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晓兰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 乐亭故乡人网站
题图来自网络，非本文配图
题图为小编配，清末民初时期夫妇合影
我的爷爷叫邸昕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至于是哪个村，记不清了。因为我家上五代单传，没有亲戚，更没留下家谱。我没见过爷爷，他在我父亲8岁那年就去世了，惟一的印象就是一些发霉的老照片。
听我爸爸讲，爷爷的爸爸虽出身农民却不喜务农，靠走村串户贩土布为生，在爷爷3岁那年病故。爷爷的妈妈靠一点积蓄和给人帮工把爷爷拉扯大。
爷爷从小聪颖过人，在村里的小学校读书时，成绩总是数一数二。小学毕业考上了昌黎汇文中学。爷爷的妈妈为了守护这根独苗，卖掉了老家的房子，随爷爷到了昌黎，一边照顾着爷爷，一边在一位美国牧师家做女佣。
几年后，爷爷又考上了汇文大学经济系。随着汇文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并，爷爷到了北京，读完了4年的课程，大约毕业于1924年。
燕大校长吴雷川是位前清翰林，很赏识爷爷的才华，请他留校任教，聘为教务处注册科科长。当年的教务处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
爷爷在燕大任教的同时，还在辅仁大学、朝阳大学兼课，教授经济学、统计学、英文和英文速记。爷爷的英文速记记录我见过，圈圈点点跟“天书”一样，可惜在*革文**中烧掉了。据奶奶讲，爷爷能把手插在裤兜里，握着半截铅笔头，在小本上一字不落地记录某某人的讲话，在那个没有录音机的年代，爷爷的这手堪称绝活。
爷爷和奶奶结婚大概是1927年春。爷爷高大魁梧，很有男子气，可那对眯缝着的小眼却透出几分慈祥；奶奶则是浓眉大眼厚嘴唇，显得挺厉害，事实也的确如此。奶奶是1965年去世的，在我的记忆中她精明强干，说一不二，规矩特别大，我们晚辈都很敬畏她。奶奶是北京市密云县庄头峪村一个大户人家的长女，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她毕业于河北慕真师范，嫁给爷爷前是小学教师。
1928年5月1日，是他们的长子（我爸爸）出生了。爷爷给他取名燕辰，其中包含着爷爷对燕京、对燕大的一片深情。
爷爷不是个单纯的学者，从参加工作起，就从没有停止过做生意。他和几位同事一道把生意做到东南亚和美国，出口丝麻，进口轻工产品。他还不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在燕大校园内未名湖的东南岸开了爿小店，取名“燕昌商行”，卖些日用杂品、冷饮点心，方便了部分燕大师生购物，自己也多了进项。那时爷爷在燕大的月固定工资是232块大洋，加上兼课和生意上的收入，生活十分宽裕。随着家中不断添丁增口，爷爷在1933年买下了海淀镇杨家井苏公家庙一所有三进院落的宅子。在这里，全家人无忧无虑地过日子。爷爷、奶奶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3年。
现在我叔叔家还保存着几件当年的家具：一个两米多高的大衣柜。现在被放到前廊上盛破烂；一个“黑庙儿”，即黑色的文件柜，现在仍在用它装书，70多年过去了，它一点也没变形；一只土冰箱，已被改做碗柜。它有1.5米高，60公分见方，四壁是锯末、石棉，分上下两层，上面放食品，下面放人造冰；还有一造型别致的柜式手摇留声机，像是舶来品。同样的我曾在电影《包式父子》中见过。爷爷去世后，奶奶把它送给了爷爷最好的朋友赵锡禹作纪念。赵爷爷是我爷爷的同乡，同学，同在一个系教授经济学，后到美国留学，是我国经济学界泰斗之一。1970年赵爷爷病世，赵奶奶将这台留声机“完璧归赵”（我奶奶姓赵，叫赵常荣）。“*革文**”那会儿哪有什么唱片可听，可为了它的“回归”，我叔叔特地去东四新华书店买了一张革命历史歌曲胶木大唱片，里面是改了词的《大路歌》、《毕业歌》、《大刀进行曲》什么的。我和叔叔家的姐姐、弟弟都才十来岁，正淘气，就你一回，我一回，没完没了地给留声机上弦，“战歌”整天价响彻小院子，再结实的唱片也禁不住这么糟蹋呀！放到最后，只听得“大刀、大刀、大刀……”却怎么也砍不到鬼子们的头上去。我们笑疼了肚子。后来，我叔叔嫌烦，就把机器拆下来送人了，剩下的机子做了酒柜，摆在了叔叔的床头。
在爸爸、叔叔的记忆中，爷爷是个洒脱风趣又不拘小节的人。他从不穿西装，一件蓝布大褂，走哪穿哪。上下班骑一辆破三枪牌自行车，没铃、没锁，车把上拴着个布兜，为的是下班时顺路买点半空儿（半瘪的炒花生仁）、炒瓜子儿什么的好哄孩子。爷爷的办公室在现在的北京西门对面那座大屋顶楼房一层的南头。
