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群，是一个学习东方智慧和西方哲学的实验班。我们平时是按照一个系统的标准在思考，现在学习用异质的两个系统思考。以下我们讨论整理的第五期内容。
孙*冬:市场更多的体现了东方智慧，企业更多的体现了西方哲学，*规双**思维就是市场+企业，两者都要重视，股市把马太效应发挥的淋淋紧致。愚明老师，我的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愚明:智慧侧重看征兆、机会和趋势；哲学侧重看理念、本质和规律。也行对那些时代趋势性企业更符合智慧的做法；对那些持久秘方或护城河的企业更符合哲学的做法。
孙*冬: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又练又说才是真把式，说就是指市场，练就是指企业，说+练=超额收益。
愚明: 人们由是明白，中国是行走在西方的存在概念、上帝观念、自由理想等这些伟大的哲学元素之外的：它按照它的轨迹思考：过程逻辑、作为机器的世界、调和的理想等。所以中国吸引我们把思想从自己的轨迹中解脱出来(使它发现它之所以为“它”)——也就是说，抹平思想的轨迹。这种迂回因此也就包令着一种回归：从这种外在观点出发，问题又回到了那种深藏的、不明晰的成见，欧洲理性从这些成见上发展起来，欧洲思想把这些成见当作一种显然的事实传递下来，因为欧洲思想吸收了太多这样的成见，而且，它就是在其之上繁荣起来的。目标也因此是回溯思想中没想到的东西，在这种外在观点基础上，从反面研究欧洲理性；脱离思想的偶然性(经历另一种思维背景的考验)；阐明在“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思”的时候一直被含混地使用的“我们”这个词的含义(语言与思维层次上的)。
这就会引导我们回到欧洲理性的特殊历史。因为欧洲理性是在雄心勃勃之中在普遍性的视野上酝酿形成的；但是，我们必须衡量这种普遍性的愿望是在哪种特定的、混杂甚至混沌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而并非如它所表现的那样是必需的(特别是，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普遍性的地位或模式有了多大的变化：从希腊的逻各斯的普遍性，到罗马的公民身份和帝制的普遍性等等)。
愚明:关于是的概念，上帝的概念，自由的理念，这些是西方哲学创造的特殊超验的概念，东方智慧是基于自然变化的内在性的过程、调和和适应。
愚明:西方哲学在西方人看来是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就像关于是的概念，上帝的概念和自由的理念，这些概念是普遍共享的，而在东方智慧看来，却是一种创立的成见；反过来，中国的道、易、阴阳等词语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哲学看来却又是一种成见。
愚明:从反面来看，西方人为什么用理性的方式思考，东方选择了用另外一种方式面对变化的世界，而这个变化的世界被西方哲学的理性抛弃了，从而选择了另外一个理念王国。
愚明:普遍性，即共享性，哲学的理性创造了这种模式。也许是西方创立的字母语言选择了超验思考的结果，而汉语的象形文字因为接近自然选择了适应变化思考。
愚明:国家、公民、平等、自由，从哲学意义上来说，都是外来词，构成一个关于政治的系统网络。
林*清:好的。
愚明:有时间可以阅读《孔子传》这本书，慢慢读，体味。
林*清:为什么？
愚明:古代文字，微言大义，言简意赅，不如现在的文字商业化。
林*清:嗯。
愚明 :4、外部“解构”
不过，人们要注意的是，穿越另一种思想不能通向相对主义：千万不要从了解欧洲理性的普遍性是在哪种特定历史中形成的通向对这种普遍性的贬低。这两个暗礁都是要越过的：轻易的普遍性和懒惰的相对主义。我谈到欧洲理性的成见，只是想更好地探测它的丰富性，把欧洲思想当作思想的一种令人惊奇(反常?)的经历重新去发掘；而不是为了降低普遍性的愿望或雄心，相反，是为了从曾经激活思想的特异压力之上更严肃地考虑思想的愿望。
再说这种从中国的迂回至少其出发点不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雄心(像不久前的毛*东泽**主义)。这种作用是战略上的。它目的在于逐渐进行一系列的移位——小小的移动。“移位”有两层含义：相对于常规而言(即我们那些思维习惯)，从这个背景到另一个背景——从欧洲到中国，反之亦然——进行某种移动，移动我们的艺术作品，让思维重新运动；移位，也有拿掉楔子，去发现一直以来思维所依附的东西——但是也就是因为它们，我们不能思想。
