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

走鬼

一着急，民生就在小芹的脸上打了一巴掌。开始见小芹的眼泪一对一对地往下掉，民生还不以为然地吼她：“你还哭呢，哭什么哭？”

现在，看到小芹的左腮上还挂着几道红红的指印，民生这才意识到那一巴掌的确是有点重了。

像千千万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一样，民生和小芹是从一个贫困的山村跑到这座城市里来谋生的。那时候，他们在拥挤如罐头盒一样的火车厢里煎熬了几天几夜，来到这座喧嚣而陌生的城市。又经过一段孤立无援的漂流之后，才找到了现在这个赖以落脚的地方。

这是城里的一条小街。街的两边，一面是灰突突的老式居民住宅，一面是大大小小的餐馆。那时，一些蛋呀肉呀及瓜果蔬菜什么的小摊，就排列在小街两旁。每天人来人往的，很繁华，也很热闹。

民生和小芹就在这热热闹闹中愉快地做着卖菜的生意。

天不亮，民生蹬着板车到很远的蔬菜批发市场里进菜，回来就在这个自由市场里和小芹卖菜。招招呼呼的，一天下来，能有一笔很小，但对民生来说也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可没多久，这个菜市场就被取消了。其实也不是取消了，是让所有的摊贩统统搬进一个新建的大厅里去。大厅挺大，但是与小街比起来还是显得很小。

许多人在大厅里没得到摊位，就把小摊像过去一样摆在了街面上。城管部门的人一来，摆摊的人就跑；城管的一走，摆摊的又回来了。这种现象在许多城里的许多地方普遍存在。据说，有的地方把这种摆摊方式称为“走鬼”。

既然有“鬼”，从此也就永无宁日了。

经常到这条小街来“捉鬼”的，是一男一女。男的长得又黑又胖，肚子大，腿短。跑不快，但手有劲。只要他一只手把人钳住，想挣脱那是办不到的事。女的灵秀，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捉鬼”时，常跑得那眼镜快要掉下来，再扶上去，又要掉下来……很是麻烦。

但是他们却不怕麻烦。有时他们是一两天来一次，有时是一天来一次，或者两次，三次……次数不等，时间上也没有规律。这样出其不意，往往把那些摆摊的人弄得措手不及。这时，无论男女老少，那种携筐提篓，甚至丢盔卸甲落荒而逃的情景，只用狼狈两个字来形容是很苍白的。

民生就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那个女城管抓住的。

民生的菜摊是个三轮板车。每天，他都是把板车停放在小街的中间地段。那里有一条胡同。民生总是让车把对着胡同。菜还没有卖，他已经摆好了随时逃跑的姿势。只要小街有一端出现了风吹草动，民生就会立刻蹬起板车没命似的往胡同里跑，这时后边的小芹也是边跑边推车，助他一臂之力。如此这般，民生还很少被逮住过。

但这一次民生却没能逃走。他刚刚跑进胡同不远，就觉得身后的板车突然沉重起来，他用力一蹬，脚下的车链子“咔”的一声断了。民生回头一看，哪是小芹在推车，而是那个女城管把车给拽住了。民生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正在女城管大声训斥他，并要罚款的时候，小芹才慌慌张张跑了过来，手上拿着两根没有剥开纸的雪糕……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民生才给了小芹一巴掌的。当时，小芹被打蒙了，雪糕也掉到了地上。

后来小芹就哭了，一对儿一对儿地掉泪……

这还是民生第一次打小芹。

事情平息之后，民生隐隐地有些后悔。平常的时候，小芹其实是很卖力的。不仅帮他卖菜，还要做饭洗衣，样样干得地道。况且小芹才十六岁，怎么说还是个孩子。记得从家出来的时候，娘一再嘱咐民生，让他照顾好妹妹。民生答应了。来到这座城市之后，民生也差不多都做到了。他毕竟比小芹大两岁，是哥哥。前不久，因为别人欺负小芹，民生还挨过几个地痞的拳头。那也是几个外地人。在这座城市里，外地人欺负外地人似乎也是很平常的事。那天，卖菜的时候民生去了一趟厕所，有几个小青年到小芹的摊前来买菜。他们买的是几头大蒜和几根黄瓜。买完了，却不走。一个小青年用一根黄瓜、两头蒜摆出一种形状，叫小芹猜，说猜不出就不给钱。小芹歪着头，想了一下说：“是‘个’。”那几人哄地笑了，说：“不对不对。”有个人告诉小芹别猜字，猜物。又提示小芹，让她往人身上想想。小芹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这时民生回来了。他明白了怎么回事之后，气愤地骂了一句：“那是你爹的脑袋！”结果，那几个痞子三拳两脚就把民生*倒打**了。那天，小芹给民生擦着嘴角上的血，也是一对儿一对儿地掉泪……

现在，民生觉得自己真不该打小芹那一巴掌。可是民生又想，如果不是打了小芹那一巴掌，今天可能就惨了。剩下的菜肯定会没收不说，那一百块钱的罚款可是两天也赚不回来呀。正是民生那一巴掌，把女城管的心打软了（也许是小芹把女城管的心给哭软了）。否则，她不会只训斥了他一通，就稀里糊涂地把民生给放了……

女城管一走，民生就让小芹回去了。

民生和小芹在附近一个居民大杂院里租了一间几平方米的小房。

晚上，民生蹬着板车回来时，小芹还没有做饭。以往都是小芹先回来，做好了饭，等着民生收了摊回来，一进屋就能端上饭碗。现在，见小芹一个人坐在那里，民生知道小芹还在生气，什么也没说，便转身出去了。

回来时，民生提着好几样熟食。有五香花生米、酱猪耳，还有一块自从来到这个城市就再也没吃过的家乡腊肠。这是民生从来没有过的奢侈。此外，他还给小芹买了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衬衫。

小芹知道哥是为了那一巴掌讨好自己。开始，她还噘着嘴，不吭声，表现出一种不为所动的样子。但毕竟是个孩子，只撑了一会儿，在民生又一次叫她试试衬衫的时候，小芹就慢慢吞吞地把衬衫换上了。她先对着墙上的小镜子照了照，又转过身来，问民生好看不好看。民生摆出一种认真的样子，而且有意延长了一点看的时间，然后说：“合适，也好看。”

小芹破涕为笑了。

吃饭时，民生不经意似的看了小芹一眼。小芹脸上那几道手指印不见了，眼睛却被泪水浸得有些红肿。民生想对小芹说两句软话，可一想到自己是哥哥，就总也开不了口。倒是小芹的情绪转换得比民生快些。

小芹说：“哥，今天的事都怪我。”

民生说：“以后没事儿，别乱跑。”

小芹点点头，说：“哥，那个女城管，今天怎么没罚咱们呢？”

民生说：“她先还说罚，后来没罚。她可能是心又软了。”

小芹说：“是不是见你把我打哭了，她就心软了？”

民生点点头。

小芹想了一会儿，说：“哥，那以后城管的一抓住咱们你就打我吧。”

民生笑笑：“我打你疼不疼？”

小芹说：“疼是疼，可总比罚款强呀。”

民生没有吭声。

小芹说：“……不过，哥，你再打我，可别像今天那么使劲儿了……我的耳朵半天都听不见啥。”

民生看看妹妹，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突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

虫子

那个女的尖锐地叫了一声之后，王奔就预感到自己这一次肯定是完了。

老实说，那个女的长得相当不错。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苗条，面容俏丽。一身超短衣裙掩饰住的地方，该凸则凸，该凹则凹；裸露出的部位，胳膊是胳膊，腿是腿。白，而且看上去就会感到一种柔软与弹性。王奔不明白，就是这么一具美妙柔软的躯体，怎么会发出那么尖锐刺耳的叫声。

凭直感，王奔知道这个女的不是外地人。外地人不可能叫喊得这么虚张声势，也不会叫出那么一种无所顾忌般的优越感。王奔知道，如果是外地人，多少会好办一些，有商量，或者说还可能有缓和的余地。可那个女的偏偏不是外地人。这就增加了事情的严重性。

其实，更为严重的事情还有。

那个女的不是一个人，她身边还有个男的。那男的跟铁塔似的不说，还狗尾巴似的扎一个辫子。王奔不明白，为什么扎辫子的男人往往会让人害怕。即使是个草包男人扎起辫子来也会叫人害怕。当然，草包男人是很少有扎辫子的。王奔听人说过，扎辫子的男人大体上有两种，不是艺术家，就是“棍”。现在，王奔还揣摩不出眼前这个扎辫子的男人是属于哪一类。

然而就算这个男人不是个“棍”，碰上这样的事，也免不了会有一场麻烦的。

王奔缩在窗口后边正战战兢兢地想着麻烦，麻烦果然就来了。这时，一只手从窗口突然无声地伸了进来，差一点没捅着王奔的鼻子。王奔看出了这只手的来历，全身的骨头一下子就酥了。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就在这只手里攥着呢。只是，眼前的这只手上（其实是在一个手指肚上）却分明地黏附着另外一种东西。那是一种绿色的东西。绿色的东西就在手指的本色中极小地呈现在王奔的眼前。细细一看，王奔认出来了，那是一个虫子！

王奔的脑子里“轰”的一声。还没等他从惊愕中镇静下来，只见那两个手指头轻轻地一合、一拈，王奔就觉得自己被捏死了。

王奔是两个月前到这个餐馆来打工的。王奔干的是杂工。

两个月前，王奔在另一家餐馆里干的也是杂工。每天择菜、杀鱼、洗盘子……他干得很卖力，也很顺手。日子就在王奔手下飞快地旋转着。

可是不久，那家餐馆就被拆除了。

那是一处临时性建筑。许多临时性的建筑都被拆除了。据说这座城市里的临时建筑大多是外地人的生存据点。拆除这些临时建筑，目的是整顿市容，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清理外地人口。这座城市里的外地人实在是太多了。不知那家餐馆的老板苦着脸拖家带眷地去了哪里。树倒猢狲散，七八个伙计也只好各奔东西，而且很快就被淹没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几经辗转，王奔才在现在的这家餐馆落了脚，继续*他干**的杂工。