这天，正赶上新生入学报到。爷爷和往常一样骑车进了校西门，把破自行车往传达室墙上一靠，抬腿刚要走，只听得有人喊他：“嘿，你过来，把我这行李扛进去！”爷爷二话没说，扛起行李就走。一会儿，那位新生来注册，一见大办公桌后面正襟危坐的爷爷，立马傻了眼——敢情他不是工友哇！臊得连“说都不会话”了。回家爷爷把这事儿跟奶奶一学，奶奶也乐得直不起腰来。
说起爷爷的爱好，真令我们这些晚辈自叹弗如。
爷爷书房里的墙上挂满了宝贝：这边是刀、剑、弩还有袖箭，那边是月琴、笛、箫和木琴。还有几只风筝高悬房梁，每逢风和日丽，爷爷就会带孩子们去广场放飞。爷爷写得一手好字，用过的那只墨盒是燕大旧物，黄铜制成的盒盖中心是燕大的“燕”字，周围被“真理、自由、服务”六字环绕，这是燕大校训。不过爷爷最喜欢的还是摄影。
爷爷所有的‘作品“都是用他那台老式柯达相机拍的。拍照时先把镜头向前拉出，看着玻璃对焦、取景，然后换上玻璃底片，再“咔嚓”一声按下快门。底牌多大，照片就多大。从爷爷留下的照片中，能品出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
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1936年6月的一天，爷爷突然胃疼发高烧，校医院德国医生依尔曼（人送绰号”李二猛“）诊断是感冒，随便开了点药就打发走了爷爷。可到了下午，爷爷的病情越来越重，脸色蜡黄，汗珠子一个劲的往下淌。奶奶一看不好，赶紧雇车把爷爷送到城里的道济医院（现北京第六医院）。一个叫利特曼的外国医生主刀，开腹一看：胃穿孔、弥漫性腹膜炎。太晚了，术后3个小时爷爷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年仅35岁。
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30刚出头的奶奶转眼间成了寡妇，膝下4个孩子最大的8岁，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办完丧事，奶奶带着4个孩子来到一家照相馆，拍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臂缠黑纱的奶奶和她4个可怜的孩子；另一张是拼接的，拍照时先为爷爷留出位置，然后用爷爷生前的照片补在空当处。感谢这位高明的技师，他做到了“天衣无缝”。爷爷生前太忙了，没能腾出工夫带全家照张全家福，他的这张合成照，成了“全家悲”。
如果在和平年代，光靠家底也能过得去。爷爷生前已经为4个孩子加入了中央储蓄会，每人每月交3块大洋，这笔钱足够4个孩子读完大学。爷爷在大陆银行还有一笔可观的存款（这笔钱奶奶无论多难也没动过它，谁知1949年后大陆银行一倒闭，它只折了190元人民币）。爷爷去世一年后，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响了。雪上加霜，一家人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急剧的转折。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燕大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不少教职员工开始逃难，连司徒雷登都逃回了美国。那年月，妇孺之家更易受欺，奶奶准备搬家。她将家里最值钱的古玩、字画和首饰收拾成四只箱子，交给门房李二叔去燕大寄存。此人是奶奶娘家的远房亲戚，因家穷投靠到我家。当时家里已没有成年男人，靠他帮着支撑门面。谁知这小子狼心狗肺，恩将仇报，前脚将箱子存上，后脚就偷偷提出席卷而去。奶奶真是欲哭无泪。我想，凭这笔不义之财这家伙也不可能一步登天，而且致死不敢直面他的子孙讲讲他的家史……他的子孙，当然也不会像今天的我这样，虔诚地坐在老父、老叔面前，一面翻着老照片，一面听他们娓娓道来，心中充满对前辈的敬仰与怀念……
奶奶把家搬到了城里鼓楼一带，租了两间小西房，靠做针线活艰难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孩子们再也没有皮鞋、西装、洋娃娃、自行车，和住家的孩子一样，过着贫民的生活。
漏屋偏逢连阴雨，最小的姑姑和叔叔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奶奶照顾不过来，只得把叔叔送密云姥姥家。
搬家时，奶奶把海淀那所宅子租给了一个高丽人，他把它改建成了一家”*粉白**“加工厂——*品毒**作坊。当奶奶试图把宅子收回时，那人却欺负我们家孤儿寡母，耍赖不给。后经中人说合，最终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
