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的岁月
我与母亲一起乘船去大连探亲有许多次,但印象深的却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
母亲家是个大家口,除姥爷姥姥外,母亲兄弟姐妹共八个，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总排行老三。除母亲自己一人嫁父亲在青岛外,其他都集聚在大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见过姥爷家一幅黑白色全家照,上面足有几十号人,密密麻麻,可谓人丁兴旺家道丰富。
母亲带我去大连探亲，那是让几个兄长非常羡慕的事情。青岛到大连大致有两条路可行,一是乘船直接去;二是坐火车先到烟台后转乘轮船。
我们从青岛大港码头上船。记得船名叫“工农兵号”,四个“毛体”大字镶嵌在船头下方。客船漆白色,不大,百十吨位载重量,估摸能容纳几百号人。客舱分出来五等,我和母亲乘坐的就是票价最低的五等舱,位于轮船的最低层,紧挨着轰鸣不断的机舱。床铺即是地下铺着的凉席,每人只“一席之地”。船舱里空气污浊,弥漫着汗嗅脚臭霉烂食品等混杂一体的气味。大大小小的包裹乱糟糟堆放一边,大声聊天的、打呼噜睡觉的、大口啃馒头吃咸菜的,脸上无不洋溢着激动和喜悦。
我当然算这激动和喜悦人群中的一员。
“工农兵号"虽小,但可玩儿的地方不少,楼梯多,通道变化莫测,上下多层像迷宫,很勾孩子们的玩瘾,我自然不例外，既新鲜又刺激。母亲达理,尽最满足我的玩兴,但不可超过她限制的范围和时间,我是母亲手里的风等,放与收完全在于她的掌控。
青岛至大连的航行时间是一天一夜。
当夜晚降临,轮船驶出港口大半天的时候,海面上突然刮起了风,且越刮越大,“工农兵号"摇晃颠簸随之加剧。没多长时间，轮船失去了行进的规则,大家清楚,我们遭遇到了可怕的飓风。当年的气象部门过于落后,不然怎么还敢出航呢!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本来就破旧弱小不堪一击的“工农兵号",在狂风巨浪的夹击下更加可怜,近乎疲于招架。此刻,用天昏地暗、天旋地转来形容每个人的感受一点儿不为过,船体像一个巨大的跷跷板,忽上忽下,跌宕起伏,上下幅度大得让人的心快要蹦出来一般,有时胸口被堵得喘不过气来,难以承受。人们那时一定不了解“泰坦尼克号"倾覆悲剧的,不然所渡过的一分一秒会更加恐惧不安。但奇怪的是我并未像大人们那样晕船,居然还能睁着眼睛像观看电影一样观看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或许是身体还没发育健全的缘故吧,任凭船舱里哭嚎一片及起起伏伏的呕吐声,再加上跌跌撞撞所交织出的混乱慌张的景象,只是我不忍目睹母亲那副难受的模样。印象深刻的是船上一个船员正在走进我们客舱门口的时候，原本他是想向乘客告诚些什么,终于脚下没有站稳，一个趔趄也摔倒了,样子非常狼狈,让我很是见笑。我不知道此刻如何安慰母亲,只能照母亲的示意开始用手敲打她的后背这样或许能够减轻眩景呕吐带给她的痛苦。
客轮一会儿翘向浪尖,一会儿又跌人浪谷,在惊涛骇浪的渤海里苦苦穿行海浪撞击船体所发出的袭响,不亚于过年时燃放的大花今爆竹:透过船舱的小圆窗,外面黑漆漆阴森可怖。船上几百号人的性命危在且夕,但我全然不知,茫然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只盼着尽快到达大连,盼着母亲早些舒服起来。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睁开眼睛好像已是第二天上午。周围似乎复原了刚上船时的那幅景象:聊天的、吃饭的、熟睡的、打扑克的,一派悠闲安详,昨晚发生的一切如同一场聚梦。征得母亲同意,我跑出船舱到甲板。此时,太阳高挂,阳光明灿灿晃眼，风和浪也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泛着波光煞是好看。
轮船晚点了许多,到达的时候已是深夜了。
第二次跟母亲去大连探亲是在我十六岁暑假间。