我称这个为从外部解构。因为，从内部(即我们的传统)行动可能会夭折；因为想对形而上学拉开距离的，注定会因为这而颠覆“另一方”——有希伯莱—圣经源泉的一方(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有名的“未想之债”)。只有中国才可能成为有别于(希腊—希伯莱的)另一个原始的发源地。
愚明:解构是因为法国哲学家发现西方主流哲学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因为欧洲语言决定的，由此试图在这种主流之外发现新的思考可能。
愚明:但不能因此导向相对主义，即矮化原有哲学中理性的功能，贬低理性，相反，我们只能发挥理性到淋漓尽致，换言之，不能一个替代另外一个。
愚明:只有发挥哲学和智慧彼此的优势，才能建立有效对话，并发现新的思想可能，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优势，区别于古希腊和先秦诸子百家。
愚明:普遍性即共享性，哲学和智慧都都具有这种共享性，不能因为某种理念的普遍性造成被压制的抗拒，这是现代社会经常出现的误解。
愚明:哲学起源于对世界本源的好奇追问，并演化成对万物本质，规律的追问，具有理性的普遍共享的雄心壮志。中国智慧亦如此，不过是基于对变化世界的顺应，以便恰当地应对这种变化，这要求人以谦虚的姿态面对，考虑过程的迂回曲折，借助趋势的力量收取功效，同时无意中排斥了哲学的思考路径。人在此被分裂成不同的选择，造成中美乃至中欧难以避免的文化冲突，这正是我们需要二者对话的原因。
愚明:西方形而上学，即哲学的核心，和西方圣经共同塑造了欧洲哲学传统，思想是一致的，彼此无法构成颠覆。儒家和道家共同塑造了中国智慧传统，思想是异质的，彼此也无法构成颠覆。哲学和智慧过去彼此漠视状态，却有一种无意的错位。这也是我们需要对话的原因。
愚明:外部解构即从外部对话，哲学和智慧之间对话，而不是内部解构，即内部对话，例如基督教和哲学，儒家和道家，因为内部对话无有法摆脱的局限，例如智慧的内部解构摆脱不了道，哲学的内部解构摆脱不了理性。
愚明: 5、“移位”的工作
不能居高临下地“比较”，因为事先就怀疑那些可以一下子把差异整理出来的“普遍”范畴；也不能把一张纸分两半，来平行比较——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欧洲，即东方和西方，因为“中国”和“欧洲”不属于同一张纸(这就是我前面所指出的异)。我重又从一个点出发，在这种或那种迂回的办法之下进行不断地尝试：局部地尝试。循序渐进地，一个节接一个节地联结，结成一个网；就是通过这张中、欧之间仿若网状的逐渐分歧的未定系统，我试着重新拷问欧洲理性那未明确表达的选择，试着对思维进行“移位”——这是一个“开启”理性和重新勾勒可思区域范围的冒险。
下面是一些最新的例子(既然，对那些泛滥的归纳表示怀疑，我只能给出一些例子，让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工作区域)：——在话语和意义策略范畴(参见：《迂回与进入》)：与城邦中话语的对峙相反，与列队战斗的*队军**对峙相似，这会是涉及迂回的话语，就像我们的情况；同样，用下定义的话语去试图紧握真理，这是一句纯粹的无以表述的话语，它不是试图包围它的目标，而是站在一旁，隔着距离提及，通过问离进入目标(这我称之为隐喻的距离)。——在“美学”范畴(参见：《平淡颂》)：指出平淡怎样改变特征，变成正面意义：当具体事物变得审慎，不再排除任何可能的时候；当通向愉悦的最长线路在感性范围内展现的时候，“平淡”是那既能是此又能是彼的事物。——在伦理范畴(参见：《缔造伦理》)：怎样不以意愿为参照、不以自由为理想来“缔造”伦理?同时有好的试验群体(同情)和需求群体(能够通过伦理达到绝对自由的价值绝对)。——在战略范畴《参见：《有效契约》)：与西方的塑造模式(和中-小关系)相反，中国战略在从条件到结果的关系中强调的是“情势潜能”：不是直接地针对结果，而是让结果间接地但是又是自然地从涉及到的情势中得出；或者，与“行动”相反，行动总是局部的短暂的，而且针对某一主题(行动也是相互摆脱的，因此引人注目)；中国战略强调的“变化”总是发展的全面的，因此不会相互摆脱，人们只会观察到变化的结果。
愚明:异质区别于差异，差异基于相同，异质是一种漠视状态。
愚明:迂回与进入展现一种智慧的说话逻辑。平淡展现一种智慧的审美态度，区别于平庸。道德奠基和功效论展现智慧中道德和战略的一体，这是我们在对话中的发现。
愚明:这是智慧和哲学对话的大纲或者序言，后面我们尝试展开系列对话以便发现新的思考可能。你们不断重复并慢慢体会其中的关键词，并在脑海里留下这些痕迹，以此编制思维的网络。
愚明:我们试图创造一种阅读方式，既要学会从内部阅读，即之所以如此的内在逻辑，也要学会从外部阅读，即被边缘化，被忽略的地方或者未曾思考的领域。
愚明:在此过程中，把哲学的知识和方法结合，把智慧的善变和策略结合，随时准备总结经验以便准备迎接下一个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