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到了1970年代末，这时候已经恢复高考，那些比我大几岁的一些初高中学生突然牛鬼回笼，从街头运动的亢奋中回到教室或家中，有的夜晚也聚在灯下开始突击复习功课。这仅限于在运动中没有彻底丢掉功课的人，或者有的在大字报的批判声讨中感觉练就了一些书写本领，掌握了一些宏大词语。当时有种时髦的说法是拼命找回失去的时光，让知识来改变命运，意思是运动了一番已经过瘾，如能高科中举就能再过一次隐。我家的东临有一长我10岁左右的女生，她是往届高中毕业，夏日酷热，但每晚在房顶上点一油灯背诵课文或刷题，后来果然考中一个经贸类院校，这无疑是对周边邻居孩子们的一种压力。我在五年级时的学习成绩已经很好，从四年级开始就已遥遥领先于第二名，并且没有进行多少废寝忘食的刻苦，在四年级之前，我的主要兴趣还是琢磨关于世界给我的一些惊奇。这些惊奇让我开始追问世界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各种关联，并企图参与对它清晰图谱的审查，由此让我萌生对自身存在的怀疑。想得最多的是人为什么不能飞起来，月亮为何总不掉落，一块土地上长出的植物为何不一样等等，主要还是自然现象带给我的种种疑问。这种追问是会让人脱离正常的人群，那时我经常呆坐于我家门前的大树之下，邻居议论说我的状态不像一个孩子，像是怀有心事的大人。或者是坐在河边发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窥水中之奥妙，望天际之孤云，想象一番躺在云上的感觉。多少年之后，当我读到赫尔曼·布洛赫所说“精神正常只是一种表演”时，我庆幸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保持过自己的“非正常状态”，那时候还有对于人的社会化程度拒绝的纯真。因为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人不是以自然的状态去生存，而是以历史的状态去生存。但是，这种状态让我拒绝正常的功课学习，对于世界无目的的想象和对具体现象的凝视令人困惑，总是想弄清地球的边界和第一个人的来源，以满足少年之心的疑问。
刚上四年级的时候，新来了一位班主任刘景文老师，一改过去的纪律松散，要求早操和早晚自习，并对课堂纪律进行了严格要求，开始时我很不适应，只想退学。我不愿利用对这种约束的服从来逃避对于世界的好奇，我服膺于那些自然现象的敞开、天空秩序中那种隐秘而模糊的要求，以及存在的启示，还有存在者之间的张力。为此，母亲对我做了几次工作，尤其一次在房顶上，母亲海阔天空举例叨叨半天，我觉得这样让母亲唠叨实在太烦，然后想了想，觉得学习成绩好了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于是便开始用心。在此之前的一到三年级，我的成绩基本就是末端，心思根本不在功课上面，甚至连作业本也没有完整和像样的，虽然在童年之时用玩具换得了一些书，但读书的兴趣局限于那些打仗的连环画，还有关于宇宙之谜类的科普读物，或者背诵一些与功课无关的词句。我总是感觉我不太适合遵从严格的体制教育，我喜欢自由阅读和思考，也许前世就是打坐或冥想的僧人，因为总是不愿听讲，觉得这样效率太低，因为那些功课枯燥无趣。从四年级开始的这种学习成绩逆袭是过山车似的，从一个低谷迅速达到一个高峰，当年学校的一面墙临街，每次成绩都按名次写在那里的黑板上，人们常常会在此驻足观看，我瞬间从从老师、家长的表扬中，从同学们的羡慕中得到了一种快感。这时我虽是牢牢独占成绩之冠，但并没有标语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抱负，也没有老师和家长所激励的功名之野心，只是觉得成绩好了也很体面，这也正应了辜鸿铭所言，“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欲人**生子不可有祖宗之心”。当我品尝到这种定于一尊的成绩美味之后就不想再下来了，并开始大量寻找课外的疑难怪题进行自我挑战，一方面为了有趣，似乎把它当作一种智力游戏，一方面为了稳固与第二名拉开的距离，为了自己的快感和虚荣。