记忆中,每当我们要去大连探亲,邻居总会慷慨相送青岛特产,譬如几包“青岛钙奶饼干”、几盒高粱饴糖、几个杠子头火烧什么的。而这些礼品拿到大连亲戚那里,无异于稀有珍品,单看表哥表妹们紧盯礼物的眼神,以及喉咙上下吞咽唾液的浮动,便可知他们对我们捎去的食品有多么垂涎。姥爷用手拆饼干包装纸的动作极其缓慢,近乎颤颤巍巍,饼干是一页页抽,抽出一页递给哪个孙子,再慢悠悠抽出一页塞给另一个外孙,而姥姥在一旁扮演召唤人的角色。但我们带过去的东西大都由姥爷姥姥享用,似乎这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家规。
大连亲戚家吃的除了玉米饼子大葱蘸酱,似乎就没有别的可吃,白面粮食是只有过节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相比之下,山东远比东北“富裕"得多。所以,此次去看望姥爷姥姥,我肩上足足扛了四五十斤白面粉,手里还提着十几斤挂面。许是父亲以为我已长大成人,让我真正体验一回当男子汉的滋味。
火车到达烟台后，我和母亲匆匆赶到烟台客运站买船票，傍晚,便开始检票登船。烟台港从检票口到登船处,有一条让人望而生畏的长廊,长廊的距离足有两公里之远,对于我一个如此负重行走而长得赢弱单薄的少年而言,步腿维艰之沉重状便可想而知。长廊漫长得不仅让我痛苦,更多的是痛恨,痛恨长廊十人情味;痛恨烟台客运站现划不合理。我近似蜗牛爬行状终于登上了客轮,挪进船航找到床铺安歇下来，才恍然感到肩膀勒出了血，右肩皮肤泛出一道深红位的血杠,疼痛难忍。这是临行前父亲为减轻面粉重量的压力，将面粉袋子一分为二,用一根粗绳连接起来,哪想这不仅不省力,反而害苦了我。母亲心痛得眼圈都红了,可我尽量表现出著无其事的样子。
“船上有医务室,让大夫给抹点药水”。临床一个清脆的女声传了过来,不难听出口音出自大连。侧脸看去,发现一姑娘正冲着母亲建议道。得到母亲赞同又发现我的迟疑后,她主动提出带我去找大夫。我这才瞄了她一眼:白净的圆脸盘,一双眼睛又黑又亮,高挑个头,穿一件白底小花连衣裙,极清纯亮丽。我一声不吭跟在她后面去了,不知为什么,内心砰砰跳起来,脸涨得有火辣辣的感觉。她在大夫面前居然我家人似的说个不停，还不时帮我掀起衣领协助大夫抹药。我仍然一言不发。
回到客舱床铺,我躺下来,与其说听着母亲与她交谈,还不如说正陶醉在她所带来的赏心悦目里。我第一次觉得大连口音如此美妙悦耳,绝不亚于当时最流行的一首首歌曲。在她和母亲交谈中,我得知了她比我大两岁,家住与舅舅家相距不远的大连西岗区,目前正准备报考部队文工团,专业是舞蹈,她这是刚走完亲戚回家。她的每一句话往我心里钻,我仔细并喜欢听,生怕漏掉什么,其中猛然听到她在夸我孝顺和长得俊。这让我很惊喜，“俊"在当时可是夸男人最靓的词儿,心里顿时涌起无限的兴奋。那一晚,我在床铺上辗转反侧竟失眠了。
凌晨两点多钟,轮船靠上大连港码头。船上的人们躁动起来,争相拿起自己的东西往船舱外拥挤。她平静地劝导母亲不要急,反正早下去也要在客运站等候,表情和声音依然平静。她一边说一边动作麻利地帮我把连接面粉袋子的绳子解开,然后一把将其中的一半拖到她跟前,不容置疑地说要替我分担。母亲感动不已,嘴里不住地道谢,而我呆呆地立在那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看母亲在一旁埋怨我木讷,她出面给我解围,并夸我内秀。我喜悦万分,但我找不出什么话来回应,依旧默默无语。我开始觉得时光真的飞逝如烟。
公交车五点始发首班车,我们只能在客运站还要等候两三个小时,母亲不时流露出种种急躁,可我心里乐滋滋得像喝了蜜。我继续听她和我们聊天,一点儿不觉得困乏,心里莫名恼恨起时间走得太快。然而,黎明伴着一缕斜晖还是照射了进来。
她解释哥哥一会儿来接她,还要继续等候一段时间。母亲开始打发我坐车到舅舅家叫亲戚来帮忙,我找出很多理由来搪塞,以延长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但又不好意思让母亲看出我的心思,尽量掩饰心底的慌张,装出一副老练模样。最终我还是理屈词穷,极不情愿地站起来与她分别。其实那一刻,我很想寻问她的住址、她的姓名和联系她的方式,但碍于母亲在旁,更多碍于一种出自本身的胆怯,张了几次口又都咽了回来。记得临走前,我的动作是慢慢腾腾拖泥带水丢三落四的。我的眼睛不敢正视她,心里空荡荡的像丢了什么,想冲她笑一笑,可怎么也绽露不出来。我的确想叫他一声“姐姐”,再说句“再见"之类的话，还没开始说脸又涨红起来,最后,我还是没和她正式说上一句话。
我决绝地走出大连客运站大厅,大厅通往马路还有一段近百米的通道,深颜色大理石地面,陈旧又光滑。这段路我好像走了很久,我没有回头,我感觉背后满了她的目光。
在大连度过的那个暑假,漫长而又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