杂工的活儿很杂。但因为干得熟练了，王奔也就感到越发顺手、轻松。然而王奔却不让自己轻松。他知道，既然走进了餐饮这一行，做杂工不过是第一步。他不满足这第一步，或者说他不满足杂工那一月只有三百元钱的工资，他要往上奔。所以没事的时候，王奔就练切菜。师傅说练习切菜的最好办法是切土豆丝。他就一盆一盆地切土豆丝。开始的时候他切得很慢，也很差，有一次还切破了自己的手指头。渐渐地，他的动作就快起来了，刀下的土豆丝，也越来越匀细了。有时候，王奔还要颠颠勺。他炒出来的菜当然是内部人吃。但王奔却做得很认真，即便总不过是一些白菜豆腐而已，他也要左颠右颠，让勺里的菜翻出一种花来。王奔这么干着自己分外的活儿，减轻了别人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自己的手艺，别人高兴，王奔也高兴。

谁知现在却出事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客人竟吃出来一个虫子！

那小东西是夹在一棵油菜心里被那个女客人偶然发现的。不用说，这属于王奔的责任。而且，这几天老板就一个劲儿地告诉他，洗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王奔也真是觉得自己细得已经没法再细了，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自恨倒霉之余，王奔又怨恨那个女的。想她也太矫情了，不就是菜上有个小虫子吗？又没咬着你的舌头，叫什么叫，跟刀捅了腚似的。这一叫可好，把满屋子人的目光都叫了过去，问题一下子就严重了。

说起来，餐馆里发生这样的事，也很平常。王奔在前一家餐馆干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天有几个客人在吃饭。吃着吃着，手里的筷子就停住了。他们招呼老板过去，指着一个黑色的东西给老板看。老板看着那个东西，一愣，接着就拿过一双筷子，把那个东西一夹，放进嘴里，就笑了，说：“这不是一块炸煳的葱花嘛，我还以为是个苍蝇呢。”那几个人面面相觑，接着便释然一笑，继续喝酒吃菜。这时老板却躲进厨房里，“哇”的一声呕起来，呕得眼泪都出来了。王奔和伙计们感到莫名其妙，老板不悦了，“操，那是个苍蝇，你们还以为是个葱花呀。”不管怎么说，化险为夷，事情就这样被老板机智地搪塞过去了。

开始王奔还希望老板能把这个场圆下来。他躲在厨房的传菜口里，缩着头，偷偷地往餐厅里瞅。

他看见老板正对那个女的和扎辫子的男人说话。王奔听不见老板在说什么，但是一见老板那副点头哈腰的样子，就知道老板肯定是把错认下了。

王奔禁不住有些害怕。

果然，不一会儿，老板就用手指头把那小东西拈了起来，却没放进嘴里，而是径直走过来，无声地捅在了王奔的鼻子底下。

王奔浑身一软，就泥似的瘫了。

晚上一下班，王奔就被老板炒了鱿鱼。老板叫他的时候，王奔还希望老板臭骂自己一顿，哪怕是给他一个耳光都行。王奔知道，现在城里的活儿越来越不好找了。

可是老板不骂他，不给他耳光，也不给他工资，只从牙缝里挤给了他一个字：“滚！”

王奔不滚。王奔想要自己的工资。

“你丫的砸了我的生意我还没抽你呢，还要工资？”说着，老板胖脸上那两道浓眉已经像剑一样地立了起来。

王奔就怕了。王奔知道老板很凶，平时他连街道的工作人员和居委会的老太太都敢骂，再跟他讲理，说不定他真会抽你的。

王奔一怕，王奔就认了。

离开餐馆，王奔拖着自己的行李走在街上。天已经很晚，街上只有稀稀落落的行人。王奔还不知道自己该到哪儿去。

又想到那个女的那一声尖叫，想到老板那副嘴脸……王奔很气愤，也很委屈。他想哭。这时他感到脖子上痒痒的，像有什么东西在作怪。他伸手一捏，竟是个小虫子。“*你操**个大爷的！”王奔恼怒地骂了一句，使劲一捏，手上的小虫子立刻被他捏了个粉碎。

有风吹过来，树叶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

王奔抬起头看天。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星。

正是落雨的季节。

有病

刘宝正躲在壁橱里哆嗦，被人抓鸡似的一把掏出来，当时脸白得像个死人。接着，一泡尿便顺着裤腿子哩哩啦啦地下来了……

事后，在场的伙计都嘲笑刘宝胆子太小。几个女服务员头抵头地在一起嘀咕了半天，头一散，就哄地笑了，说：“刘宝真好玩！”

秋子听说之后，哈哈大笑：“真他妈嫩！”秋子说：“刘宝，你丫的卵子是不是叫老鼠给咬了去了？”

刘宝满脸通红地争辩：“要是啥都没有，你有个卵子有什么用。”

同伴们笑了。觉得刘宝的话有一点道理。可是秋子一想，还是有点不对劲儿。就说：“傻×，你丫不是啥都有吗？你还怕个㞗哇！”

刘宝被秋子问住了。他挠着头皮，一时想不出应对的话来。

秋子是隔壁餐馆的厨师。他十五六岁就跑出来打工，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混了七八年。现在，秋子说起话来常常带着本地人的口吻，不是“你丫你丫的”，就是一句话带出一个“你知道吗”。秋子现在的老板是城里人。城里人开餐馆，各方面有许多便利与优越。作为手下的伙计，虽说同是外地人，秋子在刘宝他们面前却处处都显得牛气。

每天没事的时候，两家餐馆的伙计就凑到门前，说说笑笑，听秋子山吹海聊。

这工夫，秋子像往常一样地坐在三轮车上，叼着烟，悠悠荡荡地跷着二郎腿。调笑了一通刘宝之后，秋子说：“操，哥们儿进去过多少次了，也没像刘宝这么 过。”接着，秋子就对坐在台阶上的几个伙计讲自己被抓进去的经历。秋子越是把自己说得神乎其神，刘宝就越是觉得在贬低自己。听着听着，刘宝就烦了，说秋子“净呲牛×”。

“操，听你这么一吹，好像警察都怕你似的。”刘宝说，“快拉倒吧你，你以为你是谁呀，整不出你屎来。”

刘宝的话很难听，一下戳了秋子的肺管子。接着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相互龃龉，到最后竟差一点打起来。

“算啦算啦，你们还是老乡呢。”伙计劝说刘宝。

“*巴鸡**那个老乡。”刘宝愤愤地说。

刘宝刚到这个城市里来的时候，就是被几个老乡给害惨的。那时，他一个人裹挟在潮水般的人流中被卷出车站。面对广场上的喧嚣与陌生，从没出过远门的刘宝感到有些无所适从。这时，刘宝想起在车上一个民工说过，离车站不远有个劳务市场，要想找活，就得先去那里。几经周折，刘宝才打听到那个地方。

果然，那里这一堆那一伙的，男男女女全是一些找活儿的外地人。刘宝刚来到人群里，就有几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走过来，问刘宝是不是想找活儿。刘宝点点头。那几个人告诉刘宝，说这里是*市黑**，有好多便衣在这里盯着，谁雇人就罚谁。他们叫刘宝跟他们走。这时，刘宝已经在那几个人的说话中听出了家乡口音，想不到一到这里就碰上了老乡。

刘宝高兴地跟着那几个人走去。一路上，几个老乡问这问那，刘宝一一做了回答。他们来到一条很窄的胡同里，那几个人就一下子把刘宝围住了，他们叫刘宝把身上的钱交出来。开始，刘宝还以为这几个老乡是跟他开玩笑呢。他说：“别闹啦，你们不是说帮我找个活儿吗？”那几个人一笑：“帮你找活儿？我们还没找到活儿呢，我们现在是想找点吃的，你快点把钱拿出来吧！”刘宝不想屈从，那几个人的脸就变了，问他：“你丫是想找活儿，还是想找死？”

刘宝害怕了。他把外衣兜里那几十块钱都零零碎碎地给了那几个人。要不是在裤头里还缝着一百块钱，在后来那一段找不到活儿的日子，他还不知道有多惨呢。当时刘宝都哭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作为老乡，那几个人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后来在这个城市里待久了，刘宝才知道，在一个人人都争着吃饭的地方，许多时候，老乡的观念其实早就淡漠得一文不值了。

后来刘宝终于找到了工作。这是一个外地女人开的餐厅。像许多初来打工的人一样，刘宝在餐厅里只能先做个杂工。杂工干活多，挣钱少，但管吃管住，对于多日流落街头的刘宝来说，他已是挺知足了。工作的时候，刘宝能吃苦，也积极，老板挺喜欢。

可有一天，刘宝却突然不见了。当时，老板和伙计都以为刘宝开了小差儿。就在人们差不多把刘宝这个人给忘了的时候，有一天，刘宝却突然又回来了。几天不见，刘宝又黑又瘦，看上去像个猴子。一问，才知道他是被民警遣送回了老家。

其实，这样的事并不奇怪。这么大一座城市，那么多外地人员，每天收容些个人也算正常，许多打工的外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伙计们只把刘宝的事当成了一种笑谈。开始还嘻嘻哈哈地问这问那，事后也就没人提起了。

谁知没过几天，刘宝就又出了事。

那天半夜，别的伙计都睡了，刘宝还趴在餐厅的桌子上写信：“爹、娘：你们好。我离家以后，第二天就回到了以前的饭店。我以为老板不要我了呢，没想到老板对我那么好。我那天是去药店给娘买药时出了事的，老板见我没有回去，以为我是自己偷着跑了，听说当时她还骂我，说河南人咋还真这么坏呀，刚拿到工钱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了呢？我一回来，听说我是被遣送回老家去了，老板就把那些天顶替我的人打发了，让我接着干。在这里都说东北人厉害，太凶。可我觉得这个老板挺好，讲义气，够意思。我一定给人家好好干。娘吃了那药，胃疼病好点了吧？要按说明接着吃，吃净了，我会邮回去。弟弟和小妹的学费，让爹先跟村里人借上。我开了工钱，就马上邮回去。千万让弟弟接着念书，别让他上这儿来。他太小，不够岁数，谁也不敢雇，这里抓得太严。别的不多说，我在这里工作顺利，一切都好，请不要挂念……”

