的气势日强，位极齐天，炙手可热，所以逼得乾龙不得不为了捍卫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战。
宋代大儒郭雍就说：“阴道柔顺，待阳唱而后动者也。故阳不唱则阴不动，君不唱则臣不和，有不待唱进而干阳者，上六之道也。进而干阳，逼也，则疑而战矣。”（宋郭雍《郭氏传家易说》）
郭雍认为，坤为阴，坤道柔顺，应顺从、附和乾阳的行动，所谓乾唱坤和，乾不动，坤也不应。君臣的道理亦是如此。若坤阴不附和乾阳而自行所为，就是进逼乾阳，终将招致乾阳的猜疑，以至终于发生争战。
但是苏轼却认为，“至于此则非阴之所能安矣，阴虽欲不战而不可得，故曰其道穷也。”（苏轼《东坡易传》）在苏轼看来，坤卦一路走来，到上六之位，已无法安居了，即使其想不战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坤卦到此之时，已是穷途末路了。
那么，坤卦的前路该如何走下去呢？
东坡以为，“若阴已变而为阳，则无复玄黄之杂矣。”（《东坡易传》）也就是说，如果坤变阴为阳，就不会再有天之玄色和地之黄色相杂糅的情形了，即天地有别，不再混为一处，天地各归其位，各正其色。
说到底，阴如盛极，就进入穷途末路，除非此时盛气的阴，转化为本为至尊的阳，重新恢复阳主阴随的平衡状态。恰如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其实也是光明即将降临之时，黑暗最终为光明所取代。
宋儒冯椅说：“主龙而言，则知阴不可亢，亢则阳必伐之，戒阴也。以战而言，则知阴不可长，长则与阳敌矣，戒阳也。”（清李光地《周易折中》）
冯椅认为，就乾龙为主来说，坤阴不可过于强盛，盛极则乾阳必要讨伐它，所以坤阴以此为戒；就争战来说，不可使坤阴的力量增强，否则就会与乾阳势均力敌，所以乾阳引以为戒。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也说：“阴极伤阳，臣盛伤君。六而居上，阴极而臣盛矣，故阴阳争君臣战，两伤两穷而后已。赵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诛；王莽篡汉，汉微而莽亦败。为臣者其勿至于此，为君者其勿使臣至于此也。盖上六之龙战已兆于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矣。”（宋杨万里《诚斋易传》）
杨万里以史为戒，认为阴若盛极就会冒犯、伤触阳，臣子位高权重就会冲犯君王。“上六”之爻居上，阴极而且臣盛，所以阴阳相争、君臣相战，结果将是两败俱伤、两者都没有前途。赵高篡秦，秦亡而赵高被诛杀；王莽篡汉，汉室衰微而王莽也失败。为臣者，不要走到这一步，落到如此境地；为君者，不要纵容其臣子走到此等境地。其实，“上六”之爻反映的乾坤龙战，早已在坤卦“初六”之爻的爻辞“履霜，坚冰至”中，显露出端倪和预兆。所以，小人之可畏便是如此。
这里“履霜，坚冰至”，指的就是当秋霜显现之后，寒气（阴气）已开始凝结，循着此势，冬日的坚冰也就势所必至了。
正如宋代理学大儒程颐说：“阴始生于下，至微也。圣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阴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程颐《周易程氏传》）
在程颐看来，“阴”开始时往往生于低微。圣人在此时就会警戒，因为它会日渐生长。所以秋霜显现，就应预知其逐渐寒气强盛而成为坚冰。这就像小人起始之时虽然低微，却不可以任其发展，否则将会日渐强大起来。
可见，若能于阴气渐生渐盛之时，倍加戒惧，黎明前的这场乾坤“龙战”本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