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有戏#
二、侠义英雄
有两个“武将”出身的历史人物，通过戏曲小说获得了民间妇孺皆知的声名，他们就是关羽和秦琼。在民间，他们的历史真实形象早已淡漠，老百姓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他们当做“侠义”概念的形象表征来认同的（尽管关羽的神格与神效都要高一些）。同样，在义和团运动中，他们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崇拜和相当高的附体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统计，在义和团上法时，关秦二人附体次数多还是唐僧师徒附体次数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从现有的记载来看，上述两者出现的几率都是最高的。在民间戏曲说唱中，关羽和秦琼都是最够“哥们义气”的主儿：关羽非但忠于桃园之盟至死不渝，而且敢于“拼将一死酬知己”，置主公军令于不顾，华容道上放走了束手待毙的曹操（等于把刘备的兴汉大业付诸东流），只因曹操曾经待他不薄，言而有信，民间戏曲甚至还杜撰了《三国演义》中所没有的《关公斩貂婵》的剧目，以渲染其不近女色的豪侠之风；秦琼也有类似的风格，身为官府捕快，原本担负追拿劫匪的责任，只因劫“皇杠”的“贼人”是他的结义兄弟，就视王法等蔑如，在贾家楼当众折了靠山王杨林的龙签，撕了他的龙票，为了朋友，塌天大祸一个人擎着，这种为了“私义”而不顾“公事”的品格，正是多少年来农民的结盟集团所心往神系的。
义和团团民对关、秦的信仰崇拜，说明了他们在追求一种强固的结盟精神，这种结盟精神是任何农民在结伙起事时所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在严酷的外界条件和官方的压力下，只有讲究义气，互救互助，互不相叛，才有可能生存。诚然，我们可以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对外的、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农*运民**动，但实际上运动的内涵却相当复杂，它包含着错综交织的民族矛盾、信仰冲突、风俗扞格、区域小群体冲突以及官民矛盾等各色矛盾与冲突。农民要救国也要自救，类似于以往朝代末期的那种自救（学术界已经证明了庚子年的华北大旱与义和团运动的勃起有相当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联团抗洋”的王公权贵们漠视团民们的自救欲望，同时朝廷剿抚不定的政策和一部分地方政治军事势力对团民的仇视与*压镇**，才使得关、秦式的结盟讲义精神，在团坛内部显得分外突出。
三、报国英雄
义和团信仰和尊崇的第三类对象，是一些在抵御外侮或对外战争中表现杰出的报国英雄。其中又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抵抗侵略者，一是征讨外夷者。前者以杨家将和岳飞等为代表，后者以薛仁贵父子和罗成父子为代表。
杨家将与岳飞的故事原型所处的是一种华夏民族外患当头的时代，事迹本身就凄壮惨烈。而这些原型人物进入民间戏曲之后，经过艺人的加工塑型，使他们处于外敌当前而又内临昏君与奸臣当道的困苦异常之境地。为了突出杨家将故事的悲壮性，戏曲小说虚构了一个因把女儿送给皇帝当小老婆（西宫）而骤贵的奸臣潘仁美（原型潘仁美并无此事）。潘家为了私怨，不顾国家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害迫**杨家，甚至不惜与外敌勾结。在奸臣和外敌内外勾结的双重打击下，杨家一门忠烈损失殆尽，仅余一脉单传仍然为国戍边，抗击侵略，甚至一门寡妇也要奉旨出征，拯救江山社稷于危亡之中。岳飞故事则更是意味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凄烈：合忠臣良将为一身的岳飞，一次次地抗击金兵，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也一次次地挽救了那个昏君赵构的性命，可是却迭遭打击陷害，最后惨死在风波狱中。戏曲故事中那个原来实有其人的秦桧，则被渲染成一个金人派来的奸细，比潘仁美还要不堪与险恶。这类忠良报国的戏曲故事的主题虽然是在宣扬为国效忠不避艰险，但也暗示了朝廷的昏庸无道，忘恩负义。有意无意之间，忠良的任劳任怨、以身许国与昏君的听信谗言、荒淫无道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股为忠良抱不平的怨气沛然充盈。
相对来讲，对外征讨的罗成、罗通父子和薛仁贵、薛丁山父子的处境要好得多。固然也有奸臣拨乱其间，但这些人（罗成除外）基本上还是凯歌进行式的打垮外夷，远播国威，最终得大凯旋、大富贵。这一类戏曲小说人物得到义和团的香火，从期望值上讲，实际上反映了团民们两个层次的意愿：一是驱逐洋夷于国门之外；二是远播国威于海域外邦。于前者，义和团有种种杀洋灭教的行为和宣传；于后者，则有红灯照飞到俄、日，放火烧了洋鬼子首都，以及西洋各国起了义和团的传说。杨、岳、薛、罗诸人代表着卫国的干城，义和团尊崇他们，模仿他们，也是渴望成为这样的干城：自卫身家，翼戴社稷。