回想我在少年时代的学习根本没有许多古人说的那些“凌云之志”和“胸怀高远”，那些大而高远的劝学之辞大都是后来加了诠释的美图，人在少年之时的理想往往是最为切近的现实，有时虽也腾波触天，高浪灌日，纵有一时吞吐百川，写泄万壑之豪情，但终非一种正常的健康心态。我当时的心境既无大志，也无功名之心，只是觉得过瘾，这与世界带给我的惊奇一样，虽然内含哲学意味，但它只是一种朴素的心理刺激，理性能力尚不足以对此做出长远判断。实际上这种心理与跑步夺冠，与吃辣椒拔去头筹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功课的优秀有一种潜在的功利方面的预期收益，而越是无目的行为可能越是轻松而已。这方面，方苞的《告诫弟子生子言》倒是颇为应景，“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兽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所鼓荡，行乎其下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遂生乎其不得不生”。也如《薄伽梵歌》中的“做事而不求其果”。我的少年之学正是如此，只是后来的学习有了其它世俗目的，就远不如当初那么愉快和轻松了，因为目的会参与整个过程的塑造，目的像是一种外来的势力入侵和绑架了它的手段。由于当时我没有高远目的的学习状态，不但对课外读物，还对文具有着浓厚的兴趣，闻着纸张的味道就是一种享受，也就恨不得拥有大量纸张和本本。这个时候由于刚刚经过一场浩劫的巅峰，计划经济安排下的纸张出现奇缺，恢复高考后，由于巨大的需求缺口，一时间，学生们都很难在当地供销社买到像样的纸张和作业本。这时候有灵活的游商把积压的宣传画做成作业本沿街出售，这类纸张很厚，很好，它的反面洁白光滑，比普通的作业本好用多了，非常受人欢迎。记得当时有个外地的牧养人名叫建利，他经常借我家的自行车进城或赶集，回来时就送给我一册这样的练习本，使我爱不释手。由于阅读课外读物多了，有一些激励我的词句需要笔记或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时候，我非常渴望拥有一册像样的笔记本，那种感觉胜过童年时对刀枪玩具的兴趣，似乎一个笔记本就能为我展开想象的合天长波和描摹词语的万里烟霞。
时间来到五年级第一个学期的其中统考，学区组织闭卷考试，每校学生全部拉出教室，在校园或操场上分散摆开，每人伏在自己的坐凳上面作为桌板，前后左右的距离在两米以上。这种防范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所以，我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觉得这种排列起来的阵容有些壮观，监考老师有种沙场秋点兵的气概。当卷子发下来之后，我按照自己的习惯先快速浏览一遍，然后便快速答题，每科只用三分之一时间即可完成，然后再重新检查一遍，当未发现问题时就准备交卷，这时环顾一下周围，都还在紧张的答题中，此时便有一种愉悦油然而生。统考结束一周之后，不出所料，还是保持学区第一名，各科基本满分，只是这一次除了奖状，还奖给前三名不同档次的一册笔记本，第一名的笔记本当然最好。当时的考试和一些比赛极少有物质奖励，一般都是口头表扬或发一张奖状，只有拿到物质奖励时才感到这种奖项是真实的。虽不召开什么颁奖仪式，当老师从学区领回奖品时自己还是感到非常高兴，其实对于这种名次的排列并没有什么激动，因为凭着平时对功课的掌握，对于这种统考的结果了无悬念，主要高兴的是拥有了崭新的笔记本。到了五年级，班主任已换成刘福生老师，他给我领回的这个笔记本虽不是塑料皮封面，但是浅蓝色的硬皮看上去也很高级，打开封面，扉页上还写了第一名的字样，盖有学区的公章，即时我感到一本在手，利器油生；深谷逶迤，凭此足涉；高山岩岩，因其而越。在那个纸张紧缺的节点，一个普通的练习本就很难买到，何况一下子拥有如此豪华的笔记本，同学之羡慕在所难免，只是当时人们的语言表达还未抖露出关于“羡慕嫉妒恨”这种心理状态的说法。