刘宝打好了信的草稿。正要认真抄写，这时却听到一阵敲门声。

他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当时，刘宝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自己藏起来。他跑到了后厨，像只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最后，刘宝一头钻进了平时用来放行李的壁橱里。

壁橱很小，更禁不住刘宝的身体像筛糠似的哆嗦。

时间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

刘宝隐约听到了开门声，接着便是乱嚷嚷的说话声。有个人走到厨房里，一只手在墙壁上摸索了半天，终于“啪”的一声打开了灯。

厨房里没有人。只有一双鞋静静地放在一个壁橱的外面。

这时光着脚的刘宝，蹲在壁橱里已经哆嗦成一个蛋儿。突然，壁橱的门被拉开了。刘宝不敢动，也不敢抬头。最后被一只手像抓鸡似的掏了出来，还没有站稳，尿就流下来了……

其实，事情一点都不大。那几位民警不过是来查查这些外地人有没有“三证”。有的，什么事没有；没有的，带走。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说起来，是刘宝自己把事情弄复杂了。本来，有了上次被遣返的教训，前几天，一回到这个城市，刘宝就把那些证一一办齐了。

这就无法不叫民警们生气。

“你有病啊？”

“没病。”刘宝嗫嚅道，他看看警察的脸，又说，“有病……”

这么一来，刘宝就把自己弄乱了。要不是后来有个民警发现刘宝尿了，说不定就把他带走了——因为：“有证你还藏什么藏？”

这可是刘宝怎么也回答不出的一个问题。结果，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刘宝却给人留下了一个“有病”的话把儿。尤其是隔壁的秋子，动不动就揶揄刘宝。开始，刘宝还红着脸辩解。后来谁再提起这事，刘宝就急了。

“谁再说我有病，*操我**他祖宗！”刘宝骂这句话的时候，人们发现那小子的目光是很凶的。

保姆

水秀是在“三八线”上被大阿姨领回来的。

“三八线”可不是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是这座城市里的一处劳务市场。前两年，那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外地人。一条马路把人群分成两部分，马路以北是清一色的男人，马路以南则是清一色的女人，因此人们就把那条马路称为“三八线”。

“三八线”其实是一处非法的劳务市场，政府几次采取取缔行动，却因外地人众，不得根治。最后就把治理的措施转向了另一面：擅自到这里招工的，一律重罚。

那天，大阿姨推着自行车在“三八线”上走了两个来回，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个小姑娘的脸上。大阿姨眨了眨眼睛，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大阿姨回头一看，微微地怔了一下，跟来的小姑娘笑了笑。她告诉大阿姨，她是从巴中一个小山村里来的，今年十七岁半。小姑娘说她叫水秀。

在挺长一段时间之后，大阿姨对水秀说，那天她相中的不是水秀，是另一个小姑娘。水秀就说：“我看你对她眨眼睛，就知道你是找人的。可那孩子却没反应。”大阿姨说：“就你鬼机灵。”

水秀就笑。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一个老人，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水秀就管那大女儿叫大阿姨，管那二女儿叫二阿姨，此外就是大叔二叔了。阿姨们都有各自的家庭，也不住在这个大杂院里，只有隔三岔五地才到这里看看。平时，这个家也就剩下水秀和老头两个人。

老头是阿姨们的父亲。据说以前是一个什么单位的处长，半年前死了老伴儿，正有意再续，自己却突然瘫了，瘫得一塌糊涂。

此前，大阿姨已经给他请过两个保姆。一个是老家里的亲戚，五十多岁的妇女；另一个是一个跛脚的男人。但是瘫老头却一个都不认可。刚一见面，他就嗷嗷地叫。他已经不会用语言表达什么，所能发出的声音只能是像牛一样地叫。

水秀来了之后，老头没叫。水秀就在这个家留下来了。

从此，在巴中的大山上放牛放羊打草的水秀，就在这座城市里过起了另一种生活。

侍候一个瘫老头，少不了有许多接屎接尿的麻烦。但是一个从贫困山区来的小姑娘，管吃管住，每月还能挣上五百块钱，怎么说水秀也知足了。

买菜、做饭、洗衣、热奶……每天，水秀都是轻轻松松地做这做那。然后，便推着瘫老头到附近一个公园里去遛弯儿。

轮椅碾着时光悠悠地流逝，转眼过了两年。

两年的城市生活，水秀发育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大姑娘。每次上街，总有一些外地小子的眼睛在水秀的身上滴溜溜地转。那瘫老头在水秀的侍候下，也渐渐地恢复起一些生气。那生气主要表现在瘫老头的一只手上。原来，瘫老头的两只手几乎是不能动弹的，现在其中的一只已经渐渐地活起来了，在水秀的引导下，瘫老头居然能用那只手拿住饭勺，哆哆嗦嗦地把食物送到了自己的口里。水秀第一次协助瘫老头把这一举动演示给大阿姨的时候，把大阿姨的眼睛都看直了。接着，大阿姨便一个劲儿地搓手，那种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就像个孩子。

水秀也高兴。

然而，正是那只活起来的手，在给水秀减少了一些麻烦的同时，也给水秀造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

水秀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瘫老头会用那只活起来的手去摸她。先是摸她的脸，接着是胸，再往下……水秀当然不从，不从，瘫老头就牛一样地叫，有时还把自己的脑袋往床头上撞，吓得水秀赶紧去扶，这一扶，瘫老头就像个孩子似的看着水秀，接着泪就流下来了。那副样子反倒比水秀还要委屈似的。

水秀不知如何是好了。

记得刚到这个家的时候，大阿姨就吩咐过水秀，叫她啥事都依着这个瘫子，要吃给吃，要睡就睡，想遛弯就推着轮椅去街上或公园里去转……这些，水秀都做到了，可是像眼前这等事水秀怎么能依着他呢？有几次，水秀想把事情告诉大阿姨，可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张不开口。自己怕羞不说，水秀还是一个不愿意让别人尴尬的人。

后来一段时间，水秀真想辞了这份工作，不干了。可是，当她鼓足勇气，编个理由终于把话说出来的时候，大阿姨急得差点都哭了。

大阿姨说：“秀子，大阿姨哪点儿对你不好？”

水秀摇摇头。

水秀真的说不出大阿姨哪点儿不好。自从来到这个家，大阿姨就像对自家人似的对待水秀。除了每月按时付给她工钱，有时还给水秀买上一两件衣服。特别是今年春节，水秀回家过年回来以后，大阿姨对水秀更好了。那天，水秀一进屋，大阿姨一下子就把水秀抱住了，亲昵得就像见到了自己久别重逢的女儿。二阿姨也说：“你再不回来，我们都要去找你了。”

当时叫水秀好不感动。

其实，水秀并不知道，这可不是大阿姨二阿姨两个人的感觉。别看平时城里人总抱怨外地人太多，可是当许多外地人回家过年的时候，不过几天时间，许多问题就都来了：报纸看不到了，牛奶喝不上了，自行车坏了找不到人修，下水道堵了没人通，甚至有的公共厕所也脏得几乎进不去人了……总之，不知不觉中，这个城市对外地人有了太多的依赖，它已经离不开外地人，就像大阿姨他们离不开水秀一样。

水秀当然意识不到自己的重要，她只是觉得大阿姨对她越来越好。她想，如果真的不顾大阿姨的挽留，说走就走，水秀觉得从良心上也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她还是留下来了。

只是，留下来的水秀已不是原来无忧无虑的水秀了。白天里她是照样做这做那，到了夜晚，水秀就老是有些担心，担心瘫子会用那只活起来的手去摸她。水秀是尽可能地让自己离那个瘫子远一点，可那瘫子总有一些正当的理由叫水秀靠近他。他要喝水，他要脱衣，他要撒尿……他用一种别人难以理解、只有水秀才明白的呜呜咽咽表达他的要求。他在水秀满足他种种要求的时候，常常把那只手伸向水秀。被水秀拒绝以后，那瘫子开始还无声地忍着，后来却一个劲地撞头，水秀一面生气，却不得不去拉他，要是碰个头破血流，不管怎么说，她不好向大阿姨交代的。水秀非常无奈。为了大阿姨，她甚至有过退一步的想法，摸就摸摸吧，一个瘫子还能咋的她了，反正又没人看见。可是当那只手终于达到目的时，水秀却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倏然涌遍了全身，不知不觉地，眼泪都流下来了。

“你死了吧你！”水秀在心里诅咒着。

水秀也只有诅咒了。

没想到，不久，那瘫子就真的死了——死于大面积的脑出血。那天，大阿姨二阿姨什么的都哭成了泪人。开始的时候大阿姨二阿姨并没有哭，脸上甚至看不出太多的悲戚。后来，她们看到水秀一个人躲在旁边无声地落泪，她们才禁不住哭起来。哭和笑一样，有时候是很容易传染人的。

大阿姨的脸已经哭得像个瓢儿似的了，她还想说话。她说：“……你看……你看……水秀都和……爷爷处上感……感情……了。”

大阿姨边哭边说，听起来就像个结巴子。

本来水秀不哭了，经大阿姨这么一说，她的泪水又流下来了，她抹了一把又一把，怎么也止不住。

其实，水秀自己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哭得那么伤心。

抽筋儿

自从有了外地人，这里的秩序就变了。

这是一条很古老的胡同。胡同两旁是清一色的灰瓦平房。这些平房被同一色的围墙分割开，又组合成一个个院落。院落大小不一，居住的人家也是三五户或七八户不等。从旧基础上，也能看出原有的格局，看出历史沿革在这些院落里留下的痕迹：大大小小的壁板房、砖头房，伴随着光阴流转，一寸一寸地挤过来。原来还算工整的天井被挤得歪歪仄仄了，走进去，给人的感觉到处是门。厨房，煤棚，仓库，还有的是某户人家夏天用来冲澡的淋浴间等。这么一来，它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杂院了。院里的居民都是这里的老住户，其中也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现代化生活把年轻人的梦想带进了高楼大厦，上了年纪的老人似乎比较适合于住在这种古老的胡同，或者说，这种古老的胡同也比较适合老一点的人来衬托。原先的胡同是古朴的、安静的，一任时光在这里慢慢地流淌，从早到晚听不到一点喧闹。即使白天，胡同里也很少有人走动，尤其很少有年轻人走动。一个着装鲜艳的女子偶尔出现在胡同里，会让人觉得像那些老太太胳膊上的红袖标一样烫眼。在这里经常出现的，总是那几个老太太，她们戴着居委会发的治安红袖标，整日在胡同里溜达，或在自家门前的小马扎上坐着。大概因为老发现不了什么可疑的目标，她们显得寂寞，但她们却日复一日地坐着。深居在都市里，她们却被都市的主流遗忘了。这条胡同也被遗忘了。