义和团的这种期望值同现实的社会政治矛盾相撞击，则表现为较之期望要更为复杂的政治心理。朝廷的态度暧昧，两宫的战和冲突，官员的明枪暗箭，使团民们有意无意地用古代抵御外侮时忠奸斗争的格局，来框架他们现在所处的境况。显然，他们就是当时的杨家将和*武岳**穆，而朝中的潘仁美与秦桧也自有其人。义和团运动期间关于“李鸿章卖江山”以及奕劻、袁世凯等不忠于朝廷的传说在城乡满天飞。解放后史学工作者在天津调查，当过团民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流传的关于李鸿章*国卖**的歌谣，不是说“里勾外连李鸿章”，就是讲“*国卖**奸臣李鸿章”。在袁世凯受命出任山东巡抚*压镇**义和团之后，团民们顺理成章地称他是“钦差袁奸雄”。在义和团的心目中，奸雄当道、里通外国、*害迫**忠良、破坏抗敌事业的古代对外战争的政治斗争格局，又一次在他们身上重演了。坚信“清家出了奸臣”的义和团，在向杨家将和岳飞上香的时候，实际也是在发泄他们对自己怀一腔报国之志却迭遭*害迫**境遇的愤懑，和表达对奸臣当道，祸国殃民即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政策的怨怒。
四、武林好汉
像黄三太、黄天霸、武松这样的武林好汉，是义和团的又一类崇拜对象。在民间戏曲小说中，这类人物均属粗豪的武林中人，好名任侠，讲武林道义，但对官府无恶感。黄三太绿林出身，只因想*取盗**皇家之宝而扬名，却鬼使神差打虎救了皇帝的驾，被赐黄马褂（这正是许多义和团所喜欢穿着和供奉的），结果父子两代（三太、天霸）都化为朝廷鹰犬，在清官麾下卖命地去惩恶扬善（特别是惩治那些“*花采**淫贼”），甚至去讨伐那些昔日的绿林同道。而武松其人，在性格上与黄氏父子不无相通。著名戏剧评论家黄裳说：“至于武松，那一连串的行事，就也脱不了报恩。‘打虎’之后，县官大加赏识，聘为都头，武松满意极了，非常忠心地在做事，还为了县官的私事，到京师出差去，风光得很，也满意得很，其实对现状是没有什么不满之处的。如果不是潘金莲事件，他是很可能在阳谷县工作下去的。”后来他在孟州牢营为施恩夺快活林，在张都监麾下办事之勤勉，都说明如果碰上了清官，他是完全有可能成为更早的黄天霸的，只不过由于机缘不巧，才成了草莽绿林（可巧的是武松最为人称道的事迹之一，也是惩治害死其兄的奸夫淫妇。这种巧合，实际上闪露出农民对洋人“淫行”的痛恨，希望加以惩治的心理）。
这类人物成为义和团信仰、崇拜并效法模仿的对象，反映了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对官府（朝廷）的某种依赖心理。一方面，农民多少年积累的崇官畏权心理不那么容易消失，即使在“乱世”也会有所表露。另一方面，在农民的打教反洋过程中，官府的面目多少变得亲和了，而且官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多少流露过一些对民方的同情，因而在民方容易造成彼此利害一致的错觉。更重要的是，这类亦绿林豪杰亦官府鹰犬的人物，不仅在性格上（政治性格：对官府有亲和性，但讲侠义）为农民所喜，而且遭际上也让农民感到可亲。义和团身份的发展也是先近乎非法——为朝廷三令五申禁查，后来又被优容——默认其存在。这种身份上的相似，使义和团特别喜爱和推崇黄氏父子。他们似乎也希望像黄氏父子那样，头顶着清官，实际上却全凭自己做主干大事。在山东，许多义和团团首都自行穿上黄马褂（他们其实多半只是从戏曲小说里才晓得这东西），那是黄三太救驾所受的“皇赐”，隐隐然以皇帝的“恩公”与鹰犬自居。对清官、朝廷的依赖和对“奸雄”*国卖**愤懑这两种政治心理的互相交织，就在坛口中出现了报国英雄和武林好汉等诸多偶像并列杂陈的景观。
五、巾帼英豪
参加义和团的妇女（红灯照）信仰尊崇的对象则是些戏台、小说、评话中的巾帼英雄，像樊梨花、刘金定、穆桂英等。这些女中豪杰的特点是出身都有点“野”，不是“山大王”就是女响马，而且本领高强，不让须眉。相应的男性英雄薛丁山、赵匡胤、杨六郎父子等，都是她们的手下败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女性虽是红灯照尊崇的英雄，但实际上却是男人眼中的女将形象。在戏曲小说中，是男人令那些叱咤风云的大男人败在这些娇柔的女将手下的，甚至故意安排她们未来的丈夫乃至公公在她们纤纤玉指下出乖露丑。一向看不起女性的男人偏要看女人打败男人，除了暗含“惧内”的戏谑外，如同视女人为卑贱的男人们偏要膜拜女神一样（如观音、妈祖、碧霞元君），本质上是来自初民的女性迷信残迹。团民也是农民，他们在意识深处相信女性具有某种神秘莫测的法力与魔力，而这种法力与魔力又多半来自于女性那令人费解的生殖机能与器官。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表明，许多原始民族都有类似的女性神秘感和生殖崇拜的习俗。中国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的先民也不例外（如红山文化），而且这种初民的痕迹一直保留在民间文化中。“女神崇拜”和“女将崇拜”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义和团相信洋人利用女性性器官破了他们的法术，也相信只有女人才能够“百无禁忌”地击破洋人的“反法术”。男性义和团在看红灯照礼拜与模仿樊梨花、穆桂英辈时，在实践中虔请自诩为“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和“黄莲圣母”的女拳首打破敌方“邪术”时，恰是希冀她们具有击败另一些男人（洋人洋兵）的神秘法力。
