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南巡死于苍梧，“帝”位继承人选提上议事日程。按尧制定的陶寺古国联盟集团的民主禅让制原则，盟主国任职期限满后，盟主位置不再是法定世袭，必须传给包括盟主长子在内的联盟内部有德望之 “邦国”首领。尧继承的是挚，舜继承的是尧。盟主长子直接进入最后 两个继承人之间的竞争，谁最终获得继承人的资格，是在盟主去世后 由各邦国来最后选定。
这种选定的办法是，公推的盟主继承人于盟主去世时要在第一时间将代表国家权力的印信和宝器送到盟主的长子所在地方，交由盟主的长子保管。然后再治丧三年。这三年期间由两个 候选继承人共同治理邦国联盟事务。三年治丧期满，各“邦国”对帝 位继承人进行选择——这就是《尚书》、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 等古籍所说的，由各“邦国”或部落首领带上自己部落的印信和宝器去拜见本“邦国”或部落选定的盟主继承人，最后再以去往两个继承人所在地的人数多少来决定最终的盟主国亦即盟主继承人。
如此一来，禹就要避开舜子商均另寻他地蜗居三年，再来定最后的胜负。古文献大都记载，禹避舜子商均的蜗居地是在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告成镇一带，如《史记·夏本纪》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刘熙语：“今颍川阳城是也。” 郦道元《水经注·颍水下》说：“颍水出阳城县少室山”，注云： “颍水东合五渡水，经阳城县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 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县南对箕山。”
另外，《汉书·地理志·颍川·阳翟县》下注引《世本》《纪年》 等，也说禹居阳城。
秦代曾置阳城县，属颍川郡。故城在今河南郑州登封东南，因境内阳城山得名。汉朝的阳城县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名无大异。
公元 696 年武则天“登”嵩山封禅，到中岳嵩山举行登封大典后，到达阳城。为了庆贺封禅大功已告完成，就把阳城改为告成，也因“登” 嵩山封禅，改嵩阳为登封。 今河南登封县东南15 公里有告成镇，出镇西门200 余米即五渡水， 亦称五渡河；出南门约 500 米即可看见从西向东缓缓而流的颍水。五渡河在镇西南汇入颍水。南过十几里有箕山作为屏障。出镇北门行百 余步即可到达举世闻名的周公观星台。
周公观星台
1951 年，河南省*物文**保管委员会配合治淮工程，对郑州、登封、 禹县等地进行*物文**调查，在告成镇八方村东侧颍河和五渡河汇合处西北两河之间、一海拔为 270 米左右的的低平呈三角形状的谷地上，发 现了一处龙山晚期遗址，考古人员根据就地命名的原则称之为告成八 方遗址。由于这个遗址所处地理位置和文献记载中的“禹居阳城”地望高度契合，再加上当地百姓千百年来一直把这块地方称为王城岗， 遂引起*物文**部门的高度关注。
1977 年，考古人员先后在这里发掘出了具有城垣建筑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型城址。东城因五渡河西移被冲毁，只剩下南墙西段，残长约 30 米，西墙南段残长约 65 米。西城的夯土城轮廓基本清楚，四面城墙基础多有保存。西城垣略呈正方形，周长约 400 米，面积不足 1 万平方米。西城的东墙也就是东城的西墙，南墙长约 82. 4 米，西墙长 约 92 米，北墙东段因水冲损，残长约 29 米。经鉴定，两座小城存在 年代为公元前 2122 年左右。
进入 21 世纪，考古人员又在两座小城址西南面发现了面积达 34. 8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是已知河南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中最大的一座，并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大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址基本上圈围起了龙山时代的整个遗址。
根据出土*物文**分析，小城之西 城先是被作为仓窖区使用，后来才改建为大型夯土建筑区并修筑了城墙。不久之后，随着大城的兴建，大型建筑区可能移到大城以内，小 城西城又重新作为仓窖区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最末期。大城的存在年代为公元前 2055 年左右。
联系到 1976 年告城镇东北发现的那座春秋至汉代的 140 万平方米 的阳城遗址 ——其直接证据是所出陶豆等器物上有“阳城”“阳城仓 器”字样，说明王城岗大城遗址大概率就是禹都阳城，正因为有禹都 阳城的存在，才可能有春秋时郑国和战国时韩国的军事重镇阳城在附近的出现。
截至目前，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已经发现了 12 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 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 1 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因此，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多大地域内的中心”。
由于上述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和考古发现，在时间、地望和古城性质的认定上，都达到了高度统一，王城岗遗址遂被公认为是禹都阳城，而王城岗早期小城则被认为是鲧作之城。
王城岗遗址位置示意图
问题在于，实力强大的夏王朝是在大禹带领部下走遍“九州”治水之后强势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其前有 290 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 280万平方米的尧舜都邑陶寺古城、400 万平方米的 石峁古国都邑，即便最小的三苗国都邑石家河古城面积也在 120 万平 方米左右，区区 34. 8 万平方米的王城岗大城城址怎么可能装得下大禹 一统天下的勃勃野心呢？又怎么可能让“天下诸侯”心服口服，为大 禹继位赢得威望呢？显然，这是认定阳城为禹都的众多专家所无法回答的一个棘手问题。
王城岗小城遗址作 为鲧所居之城有一定道理， 但这样的小“城” 作为名声赫赫的鲧作之城，就和鲧造城始祖的地位有了相当的悬殊。
如前所述，鲧和禹之所以被连续推选任命为治水统帅，一是因为他们 有足够的治水本领，而这种本领恰恰来自于鲧作 城 以“卫君”“卫民”的经 验； 二是 因为其部族不在中原这样的重灾区范围以内，否则，他们连自己部族范围内 水患都治不好，又怎能被授予重任去治理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水患呢？
