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传统文化的塑造。温州在历史上，就有“重商主义”的底子。
八百年前的南宋，温州形成过一个“永嘉学派”。这个学派主张的是，要义利并存、农商并举、经世致用。说白了，就是提倡发展工商业，支持商品和货币流通起来，支持老百姓做生意。
第二种，产业文化的塑造，温州，素来有“百工之乡”的称号。还是从历史上说起，温州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多地少。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人均耕地面积是0.5亩，现在更少，只有0.33亩。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是0.81亩。这么点人均耕地，不管农民怎么精耕细作，都很难靠农业发家致富。除了农耕条件不好，温州还没什么矿产资源。这么一来，温州人必须在土地之外，找到生存空间。上哪儿找呢？就是做各类手工活，做小买卖。换句话说，温州人做生意，多少有点是被环境倒逼的。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明清时期，温州人就善于经商。温州民间，也流传着“有艺不愁穷”的说法，裁缝、木工、泥水、油漆、弹棉花、理发等等各类手工业，非常发达。这也给后来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打下了基础。1984年，温州全市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生产，民间商人队伍也超过10万人。这种情况，跟温州人做手工业的产业传统分不开。
第三种说的是，温州人的经商传统，一定程度上来自语言文化的塑造。
温州的方言结构特别复杂。温州一个市，使用的方言有温州话、闽南话、蛮话、苍南金乡话、大荆话、客家话、泰顺话等等，它们之间差异都很大。即使是最多人说的温州话，各个地方的口音也不一样，比如温州市区和靠南的瑞安，只隔着35公里，但口音一点都不一样。就算是瑞安，出了城没隔几公里，口音也又会变。
所以，温州人见面，一说话，对方就大体可以判断你是哪个县、哪个区，甚至哪个乡镇的。口音的区别度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熟人社会特别发达。别人一听你口音，就打听你的社会关系网。所以，每个温州人，都在一张极其严密的关系网里。这就要求，温州人必须谨慎地经营自己在关系网中的人际关系，保持人情往来，树立良好的口碑和信用。
熟人社会带来两个好处，一来，信用建立起来了，温州人借钱融资也就更容易。温州的民间借贷特别发达，我们国家有个衡量民间综合借贷利率的指数，就叫温州指数。二来，熟人社会里，有了一种成功模式，其他人就可以迅速拷贝跟进，这样可以迅速占据一个垂直领域。
“搞钱”成为温州人的标签，一定程度上，也是温州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塑造的结果。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话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一个人的人格如此，一群人的集体人格，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