除了上述五类义和团信仰和尊崇的戏曲小说人物（神灵）外，我们还可以归纳出两类受到义和团忽视乃至排斥的戏曲小说人物。信崇是一种选择，不信崇也是一种选择，同样暗含了一定的政治倾向。台湾学者戴玄之曾经注意到，“同样是家喻户晓的戏曲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如宋江、卢俊义、吴用、李逵等未在义和团里出现，艾声在《拳匪纪略》里曾有拳民敬奉宋江的记载，然系道听途说，不足征信。拳民仅偶有敬武松者，此与武松打虎的英勇有关（其实武松故事在民间戏曲里已脱离《水浒》而自成体系——笔者注）。拳民之所以不信奉水浒人物，我以为是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水浒人物为叛逆，为*政府反**的集团，与自称忠臣扶助政府抗外的拳民主旨相左之故”。戴先生的推断显然有点绝对化，“宋星君”或燕青一类水浒人物是在义和团供奉或附体仪式中是出现过的，并不仅仅只有艾声记载的一例。不过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五类人物而言，水浒人物在义和团里的出现频度显然要低多了。同样是所谓的“义盗”，团民们则热衷于《彭公案》和《施公案》中与黄三太*党一**的杨香武，而绝不见《水浒传》中的鼓上蚤时迁。深受农民喜爱的李逵（当然反叛性也最强），在坛中也绝少见之。这种情况甚至在水泊梁山的故乡山东也是如此，应该说水浒人物的确是受到了某种有意无意的忽视和规避。这种现象，多少与义和团以忠义自负的政治态度有关。他们为尽可能地避免刺激清政府的神经，甚至撇下了一向喜爱的戏曲小说人物。
如果说水浒人物仅仅是受到冷漠的话，那么另一类同样是家喻户晓的戏曲小说人物则明显的是为义和团所排斥。《三国演义》人物中，东吴的孙策、周瑜、太史慈、甘宁及曹魏之典韦、许褚、张辽一干人等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世之雄。民间在排列三国好汉时，有“一吕（布）、二赵（云）、三典（韦）、四关（羽）、五马（超）、六张（飞）”之说，可见农民平日并不全以蜀汉正统为意。但是在义和团拳坛中，非蜀汉阵营的文臣武将一概“免进”，而刘家众将，就连廖化、关平、周仓、王平，甚至于连那个失街亭的马谡，也有一炷之香（大概是因为他在戏曲《失街亭》中一出场就唱：“一秉丹心保华夷”，所以尽管犯过错误，却忠心可嘉，足以让人想起他来）。同样，瓦岗英雄“勇三郎”王伯当，一生为人磊落，对李密誓死效忠，舍身护救，至死不渝，因而在天地会中地位极尊，但却未受到义和团的青睐。其余像单雄信、裴元庆、伍云召、雄阔海等辈也都落得个受冷落的下场。
如果以上的推测可以成立，那么义和团对这些人物的排斥，其中恐怕是“正统观”在起作用。只要不在正统者的旗帜下，纵有天大的本领和惊人的业绩，也会被团民们有意地回避。义和团有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忠义形象，自觉不自觉地把封建皇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看得很重。在北京和山西，出现的义和团搜捕和剿杀“白莲教”的事件，就是一种他们力图表白自己正统性的表现。事情就是这样，义和团越是处于非正统的边缘位置，就越是强调和在乎自己是“非是邪，非白莲”的正统力量，力求从信仰崇拜到实际宣传的方方面面，来确认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当然，封建的正统观的灌输，不仅有戏曲小说的影响，也有蒙学的作用。不过正统观之所以在义和团运动中那样的突出，以至于发挥了比平日乡土生活中更巨大的作用，使手持刀矛的农民放弃或者回避了平日熟悉和喜爱的某些人物事项，这从本质上讲，恰恰是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封建朝廷在一定程度上同义和团结成了松散联盟的反映。而义和团在这种结盟中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反而促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自己争正统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