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倒打**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段斗争实践，*德朱**同志十分重视。他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南昌起义，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是当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运民**动结合起来。*德朱**、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在长途转战之后，取得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和*德朱**、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正确地运用革命策略分不开的。当时驻在我们部队附近的，是滇军范石生的十六军。范石生同*德朱**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德朱**、陈毅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面的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于是，由*德朱**同志利用老关系，在范石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等原则条件下，同他达成了协议。我们改番号为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o团，*德朱**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o团团长。我们从范石生那里取得了一批现洋和*用军**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药弹**、冬衣、被服等供给的困难。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蒋介石发觉我们这支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来粤北，拟以四个团驻韶关，另以四个团留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要范石生解除我们的武装，逮捕*德朱**同志。范石生立即秘密地通知了*德朱**同志。对于出现这种形势，我们本来是有所准备的。在*德朱**、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部队立即连夜出发，从乐昌以南十几里的一个地方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去创造农村革命的更大局面。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主席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左右，*德朱**、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湘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运民**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湘南。但是，湘南的*党**和人民顽强机智地坚持了秘密斗争。当一九二七年冬爆发军阀混战时，他们趁机恢复了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赤卫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特别是毛*东泽**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给湘南的*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
在犁铺头时，*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即已着手选择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在部队进入宜章县境，与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后，他们对湘南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决定在湘南举行*动暴**，并在湘南特委的协助下，拟定了首先巧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我们这支部队打着国民*党***队军**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地开进了宜章县城，并立即控制了全城。
原来胡少海同志出身于宜章城里一个有权势的大地主家庭，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背叛了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但未暴露身份。我军一进城，人们便纷纷议论说，这支部队是本城大豪绅的儿子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里当上团长了。我们进驻县城的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地主豪绅大摆筵席，欢迎我军军官。筵席开始不久，我出席宴会的同志，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敌县府官员、豪绅等抓了起来，并宣布：我们是中国*产党共**领导的*队军**，宜章解放了。与此同时，县衙门内外的*动反**团队，也被我军解除了武装。接着，我们又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产党共**员和革命群众；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向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分发粮食、财物。在全城军民一片欢腾声中，伪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德朱**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同时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农民组建了宜章农军。
宜章年关*动暴**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动反**统治。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派许克祥带五个团的人马，由广东韶关直奔宜章而来，妄图扑灭宜章*动暴**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提起许克祥这个在“马日事变”中双手沾满湖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现在他又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临着优势的敌军，用什么样的战法来打它呢?*德朱**、陈毅同志根据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要打游击战、运动战。于是，*德朱**、陈毅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决然撤出宜章县城，隐蔽集结在宜章城西南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里。许克祥部即占领宜章并追出城来，妄图消灭我们。隔了一天，我军在转移途中，于岩泉、栗源一带与许克祥的先头部队遭遇。我们在农军的配合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对运动中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当时我们部队虽仍不足千人，却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是很强的。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乱了，歼灭其一部，余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许克祥的司令部所在地砰石镇。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争相逃命，我军很快便将敌的五个团全部打垮。许克祥连摆在桌子上的饭菜都未来得及吃，就扔掉轿子，丢掉皮大衣，带少数马弁逃脱了狗命。砰石镇到处是敌军丢弃的*器武***药弹**和军需品。这次战斗，我们缴到了一门山炮，许多迫击炮，大批的步枪、机关枪，二百多担*弹子**。打垮许克祥之后，我们又重新占领了宜章县城。这是潮汕失败之后我军改变作战方法，首次获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
宜章起义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这是我们这支起义部队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一月底，宜章县召开了隆重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农兵政府。各区、乡的工农兵政权也相继成立，这时宜章农军已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同志(后来在闽西牺牲)任师长。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已先后成立。初期的红色政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在这里提出来了。虽然由于时间所限，还没有来得及制订和公布土地法，正式开展土地革命，但在*党**和各级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地分了土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我们一个班出去，就带回一长列新战士。宜章县的革命进入了高潮。
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砰石战斗的胜利，轰动了整个湖南。在农历年关以后，湘南其他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为了支援各地的起义，*德朱**、陈毅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先向郴州前进。在黄泥坳地方与敌何键的嫡系周南(师长)的两个营遭遇，我们把它打垮了，占领了郴州城。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时我们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不到半个月，先后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和革命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在上述五县斗争胜利的影响下，起义的烈火，又迅速在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等县的大部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燃烧起来。
*德朱**、陈毅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南起义，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引导湘南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新局面。
井冈山会师