后来，外地人就来了。

与平日那些抢刀磨剪子、收破烂儿和叫卖麻豆腐的不同，那些人都是踩着声音来随着声音去的，从不在胡同里过久地停留。后者则不。他们一来到这里就安营扎寨，不走了。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各种生意。自从胡同口开起了第一爿杂碎店，紧接着，发屋、肉铺、烟酒以及公用电话等诸多行当也相继开进胡同里。胡同里原有的清静荡然无存。面对这种带有一点侵略性的冲击，最初，胡同里的居民，特别是那些戴红袖标的老太太，可都经历了一段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直到后来，才恍然把事情看开了：对这些外地人，与其阻挡不住，倒不如接纳更为实惠些。于是，渐渐地，他们把属于自己的房子，临街的一面，开窗扒门，改头换面，纷纷地对外出租。与此同时，自己却直往院子的深处后退。直到把后来扩张出的厨房重新挪回住室，把破烂卖掉，腾出库房，租给外地人居住为止。这么一来二去的，胡同的铺面越来越多，渐渐就变成了一条商业性的小街。

这些到这个城市里来的外地人不是为了梦想，就是为了生存。落脚在这条胡同里的人，差不多都属于后一类。他们有男有女，带着各自的乡音会集在这里。他们的谋生手段，也是与生存有着最密切联系的零零碎碎的小生意。鸡鸭鱼肉、青菜萝卜、香烟、油盐酱醋、水果、鞋垫、豆腐脑儿……五花八门。他们给胡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动荡和不安。好像人一多什么事都会生出来。最常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胡同里来往的人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挽起一个疙瘩。不用看，准是谁与谁为一点什么事儿发生了龃龉。这样的争吵，要是发生在两个外地人之间，事情不大。人群里走出一位大妈，或者一个爷们儿，上前问个详细，两下里一劝，原本僵持不下的两个，一看有了台阶，便往往会收敛起怒目，口气也渐渐软下来。虽说心里不服，既然不再争吵，事情也就算结了。要是两个城里人发生了争吵，情形也大体如此。不过，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就要复杂一些了。一个外地人推着个破自行车在人流里行走，不小心碰了一个城里人的腿，事情就出来了。外地人连声道歉，那个城里人却只咬一口理，甭说对不起，我就是问你丫想干什么！道歉不行，回答不出来也不行。真较劲，也真麻烦。碰上这样的主儿，你不服软才怪呢。

当然了，不服软的也有。比如烧饼。

烧饼已经在这条胡同里待了两年多了。这里的居民和在胡同里长期做生意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了。他有一个挺怪的名字，叫丁排房。这种奇怪的名字，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生的麻烦。好在这里的人都不怎么叫名字的。在这里，卖豆腐的被称为“豆腐”，卖香油的被称为“香油”，卖烧饼的丁排房也就被人称为“烧饼”了。这种称呼，说起来似乎也是从旧城人那里沿袭下来的传统，比如“爆肚冯”“小肠陈”“茶汤李”什么的，现在还被人叫得挺响。但“茶汤李”和“茶汤”到底是有些不同。前者有一种品牌意味，而后者则只不过就是一种称呼罢了。

其实，作为一个到城里谋生的外地人，烧饼是不计较人们怎么称呼他的。他只是每日里在一个街角上做烧饼，卖烧饼。他的烧饼有咸甜两种，色黄、酥脆。说起来应该属于苏皖一带的小吃，但是烧饼却分明是西北人。山西，还是内蒙古？差不多的口音，不细问，是不好加以分辨的。烧饼其实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为人应该算是老实憨厚的那一种。他的烧饼摊儿每日里摆在街角上。一个特制的铁板方炉，一张带抽屉的条桌。桌上放着玻璃橱，里面摆着金黄的烧饼。有人来买烧饼时，不见烧饼的影子，如果是熟人，就会自己拿一只烧饼，把一张五角的纸票放进桌子的抽屉里，你走人就是了。不熟的，喊一声烧饼，东张西望着，烧饼就从附近的什么地方回来了。若还是不见人影，旁边卖杂碎的人就过来了，一面给客人付烧饼，一面给烧饼收钱。忙活了一通之后，少不了要骂几句烧饼。正骂着，一抬头见烧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正站在杂碎的身边，憨憨地笑着。他年纪在三十岁左右，长得又瘦小又窝囊，样子有些猥琐，整个人往那一站，还不如他的烧饼摊儿显眼。可就是这个不起眼儿的男人，那天却差一点把一个城里人给杀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烧饼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倒霉的日子。那天，小街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热闹而又平静，没有什么不愉快的征兆。但事情还是发生了。烧饼骑着自行车去街口的米店里买油，没出几米，突然被一辆桑塔纳车追了尾，连人带车地被弄了个前抢。烧饼刚从地上爬起来，桑塔纳上的人也下来了。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人长得白胖，格衬衫，板寸头。一看就是个本地的主儿。他先是弯下腰去，用手抹了抹桑塔纳与自行车接触的地方。只是一道小小的白印儿，手一抹，那白印便不见了。板寸这才立起身来，看着跟前的烧饼，问他丫是怎么骑车的。老实说，当时，如果烧饼什么也不说，可能就没事儿了。如果烧饼说一句对不起，可能也没事儿了。怎么说呢，即使他不懂得什么“无声胜有声”的道理，也应该明白：一个是“京A”桑塔纳，一个是没有牌照的破自行车；一个是白胖子，一个是黑瘦子；一个是本地主儿，一个是外地人……其差别，是何等悬殊啊！然而烧饼还是说话了，不但说话了，使用的竟还是一种反驳的口气，还带着浓厚的外地口音。而且，脸还涨红了。他说，你撞了人，还问我怎么骑车的？这下，事情就变坏了。

板寸的手指头像枪一样差不多就顶在了烧饼的鼻子上，傻×，胡同这么窄，你还骑个破车在中间晃悠，螃蟹呀？我没撞死你丫的算便宜你了，*他妈你**想怎么着？

你说我想怎么着？

我叫你闭嘴！

你讲不讲道理？

道理？*妈的他**，哎，你是不是找挨抽呀你？

你凭什么抽我？

我就抽你怎么着？

说着，板寸的巴掌真的过来了。只是，架势拉得有些过大，让烧饼有了防备，一侧身，便轻巧地躲过去了。板寸没能击中目标，于众目睽睽之下似乎有点尴尬，接着便恼羞成怒地冲出人群，疯了似的，东抓西挠，终于找到一块砖，拿在手里，跑回人群，怒道，今儿我非拍死你丫的！这时，一些围观者，包括刚才还比比画画劝架的两个人，见此情状，也禁不住往后退去。拉架是需要讲究一点火候儿的，这样剑拔弩张的阵势，显然已不合时宜。用当地的话说就是，您哪，远着点儿闪吧，小心弄您一身血。再说烧饼，这时候眼瞅着板寸拿着家伙朝自己扑过来，再看看旁边，又没有人阻止板寸。形势万分危急。这个又瘦小又窝囊的人，霎时吓得毛发倒竖，转身就跑。

这时候的板寸，其实应该见好就收。把手里的砖扔掉，再骂上几句“装孙子”，或者“傻×”什么的，开车就走，完事儿。自己也算是赢了。谁知板寸竟没能把自己收住。相反，烧饼的逃跑，却越发助长了他的威风。他只知道逃跑是一种恐惧，却不知道正是因为恐惧，人有时候反而会变得更加勇敢。

事情的结局来得十分突然。当板寸眼看着烧饼跑进了旁边的肉铺，并气势汹汹地追过去时，烧饼已经迎面从肉铺里跑了出来。板寸一下子愣住了。大概他想都没有想到，这个瘦弱的乡巴佬怎么会一下变得如此面目狰狞。只见他一手拿一把尖刀，明晃晃地逼视着板寸：你动我一下看看，我不捅死你个鳖养的！烧饼大声叫道。他站在那里，浑身颤抖着，眼睛猩红，听声音就像是要哭了。这一回，板寸没有吱声。板寸往后退了一步。板寸又往后退了一步。一直退到那辆桑塔纳前，扔了砖，抖尘土似的拍了拍手，嘴上嘟哝一句什么，才拉开车门，开车走了。走出几米远后又停下来，从车窗里探出个板寸脑袋，恶狠狠地冲着烧饼道，有种你丫给我等着！

烧饼没有吱声。“京A”已经在街角上不见了，他还怔怔地站在那里。肉铺的主人跑出来和他要刀。他还是一动不动。你小子真想杀人哪你？卖肉的上来夺他手上的刀，烧饼还是不撒手。卖肉的怔怔地看着烧饼，操，人都没影了，你还掐着刀子干啥？烧饼这才松了手。他顿觉嗓子发干，浑身酸软，差点瘫到地上去。

您瞧了吧？现在的人就这么野蛮。可不是嘛，吵起架来就动刀。这些外地人，野着哪……围观的人一边议论，一边散去了。小街又恢复了原有的热闹和平静，人来人往，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

烧饼回到街角上那个赖以谋生和栖身的几平方米小屋里。不知道怎么的，两只手老是抽筋儿，几个指头好像变成了磁铁，待着待着，就吸到一块去了，掰都掰不开……

枪手

枪手木然地站在过街天桥上。桥下是环绕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马路。现在，晚高峰时间已经过去，路上的车流量却仍然很大，流速也快，居高临下，甚至分不清它们的种类。只见红黄两色的车灯在他的胯下往来穿梭，浮起潮水一般呜呜的响声。