从常理上推测，王城岗小城遗址应是鲧南下中原治水时的指挥部， 而王城岗大城遗址在最初应是禹继续鲧的治水事业而设在中原的总指挥部。在后来禹避商均时，这里成了他的临时陪都——因为夏早期有石峁古城那样气势雄伟的大都邑存在，所谓的禹都阳城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再是一个大都邑。
虽然彼时的大禹已经有了雄图天下的宏大抱负，把政治重心由偏居西北一隅的石峁古城转移到了四通八达的中原 腹地王城岗，但古国联盟集团，内有舜子商均对盟主之位的强势角逐， 外有东夷势力的虎视眈眈和南方三苗人的骚扰侵袭，夏王朝一统天下 之路才刚刚开启，自己的脚跟也尚未完全站稳，所以，禹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石峁古城废弃，再去劳民伤财地另外营造一个所谓超级都邑。
王城岗遗址所出印纹灰陶鼎
考古人员在王城岗遗址中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石铲、石刀和石斧等 作为工具性质的石器，并通过考古实验，尝试复原了这些石器的制作和使用流程，表明这里曾经是一个石器加工业制作中心。 这似乎在暗示，王城岗遗址在最初很大可能还是鲧和大禹治水工具的一个生产与 配给基地。
除发现大型夯土建筑的城墙残遗外，王城岗的大、小城址内还都发现了让人不寒而栗的若干“奠基坑”。这些大大小小的奠基坑是将废弃的灰坑用夯土填实后做成的。在不足 1 万平方米的小城内，发现埋 有人骨数量不等的奠基坑竟达到了惊人的 13 个之多。其中一个奠基坑 的夯土层内夹埋有 7 具完整的人骨架。
发掘者认为，这些奠基坑里的死者，皆非正常死亡。因为有的坑中埋有被肢解下来的人头骨、肢骨或盆骨，而且死者中既有成年男女，又有儿童，因此很可能是在部族集团冲突中掳掠来的战俘。
这种现象不由得会使人想到我们石峁古城外城东门址一带相似的一幕：考古人员在 6 处发现了埋藏的人头骨。埋藏人头骨数量最多的两处分别在外瓮城外和门道处，各有 24 颗。东门址北端石城墙基之下，也分别有 4 处埋藏 人头骨 1～16 颗不等。如果石峁古城和王城岗古城的筑城主人不是出于同一种精神信仰，显然不可能有高度一致的用人骨作为奠基的现象 出现，这说明这两座古城的主人很可能有着共同的族源背景。
石峁古城外城东门址墙基下面埋藏的人头骨
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有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050～前 1994 年之间的灰坑，考古人员在坑内发现了一片约五六厘米见方的青铜器残片。发掘者比照王城岗所出龙山文化陶鬶，推测可能系其腹与袋状足的残片。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
目前所知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年代约为公元前 3000 年。 青铜器制作技术是由 西亚、中亚通过西北农牧地带传到中原的，这一观点在学界基本成为共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城岗遗址发现青铜器残片和青铜器制作技术很可能是通过彼时西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石峁古 城传过来的。
王城岗遗址还出土了玉器、绿松石器和白陶器等众多特殊的手工业制品。“这些仅见于大中型聚落的高等级器物，由于原料不易获得或 制作技术复杂，其生产、流通和使用应为社会上层所垄断。”
石峁文化遗址也出土了数量更多、器型大同小异的玉器、绿松石 器和白陶器等器具，玉器如玉刀、玉铲、玉璋、玉璧、玉琮、玉人面等，绿松石器如绿松石串等，而白陶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还不止于此，“类似石峁文化的“陶鬲、细石器镞和卜骨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理当给这些地区带来一定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影响，或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可见，北方文化虽然源于中原，但同源而异 化，同根而相煎，终至‘战胜’中原，一度居于主导地位”。
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古阳城即今王城岗城址最初应只是鲧和大 禹治水的中原指挥部和治水物资的派发基地，后来逐渐演变成禹的临 时陪都。禹的真正都城在彼时还是位居陕北神木一带的石峁古城。
王城岗遗址
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王城岗小城存在年代为公元前 2122 年 左右，大城的存在年代为公元前 2055 年左右，两个城址前后相差了 67 年，而按文献记载，大禹是鲧的儿子，如此一来，这 67 年的时间差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其实，这个问题出在我们机械而片面地理解了大禹是鲧的儿子这个说法。前文已经多次提到，“三皇五帝”及其他古帝王都不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而是某一族群或该族群数代首领的统称。 具体到鲧和禹来说，二者不一定就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更可能是先 夏古国首领和其中一个族群分支首领这样一种上下隶属的关系，只是在 末代鲧被舜命祝融“殛之于羽山”之后，一代禹才继承了鲧作为先夏古 国即古崇国国王的王位。王城岗大城应该是二代禹或三代禹的辅都遗址。
事实上，前文已经分析过，鲧被杀主要并非因为治水失败，而更可能是尧舜的政治谋杀。因此，在杀死鲧并震慑了鲧部族及其他怀有不轨之心的古国或酋邦后，舜不可能立即就启用鲧部族的禹并赋予治水的重任。而当作为谋杀者的那代舜死后，新继任的舜在没有了更多的仇恨和顾虑之后，启用鲧的后继者禹到中原治水，似乎更合乎常理。
——摘编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全书主体共分16章80节，近50万言。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瞻高**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丁波语）。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 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条头日**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