就在*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的同时，毛*东泽**同志亲自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举行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经过著名的文家市会合、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到达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当我们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德朱**、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曾读过毛*东泽**同志的《湖南农*运民**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著名的*产党共**员和农*运民**动领袖，久已敬仰。这时我们正处于孤*转军**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东泽**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十一月间，我们在崇义、上犹地区时，为了向毛*东泽**同志报告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情形，*德朱**、陈毅同志便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进行联系。不久从毛*东泽**同志那里来了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同志率领，是上井冈山途中在大汾遭敌袭击而转移到这里的。起初据地方*党**组织报告，上犹县的鹅形地区有一支革命武装在那里活动，陈毅同志立即换便衣亲自前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毛*东泽**同志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那时候，兄弟部队之间很讲阶级友爱，我们从范石生那里搞到的一批*药弹**和*用军**物资，不仅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同志带领的这个营，还有一部分由这个营携带返回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二月初，我们打郴州时，毛*东泽**同志又派一个特务连到郴州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湘南起义创造的一片大好形势，遭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损害。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主张，即为了不让军阀队伍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湖南省委专门派人到部队来传达这个错误主张，并要求坚决执行。“左”倾错误的烧杀政策，虽然受到一定的*制抵**而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贯彻，但已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激起人民的反抗，使我们的斗争受到很大挫折。同时，由于湘粤大道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我们占据湘南，控制这条大道，对各派军阀威胁很大。三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便立刻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我们进行“协剿”。*德朱**、陈毅同志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四月上旬，*德朱**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同志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东泽**同志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击之敌，掩护*德朱**、陈毅同志率领的湘南部队顺利地到达砻市。毛*东泽**同志率领的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胜利地回到了砻市。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德朱**、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与毛*东泽**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东泽**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东泽**同志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优秀的*产党共**人都竭尽全力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东泽**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东泽**同志和*德朱**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东泽**同志任军委书记。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德朱**同志任军长，毛*东泽**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禾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采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东泽**、*德朱**同志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率领我们艰苦转战，立下丰功伟绩的*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已经相继离开了我们；从潮汕失败以后跟随*德朱**、陈毅同志一路转战同上井冈山的许多老战友，也都先后牺牲和去世了。十多年来，林彪、“*人帮四**”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经费尽心机对这段历史肆意歪曲、篡改和捏造，甚至对*德朱**、陈毅同志进行无耻的诬陷。这就使我在无比愤慨的同时，深沉地感到，有责任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记述*德朱**、陈毅同志们这一段历史功绩。陈毅同志生前说过：“伪造历史就是犯罪。”只有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反映出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妄图阻挡革命历史潮流的林彪、“*人帮四**”一小撮丑类，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一生为人民立下不朽功绩的*德朱**同志和陈毅同志，将永远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我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是我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途上迈开重要一步的时期。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军事斗争中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学习毛*东泽**建军思想
我首先想谈的是建军问题。那时，人民*队军**新创建，成份复杂，战斗又频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队军**，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派出一些干部在国民革命军里开展工作。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后，使我*党**更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动反**派的第一枪，接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毛*东泽**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正式打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一九二八年一月，*德朱**、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余部转战湘南举行起义，也正式打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这两支革命*队军**的番号不约而同。
然而，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成。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队军**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是经过探索实践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在毛*东泽**同志的领导下，才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正确地解决的。*德朱**、陈毅两位同志对人民*队军**的建设也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我是一名基层干部，我只能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讲出来。
我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曾经写过*德朱**、陈毅同志领导我们转战粤闽湘赣途中对部队的几次整顿。那几次整顿，主要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基层工作，整顿纪律，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是对我们那支部队进行改造的重要开端，但还不是全面的改造。我们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全面建设和改造开始了，在我军中肃清旧*队军**习气的残余，与旧*队军**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彻底决裂，把贫苦农民、知识青年、旧军人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一支中国*产党共**绝对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队军**。
会师后，毛*东泽**、*德朱**同志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四月末又召开了中国*产党共**红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毛*东泽**同志在会上就一些重要的建军原则作了阐述，还宣布了“三*纪大**律、六项注意”。不久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讨论建军问题，并请大家发表意见。我在武汉参加的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时，上政治课讲过马列主义的道理，但军事教育基本上是用旧式*队军**的教育方式，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此时这种民主的作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崭新的精神，给我上了建军教育的重要一课。
这时为加强*党**对*队军**的领导，毛*东泽**同志重申了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措施。前面我曾提到，我*党**早就在国民*党***队军**中开展工作，但那时*党**的工作主要在上层。*德朱**、陈毅同志领导的信丰、大庾整编，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但支部还是建在团上。现在明确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这就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这一重大措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保证了我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连队都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产党共**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我所在的第二十八团，在*党**的领导下屡建战功，但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卖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仍抱成见，称政工干部为“五皮主义”、“卖狗皮膏药的”。“五皮”(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本是北伐军军官的新型象征，区别于北洋军阀的长统大袖，蹒跚裤脚的装束的。早在北伐时期“五皮”就成为行伍出身的同志戏谑政工干部的称谓。这时“五皮”装束在红军中已没有了，但他们仍然这样戏弄政工干部。我担任*党**代表后，有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见到我就说：“来卖膏药了吗？多少钱一张？”我刚作政治工作，没有经验，只有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
