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s的决定

坚不可摧项目中的Kaelyn Siversky引述她袭击者的话

Andrews在接受CNN访问
Courtney Andrews在靠近伯明翰的某处做了这个决定。那是2013年11月13日,她正在从阿拉巴马雅典市开车前往莫比尔市的途中——一段350英里横跨南部中心地区的长途旅程——这时她的电话响了。
Andrews的姨妈告诉她,有5、6个记者想要她的联系方式。但她是否愿意和他们对话?还是个疑问。
Andrews,这个20岁的南阿拉巴马莫比尔大*运学**动科学专业学生,停了下来。“我算是一个害羞的人。我当时想,我真的就要这样做了吗?这真的就要发生了吗?”
她调转车头,朝向雅典市开去。在那的法院里,记者都在等着她。那天的早些时候,曾经在她13、14、18岁时强奸了她的25岁的Austin Clem避开了所有监禁,被判处了仅仅两年的“社区矫正”。
记者们都知道Andrews的名字,但是囿于十几年来的媒体传统,他们几个月来都以Clem的“前邻居”或“认识的年轻人”来描述她。现在,她开车回雅典的路上,Andrews的母亲打来了电话。“你知道这意味着你的名字将出现在那,”她告诉她的女儿。
“我知道,妈妈,”Andrews说,“每个人都将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和我一起长大的每一个人,我的每一个老师。”
一张三个女儿的父亲Clem满脸通红、热泪盈眶的照片,曾一度占领故事的主页。现在,Andrews,这个有着一头褐色的头发的活泼女孩,带着她那双眼神锋利的蓝灰色眼睛,以“受害者”的姿态站在了故事的中央。
“这是我需要去做的,”在Clem宣判两周后,Andrews告诉BuzzFeed,“这不再只是我的一个选择,这关乎保护其他人不受到他的伤害。”
每一年,越来越多的女性做出和Andrews一样的决定,选择克服羞辱感公开她们的故事,告诉她们的家庭、邻居,乃至在谷歌搜索他们的任何人——她们是性侵的受害者。她们的动机和方式各有不同,但是由于这一代人更接受谈论性、性犯罪,她们的表达再无障碍。互联网以其对隐私和距离的不相称的结合,给予了年轻女性同龄人做参照,也给了她们一个相互倾诉的平台。她们的决定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全球化在线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行动反映出,一个十几年来几乎是全宇宙的共识,产生了巨大反转。
Ziegenmeyer走出第一步

Ziegenmeyer电影的标题栏

Geneva Overholser,把Ziegenmeyer的故事带向世人的报纸编辑
从1988年开始,爱荷华州得梅因市的当代女权主义者,开始正式反抗媒体对强奸信息的好意掩盖。那年11月,一个穿着海魂衫、有着酒精气味的男子,在大中午的停车场上,强奸了29岁的Nancy Ziegenmeyer。媒体报道了这个名为Bobby Lee Smith男子的入狱和定罪,而遵从了一直以来的传统,没有报道性侵受害者的名字。第二年,时任得梅因纪事报的主编Geneva Overholser撰写了一篇专栏,批评这项传统,敦促强奸案幸存者站到台前来。
“我相信如果没有更多女性站出来,我们将难以摆脱污名化。”她写道。
“对强奸的态度是美国的耻辱。我们的社会需要正式它、注意它,而不是隐藏或者噤声。只要强奸被认为是不可声张的,不能充分地坦诚地谈论的,公众的愤怒也会是隐形的。”
读到了Overholser的这则专栏,Ziegenmeyer联系了报社。“她说她讨厌被告知要闭紧嘴,”Overholser告诉BuzzFeed.凭着追踪、描述Ziegenmeyer及其故事的系列报道,得梅因纪事报获得了普利策奖。
Overholser说:“这种事从未有人做过。”她回忆起在撰写报道的时候,她有一次狠批一个文字编辑,只因为那个编辑将“他射精之后”的描述改成了“当他完事之后”。
“我说,‘不不不,那听起来就像他吃了中午饭一样。’”她把文字改了回来。
当时,Ziegenmeyer的故事成为了纽约时报的封面,她的相片登上了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和人物杂志(People)。有一部电影联系了得梅因纪事报,还有好几十个女性写信给该报,希望她们的故事也能被报道。这个系列报道的成功激起了全国的报纸竞相报道愿意被曝光的强奸案受害者。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在2011年10月,堪萨斯城明星报对一位16岁女孩Daisy Coleman遭受强奸一案进行了调查报道,受害者Coleman为了寻求公正而选择曝光自己。这则报道引起了一场“匿名者”运动,更引起了全国各大新闻专栏的讨论。
“我认为有很多公开的意愿都被压抑了。这很正常,当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想倾诉,”Overholser说。她也是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前院长。
Overholser从1989年开始加大对媒体遮蔽这种信息的批评,当时围绕这一政策的伦理问题几乎没有改变。Overholser并不是认为记者要跨越职责去找到受害者,而是认为针对强奸案受害者的保护,是一种“社会工作”、“污名化的延续”。它们对抢劫案受害者并不适用。
“这是保护真的很好地满足了女性的需要吗?”她说。
“关于决定谁需要‘保护’,我们从来、从来也没有预设立场偏好。当报纸决定隐去名字时,法院还没有宣判。而且,那种认为如果名字没有被报纸公开就会没事的想法,其实是一种幻想。”
这曾经被认为是一场孤单的战斗,曾经深深地让记者、警察、法官甚至女权主义者为难,现在已经在强奸案幸存者、以及和她们一起工作的人中渐渐获得了广泛认同。
“我们明确地看到,更多人愿意在媒体故事里使用她们的名字,或者愿意去公开讨论她们经历的事情。”Scott Berkowitz说。他是抗议组织“强奸、虐待、*伦乱**全国联盟”(RAINN)的主席及建立者。“距离每个人都愿意去公开的愿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明显已经有了这个趋势。”
Berkowitz的警告很重要:根据司法部信息,仅有40%的强奸案、性侵案被诉诸执法部门。更少一部分到达了媒体。但是站出来的受害者正在“增长”,Berkowitz说。他认为,这意味着社会总体对种族、性别、性的议题渐渐开放。新闻报道出现了更多强奸相关的信息,电视节目出现了更多性侵的情节。
“现在这种犯罪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社会化的理解,”他说,“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一种说法,人们认为如果他们自己站出来说话,他们就不会被相信。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没有那么常见了。”
Daisy Coleman的自白

