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党**史专家罗平汉所著《*党**史细节》，近期由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该书在其多年研究及担任中央*党**校主体班次相关专题教学基础上完成，堪称“走出*党**校围墙的红色经典读物”。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罗平汉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出版界认为，《*党**史细节》一定意义上消弭了国人的记忆误差。
近四十万字的《*党**史细节》，以*党**史重大事件为脉络，系统回顾了*共中**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与官方推出的*党**史著作不同，该书以大量人物贯穿其间，丰富的故事性和情节性成为最大特色。该书由*共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定，是官方认可较权威的读物。
细微处预示人生轨迹
全书分十二章，“中国*产党共**的创建”到“1992年*小平邓**南巡谈话及其深远影响”，书中不乏精彩细微的故事桥段，读来引人入胜。以纪录*共中**创始人为例，该书记述：*共中**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经常不去上课而去参加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担心一旦离开广州，款子就可能泡汤，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共中**一大。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
人民出版社编审马长虹认为：“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
毛*东泽**记忆也现误差
书中提到，毛*东泽**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东泽**向*诺斯**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产党共**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过，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毛*东泽**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
陈望道译的《*产党共**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年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东泽**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东泽**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产党共**宣言》的译文，但都是节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产党共**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东泽**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无从考证。
“两个凡是”非*国锋华**提出
该书厘清“两个凡是”并非由*国锋华**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小平邓**复出，还历史以真相。1976年10月6日晚，*国锋华**、*剑英叶**等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逮捕了“*人帮四**”，在极左路线上疾驰的中国终于被拽住了。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国锋华**，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东兴汪**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小平邓**复出。因为当时*国锋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就无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