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团有一个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铁匠”，意思是他打人象铁匠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瘾，打得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实上越是打人，纪律越涣散松垮。如果哪个单位战士逃跑多，几乎不用调查，就可以断言那个单位打人成风。
建立和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也是我的自我改造过程。我是反对打骂的，但也因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还是觉得需用变相的体罚。我们连一个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一次他赌博被我抓到了，我很生气，就对他罚站。让他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我们把这个称作“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讯员虽然吃了苦头，恶习仍然不改。我觉得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赌博，我也不罚他了，耐心地同他谈话，启发他的觉悟，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我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他流泪了，被说服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后来，他果然改了，并且发现别人赌博还来告诉我，帮助作工作。我感慨地想，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就这样，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改造。
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在人民*队军**里，扫除了几千年*队军**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锁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匹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产党共**员、共青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战士们风趣地编了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于敌人的*锁封**，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后来，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条件好一些了。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一次可发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改善一下生活，在江西地区就买鸡子吃，到福建地区时还可以买到罐头吃。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钱。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队军**常常有闹饷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部队中流传一付联语：“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朱军长、毛委员和大家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付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德朱**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
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器武**。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
拒绝改造、对抗改造的事例也是有的，我们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的叛变就是一例。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部队在湖南郴州战斗失利后，二十八团由桂东折回井冈山，让二营营长袁崇全带一个加强营(附属团部炮兵连)担任前卫。半路上他同副营长曹凤飞，还有一个*党**代表杜峰北叛变了，经井冈山南边崇义县思顺圩跑了。团长王尔琢同志带了一个连去追，半夜追上了并把该部包围起来了。因是半夜，天很黑，他就对着队伍喊话：“我是团长，你们不要打枪，袁崇全叛变了，我是来接你们的。”部队听到他的声音才知道袁崇全叛变了。四连、六连、机关枪连都纷纷跑过来了。正当他集合队伍讲话时，叛徒袁崇全等五人，却躲在暗处，他们拿着五条驳壳枪，对着团长讲话的方向就打并乘乱逃跑了。王尔琢同志当场牺牲。王尔琢同志原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兼任二十八团团长，很受大家的爱戴。他的牺牲是一个大的损失。这次事件说明对于旧军官的改造比对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复杂、艰巨。
此后，一直到古田会议，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正确地解决了人民*队军**的建设问题，我对毛*东泽**同志的建军思想的体会也日益加深。这一段建军思想发展过程，已为大家所熟知，我就从略了。
学习建设根据地
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我们的动员口号是“打到广东去，组织第二次北伐”。当时是要把广东作为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潮汕失败后，*德朱**、陈毅同志率余部艰苦转战，沿途一直在寻找革命立足点。一九二八年一月湘南起义，一个多月内，夺取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几个县的政权，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带动了周围十多个县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导湘南广大农民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到了三月下旬，起义军遭到敌军七个师的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又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脱离了群众，致使我们无法在那里立足，被迫放弃了湘南地区。潮汕和湘南的挫折，使南昌起义的部队来不及进一步探索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实践。
毛*东泽**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上了井冈山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我们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象“釜底游魂”了。这是令人喜悦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
在毛*东泽**、*德朱**同志的领导下，部队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同湘南起义时相比，工作内容有了发展。湘南起义时，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夺取了政权，也参加做群众工作，但那时的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较多是从军事上着眼。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结合得更紧密了。我记得所有的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军部发给每个连队一张表报，叫做社会调查表。大体内容是：驻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的斗争情况；当地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连队要逐日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每打到一个新区，*队军**的*党**帮助建立地方*党**、建立政权，主力帮助建立地方武装，*队军***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这些做法，不仅是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政策观念，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重大的作用。
毛*东泽**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东泽**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毛*东泽**同志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了。我们在实践中觉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又是在为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
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有些人怀疑老在山沟子里哪能打出天下，还有些人觉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土豪打完了，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所以总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镇中去。八月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部队里存在这些错误思想，是部队易于接受盲动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我在二十八团任连长，我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都被带到湘南去了。进到了湘南，第一仗就是打郴县，仗打得还好，郴县打下来了。开始以为敌人是许克祥的部队，一打才知道是范石生的部队。潮汕失败后，范石生曾给*德朱**同志以帮助，现在打他的部队，这从政策上讲是不妥的。所以打下郴县*德朱**同志又高兴又不高兴。郴县打下来，派第三营担任第一线警戒，第二营为二梯队。黄昏时，敌人*攻反**了，攻得很凶，三营顶不住了，二营营长袁祟全却见死不救(前面已经提到，他随后叛变了)。三营给团部写报告请求增援，报告送到了团参谋长手里，他正忙着收集胜利品，把报告装进口袋也没有看。后来三营支持不住垮下来了。其他部队也都退出来了。当时部队不会夜战、巷战，在县城里东南西北也辨别不清。在郴县缴获了两房子的枪支*药弹**，全部丢掉了。第二十九团乡土观念严重，战斗一失利，队伍就散掉了。只有第二十八团拉出来了，拉到了资兴，后又转到了桂东。这就是“八月失败”。