Daisy Coleman

xoJane网站的执行总编Emily McCombs
在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代在这种率直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手中,Overholser所燃起的改变加速发酵。就像Overholser所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一种“自媒体”,在一个始终开放的、开放麦克风式的夜晚,你可以对陌生人分享你的生活,同时保持距离带来的游离状态。只要网络留言板和博客存在,就一直会有平台供人们寻找出口、进行连结,无论他们是什么样子——同性恋、有政见的、瘾君子或者受害者。
“大数量能起到安全的作用,”Berkowitz说,“更多人看到别人这样做,他们自己就更愿意也这样做。”
在Daisy Coleman的名字在电视新闻中引起强大冲击后不久,她在xoJane——一个以耸人听闻的自白栏目“这发生在我身上”闻名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第一人称文章。
“我的整个人生自从2012年1月8日起,就开始了漫长、放任自流的冬天,”Coleman写道。这篇文字被推特转发了将近7000次,评论超过1000次。Coleman因为她的投稿获得了酬劳,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她继续推送关于她案子的信息,并用了这个热门标签——#Daisy的公正。
一些评论家认为,记者应该在“抛弃他们的原有政策”、报道Coleman的名字之前,对他们给予Coleman的“建议和指引”,以及给予其他跟随这一潮流站出来的人的“建议和指引”,进行再三质疑。
“仅仅因为一个强奸案受害者选择亮明身份,并不意味着新闻机构应该照做,”记者Allison Yarrow上周在Al Jazeera Amercia网站写道,“换句话说,“她首先这样做了来当做理由并不充分。”
1989年,强奸案律师一边倒地同意:他们是梅因纪事报Ziegenmeyer系列报道最有发言权的评论者。他们认为隐私权的缺乏有损与恢复进程。但是现在,Berkowitz说他看到更多幸存者站出来是利大于弊的。
“在网上撰写并公开相关经历有利于情绪的宣泄,”他说。“而且也能帮助公众认清这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在美国性侵每两分钟发生一次。”
Berkowitz说,“强奸、虐待、*伦乱**全国联盟”通过它的服务,见证了这种情绪宣泄的作用。在那年11月16日,星期六,前所未有地,2006年上线的“全国性侵网络热线”接受了136个访问咨询,超越了存在已久的电话热线的127位咨询量。
当Berkowitz称赞互联网带来的这种接入便利时,他表示互联网也能通过散播幸存者本不愿公布的身份信息来伤害她们。在去年俄亥俄州史杜本维尔市的强奸审判中,新闻电视台在报道一个16岁女孩对两个足球运动员提起强奸诉讼时,隐去了名字。这两个人对她实施了强奸,还在她失去意识的时候拍下了各种照片。那些不喜欢这个女孩,或者不相信她说的话的人,在Twitter,Facebook,Reddit上大面积传播转载她的名字。
不管幸存者有没有公布自己的身份,同样也很快学习了忽略网上对他们故事的评论。在那些灰暗的匿名讨论区,受害者们被指责撒谎、活该,或是自找的。
“作为谈论你遭遇强奸经历的场所,互联网真的是一个刻薄的地方。” xoJane的执行编辑Emily McCombs说。她参与推进了强奸幸存者信息公开的政治化——通常这一领域是女性“厌恶的事情”。
“社会有一种潜藏的对女性的厌恶和憎恨,我不怪罪任何不站出来的强奸受害者。这很折磨人,而且社会成规摆在眼前,”她说。“我不是总想去写遭遇强奸的故事。但同时我也知道,每次我或别人这样做了,就能够帮助另外的人理解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把你的名字公开写出来,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xoJane网站启动的一天,30岁的McCombs发表了一篇文章,坦白一个曾在1997年强奸过她的男人10年后在facebook上加她好友。她把这个故事向各个女性杂志兜售,但没有回应,“没有人愿意碰它”。此后她开始和xojane的创始人Jane Pratt一起工作。McCombs关于强奸的记忆是“断断续续、模糊不明的”,只有一些片段在她清醒之后渐渐浮现出来,绝非那种清晰的,甚至像电视里戏剧化的样子。
“人们觉得强奸就是有人从树丛里跳出来,拿着刀,抓住你,强迫你,而你会挣扎、尖叫。那不是强奸真实的样子,” McCombs说,“不断地谈起我的强奸遭遇是我对抗那种强奸样式的方式。我花了十年才搞清楚自己被强奸了。”
去年,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对xoJane的读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当然不会想成为所谓的‘强奸女孩’,但有必要的话,我愿意。”
Grace Brown的肖像作品