于是我每天随身携带这个笔记本上学和回家，一直舍不得使用，放到家里怕我的弟弟偷走或破坏，放到学校也怕同学顺为己有，所以只能时刻贴身保护。这时候我想了很多使用方案，一是用它摘抄那些好文章与格言，一是用它写诗，虽然这两种用途都没有展开，每当想象一下，就会感到这个笔记本已经含霞饮露，闪闪发光。在课余，除了反复抚弄之外，我还特别喜欢闻那种纸张的味道，似乎这种味道是专为我设计或发明的，对我来说，感到这种味道可以治愈疾病，还可以防止乏困等，尤其闻到它的香味就感到有灵感从百窍萌发。打开仔细端详时又数了数每页的横格，还数清了多少张，并反复计算过，每一页，这一本能容纳多少字，可以使用多少天，能够写出多少锦绣诗章。当然，我还想过用它写日记，只是感到每天上学的日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记起来也颇为单调，后来还是说服自己放弃，因为觉得日记是曾国藩、鲁迅、蒋介石等那些大人物的事，我总不能把与女老师捣乱、为同学恶作剧的事记在其中吧。也曾想过把它送给一位喜欢穿红衬衫的女生，但一想这位女生家境优渥，她未必在意，何况，她还偶尔偷偷送我一卷70克16开的书写用纸，这在当时如同家中有矿。当一直未能确定它的用途时，一天我突然感到还是在扉页之后的第一页写上一句励志的话，想了想没有令自己特别感动的，最后写下了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时不可能理解李白诗的复杂背景和心境，只是觉得它气势很大，符合我少年的心，这样一写似乎就能长图大念，凌跨云陇；纵目海峡，解放台湾。
到了五年级第一个学期临近期末的时候，这个笔记本还未舍得使用，但它每天都伴随着我，似乎在冥冥之中给我力量，开启我学习的动力之源。它的存在对我来说似乎具有鞭策的要求、开放的信息和制造幻想的能力，同时又收纳我的欢快与压抑、敞开与保守，以及年少时代那种常见的独立与癫狂。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上自习课，课上很少有同学专心功课，大多聊天和玩笑，或者捣鼓自己制作的燃煤小手炉，由于大部分同学成绩较差，基本失去了上初中的兴趣，只能等待小学结束，以便给父母一个坚持到站的交待。这次自习课上，几个同学说起我的笔记本，其中一位同学阿祥想以与我打赌的方式把它赢走，他大我两岁，学习成绩也不好，应该是对文具之类不会有多大兴趣。他先提了几种方案，一是他到教室的房顶上跳下来就可以赢得我的笔记本，这种方案被我否定了，因为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跳下来。二是他与我摔跤，由于他大我两岁，个子也不低于我，对于这个方案我没有赢的把握，所以也就否定了。然后他又提了几种方式，不是太过*力暴**，就是稀松平常，所以也就被我全部否定。这时有位同学出主意说，可以让他在自习课上脱掉裤子，光着屁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围绕教室转一圈就算赢，对于这个方案，我想了想觉得可以，因为我想他不敢如此放肆，虽说小学，但毕竟班里有一半的女生，并且那个年代的少年要比现在早熟。但是男女生之间界限分明，基本不公开外交，即便男女同桌也没有对话的交往关系，偶有对话者会被同学审问其中的奥妙，并被要求买糖请客。那个时候还不是所有老师像我当时的班主任刘福生先生那样开明，有的坚决反对男女交往，尤其女生们也受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鲁迅曾在1927年《述香港恭祝圣诞》一文中，抄录过超然女校的一幅对联，实际上并不是多么夸张：“母凭子贵，妻藉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湖流成水性。男禀乾刚，女占坤顺，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即便到了1970年代末，在偏僻一隅的北城东小学，这种观念也是根深蒂固，所以，同学的提议无异于石破天惊，双方都面临巨大挑战。最后经另外几个同学协调，由于冬天较冷，不必脱下裤子，只把裤子解下，全裸出阴部和屁股即可，对于这种折中的方案我也同意了，因为觉得这种情况与脱掉裤子没有多大差别。当议定好之后，阿祥又有些犹豫了，这就越是激发了同学们的起哄，本来议定的是，如果他做不到，就得输给我五角钱，然后用它给同学们买水果糖和岗南牌香烟，当时，岗南牌香烟一毛六一盒，在当地属于中档。这时我不是怕输掉笔记本，主要是感到他肯定要输，因为没有人敢在女生们面前如此自残，在青春早期，女生的一个白眼甩过来，就是让男生们收敛野性的电击皮鞭。