由于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去了湘南，敌人趁机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当时第三十一团分兵做群众工作去了，敌人来了四个团，占领了宁冈茅坪，并进攻黄洋界。我守山部队只有一个营，在五大哨口严阵以待，并于黄洋界哨口迎头痛击敌军。不久，敌军内讧，撤退了，我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不出去，不仅二十九团不会散掉，而且可以好好地打个大胜仗，把根据地扩大到吉安、安福、萍乡、平江、浏阳一带。
毛*东泽**同志对于这次失利是有预见的。他在七月四日起草的《*共中**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上，特别提到部队拉出去不利。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当毛*东泽**同志得知我们在郴县作战失利转战到了桂东之后，就带了一个营来接我们。他很注意做第二十八团的工作，出发时交代了第三十一团，见面后不要讲第二十八团的缺点。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听到毛委员来接了，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非常亲热，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经过这一次的教育，多数同志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在少年时期，痛恨军阀残害老百姓，就想拿起枪杆子*倒打**军阀。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我被湖南*动反**当局通缉，跑到了武汉，参加了*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我欣喜自己扛起了枪，当了革命战士。教导队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但只能算是养成教育。在我以后的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跟随毛*东泽**、*德朱**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队军**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德朱**、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当我们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边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德朱**、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那一带只搞了个把月，但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湘南起义后，许克祥带五个团人马来进攻我们，*德朱**同志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我们运用新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敌许克祥五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
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军事斗争的成果，建成了*党**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工农红军，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了有力的拳头。所以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当然，那时的运动战还是初级的，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井冈山时期，为适应红军战略战术的要求，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了。没有花架子，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很重视爬山。我们在连队，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顶。休息几分钟又跑下山。然后才吃早饭。其次是重视夜战的训练。有的干部、战士，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夜晚怕鬼，经过讲科学知识，现场训练，逐渐地克服了。此外就是训练射击、刺杀和投*榴弹手**三大技术。这是同当时的*器武**装备情况相适应的。那时*药弹**很少，一枝枪一般只有三发*弹子**，有五发*弹子**就算很多了，因此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每天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我一只手举起步枪，可以举一、二十分钟。我的手劲在叶挺部二十四师教导队时已有锻炼，后来就更强健了。记得一九五o年，我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一位按摩医生同我比握力，他见到我的握力和他差不多，使他大为吃惊。经过严格训练，我的枪打得比较准。打起仗来，三发*弹子**怎样使用呢?就是冲锋前打一二发*弹子**，都是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接着就是冲锋。第三发*弹子**要留着打追击时用。
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器武**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德朱**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我们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德朱**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的战例，可举一九二八年六月粉碎国民*党**军对我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敌抽调湘赣两省十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以湘敌吴尚部五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以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毛*东泽**、*德朱**同志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我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岗，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我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之一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二十八团及三十二团之一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德朱**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
那时，我还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当我们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我们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我们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午后，我们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我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二看，只跟我上来了九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于是我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我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我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我们门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我们拿机柄，空枪让他们背。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到了一九三o年夏，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当时我是基层干部，谈不上从理论上作深刻的认识，但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哩！
在战略转移中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离敌人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较远，大革命时期兴起过革命风暴，受过斗争的洗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里*动反**统治力量薄弱。驻军是云南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这个部队远离家乡，对保守江西并不积极。战斗力弱，不少人抽*片鸦**，打起仗来，开始还可以，拖他一阵，*片鸦**烟瘾上来了，浑身无力，眼泪鼻涕往下流，简直就不象个人样子。
但是，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当时有三个发展方向可供选择，即广东、湖南和赣南闽西。广东、湖南两省敌人的军力太大，湖南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丧尽。而赣南闽西紧相毗邻，可以在三十多个县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从地理．上讲，境内层峦迭峰，山深林密，也有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丘陵盆地。这个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在若干地方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党**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赣西南的东固地区，就有“东井冈”之称；闽西根据地是由秘密农会开展斗争、创造游击队搞起来的，军民血肉相连。所以这里有条件发展成大块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同志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面临着敌人将要对井冈山发动的三省“会剿”，毛*东泽**同志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界*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作出了红四军向赣南出击，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
红四军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出发，第一个目的地是大庾。我们避开正面的敌人，从敌人的翼侧向崇义县突破了*锁封**线，在该县的营前地区击溃了敌人的保安团，县城守敌不战而逃，我军迅速夺取了崇义县城。我军未作停留，急行军乘胜占领了大庾。我们原想制造错觉，出敌不意地转向闽西，但蒋介石觉察了我军的意图，急令赣军二十一旅李文彬部从遂川向大庾出击。这个旅战斗力强。一月二十日，敌我接火，因离开根据地作战，没有群众报信，以致仓促应战。我们凭借着大庾城东北的高地与敌三个团激战，尔后主动迅速撤出战斗，以夜间急行军摆脱了敌人。