Grace Brown的项目“坚不可摧”中的照片或许最生猛的、最受关注的对强奸的现实讨论是从2011年底开始的。摄影专业的学生Grace Brown出版了几个她知道被性侵过的人的肖像。那些人都拿着一张海报,她们在上面写下了她们的性侵者说过的话。很多受害者都没有遮挡脸部。
Brown把这些图像上传到了Tumblr,并且呼吁更多人提交照片。不一会,留言已经有好几页,都是各个年龄层的男女上传的照片。所有的“坚不可摧”项目的图片都是匿名的,Brown的一项硬性规定就是她将把收到的照片里的名字都剔除——不是因为隐私理由,而是保证这一项目的可持续性。
“这个项目没有那么关注幸存者的故事,而是要传递每个人都能从性侵中站起来,”“坚不可摧”的执行总监Kaelyn Siversky说,“这是关于传递一种意识,关于这能够发生在多少人身上。在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中,名字的信息并不是那么重要。”
21岁的Brown认为幸存者将他们的故事放到网上的意愿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变”。
“我觉得我们厌倦了保持沉默,”她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她们被孤立的情况稍稍有了好转,这让他们有勇气继续这样做。”
Brown自己并没有遭遇过性侵,但是Siversky有过。在2012年4月,她给Brown发邮件,希望能被拍摄。直到当年10月她都常常出现在镜头前。
“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开始谈论这件事,人们会责怪我,”22岁的Siversky说,“一种羞愧感在我们思维中根深蒂固。”
比起期望一个大学女生公开性侵经历,还有其他更多可能性。Siversky仰慕她的同学们参加一些“大事情”,比如批判社会对于被强奸妇女的偏见的“荡妇*行游**”、抗议*力暴**行为的“还我安宁夜”*行游**,但是她却没有参与其中。她想要“更安静一点的东西”,不过她知道去一个私密的地方把自己的遭遇写到网上一点也不安静。她发现“坚不可摧”的重大影响力,Facebook上的高中同学都开始跟她发信息,家乡的人们开始向她父母提起她的那些照片。
这种做法激起的反响和幸存者在传统媒体站出来没有两样——而这是Siversky绝不想做的。
“我以为媒体只喜欢不好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关于名校的事情,”她说。“那些当然值得注意,但实际上,性侵经常发生在男女朋友、夫妻之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
Siversky和其他“坚不可摧”的参与者把讲述他们的受袭当作一种治疗方式——一道她们为了重新站起来而必须跨过的门槛。但也有其他人把站出来作为一种改变法律系统的方式,例如Daisy Coleman,对她的调查报道最终让她的官司重启,并交给了新的检察官。
Cuomo和Clarke的公开