这时，他越是犹豫，同学们的起哄越是起劲，我也越是感到胜券在握，同时有些许担心他真的可以反常一试，但这种念头又被我迅速制止，我认为他不敢，他不敢。正在大家的热度减退之时，他突然站起来离开座位，走到教室右侧的一块活动区域，把腰带解下，又把裤子褪到臀部以下，他双手提着裤子的腰口，面向全班同学，侧身跳动着绕场一圈。这时，全班同学瞬间被惊呆了，男生们亢奋大笑，女生则把脑袋用双手和围巾埋起来，只有我前面的一位女生想偷看，但又不好意思，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我估计她以此方式掩盖了从指缝间的窥探。当他转完一圈后，便是男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个掌声比对校长的讲话反应热烈许多，都认为班里出了一位大英雄，女生们则是久久不敢抬头，或者谁也不愿暴露自己的兴趣，偶有抬头的女生也是涨红了整个脸庞。根据事前约定，愿赌服输，我毫不犹豫地让他拿走了我的笔记本，此事虽说草蹙，但也并非没有经过理性思考、分析和判断，只是一些结果的出现不一定都会符合我们的预测。对此我虽然怅然有失，但并不生气，因为毕竟是自己同意的，赢者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在我看来，在女同学面前失尊远比失去笔记本严重的多，我本来十分注意在女生们心中的印象，尤其班里还有那位喜欢穿红衬衫的女生。事后，这位阿祥同学并未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洋洋自得，而是反过来说，如果我能像他那样围着同学们转一圈，笔记本就可以完璧归赵，对此，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回绝了，因为我真的不敢，主要是怕那些女生，虽然她们都不会抬头观看。
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件事自然成为课余与自习课议论的热点，阿祥同学虽有些不好意思，但并未觉得羞愧难当，每每讲起这种壮举，他便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态，但嘴上还说没什么。虽然清代涨潮的经验是“耻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一字，所以治小人”，我们确有着耻感，但这仅仅是人性中的自然生发，同时又被年少的冲动与莽撞所僭越。这时便有同学鼓动我继续与他赌，如果他要是敢*光脱**衣服在课间到校园里跑一圈，就可以把文具盒和一个小手炉输给他，或者给他买饼干和红底菊花牌香烟。因为我真不敢保证他不敢，以免在押赌方面越陷越深，所以还是到此为止，不再让这种行为继续，并发誓从此不再参与这种游戏，因为人的胆量是不可估量的。过了几天，又有同学向我提议，貌似允执厥中地建议我也进行这样的一次壮举，以便把笔记本再赢回来，比如捉弄一次老师，或者吓唬一次女生，或者在校园道路上埋下“地雷”（牛粪）等，这种提议当然不被我接受，若在低年级时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但想到自己已是五年级的学区学霸，其它学校正在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荣誉的压迫还是使我有些收敛意识。还有同学建议我去报告老师，就说他破坏纪律，有伤风化，通过老师把笔记本要回来，并对他进行惩罚。对这种举报，我是坚辞拒绝，因为这次赌输只是同学间私下的一种游戏，无人强迫，万不可让学校或老师介入，那样就破坏了同学之间的游戏规则，在学校纪律和私人秩序之间，后者的日常作用更大。因为学校纪律的约束只在局部和特定的时间，而同学们私下的秩序规则则是每时每地，无孔不能涵盖，破坏学校纪律者往往被女生们所青睐，而破坏私下秩序者则无立身之地。