枪手曾经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来到这个城市之后，每当路过这样的天桥，他总要在桥上停留一会儿。凭栏而望，车流喧哗，一种大都市的气息扑面而来，会使他蓦然生起一种说不出的心潮澎湃。

可是现在，枪手已经丝毫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一腔难以排遣的郁闷，把眼前的一切都变得虚幻了。虚幻的东西，对于枪手已经没有意义。他看着眼前的一切如同他没看着一样，他站在桥上就同他没站在桥上一样。他之所以要到这个过街天桥上来，是因为他要等待巴刚。巴刚不来，他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干什么。

以往的枪手可不是这个样子。每天成堆的汉字等着他去码，忙得他撒泡尿都像是有人追，没等尿利索便匆匆收起，弄得裤裆里老是湿着。那时候他是多么想有一点空闲，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轻轻松松地喘口气，多好啊。可现在，除了无处消磨的空闲，除了一腔说不出来的无奈，他还有什么呢？他觉得什么也没有了。

要是有枪就好了。他想，即使改变不了世界，也要给一些人改一改活法儿，让他们收敛一部分嚣张的气焰。至少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也太牛×啦。

可是枪手哪有枪啊。

他只有一支笔。这个时代有笔是不能教训人的。相反，倒常常被别人教训。他就是在一个国有企业里因为老改不了舞文弄墨的毛病，又受不了上司的教训，才一气之下跑到这座城市里来的。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中心城市，当然也是文化的中心。想当初，他刚刚来到这个中心的时候，是何等踌躇满志。谁知生活却轻而易举地教训了他。当他背着自己过去发表的厚厚一摞作品，到处去敲一些大小报刊的门而被统统拒之门外以后，他才明白，文化中心一点都不缺少文化人。或者说，一点都不缺少像他这样边缘的文化人，尤其是外地的文化人。总之，没有三拳两脚的真功夫，要想挤进这个中心，谈何容易。

不过，他还是在这座城市里留下来了，边缘人也有边缘人的活法儿。而且他后来发现，这样的边缘人也绝不止他一个。他们几乎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走进这个群体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行为艺术家、歌手、钟点工、人体模特、自由撰稿者，以及流浪诗人……他们住在城市边缘那种廉价的地下室里，吃咸菜，啃面包，有的甚至一连几天吃不上一顿饭。他们有的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两年，有的只住了三五天就走了。人是一拨儿一拨儿地换，但原有秩序却一直在延续。他们或昼伏夜出，颠倒黑白，或没日没夜地练声、看电视、作画、睡觉、喝酒或掐着空肚子写作，或谈情说爱，偶尔还会有人打架。窄小的房间里，方便面、酒瓶子、报纸、书、脏了的衣服，随处可见。床上摊着总也不叠的被子，二手电脑旁边插着成堆的劣质烟头……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叫作“折腾”；把工作叫作“发展”。谦虚点的说法，是在前边再加个“瞎”字，叫“瞎折腾”。你小子这些日子忙什么呢？没正事儿，瞎折腾呗。老兄在这发展几年了？还不到一年呢。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就发展大了。有人成了某某行当的高手，有人发展成了某某圈子的名人，有人甚至折腾出了房子和汽车。成功者成功之后，远离了这样的环境，到中心里去发展了。留下来的，在榜样的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力量，继续折腾。

一晃，枪手已在这个城市里折腾了两年。他先是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接着又写过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都失败了。后来，他就写旅游指南，编小学生作文描写辞典，写别人的传记。再后来，还是电视剧……当然，这一切都是根据别人的策划去做。完成之后，由别人去修改、去包装，最后该出书的出书，该拍戏的拍戏。但无论书还是电视剧上，是没有他的名字的。他的名字只配给那些名人去垫脚。他心甘情愿这么做，是因为由此可以得到一部分报酬。在这座城市里，以此谋生的人很多，他们统统地被称为“枪手”。他们有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而这个文化中心里太多的机遇，却总能让那些失败者往往来不及舐干自己的伤口，便又匆匆上阵了。这样的情形，差不多就是他枪手生涯的全部写照。两年来，他曾流落过街头，挨过饿，受过冻，遭遇过抢劫。拼了几个月的命写出的东西结果却被书商涮得拿不到分文。还因没有这个城市的暂住证，让警察带到郊区筛过一个星期的沙子。这一切，让他体会到了以前所经历过的所谓痛苦其实什么也不是。但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这一次就不同了。说起来令他难以启齿，作为他老板的那个书商，不但占有了他的女友，还一脚把他踹到门框上，脑袋都碰起了一个血包。受此凌辱的枪手，这一次是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了。因此，他才在这里等待巴刚。

天色渐渐黑下来。过街天桥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行人，他们不时地从枪手眼前走过，匆匆的步履叩击桥面，使钢筋桥体发出微微的震颤。一个男人慢慢悠悠地走过来，低沉着声音，叫魂似的叨咕着：*听窃**器，*听窃**器……他显然是冲着枪手叨咕的。见这个人毫无反应，便凑到了枪手的跟前，先生，要不要*听窃**器？滚！枪手正在心烦，一瞪眼，把那男人吓了个仄愣。那人连忙躲开，走出好远才嘟哝了一句，横什么横，有病呀。枪手没有听到，否则他会追过去的。虽说枪手平时是个从不爱打架的人，可现在他却真想打架。打别人或者被人打，对于现在的枪手来说都是一件痛快的事儿。这时候，一对情侣走过来，在距离枪手不远的桥栏边上站住了。他们看着桥下的车流。哇噻！女的说，这么多车呀。男的说，可惜没有一辆是属于我的。想得美，有了车你还不得更神呀。你不同样神吗？男的说。女的哼了一声，我神什么。男的说，没事的时候我就拉着你到处兜风，不神吗？到时候呀，你不知拉着谁去兜风呢。听声音还真有点酸了。男的笑了，你再说，我把你扔下去。女的说，你不敢。你说我不敢？男的问。你就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听不到声音了。枪手禁不住往那边看了一眼。男的正用胳膊去拢女的肩膀。女的刚侧过脸来，就被男的亲了一下。一来二去的，两人便抱在了一起。

枪手赶紧转过头来。想不到热恋中的男女有时候竟如此相似。旁边发生的一幕，几乎就是枪手曾经有过的重复。只是，这样的重复已唤不起枪手半点幸福的感觉。相反，他的心又一次被刺疼了。

要是有枪就好了。枪手又一次恨恨地想。枪手这么想着的时候，眼前便渐渐地闪出一张面孔。那是一张看起来文质彬彬其实却隐藏着一种兽性的面孔。那面孔只闪过一丝慌乱便平静了，平静中甚至透出一种得意，一种无所谓的样子，就那么在沙发的靠背上仰着，那上面所呈现出的意思非常明白：我就是干了，你想怎么着吧。于是，枪手便举起了枪，他对着那张面孔，小心瞄准，然后扣下扳机。“叭”的一声，整个世界便被他打碎了。然而，毕竟是一种虚拟的把式，在心里经过无数次的演绎，已经不能使枪手获得最初时的快感。这一次他甚至没有听到枪响，没看到那张面孔肝脑涂地的景象，就已经回过神儿来。现在，他只能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深深的懊恼。他恨透了自己，恨自己当初不该到那个书商的门下去寄生，恨自己不该把女友也推荐给那个书商去做什么“录入”。枪手曾把认识这个女友看作是他到这个城市以后的最大收获。她文化不高却那么灵气，她来自乡村却那么清秀。他知道自己是从骨头里喜欢她，却不知道他喜欢的别人可能也同样喜欢。悲剧发生后，枪手都快疯了。但是除了砸烂一台电脑，他没有丝毫的能力去对付那个驴高马大的畜生。那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家伙平时都让枪手感到畏惧，现在，即使他没有畏惧了，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想把这件事摆平，他知道只能去找巴刚。虽说巴刚是个让他不太喜欢的人，但想想，两年来在这个城市里结识的人中，最义气的、能以复仇者的身份出场的，也只有巴刚了。然而巴刚是个行踪不定的人。他不配手机，也不带BP机。如果在他住的地下室里找不到他，鬼知道他去了哪里。枪手已经在这里等了他两天。以前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每次到城里去，回来时都要经过这座天桥。他相信巴刚总有在桥上出现的时候。

桥下的车流在夜幕中已经变成了霓虹灯的河流。枪手木然站在桥上，他想起什么似的，往旁边看了一眼，那对黏黏糊糊的情侣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这时，有个女人凑到跟前，问他要不要光盘。枪手刚想喊她滚开，这时他发现那女人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小女孩儿，四五岁的样子，脏兮兮的，一只手牵着那女人的衣摆，在怯怯地看着他。枪手知道这些人都是外地人。但他不明白，这些卖光盘的女人为啥不是牵着个孩子就是挺着个大肚子呢？这简直是个谜。绝对黄，保你好看。女人纠缠起来。其实枪手知道这些人的把戏。说是什么什么盘，可是你买回去一看，不是什么也没有的空盘，就是名不副实的破碟。话又说回来，就算真是什么什么……黄盘，现在的枪手哪还有那份心思？他恨恨地想，真人真景儿的都看过了，我还去看你那个破盘？去去去，好看你自己看去吧，离我远着点！枪手都快烦死了。

天更晚了一些。还是没有巴刚的影子。桥下的车流小多了，空气却依然闷热。沿着马路看去，西边的天幕上，一道火线般的闪电划过之后，隆隆的雷声在滚动。这个城市进入盛夏以来还没有下过一场真正的透雨。每日里车水马龙，路面腾起的粉尘增加了空气的重量，黏糊糊的，叫人透不过气来。真该下一场大雨，枪手想。让大雨淋成个落汤鸡似的，对于他现在的心情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无能复仇的人，有时往往会以自虐的方式来取得内心的平衡。事发后，枪手曾薅过自己的头发，捶打过自己的脑袋。昨天，就在这座桥上，有一会儿，枪手甚至产生过一跃而下的想法。当时他把自己翻在空中和落到地上的情景都做了充分的想象，想象的结果是他退缩了。不是害怕，他是觉得不值。一口恶气不出，就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算什么呀。他决定必须等待巴刚。