Cuomo2月份在纽约奥尔巴尼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Clarke和她的母亲Renee Touchton
2015年6月2日在芝加哥埃奇沃特的一个新闻发布会Lydia Cuomo, 27岁,纽约布朗克斯的一名学校老师,在2011年被纽约警察局官员Michael Pena强奸。后者被定罪并判处75年或至生命终结。Cuomo将它称作强奸案中的“银盘”(所谓“银盘理论silver platter doc-trine”是指在西方国家,服务人员向被服务者传递钱物和账单时常用银盘托着,在证据法中则暗喻州警察向联邦警察传递非法证据)。但是现在,她正在和奥尔巴尼的立法部门一起工作,扩展纽约对强奸的定义。Pena承认了自己对Cuomo的罪行,法官判决他对受害人进行了强迫性的口腔和肛门接触——这两者都属于强奸范畴的犯罪*行为性**。但是法官却为他是否侵入了Cuomo的阴道而举棋不定,而这,正是纽约州对强奸的严格定义。
2014年纽约州议会通过了修改强奸定义的法案之后,Cuomo于今年一月在州参议院继续她的抗争。
对于Cuomo,公开自己的姓名——在审判之后,先是在Slates杂志,然后是纽约日报——感觉就像这是唯一获得支持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她摆脱“受害者”或“学校老师”身份定视的一个途径。
“我真的很讨厌一些媒体没有跟我打招呼就提及我。看着一些人对你的故事添油加醋,感觉很糟糕,”她说,“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觉得尴尬,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已经和很多对于站出来感到不安的女性聊过,我觉得这样很可悲。我们说得越多,我们越能改变我们的境遇。”
Alexandria Clarke,一个23岁刚刚从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毕业的女生,却曾认为她永不会公开自己被强奸的遭遇。
2015年5月,她在巴士站等车的时候,一个坐在她身边的陌生人突然扼住了她的喉咙,命令她跟他走,还威胁她不要出声,否则就杀了她。那是下午两点——巴士从他们身旁开过,Clarke的电话一直被她抓在手里。当他们走到小路尽头的时候,她试图拨打911——但却被拿走了手机并施以*暴强**。
当她向警方报案的时候,Clarke惊讶地发现警察并没有在关键48小时内积极寻找袭击者。
“接待我的探员人不错,但是她没有立刻采取任何措施,” Clarke说,“那是一个周四,询问完我的案子她似乎就去过周末了。我没有进行疑犯速写或其他任何事情,一直等了3、4天。”
Clarke的妈妈,苦等不到警察的回应,只好诉诸于媒体。Clarke说她“本来想要忘记这件事继续生活”。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当她妈妈悬赏搜集袭击者的一切线索时,她决定站出来。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受害女性站出来面对媒体是一件多大的事。”
“强奸、虐待、*伦乱**全国联盟”(RAINN)的Berkowitz说,像Cuomo和Clarke一样尽早报案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但遭受了巨大性侵害的女性却往往没有及时报案。
“消除强奸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更多的强奸犯受到限制。正因为此,我们需要更多受害者战出来,”他继续说。
这绝非易事。遭到朋友或家人性侵犯的受害者不会报案。媒体报道对白人女性的强奸案远多于对有色女性的——而且这仅仅是美国的情况。全世界的女性都面临被侵犯的危险,很多社会的女性一旦说出被强奸的遭遇就会被处死。对于受害者来说,站出来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Lydia Cuomo现在对任何关于侵犯的文章都有阅读障碍,因为那些文字会让“回到那件事发生的那一刻”。幼儿园的父母都在询问这件事。关于她无休止的谷歌搜索让每一场约会显得尴尬。
Berkowitz警告说这条路不是每个人都行得通的。“强奸、虐待、*伦乱**全国联盟”给受害者们提供了一系列有用资源用以报道侵犯和恢复,但是他们绝不会建议所有的受害者公开自己的身份。
“如果一个女性向我们求助,对我们说她正在考虑公开说出来,我们会努力让她说清为什么要这样做,想达到什么效果,”Berkowitz说。因为这样做的受害者只是借鉴了那些站出来的人的例子,她们本身还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他说:“受害者需要分清怎样做对她们自己是最有利的。”
在一些案例中,站出来的受害者改变了案件的进程。当法院对强奸Courtney Andrews的Austin Clem处以极轻的判决时,Andrews站到了公众面前进行反抗,吸引了公众对判决的关注。当在Andrews出现在CNN和MSNBC上时,法官裁定对Clem进行重新判决。
除了这些胜利之外,有很多像Andrews一样的女性正在广泛地重新定义“强奸文化”。她们破除了谈论的禁忌,卸下了受害者的耻辱枷锁。
Andrews对这些并不十分清楚。她一直睡不好,当我们在电话上交流的时候,她情绪激动、瓮声瓮气,伤风让她的南方口音显得格外刺耳。
“是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被性侵犯过的女孩。我被一览无遗,”她说。
“我不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