翌年，奶奶先接回了姑姑。可小叔叔病得越来越重，无奈只得又将姑姑送到香山慈幼院（即香山双清别墅）。这一去就是两年。童年时代母爱即被剥夺，在姑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成年后她的性格内向而倔强。姑姑晚年来北京时，曾到香山故地重游，回来后心里很难过，含泪告诉了我她的这段经历。
可怜的小叔叔10岁那年被病魔了夺去了性命。
坐吃山空的日子使3个孩子早早地成熟起来。我爸爸14岁开始学徒，到南口机车车辆做工。后来又去天津学生意。叔叔15岁那年暑假在道济医院玩，一下子就迷上了冲胶卷、洗照片。该开学了，叔叔说什么也不愿回学堂，非要工作不可。奶奶拗不过，只得依了他。他如鱼得水，就这么干了下去，做了一名放射科检验技师。到退休时，一算工龄44年！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了，爸爸在同学的鼓动下，参加了四野某师文工团，当了一名文艺兵。部队在昌平集结，准备南下解放全中国。上高中的姑姑羡慕得要死，缠着奶奶也想当兵。奶奶不同意，说女孩子吃不了那些苦，世道眼见得好起来，还是好好念完高中上大学，继续邸家的书香吧。见说不通，主意贼大的姑姑竟背着奶奶，偷偷跑到昌平找到大哥，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为了迷惑奶奶，”私奔“的那天，姑姑还一本正经地背上了书包和中午饭。木已成舟，奶奶没辙了，只好为兄妹俩打点行装，把家里剩下的几块大洋分成两份，仔细包好，赶到昌平为他们送行。
我爸爸1954年转业回到北京，在公用局工作。在那儿认识了妈妈，结婚后生下了我和妹妹。婶婶是北京第六医院的护士长，美丽又善良。她和叔叔有三个孩子：堂姐、两个堂弟。姑姑在部队结的婚，姑父在四野敌工部工作，离休前是空军某航校政委。姑姑家有两个表姐、一个表哥，家安在了东北。
子女们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和家庭，奶奶总算可以享清福了。奶奶喜欢听戏、看小人书、逛公园，我和叔叔家的姐姐、大弟弟可没少占奶奶的光。一分钱借一本小人书，一下子借十本，大家和奶奶抢着看。圆恩寺剧场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星期天逛北海公园基本上成了惯例，也是全家最开心的日子。上午必须划船，要不孩子们不干。下午的节目是爬山游园。中午饭或晚饭必须有一餐在北海吃，最常去的是湖北岸的”大众“食堂，偶尔也在”仿膳“撮一顿。
夏天，姑姑大多要接奶奶去东北避暑。我和叔叔家的姐姐都跟奶奶去过。1964年夏，奶奶在姑姑家病倒了，大口地吐着鲜血，诊断是十二指肠血管瘤，在沈阳空军医院做了手术。术后一个月奶奶被接回北京。在以后的半年里，奶奶日渐消瘦，可她很坚强，尽量不麻烦别人，还挣扎着帮上学的孩子热午饭。临终前，奶奶已瘦得皮包骨，全身黄得像草纸，却很少*吟呻**，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奶奶的骨灰盒一直保存在我家（因为北大的墓地在60年代初被夷为平地，无法将奶奶同爷爷合葬）。”*革文**“时，爸爸把它埋在花池子里，逃过了抄家一劫。不论我们搬了多少回家，奶奶的骨灰总要安放在所有家具的最高处。1991年夏的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我两岁的女儿和看女儿的小阿姨一行四人来到北海公园，租了一条小船划到湖中央，爸爸把奶奶的骨灰轻轻地撒入水中。爸爸说，奶奶生前最喜欢这儿，这里就是奶奶的最好归宿。回家后，爸爸郑重地对我们姊妹讲，我死后遗体能捐你们就捐了，用不着就烧了。不要保留骨灰。我很佩服父辈如此坦荡的心胸，他们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了。婶婶1990年病故时，我叔叔就没保留她的骨灰，尽管他们的感情好得让人嫉妒。
现在邸家第三代人都已年已逾不惑。有的做公务员，有的当医生，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工人。都有体面的职业，合法而稳定的收入。*四代第**有的在上大学，有的还不会说话。可是我们没有谁能赶得上爷爷奶奶的才华。我们都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百姓。
（作者邸晓兰，乐亭县人，北京市某医院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