一想到巴刚，枪手就有了信心。他想只要找到巴刚，收拾那个孙子简直易如反掌。他已经做好打算，等巴刚把事情给他摆平之后，他会马上离开这个城市。别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从此他将不再属于这个城市。其实，他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城市。

桥面上已好半天不见一个行人。也许是雨前的征兆加快了行人回家的速度，也许是因为夜的确是有些深了。

期待的雨却没有落下来，雷声也越滚越远了，空气还是那么沉闷。枪手喝了几口矿泉水，瓶里的冰坨早就融化掉了，喝到嘴里热乎乎的，已经没有丝毫的凉意。枪手的腿又有点发麻了，他只好站起来活动。两天来他就是这么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地交替着自己。活动了一会儿，枪手又坐下了。现在已是深夜，坐在桥的台阶上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过桥的人从那一端走过来，只有走到下桥的拐角处才能看见他。先前的时候，一男一女从这里经过时，突然发现这里坐着个大活人，那女的还被吓了一跳。可是枪手却只能坐在这里，因为桥中间没有什么台阶可坐。

巴刚一直没有出现。枪手多少有一点着急。他想巴刚今天肯定要回来的，他又想那家伙今天说不定不回来了呢。有那么一会儿，他差点失去信心。可是一想到那张兽性的嘴脸，想到那天他闯进办公室时撞见的沙发上的那一幕，枪手就想杀人。正是一种想杀人的力量支撑着他的耐心，枪手才在这里苦苦地等了两天。现在他又一次稳定住了自己。

但是，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不知过了多久，枪手又焦躁起来。这一次，为了分散一下精力，他开始在心里数数。他想要是数到一千，还等不着巴刚，他就走。他一、二、三、四……地数起来。当数到八百的时候，枪手便开始放慢了速度。并且始终低着头。他有意不朝行人过往的地方去看，是幻想着等他数到一千的时候，一抬头就会看见巴刚正朝他走过来。然而没有。枪手想走，又有点不太甘心。要是我刚走巴刚就回来了岂不是白等了两天？他决定再来一遍。他想这一次巴刚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却同上次一样，仍然没有巴刚的影子，甚至看不到其他的行人。路上的车也是半天不过一辆了。夜幕好像压得更低了，连路灯也被黑暗挤成了昏黄的一团。

枪手终于坚持不住了。妈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喂狼了不成。他禁不住在心里骂起巴刚了。失望、恼怒，同时伴随着自责。他痛恨自己无能、窝囊。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了，还得找别人去摆平。你白活了二十五岁了，你还算个什么男人！他决定不再等什么巴刚了。毕竟半年多没有了联系，谁知道现在的巴刚是个什么样子。能不能像过去那样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真是难说。说不定早就被生活教训得老老实实了呢，你还在这儿等人家去给你*仇报**，你蠢不蠢呀。枪手给自己的退步寻找着理由，再用这理由来嘲讽着自己，说到底，却还是有点生巴刚的气。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枪手是真的不想等了。

可是，现实生活似乎总喜欢给人一点小小的错位。枪手喝净最后一口矿泉水，正犹豫着该不该把手里的瓶子扔在桥上。突然间，桥那端响起一个女人的叫喊，抓贼，快抓贼呀……与此同时，嗵嗵的脚步声从桥上飞快地响过来。这时候，坐在桥拐角台阶上的枪手，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把腿一伸，就见一个人影顺着前面的桥阶滚了下去。枪手想都没想便一跃而起。就在他到达地面的同时，滚在地上的人也爬了起来。枪手刚想扑过去，那人一转身正好与他打了个对面。如果说这一瞬间留给枪手的不是一个梦，至少他已不能确认它的真实，还没等枪手叫出声来，一把锋利的*首匕**已经刺进了他的肚子里。

哭啥

现在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地球便显得越来越小了。不说在国内，你到了犄角旮旯都有可能会遇上熟人。就是走在纽约的街头上，被人猛不丁拍了一巴掌，大概也算不上是什么天方夜谭了吧。说不定，拍你的人，就是你们村子里惯于偷鸡摸狗的王二也未可知呢。

……

几年前，我初到京城的时候，曾担心人生地不熟的，会感到寂寞和孤独。可没过多久，光是老乡的电话就记了一大串子。

就想，京城并不遥远啊。

当然，有一大串子电话，却不一定有太多的联系。或者说，大多经过一两次见面之后，便疏于往来了。忙，是个原因。感情基础是个原因。性情或趣味上的差异大概也是原因吧。

总之，在这个城市里的老乡中，与我经常交往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

老陈算一个。

老陈比我大几岁。过去，我们曾在同一个煤矿上坐机关。他在工资科，我在宣传部。业务上没有联系，人也接触得少。只记得，那时候的老陈很瘦弱，很谦卑，甚至有些唯唯诺诺。与人相处，有一点老是拱手托举别人的意思，让年纪比他小的人也会产生一种优越感。挺舒服的。

不久，我从矿上调到局里。此后，好像再没见过老陈。

……

一晃，时间就过去了十几年。十几年不是个短时间，世事发生了多少变化哇。这期间，我在局机关这里那里的，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个部门。最后，又从那里辗转到京城。几经周折，与妻子在一条胡同里开了一家餐馆。人事奔波，岁月蹉跎。老实说，我早把过去的许多人和事给忘了。

去年春末的一个早晨，我去餐馆时，一个服务员正和收废品的人在为着几毛钱争执。哪里想到，那个人竟是老陈！

惊讶替代了尴尬。当时，老陈和我都十分意外。这毕竟是在人海茫茫的京城啊。

我把老陈拉进餐馆。老陈有点忸怩，只坐了椅子三分之一那么一块地方。说，真是的，我做梦都没想到这里的老板是你呀。

原来，老陈几年前就来到了京城。眼下住在城郊，每天蹬着板车到城里收购废品。

我问老陈，怎么样，还不错吧？

他笑笑说，嘿，凑合着闹吧。比不了你这老板哪。

老陈谦卑不减当年。人也还是那么瘦。唯一看出的变化，是眼角上的皱纹明显地多了。

没说几句话，老陈便站起身要走。我留他吃饭，他却死活不依，说还有十几家餐馆的废品没去收呢。临出门，竟把几张零票放在吧台上。

我说，干什么呀老陈！几个破瓶烂罐，以后你只管收走就是了。

老陈说，那怎么行，都是做生意，该咋着是咋着。

拧不过老陈的固执，我只好不再与他去推让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了。

我送老陈出门。很窄的胡同里，老陈蹬着板车走了。车上的废品掩住了老陈的大半个身体。从后边，只看得见他的头部，一抻一抻的，远去了。

我立在那里，一时怅然，人生无常啊。

再次见到老陈，是半年后的事了。

那时，老陈已不再蹬着板车到处收购废品。他在城郊租了一个院子，雇了四五个伙计。

先收，后卖。是一个专门做废品生意的老板了。

那天，是老陈主动跑到餐馆来找我的。

我们都很高兴。坐了大半个下午。喝了许多酒。

老陈能喝酒。半两的杯子，一抿，便下去一半儿。好在他并不将我。他喝干了，也不作声，就沉默着再把酒满上。当时，我觉得老陈心里装着许多事情。但老陈不善谈，自尊心也很强。看出这一层，我说话便多了几分试探。他自己不提到的事情，我不会直接地去问他。总怕碰疼了他什么地方。

知道老陈的一些事，都是在后来的一些酒桌上，他断断续续，像挤牙膏似的挤给我的。

那次之后，我和老陈的交往就没有中断过。十天半月的，他就会跑到我的餐馆来。他忙的时候，进来打个腰站就走。没事，我们便喝上几杯，扯一扯。有时候，老陈还硬把我拉到别的餐馆去“坐坐”。老陈不是那种有了几个钱就禁不住抖擞羽毛的人。他请我，大概是想还我的人情吧（虽说没必要，但我却觉得他挺仗义的）。

老陈来北京是万不得已。用他的话说，他是先“下岗”，后“下床”。

老弟，我是个受过大刺激的人啊。那次是老陈请我。他把眼睛都喝红了。

他说，下岗我倒没怎么在乎。下岗的也不光是咱一个。别人能活，咱就不能活？叫我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我那倒槽的老婆。*妈的他**，她不该让我下床呀！

老陈告诉我，那个女人和他打打闹闹地过了十几年。也和另一个男人好了十几年。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但老陈不知道。他总觉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闹才是祸害呢。哪知道，那个男人的老婆一死，她就彻底和他摊了牌。

末了，就这么蹬蛋了。老陈说，你说，那地方我还能待吗？

我点了点头。

老陈呷了一口酒，感慨起来，说道，我活了四十多岁，从参加工作起，就盼望有个公出机会，到首都看看……没想到第一次到北京，我是被逼出来的啊。

……

老陈初闯北京那一段，日子最惨，几近乞丐。四十多岁的人，找活干，没人要他。又没钱。夜里凑到火车站，连个椅子也占不上，只好倚着墙，站在那里。仰头儿，磕头儿，像睡虫似的，一阵一阵打盹儿。后来，不知怎么就转悠到郊区去了。终于在一个私人养猪场找到一份活儿，几句话谈妥工钱。老板出去撒尿了，回来时，见老陈已睡成了一只死猪。怎么也叫不醒，老板害怕了，心想，这是个什么人哪，死在这里可就麻烦啦。

于是，叫来两个伙计，胡乱地连扯带喊。半天，老陈才惺忪开眼睛，却一时回不过神来……老陈告诉我，当时，他以为眼前那几个人又是警察呢（他在地下通道里睡觉，曾被警察逮住过一回），爬起来时，一个劲儿地磕头作揖。

我笑了，你不是在瞎编吧？

老陈说，没有的事儿，我能编得出来？

可是，老陈在猪场里只干了两个多月，就和那里的猪呀，人呀什么的，“拜拜”了。

你是不知道，戗不住劲呀！老陈说，他干的活儿，是每天到城里拉泔水。猪场距城里有条街有四十多里，白天不让走，晚上走早了也得在城边等。直到天黑到八九点钟的时候，才能蹬着脏兮兮的三轮车进城。到固定的、已经付过钱的几家餐馆去，打烊之前，收了泔水。往回返，边走，边歇，回到猪场，差不多天已经亮了。