在这次突然应战中，我军失利，有些伤亡。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遇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何挺颖同志是我军初创时期的优秀政工领导干部，原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在陈毅同志负责全军政治工作不再兼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后调来二十八团。他工作扎实细致，联系群众，很受干部、战士的爱戴。他牺牲了，我们都很悲痛。
大庾之战后，我们的行动困难起来了。我们沿粤赣边界向东，转到了三南(全南、定南、龙南)，敌人前堵后截，轮番穷追，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连战失利。我们在敌占区行动，没有群众基础，耳目闭塞，只有从赣州和吉安跑出来的个别*产党共**员带路。沿途陈毅同志亲自负责同地下*党**员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
最惊险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东泽**同志、*德朱**同志和军直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东泽**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德朱**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更凶，越追越近。*德朱**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象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又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处在如此危险的环境，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
时值隆冬，我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穿的单衣已破破烂烂。就这样一支坚韧不拔的*队军**，使拥有二百万*队军**的蒋介石寝食不安。我们的两条腿不停地走，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则六十多公里。夜晚，我们在夹被里装上禾草盖着睡觉；雨雪天，把夹被当作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掉在后面，所以饭都是自己做。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宿营地，自己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大家围着火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接着走。就这样，我们忍着疲劳、严寒和饥饿，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
我们继续向东走，经过瑞金北部，向大柏地走，敌人紧紧在后面追。部队实在被敌人追恼火了，憋着一肚子气，正好*德朱**同志在我们旁边，战士们就故意发起牢骚来，大声地说：“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此时情况正值有机可乘，军长大声地说：“你们要打吗?要打就打!”说罢，把大衣一甩，带领部队一个反冲击，把尾追的敌人打垮了，还缴了七八十条枪。这对敌人是个突然袭击，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突然来个反冲击。
这时朱军长、毛委员已发现追击之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孤军突出的弱点，且大柏地地形有利，故决定再在大柏地有计划地打一仗。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二月九日)，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德朱**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又淋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双方激战竟夜，歼灭了刘士毅部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年九月陈毅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这次战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之战后，我军乘胜进占宁都，筹了款，买了布，每人还发了五毛钱的零用钱。接着进至东固地区，与赣西南根据地的红军第二、第四团会师。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然后进至福建边境的石城，因发现有较强的敌人尾追，便又折回瑞金。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一日，我军进至闽西长汀四都镇。
自离开井冈山，出崇义、战大庾、折南雄、过三南、经瑞金、血战大柏地、占宁都……行程历时三个月。经过这一段战斗历程，我得到了新的体会。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在长距离的转移过程中，离开了原来所依托的根据地，进入敌区行动，敌人前堵后追，企图围歼我们，我们能否走得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自大庾之战后，一直比较被动，一度还很吃紧，直到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才夺得了主动。这说明在转移过程中，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既要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这个体会，后来我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途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我军进入闽西后，毛*东泽**、*德朱**同志立即领导我们打开局面，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闽西时敌人比较薄弱，驻军是地方军阀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和暂编第一师张贞部。战斗力不强。当时蒋桂战争迫在眉睫，无力进攻我们。郭凤鸣态势孤立，而且长汀*党**组织要求我们歼灭郭旅，因此，我们先打郭凤鸣部。该旅驻在汀州，我们采用迂回包围的战法，从敌人背后打了进去。敌一触即垮，旅长郭凤鸣被击毙在距城十公里的长岭寨。我们乘胜打下了汀州，在红军指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汀州在我们眼中，算是个大城市，人行道有走廊，下雨不用打伞。在那里打了土豪，筹了款，每人还发了一块银洋的零用钱。那时，部队补充了棉衣，大家穿上了新衣服，又有了零用钱，生活一下子改善了，情绪十分高涨。红四军扩大到三千多人。在汀州约住了十来天，三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我们又回师江西，以打通闽西与赣南的联系。五月中旬我军再度入闽，抵上杭、古田一带，策动农民*动暴**，打土豪分田地。五月二十三日，我们进攻龙岩城。盘据在这里的地方军阀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正随张贞部开赴广东未归，留守城防的余部和*动反**保安团闻风弃城而逃，我们进占了龙岩城。接着又打下永定。闽西原来就有邓子恢、张鼎丞同志在那里工作，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基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工作一结合，形势就大好了。从当时的力量看，漳州我们也可以打下来，但毛*东泽**同志和*德朱**同志认为应适可而止。因为漳州是福建地方军阀的后方基地，如果我们再打漳州，张贞势必向蒋介石求救，这样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乘机进入福建内地，这对我们反而不利。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东泽**、*德朱**同志的深谋远虑。他们领导我们在闽西抓紧时机开展群众工作，武装工农，扩大队伍，我们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
七月，蒋介石增调部队对闽西组织“围剿”。当时红四军有个在原地坚持还是跳出闽西根据地的问题。前委研究决定兵分两路：留一路在闽西地区就地坚持，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德朱**同志带另一路转到外线，出击闽中，以拱卫闽西革命根据地。闽中地主豪绅势力强，到处都是土围子，活动的条件远不如在闽西。*德朱**同志率领部队在闽中转战，以吸引敌人，然后又转向闽西。在转回闽西的途中，采取远距离奔袭，一举打下了上杭。这一仗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我军俘敌卢新铭部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敌人对闽西的“围剿”也就被挫败了。九月上旬，两路部队即又在上杭会师。红四军发展到七千多人。
这一段，我在一纵队任三连连长，我们连担任保卫毛*东泽**同志的任务。他住在永定附近天子洞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住地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当时敌陈唯元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敢进山。毛*东泽**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部队在上杭会合后，我被调到一纵队二支队任*党**代表了。支队相当于团，但人数不多，实际上是个大营。
正当我们在闽西取得较顺利的发展时，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间，中央决定红四军进入广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又一次对出击方向的选择了。这个决定，同毛*东泽**同志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当时我们都知道毛*东泽**同志从敌我双方力量出发，对南方数省主张采取“攻赣、防湘、不惹粤”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对江西采取攻势，对湖南采取守势，对广东则尽可能争取中立。在井冈山时期，毛*东泽**同志反对把红四军拉到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去，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于广东，当时也是采取尽量不去刺激它的方针。广东是赣江的上流，毛*东泽**同志带领我们活动时，尽量不到那个方向去，因为到了那里，就威胁广东的南雄、始兴等这些地方。但是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二纵队首先进入广东。广东军阀的战斗力强，二纵队进攻峰市遇到挫折。纵队司令刘安恭牺牲了，部队有较大的伤亡。接着我一纵也进入广东。我们一路打到东江，运用奇袭，打下了梅县，除了留少数部队驻守外，主力继续向海陆丰方向前进。敌人在我主力离开梅县后，一个反击，把梅县又夺回去了。于是，我们又奉命回师再攻梅县。守梅县的是广东军阀陈唯元部的教导团。这个部队训练严格，枪打得很准。攻城时我们支队以一截残缺短墙为依托，我交代战士们要注意隐蔽。支队部的一个小通讯员，机动灵活，又很调皮。他说，我就不相信他们的枪法打得那样准，说着，就把手伸出围墙，敌人一枪打过来，把他的手掌打了个洞，这才相信了。纵队部组织了几次出击，梅县仍然攻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只得撤了下来。
经过这次挫折，中央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
红四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后来，建立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的对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到了新的阶段。