又过了几天，班主任刘福生老师收到了一张纸条，有同学举报了这次赌博，并要求学校以此为由开除我们，听口气感到举报人不像女生，因为女生虽然表示羞于抬头观看，但她们不会对此产生忌恨，何况我当时在女生中还有内线。如果是班里的男生告密，看看哪一张脸也不是太像，因为除了几个不善集体活动的同学，其他的人都是朝夕相处，并且称兄道弟，似有不结之盟。“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也是那个年代少年同学之间的风气，也就是人的民间秩序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自律与成长，这里有一种道德性自我决定的表达。但毕竟还是有人告密了，刘老师找我们谈了话，我们也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除了遵守学校的纪律之外，还表示维护学校和自己的荣誉，毕竟我们已是这所学校最高年纪的学生了，那时还没有六年级。由于很快面临小升初的考试，并且当年的小升初分了三个档次，最好的初中可以考到县重点，也就是灵寿中学的初中部，只招两个班，任课老师大部分是京津沪高校下放来的大学老师；其次是学区中学，算是本地重点；再次便是普通初中。学校感到我是唯一能够考取县重点的学生，根据当年的生源比例可谓是百中录一，除了官员和教师子弟特别照顾之外，真正凭成绩录取的，每个学区还不到一名。这样一来，学校没有过多追究此事，应该是刘福生老师从中周旋或顶住了压力，为的是不让我分散精力，某种理由方面也是让我放下包袱为学校争光。他的意思是事件是已经发生和完成了某种实现，它已经固定了一种过去和记忆，相对于当下来说，它是过去的事实，但意义和认知并未因此而封闭，未来的可能性是把它转换成积极的形式，否则，就是意义之床的荒芜。
对于这件事，我最担心的是让母亲知道，但没过几天，她还是知道了，已有同学告诉了他的父母，经他的父母又传给了我的母亲，一顿呵斥是避免不了的，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也同时感到失去那个笔记本如同舍命。母亲对我一贯的严厉令我忌惮，因为我没有一个可辩解的陈述来克服那种担忧，也没有一种新的解释的方向可以涵盖那个错误的过往。或许母亲也是考虑到我的压力会形成对功课的影响，她意外地并未像往常那样说要打死我，而是告诉我，那个笔记本并不可惜，就当是没有物质奖励，只是要牢记赌输的教训，因为有家族中的前辈曾因赌博输光了万贯家产，最后还输掉了自己的儿子。她说这件事我的最大错误是激发他人对公序良俗的破坏，错不在阿祥，而在我一方，让我深刻认识它的错误所在。之后让我看淡奖品之中蕴含的荣誉，她说那个第一名并不重要，只能说明一时对考题的掌握，并不能代表未来。她当时向我讲了几个道理，我至今尚能清楚记得她讲述时的口气，她说，五年级的学生已经长大，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过于自由、散漫，要有规矩才行，年幼之时无心于禀受，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方圆，但是已经经过小学教育，应该剥去顽劣，自律日勉，才能不负韶光，目前正是克己精进之时。其次还引用老子之言来让我不与人争强好胜，“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要养成争强好胜之习，那样不符合传统文化理性的社会表达，其中隐含的伦理力量胜过任何个人的冲动尝试，除非有大智慧者才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凡人如此就碰壁。最后谈到失去笔记本和如何对待考试及荣辱时，还专门讲了《唐语林》中关于宠辱不惊的故事，我后来查得原文如下：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半，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荣止自若，无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荣，又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我母亲的这种知识主要来自古典戏曲，她可以一字不差地讲述那些唱词和情节，听过的评书也能按照原文复述。