我说，是辛苦哇。

老陈说，辛苦，咱倒是不怕。你看吧，在北京这个地方，能站住脚的，一个是有能耐，要不，你就得能吃苦。咱没能耐，不吃苦，行吗？

我认真地点点头，觉得他的话有道理。

关键是生活不好。老陈看着我说，在猪场你知道我天天在盼什么？杀猪！谁知盼了两个月，才知道猪场不杀猪，卖活猪呀！老陈自嘲地笑了笑，夹一口菜放进嘴里。然后，表情又认真起来，说，养猪的人，吃不上猪肉，不是和早些年种地的人挨饿一个道理吗？让人心酸哪。

我乐了。

老陈说，也不是我嘴馋。穷人坐下个坏毛病，几天沾不到腥儿货，就全身没劲儿。千八百斤泔水，几十里路，蹬不动哇。

老陈离开猪场后，就开始收废品了，一干就是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承包了一处*迁拆**工地的废品，雇用了几个伙计，折腾下来，竟赚了不少。接着他就办了个废品站，做上了老板。

我问过老陈，想没想过买房。朋友对我说，在北京这个地方，只有买了房，才会结束那种漂浮感，否则，你永远都是个外地人。

老陈摇摇头，说，不。我不会在这里买房的。

我说，为什么？

老陈说，我不喜欢这地方。人太多，乱乱叽叽的，闹得慌。空气也不好，再说，连个家都没有，买了房子，也只能在那凉粥啊。

我说，有了房子，自然就会有家嘛。

老陈说，房子和家不是一回事。

我明白老陈话里的意思。这些年，他漂泊京城，人走家也搬，一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这期间，他和一个干钟点工的安徽女人有过一点瓜葛。但老陈却不想与那个女人结婚。用他的话说，见面时，好像干柴烈火，事一过，又觉得没意思，特没意思。

……

老弟，我闹心呀。

那天，也是在酒桌上。老陈已经进入状态了。老陈的状态是，几杯酒下肚，你就觉得他有点醉了，又似乎没醉（因为喝到底，他还是那个样子。像一锅夹生饭，怎么也煮不熟；像一壶温暾水，怎么也烧不开似的）。这样的人，在酒桌上，是比较难*倒打**的。

我说，钱多了是不是都闹心？

你别耍我了。我说的是真话。说完，老陈长嘘了一口气，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拉直了。

我不得不严肃起来。

老陈离婚时，儿子才五岁。胖乎乎的，极可爱。老陈舍不得儿子，想要儿子的抚养权。

他跟老婆谈判。老婆似笑非笑，只扔给他一句话，他不是你的种！说完，牵着儿子的手回娘家了。老陈愣在那里，心好像被什么给弄碎了。夜里，他咬着被角，流着泪无声地哭了一夜。

最后的结果是，儿子、房子，都判给了老婆。家里没有什么存款，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衣柜等，也都是些不值钱的旧家什。老婆带着弟弟妹妹等娘家一干人来收房子了，叫他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搬走。老陈不搬，也不动，只是直直地看着倚在老婆身边的儿子。以前，他老觉得儿子长得哪地方都像他。这一回，越看，越没有像他的地方了。老陈的眼睛都快冒血了，他当时只想把儿子掐死。看到老陈面目狰狞的样子，他老婆害怕了，牵着儿子一个劲儿往后靠。小姨子也是。只有那个 包小舅子，自己给自己壮着胆儿，岔了声似的，大声质问他，你想干什么？！

老陈什么也没干。最后，他站起身来，就在那一干人闪开的缝隙间，一甩袖子，走了。

我问，家里的东西呢，你没要？

老陈说，没要。

我说，一点没要？

老陈说，一点没要。我是净身儿出的。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我姓陈的是条汉子！

我暗想，老陈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来闯北京的吧？

去年秋天，老陈回了一次家。老陈是“独苗”，父母均已去世。其实，家已经不存在了。老陈回家的目的，显而易见。

临行前，他到我餐馆来了。看他那身整齐的行头，我逗他，说，老陈，衣锦还乡啊！

老陈笑了笑，不置可否。

几天后，老陈却揣回一肚子沮丧。

没想到，那小子过得那么滋润哪。

我知道，老陈是说他原来那个老婆的男人。老陈告诉我，他两年前开了一家小煤窑，现在是当地有名的大款。

老陈说，那孙子姓梁，人们都叫他“梁百万”。也不知是“两百万”还是*妈的他**“梁百万”……说到这里，老陈一脸的疑惑。

老陈回去后，住在过去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家里。他很想看看儿子。同事的妻子，以一个女性的柔肠，自告奋勇地去找老陈原来的老婆。

那个女人，心挺硬。开始，她不同意。好说歹说，最后是看在同事妻子的面儿上，才勉强允许可以把孩子领给他见见。但时间不能长，最多半小时。

儿子已经十岁了，个头比原来高了半截。见面后，不管老陈叫爸，也不吱声，就站在那里忸怩。老陈给他两千块钱。儿子不接。最后，老陈硬是把钱塞进他的口袋里。

在父子关系上，老陈想了半天，无法找到话题。就问儿子，读几年级啦？叫什么名字？这一回，儿子回答得比较干脆些了。他说，读二年级，叫梁志刚。老陈一听就火了。心想，不叫爹倒也罢了，还把姓也改了。个*种杂**！一气之下，他把那两千块钱要了回来。儿子一走，老陈又后悔了。

老陈说，唉，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老陈告诉我，当时，他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恨不得一头撞死……

当天晚上，老陈便匆匆地登上了返程的火车。

回到北京，有苦没处诉，老陈便跑到我餐馆里来了。说完后，一边喝酒，一边流泪。极委屈，又无奈的样子。

我劝了他几句。话说出来，自己却觉得很俗气。也很苍白。

不说了。就默默地陪着他喝酒。

……

这一次，我们喝了很多酒。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老陈有些过量了。舌头、腿，都有点不太好使了。

一出门，竟差一点摔倒。

我放心不下，执意送他回郊区。

在出租车上，老陈折腾了一路。一会儿吐，一会儿撒尿。把司机都烦死了，却也没办法，哼呵地叹着粗气。老陈全然不顾。该怎么折腾，还怎么折腾。有一会儿，他还呜呜地哭了。

他说，老弟，你笑话你老哥吗？你老哥窝囊呀。*死操***妈的他**……

也不知道他在骂谁。

好歹到了住处。一下车，老陈便软塌塌地站不住了。我和两个伙计像绑架似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架到屋子里，放到床上。老陈一句话没说，就酣然入睡了。

我嘱托那两个伙计，叫他们照料好老陈。我就告辞了。

一个伙计把我送到院子里。院子很大（只有远郊才有这样的院子吧）。各处堆放着不同的废品。一大堆酒瓶子、易拉罐什么的，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清辉。说不出是空灵，还是凄凉。

返程的路上，我和出租车司机谁都不说话。

闷了半天，司机才憋出一句，您哥们儿？

老乡。

他哭啥？

没啥。就是喝醉了。

丫怎么这操性！挺大个爷们儿，喝不了您甭喝呀。好，整个儿一傻×。我还以为家里死人了呢。操！

我斜了一眼司机，真想揍他。

但是，我没有。

那是个驴高马大的家伙。况且，我毕竟坐着他的车。

纸灰

我开的餐馆是在一条胡同里。胡同很窄。两旁是清一色的老式住宅。胡同也不太长。一端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一端是一条商业街。繁华得很。人从胡同里走出去，豁然开朗，如同进入了另一世界。

不愿意走出去，也行。

胡同里什么都有，餐馆居多，都是很小的那一种，六七张桌子，三五个伙计，生意却蛮好。中午或晚上，饭口时间一到，这里那里，颠勺的声音咯啷啷山响。把胡同里炒得芳香四溢。客人进进出出的，很是热闹。

除了餐馆，胡同里还有一些别的生意。比如，修自行车的、掌鞋的、理发的。卖菜的也有，卖肉的也有……

此外，还有一家杂货店。

店面很小，经营的也都是一些不起眼儿的小商品。有日用百货，儿童小食品，还有香烟、雪糕、电话卡、蝇拍儿、创可贴等，全得很。走进去，转身三百六十度，周围全是小商品。想起平时在家里用一支笔或换一双鞋还要找腾半天哪。这么多的零零碎碎，人家就能记住每一种东西的位置，还有它们的价钱，真叫人佩服。

店主是一对夫妻。男的叫民子，接近三十岁，面目棱角分明、黑，也瘦。女的要白净得多，高个儿，嗓音好听，而且温柔。他们有一个女儿，三岁左右，白白净净的，翘着两只小辫子，敢说话，声音清亮活泼，很可爱的样子。

先前，我和民子一家并不熟悉。后来我总到小店里买烟、买打火机什么的，长了，就顺便搭讪几句。

民子一家是梅河口人。

梅河口是吉林省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有一年我去东北时曾路过那里，时间正是初冬，一场雾凇把那里的百草万木染得一片洁白。壮观极了，那才是真正的“千树万树梨花开”呢。

为了看雾凇，我特意在梅河口住了一夜。因为这点缘故，我和民子的关系竟一下子拉近了不少，不知道这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情结。

后来我才知道，民子的家住在农村，不在市里。

民子说，要是在市里，我就不会跑到这里来了。说完脸上掠过一种淡淡的苍凉。

我没说什么。人在他乡，各有来因啊。

……

一个晚上，秋雨绵绵。本是个喝酒的好天气，我的餐馆里却空无一人。

没人也好，清静。

我就把民子拉过来，两人对酌。

与许多咋咋呼呼的东北人相比，初识民子，我觉得他性格多少有些内向。熟了，才发现他挺好说，直爽中还透出几分幽默，挺逗的。

几杯酒下肚，民子的话多了。也兄弟多了。

他叫我“大哥”。

他说，大哥，你知道我为啥到北京来吗？

我说不知道。背井离乡，各有来因啊。

他往前凑了凑，说，大哥，实话告诉你吧，我身上有命案啊。

我一怔，狐疑地看着他。

民子笑了，说，不过你不用担心，咱手上没有人命。就是杀了一条狗。

他喝了一口酒，感慨地说，不过，那可真是一条好狗啊。啥品种，咱不太知道，肯定挺名贵的。你没见过，特别好看。短腿，长毛儿，小脑袋，浑身棕红。你一抬手，它就跳。它以为你手上有什么好吃的呢，直上直下地跳。一跳，一落，全身的毛全蓬开了，像一团火球似的……