我从南昌起义到进入赣南、闽西，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第二次是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第三次是向赣南、闽西的进军。每次行动都是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的，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都遭到挫折。我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地区出发，正值蒋桂战争爆发前夕和湘粤赣三省敌军即将“会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避开敌人进攻，冒着危险直插赣南、闽西。一九三o年三月下旬，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红四军在闽西得以初步站住脚。当时毛*东泽**、*德朱**同志不仅选择了蒋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实现战略转移意图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战略转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跟随毛*东泽**同志、*德朱**同志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在反“围剿”斗争中
一九三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已建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苏区。全国其它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但与此同时，立三“左”倾错误已经在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影响波及到了红军的作战指导。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开始着新的行动，经受着新的锻炼。
一九三o年八月，主力红军奉中央之命攻取大城市。这时我已调到红十二军任支队长。红十二军是在一九三o年四月成立的，军长是罗炳辉同志。我们的部队奉命由赣南向湖南进军。在上海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这个口号是颇有吸引力的，谁不想早日夺取全国胜利嘛!我们深怀着革命的激情，开始新的行动。沿途打了一个较大的仗——攻取文家市。记得八月—十九日那天天气特别热，我们的部队黄昏时出发，急行军跑了三十五公里，从一条河的中段游了过去，二十日拂晓，一下子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地前面，其气势好比从天而降。敌人措手不及，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戴斗垣一个旅就被歼灭了。戴斗垣被打死了，我军俘虏敌人一千多人。打下文家市的那天晚上，我发起高烧来了，但那时年轻力壮，不在乎，休息了一天，没有吃药，就好了。
八月末，我们正式奉命第二次打长沙。第一次打长沙是一九三o年七月，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打进去的。那时湖南军阀正在南面混战，主力部队都到湘南去了，长沙守备薄弱，我军一个袭击，就攻下来了。这次情况同上次已截然不同，长沙守敌已达三十一个团，计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外壕、铁丝网、电网等好几层障碍物。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是从南面的大托铺向长沙市进攻。那时部队还不会搞近迫作业，连交通壕还不大会挖，更不会*破爆**，也没有*药炸**，挖工事的铁锹也不足。可以说，完全没有打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怎样打法呢?
为了破坏敌人的工事，我们利用黑夜，挺进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挖起前沿工事，天一亮在前沿顶不住，只好撤下来，第二天天黑再突到前面去继续挖，但头一天挖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重挖。就这样地往返挖了好几天，仍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重重防御工事。有的同志想起古代的火牛阵，把牛尾巴上绑上鞭炮，点响后，牛向前窜，部队跟着向前冲。结果敌人机枪一扫，没有被*倒打**的牛掉过头来，反而冲散了我们自己的部队。在围城期间，我军曾两次发动总攻，都失利了，部队伤亡很大。当时，我的心情既焦急又疑虑，我不禁想到以我军现有力量并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因此，对于“左”倾错误的口号产生了怀疑。九月十二日，毛*东泽**同志和*德朱**同志命令撤长沙之围，这个决定很符合实际。
这次*攻围**长沙历时十六天，昼夜作战，我差不多有十来天没有睡觉。当部队撤出长沙转到醴陵时，我一口气睡了两天一夜才缓过劲来。部队撤出长沙后，转到了株州、醴陵、萍乡、攸县一带。*共中**长江局派周以栗同志为代表，要一方面军回攻南昌。有的领导同志对打大城市很有兴趣，经毛*东泽**同志多方说服了周以栗同志，才决定改为攻取吉安。于是，我们从湖南向江西来了一个回马枪，十月四日打下了吉安。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东泽**，*德朱**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我们支队的政委因破坏工商业政策被撤了职，由*任穷宋**同志接任。
这时距敌开始第一次围剿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一步究竟是继续执行中央的决定，打南昌、打九江等大城市，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回到根据地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虽是支队干部，也听到说领导层的意见不一致。我记得部队在峡江转来转去，等待领导层开会决定行动。一天我们接到了十一月一日由毛*东泽**同志以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双重身分和*德朱**总司令署名的命令，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进入东固地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我们都很高兴。部队进到东固地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的准备。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我调任师长。
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一九三o年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十万*队军**，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我军集中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开始准备先打谭道源师，根据情况曾两度设伏于其预定推进路线上，因敌人未出动而忍耐撤回待机。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定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
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向我反击时，前面的部队被一股敌人冲开了缺口，一直冲到我们师部指挥阵地，接近到拚*刀刺**的程度。当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司号员、通讯员等几个人，我们全力拚杀，突然从我的后面打来一枪，原来是一个坏家伙打的黑枪，没有打着我，却把我身边的通讯员打死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幸好军部就在我们后面的山头，相隔不到二三百米，见到这边情况吃紧，立即派出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到敌后，我们两边配合，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
敌第二次“围剿”的规模很大，总兵力约二十万人。对苏区实行严密*锁封**，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这时能否以根据地为依托，粉碎敌人的“围剿”成了尖锐的问题。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而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的同志主张打一两仗后再离开江西。毛*东泽**同志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打。为此，开了几次师以上干部列席参加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都定不下来。这时毛*东泽**同志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终于大家同意打了，部队也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了。
第二次反“围剿”，是一次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典范。这次敌人采取的是一字长蛇阵，由西向东，从赣江边上的高兴圩、老营盘经富田到宜黄、广昌，一直摆到福建省的建宁，差不多将近五百多公里的战线。敌右翼靠赣江的是蒋(鼎文)蔡(廷锴)这两支部队，战斗力是强的；左翼是蒋介石的“四大金刚”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这四支部队战斗力也是很强的，但他们都不在前沿第一线，稍靠后一点。中间则是一些杂牌部队。在决定作战方案时，毛*东泽**同志很形象地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究竟怎样打法？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得不好，两只大钳子就夹过来了。经过多次分析研究，最后决定还是从软肚皮开刀。这软肚皮是上官云相、孔繁祥等北方部队，他们在南方不服水土，又不会爬山。而且蒋介石一贯玩弄借刀杀人扫除杂牌的伎俩，先打他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会积极来增援。果然我们从富田、东固之间打起，横扫七百里，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蒋介石的“四大金刚”并未与我们交锋，蒋鼎文、蔡廷锴的部队也在原地观望。我们捅破了敌人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人的后面，他的一字长蛇阵就全线崩溃了。《毛主席诗词》中有“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名句，就是讴歌这次作战的伟大胜利。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过了八年，希特勒就采取了这个办法，从荷兰、比利时那个薄弱部位打了进去，突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这就教育我们，线式防御，在现代战场上是没有用的。现在有的同志强调环形防御，那是战术性的。从战役上讲，现代战争没有多层次的纵深防御是不行的。
毛*东泽**、*德朱**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东泽**、*德朱**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
毛*东泽**、*德朱**同志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创造战机、捕捉战机，使我十分钦佩。按照过去的规律，敌两次“围剿”之间有一个较长的间隙，在这段时间部队多半分散执行发动群众的任务。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便分散在建宁、将乐、沙田一带作群众工作。但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之后，未给我们休整的机会。他立即调整部署，以其嫡系“四大金刚”为主力军，亲任“围剿”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变换了作战方针，实行长驱直入，妄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苏区，再进行深入的“围剿”。