多年之后，时任河北省文化厅厅长的李九元先生送我一幅他的行草书法，他说这一幅最适合我，开始我还以为是宏大口号之类，但打开之后便是：宠辱不惊。因为他知道我早就看淡了荣辱，尤其在自己的思考方面拒绝来自任何目的的评价和奖项，这样才便于让我在知识的可能性中保持基本的谦逊，并知道奖项会锁闭自由的活跃，真正的自由不是获得什么价值评判的承认与否，而是在充分的开放中知道自己的无知。奖项最有可能把人引入歧途，即便在普遍的道德认同秩序中，也有必要对各种奖项保持悬搁，奖项有一种握有真理和居高临下的傲慢，它会截流开放的知识以及必须保留的对于某种标准的疑问，人不仅是生物性的，他的自由需要打破任何确定的勾摄。因为奖项是一种肯定性陈述，它同时不可避免地潜藏着对错误方向的鼓动。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在少年时期拥有许多往事，这些往事中的经历也都是一场游戏，尽管我们不必去以今天的视角来诠释或导读它的意义，它也只是一种心智尚未成熟岁月的人性流露，何况人生在世也是一场游戏，尽管后来的游戏掺杂了知识、经验、社会、制度、文化等诸多因素，但支撑其展开的也都离不开原始的人性动力，只是后来的许多目的在掩盖它的真相。因此，我后来很是认同雅斯贝尔斯的深刻洞见，“作为行为理由的无条件者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信仰的内容。就像认识到我的行为的原因和目的而言，我仍然处于有限者和有条件的状态。只有当我不再基于被合理化的对象而活着时，我才是由无条件者出发而活着”。可见，成人化的社会并不能对人性提供救赎，它至多是对人性的压抑或改装，它在多种程度上是对人性中率真部分的克服，所谓文明也便是较少裸露真实的一面。人生的每一场游戏也都充满赌博的意味，只是纯粹的游戏中输赢的只是心情，但它的寓意贯穿人的一生，这场游戏的命运事关人与社会的纠缠。在雨果看来，“没有什么地方比人心更令人炫目，也更黑暗。它所注视的任何东西，也没有人心那么可怕、复杂、神秘和广袤无边。比海洋更壮伟的景色，这就是天空；比天空更壮伟的景色，这就是人心”。有时候，它的幽暗的确让我们绝望，因为它没有足够内在的自拯来满足我们的期待，以及由人性的光辉来达到的对于他者的确定性安抚，我们许多时候的命运豪赌便是忽略它的真实。鲁迅认为，人寿有限，世故无穷。人寿属于人的物质部分，它的边界是显而易见的，世故属于经验范畴，它的难以言尽不仅关涉个人的独特经历，而且文化的传递又受到自我理解和接受的影响，从单纯的自我到社会的我们，出现的是对个人独享传统袭用的怀疑和改变，这是人的个体本能的生物性反应，因为它关涉当下的生存。愿赌服输涉及的不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是社会联结、个人承诺与合作契约中的次优选择，为了不中断个人与人群的联结及其延伸，在这种践行中被赋予一个人在输掉整个游戏时依然享有对他人实施影响的力量。契约社会不是应然状态，社会联结由普遍的民间观念所驱动，而普遍观念的存在又需要个人行为的潜在维系。因为个人自由意志的外在伸张是没有把握的，它难以在社会行动中全部转化为个人经历，道德主体的风险是对选择测试的关怀，正是自由意志的社会化过程充满难以掌控的各种可能，人在群体之中的妥协才是一种必要。民间秩序，或者称之为江湖秩序，它既是经验的知识系统，又是社会行动对于经验知识的不断塑造，它虽然没有规范而明确的文本建制，但它的确有一套世代相传、不可替代的潜在规则。对于这种人之生存中的无奈与悲哀，福柯早有发现，人类历史以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改造与建构，也就是从未停止过变动他们的主体性，也从未停止在无限多的主体性中建构自己。这些被建构和变换的主体性永远不会结束，也就会让我们距离真正的某种被称作人的东西越来越远。
2022年10月29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