我说，你为什么杀它呢？

他说，那是村长家的狗！村长欺负我爹，我就把他的狗给整死了。

民子说，他爹就是死在村长手上的。他爹先前是砖厂的会计。人特老实。村长净在他的账上鼓捣事儿。倒不是什么大钱，但他爹却老怕有一天自己会跟着吃挂，就趁村里改选，把事儿向上头来的人反映了。谁知屁事儿没当。村长还是村长，倒是他爹的会计叫村长给撸了。当时厂长都为难了，说那叫他干啥呢？村长说，出窑也行，推砖坯子也行。就这活儿，干就干，不干就玩*巴鸡**蛋去！妈的！

民子说，那可是砖厂最累的活啊。开始的时候，我爹一天干下来，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子。你说，我爹快六十岁的人了，能戗得住劲吗？

我点点头。问他爹干没干。

干了。民子说，我爹是个要强的人。我不叫他干，他不听。硬是像小伙子似的，一个人去推砖坯子。那天，我看他佝偻着腰，吭哧吭哧推车的样子，心想，这赶上过去受改造的“四类分子”了！一来气，我过去就把他的车给掀翻了。我爹愣瞅着我，嘴角哆嗦着，半天，啥也没说，就弯下身子，一块一块地去捡地上的砖坯子。我看见我爹流泪了，当时，我的手指头都要攥断了，疯了似的想打人。可我却不能去打我爹呀。我一拳砸在自己的脑袋上，嗡儿一家伙，差一点晕过去……

我忍不住笑了。同时心里觉得有些酸楚。

民子说，到最后我也没拧过我爹。他还是去。结果，没几天，就一头扎到砖垛子空里去了。后来又在医院里躺了十九天。至死，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窗外，秋雨潇潇。

雨丝飘在玻璃上，一道儿一道地流下来，一派迷蒙。

民子说，他父亲死后，他还去告过村长。他也不想让村长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只想在父亲的医疗费上能得到一点补偿。结果，叫人失望。用民子的话说，一点甜酸儿都没找出来，官官相护哇！

母亲早亡。父亲又掏干了家底儿。民子决定到北京找一条生路了，他把可怜的一点家当，能卖的，卖。不能卖的，送人。行李也打好了。行前，民子没忘了去给爹的坟烧几纸钱，培几锹土。

民子告诉我，就是这时候出了事的。

他扛一把铁锹回来时，在村头上碰见村长正和他的狗纠缠呢。大概是那狗想跟着他走吧。村长正摆着手，商量它回去。见民子从前边走过来（两人早就不犯话了），村长的口气一下子就硬了，是不是想找死呀你！我上北京（民子说他也不知道村长是不是上北京），你还想上北京？你给我滚回去！*你操**个妈的！

那狗还真通人气，听村长一骂，果然转过身去，颠儿颠地往回去了。

民子说，当时他都走过去了。可是走着走着，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呀，*妈的他**，他哪是骂狗，他是在骂我哪！这么一想，民子不由回头看了一眼，当时，村长已经骑上自行车，快没影儿了。前边，那条狗还在颠儿颠儿地走着，并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眼民子。民子的心思一下子就坏了，心想，你不是村长家小祖宗吗，我整不了村长，我还收拾不了你？他轻轻地，非常友好地叫了一声“贝贝”（村长家的狗叫“贝贝”）。贝贝还真的停住了。民子再叫（声音更温柔了），那狗竟摇晃着尾巴跑过来啦。

民子说，它还以为我有什么好吃的给它呢，结果，我一铁锹就劈那去了……

民子把村长家的狗打死后，挖了个坑，就地儿埋了。回到家，一通忙活，最后，把行李往肩上一抡，带着老婆孩子，走人！

民子说，坐上火车，我才觉得后悔。你说，我打死个狗干啥？它毕竟是个哑巴牲口哇。

我无言以对。

他说，后来我又一想，打死就打死了。去*妈的你**吧。谁叫你投错了主呢。算你倒霉，活该呀。

我说，村长知道这事吗？

民子说，怎么不知道。我正埋狗的时候，叫张二×碰上了。他笑了笑，啥也没说。当时我就知道，他非坏我的菜不可。你不知道，张二×就是顶替我爹的会计。他把老婆都给村长用，这事儿他能不告诉村长？*他操**个祖宗的。

民子又说，他告诉了也好。听村里一个亲戚讲，当时，村长差一点没把眼珠子气蹦出来。他咬牙切齿地在村子里放风儿，说不管谁拿住我，都有重谢。说实话，我倒不怕那个*巴鸡**村长。关键是他那几个儿子，无事不干，个个像牲口，惹不起呀。

我说，有机会的话，我就举报你。看那个村长能给我什么重赏？

民子凄惨地笑了……

到了北京以后，几经周折，民子才开了那家杂货铺。生意也算过得去，但是，整天乐乐呵呵的民子，其实一直没走出那件事留下的阴影，就连春节，他都没敢回老家。

去年春天，一个从省城来的朋友在一家医院做心脏造影手术时，出现了心衰。人被急救过来之后，我和他妻子战战兢兢地在医院守候了一天。到了晚上，朋友渐渐脱离了危险。朋友的妻子便几次三番地催促我回家休息，说如果有事，她会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租住的那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电话。所以，夜里，我就一直没有关手机。

手机没关掉，人也就差不多是一半在醒着。似梦非梦中，那个小东西突然揪心地奏起了音乐。

我一骨碌爬起来，去摸手机时，心都哆嗦了。

电话却是民子打来的。

谢天谢地，这时候你还没有关机！

我说，你快吓死我了！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我和老婆孩子都被收进来了。你得想法儿捞我们。

我问他因为什么被收进去的。

不为什么，是我们半夜里出来……咳，算啦，三言两语的说不清楚。总之，你要帮我一把儿。不然，我们就被遣返了。

我问他，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说完，电话就挂断了，像是有人在催促或者被人制止了似的。

民子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可我又不能不管。

放下手机，我失眠了。

把民子一家弄出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这之前，我差不多把电话本都给翻烂了。最后是朋友托朋友，拐了不知多少道弯儿，才找到一个正主儿。

朋友的朋友，把电话打过来说，你去吧，那个警察也是个写小说的。

谢天谢地，那一会儿，我差点没喊出小说万岁来。

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警察都喜欢写小说，多好哇。可是，一见到那个写小说的警察，我还是禁不住有些害怕。看来，警察还是大于小说啊。

是个三十岁的小年轻。

我怯怯地报上家门。笑笑地递上烟。

写小说的警察对这些好像都不感兴趣。只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叫我先交钱，后放人。

我厚着脸皮说，能不能不交钱，或者少交点？

他说，那可不行。我一个小人物，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哇。您说是不是？

我没有吱声。

我觉得我脸上的表情都硬住了。

……

民子倒是知足，一见到我，激动得什么似的，土黄着脸，一个劲儿地阿弥陀佛。

我觉得事情办得不太理想（几百元的罚金哪）。

民子表示，这就谢天谢地了，否则人数一够，就被装进车皮，遣返了。

他说，要是那样的话，就更*蛋操**啦……

民子的媳妇立在一边，红着眼圈儿，对我笑了一下，就转过脸去，空空地看着别处，一语不语。民子的女儿却燕子似的扑到跟前，拉住我的衣角，说，伯伯，你怎么也来啦？

我说，伯伯接你们回家呀？

她拍着两只小手，蹦蹦跳跳地说，太好啦，太好啦，我们回家喽……

晚上，我把民子一家请到我的餐馆吃饭，算是给他们压惊。

民子很感动，但只喝了几杯，便不想喝了。说是准备一下，晚上还得去烧纸呢。

民子一家就是昨天夜里去烧纸时，被夜查的联防人员碰上，带走的。

我问，还要去烧？

民子点点头，说，大哥，今天是我爹的忌日啊。昨天没烧成，今儿个说啥也得去烧上几张。不然，我爹还不得在那边骂我呀。

民子的媳妇说，我们那疙瘩，有个习惯。人在外地，逢亲人忌日，或过年过节，不能回家的，就到十字路口，烧几张纸儿。算是寄钱。管事不管事儿的，也算是尽个心思吧。

出于友情，也是被民子和他媳妇的一片孝心所感动。我决定陪民子一家去烧纸。

我们是小半夜打车出去的。这一次民子不敢就近了。车已经跑出了三环，民子还不停说，再走走，再走走……

终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民子让车停住。让媳妇把睡着的女儿喊醒。一家人下车了。

我坐在车里，摇开车窗。

夜幕下，一座城市睡着了。空空的十字路口，像一场谢了闹剧后的舞台背景，呈现着一种憩息状的安静与神秘。民子这走走，那转转，终于在一个（看来是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地方站住了。

他往四下里看看，然后，把纸放在了地上。

他跪下去了。

他媳妇也跪下去了。

三岁的女儿，却在后边站着。声音娇脆着，妈妈，怎么还烧纸呀？

我们这是给爷爷寄钱花。

爷爷在哪儿？他不是死了吗？

是呀，他在东北。

东北是哪儿呀？

东北是咱家呀。

妈妈……

女儿还想问什么。却被民子吼住了，嘞嘞个啥？你给我跪下！

……

纸已经点着了。火苗儿瑟瑟地蹿起来。一家三口，剪影似的跪在火光里。高一句，低一句，男一句，女一句，同时，还夹杂着一个稚嫩的童音（像是民子和媳妇的回音）——在深夜里，缥缥缈缈，断断续续地传过来了——

　　爹，我们给你寄钱来啦。

　　爷爷，我们给你送钱来啦。

　　爹，你不要舍不得花呀。

　　……

夜幕里，火光瑟瑟。纸灰在飞。谁的泪水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