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南城方向进攻，寻我主力决战；以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进行“进剿”和“清剿”的任务。敌军乘我主力尚在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我苏区的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很多地方。敌军新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我军意料。毛*东泽**、*德朱**同志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回苏区应战。那时还没有无线电联系，靠骑马送信，我军三万多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往回赶。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顺利通过了，就进入苏区了。为严守秘密，部队出发前把所有的火柴、电筒上的灯泡都“没收”了，真是“人含枚、马衔口”，连咳嗽声都没有。三万多人的大部队，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我们到那去了。在苏区中心作战，敌成了瞎子聋子，误把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在南丰以西宜黄以南地区的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认作我军主力，下令发动进攻。而我军主力则已撤至苏区的后部高兴圩地区。我军避强击弱，先打上官云相的部队。上官云相部队战斗力虽不强，但它同蒋介石嫡系“四大金刚”部隔得很近，我们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我军在莲塘、良村和黄陂连打了三个歼灭战，毙伤、俘虏敌人约一万多人，从被动中初步夺得了主动。
接着我军充分利用在苏区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象，以十二军(欠三十五师)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佯动，把一部分敌人引向东北，并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占乐安县城，紧紧牵住追敌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险路，把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个多月。我主力两万多人，却偃旗息鼓，秘密越过敌人第十一师、第十四师与第五十二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之间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敌人包围圈，向西转移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息。等蒋介石发觉再度调兵西进，我主力又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继续西移，隐蔽地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菜园冈为中心的山区，休整待机。
这时敌人象个瞎马似的已乱奔了两个月，三个师遭到了我们的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与此同的，两广军阀利用蒋军深陷江西之际，向湖南衡阳进兵。蒋介石处于两面受敌之境，不得不实行总退却。我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两万多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不过在敌人撤退时，我们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打高兴圩，我们打老营盘。敌人很顽强。打到最后，他们集中军官、军士，我方就集*共中***党产**员、共青团员互拚。双方伤亡很大，双方都撤下来了。这一仗从战场指挥来说，无硬拚的必要，因为敌人已决定撤退了。说明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随时都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我们从高兴圩撤向富田南边白云山时，碰到了韩德勤的一个师，象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他消灭了，缴获极丰，正好补充了我们前一仗的大量消耗。
毛*东泽**、*德朱**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先后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一九三三年二月，我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由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的三十一师合编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这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即将开始。蒋介石以其嫡系部队七十个团十六万人的兵力，组成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另有蔡廷锴为左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右路军总司令，负责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围剿”的规模超过以往。
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德朱**同志指挥的。他们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敌人以一部兵力吸引我军于南丰地区，另一部兵力由宜黄、乐安地区迂回我军后方，企图与我军决战。方面军*长首**鉴于敌军兵力过于集中，决定采取退却步骤，命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先打新丰镇，再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吸引敌人，主力部队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二月十七日起我军主力捕捉到战机，打了两个歼灭战。消灭了分别向黄陂前进的敌两个师，三月中旬，敌人企图诱引我军决战于广昌地区。为迷惑敌人，创造战机，方面军*长首**又命令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行动，吸引敌人先头纵队加快南进，拉大敌人前后纵队的距离，以创造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红军主力再战东陂、草台岗，歼敌一个师的大部。在这两次战役中，我对运用牵制、策应部队以创造战机，夺取战役的胜利有了直接的体会。
我在中央红军经历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以后，王明“左”倾错误已扩展到中央苏区，毛*东泽**同志被排挤出红军领导位置。第四次反“围剿”虽取得了胜利，而王明“左”倾错误并未得到纠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红十一军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奉命进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路线，举行过多次作战，都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红军日益丧失了战局的主动地位。
五月份我们在硝石打了一仗。硝石地处江西省东部，驻军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的一个师。我们是仇人相见，仗打得十分激烈。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肖劲光同志和我赶到前沿，部队奋力攻击，敌被打垮了，我军乘胜猛追下去。但敌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我们的后面打了过来，这时我们手上已没有部队，我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前去堵截，这股敌人又被我们挡住了。但敌人的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臂，动脉血管的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是懂得一点急救常识的，他立即用绑腿把我手臂上部扎死，血才止住。同志们找来担架，冒雨把我送到二十来公里外的救护所去。山路崎岖难行，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因绑带扎得紧，加上一路下着大雨，到了第二天我的手臂肿得象腿一样粗。由于伤势严重，我又被转送到军医院。医生一检查，*弹子**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而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因此医生主张给我锯掉，他们说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我坚持不锯。我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这只手虽然残废了，但还是可以帮助右臂作一些辅助动作哩！但是伤口随即就化脓了，需要开刀。那时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解放后有人问我，你开刀用什么麻药？我说哪里有什么麻药，麻绳就是麻药。为了固定受伤部位，用根麻绳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倒没有觉得太痛，反是手术后吃了大苦。当时技术水平差，手术后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弹子**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弹子**的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不拢，反而长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子。医生又用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也长不拢。我见到其他同志一个又一个地重上前线去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时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遭了殃。记得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敌人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们立即分散四处隐蔽。我一跑出来就被四个便衣队员紧迫不放，我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了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就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
这是我第四次负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寻淮洲任军团长。我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刚回部队，十一月十一日就参加了浒弯、八角亭战斗。
浒弯、八角亭在靠近敌人战略要点抚州的金溪县。浒弯的敌人是冷欣的一个师，辖五个团。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由正面攻击，袭取浒弯，三军团迂回其侧后。我们向敌发起攻击，敌人在八角亭固守，与我们形成对峙。我率领的第二十师编制不充实，全师只有二千多人，而攻击正面近十公里，故我们只能作一线式配备。第二天敌人发觉了三军团进攻其侧后，便倾全力向我师和十九师的方向猛攻。我军奋战两昼夜，浒弯未攻下来，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战野**，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我师也打得很剧烈。师部阵地一个机枪排，一个警卫排，打到最后只有机枪排的一挺机枪，还有七十多发*弹子**，机枪排长舍不得打，我狠下心，上去一下子给打光了。敌人还是以密集队形向我们冲来。我们就推倒工事，用石头砸，一直坚持到黄昏。敌人的攻势停止了，我们也撤了下来。此时和军团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我们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
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器武**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乱动**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
浒弯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敌人向江西方向增兵，我们的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点的运动战了，于是我们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山头，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为牵制敌人行动，我们还以奔袭的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同第二次打长沙相比，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了一些攻城的技术了。我们没有炮，搞到了黑色*药炸**。于是我们就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另外把黑色*药炸**装进一只棺材，上面填上土。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点起引信，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也已从坑道接近到了城边，一鼓作气，打进了永安县城。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支配下，这些局部的、个别的胜利，都无助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战野**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肖劲光同志*制抵**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我则被这位政委扣上了“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阻击了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但他却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弯、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竞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器武**，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月七日，当我离开瑞金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已进行了九个多月，败局已定。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慰自**的是，我在毛*东泽**、*德朱**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东泽**、*德朱**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的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途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国亡**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动反**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排挤了毛*东泽**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东泽**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动暴**，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在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制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战野**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器武**也很差，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这时，部队新成分多，非战斗人员多，*器武**不足，负荷很大，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更为重要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我为军团参谋长，都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险的斗争环境，他一直悲观动摇，后来投敌叛变了。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担负着特殊的艰巨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央实行着“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又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就使它的前程更为艰险了。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我们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我们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我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我们便转兵向东。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四个营，慑于我军声威，连夜逃走。八月一日，我军进占水口。同时，我军另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占领水口之后，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我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动反**当局的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七十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我们是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的。八月二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因为缺少防空经验，伤亡了七八十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
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八月七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市内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约八月九日晚，我们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我们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我们便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了一批*器武**，但我们自己也受到不小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转战闽东闽北
桃源战斗以后，我们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八月中旬，天气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敌区行动，民夫很不好找，伤病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动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我们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闽东游击区主要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以赛岐、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我们一进入游击区，在当地*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进行安置。同时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地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当地*党**、群众和游击队的配合支援下，我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一千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群众大为振奋。我们在福州和桃源两次作战时，都是采取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硬拚，伤亡很大。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使我们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七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为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我们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党**。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八月十六日，我们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八月二十二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八月二十八日，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个月打了三个胜仗，我军声威大振。九月初，我们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以后，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我军一路上受到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我军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苏区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个好仗。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我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进发了。
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动暴**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