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河北省从事水利工作，由于职业和地域关系，经常出差路过首都北京，买些不要票证的点心渣之类，算是回家给孩子们的见面礼。邻居、同事也常讬我在北京代买一些生活用品。西单尼龙袜店的一次购物的尴尬经历，袜店那位大姐处事的负责和真诚态度，仿佛发生在昨日一样，至今难以忘怀。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今是昨非。西单已经今非昔比，面貌全改，再也看不到那间不起眼的专卖小店了。那位真诚的大姐如今可还健在？也该离职退休、颐养天年了吧？
小店位于西单商场的南边，坐东朝西，离长安大街交叉路口不远，营业面积二三十平米左右，五六个营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可能是袜店的领导。这些年来每次路过北京，乘车经过长安大街西单路口，我便心绪难平，不由自主地抬头仰望窗外，四处寻觅，希冀找到那间不起眼的小店，找回那位大姐的真诚。
一次我外出工作要过北京，一位杨姓同事知道后，给我一个面值“贰张”的北京市购买物品的工业票，讬我在北京市购买一双尼龙花袜，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他的爱女。因为当时尼龙袜子还很少见，西单的那间袜店，专门经营尼龙*袜丝**，花色品种
较多，门庭若市，格外红火。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卖方市场，生活用品不像现在这样丰富，随意购买。紧缺商品须要凭票计划供应，票证不能跨地区（市）使用，以防北京商品被过京的“外地人”买走。尼龙袜子也必需北京市的工业票才能购买。据说北京市民每人每年才发一张，所以看得弥足珍贵。老杨的那张工业票，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位*队军**战友送给他的，已珍藏多时，没舍得花。要不是女儿十八岁生日，暑假后要上外地读书，还舍不得拿出来用呢！
受人重托，自知责任重大，不敢疏忽懈怠。我一大早就从北太平庄亲戚家赶到西单，商店还未开门。那时商店一般八点半至九点半才开张。隆冬季节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冷风嗖嗖，身上的棉大衣也显得单薄。我见店前尚无来人，心想往北遛跶
一会再来排队也不为迟，就径直往北遛去。不料待我回来时，已有七八个人拥在门前，大概都是来买尼龙袜子的。我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心理暗暗自责。
待到太阳升起，店门打开，众人便一拥而进，跑到北边柜台排队，等待购物。我虽奋力拼搏，也才排了个老六。卖货过程也算秩序井然，没有卡个、代买之类的“常态”发生。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我把背熟于心的腹稿—袜子的花色、品种、尺寸、数量一起报出，并忙不迭地把钱和那张面值“贰张”的工业票恭敬递上。按我购袜的数量，应该找回我“壹张”工业票，那位售货员可能未仔细看清小票的面值，接过票后顺手放在旁边铁丝编的框子里，接着点钱。我以为他接着会找我面值“壹张”的小票，也就没有做声。这时，另一售货员从货架上把袜子给我拿来。待我拿着心爱的尼龙*袜丝**请那位收票的男售货员找给我“壹张”小票时，尴尬的事情出现了。
不知是人多忙乱，还是健忘，他竟然说我交的是“壹张”的小票，不应再找。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排在我后面的人大概没有注意，无人为我作证。我据理力争，指着刚刚放在铁丝框中（可以看见的）的我那张小票说，那个就是我刚给的。不料他却拿出那张面值“贰张”的小票，在我面前拼命摇晃着，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看清楚了，这张票是你的吗？
这是刚才那位军人大哥的，……”（潜台词似乎是我说谎）。这简直是如雷贯顶，脑子轰然膨胀起来。明明是我交给他面值“贰张”的小票，怎么转脸就不认账了呢。但我心里明白，我没有说谎，我是当着大家的面给他的小票，肯定是他弄错了。要是我认倒霉，不要那张小票了，我到哪里再找“壹张”小票，回去向朋友交代呢？真是有口难辩，越想越冤枉，越想越生气，不禁眼睛湿润，声音呜咽。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理由，大声和他争辩，非要找回本应属于我的那“壹张”小票不可。
来人越来越多，大家把我围了起来，外围看不见我的人也在起哄，以为抓住个小偷。大家看着我这个操着外地口音、衣衫褴褛（身上穿着专供出差用的脏兮兮的破棉大衣）的拟似盲流，猜想准不是个好人。按照当时的革命警惕性和惯性思维，当然可以不问事实真相，不分事理曲直，一边倒地谴责我为“无理狡辩”（我也确实拿不出证明那张小票是我的证据）。更有好事者，一位身着绿色便装的年轻人，大概真的以为我是盲流或小偷，不可能持有首都北京的工业票，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哪里来的工业票？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无理取闹，破坏首都的大好革命形势”，并威胁说要把我送到派出所去，说着就拽我的胳膊。
我当然知道去派出所没有好果子吃，死活不去，拼命挣脱他，大声叫嚷着：“你知道情况吗？干吗要我去派出所？”我无法讨回公道，成了众矢之的，更无法脱身。
正在万般无奈，柜台里走过来一位大姐，大概是这里的头头。她说话不紧不慢，问了双方情况，答应我晚上盘点一下票据，改日再作答复，劝我不要再在这里吵闹，免得影响营业。我说：“你们现在清点不行吗”？她笑了笑说：“你看，大家伙都
在排队等着买货呢，请你相信我们一定回认真清点的，你明天来吧！”我心里顿时一亮，好像茫茫大海中看见一线曙光。但转而一想，我的中转车票已经到期，不能改签，也不好意思再回亲戚家住宿，外面住店又需工作证、介绍信，还得排半天队，哪能再等一天。再说，他们自己清点，结果可想而知，十之八九使我失望。我感到情况不妙，这里不是说理的地方，宁愿不要那张工业票，也得赶紧脱身。平时愚钝的我，不知哪里来了点聪明，急中生智，连忙掏出一角钱作为信封和邮资费用，交给那位大姐，请求她如果盘点结果小票长了，就把那张工业票寄还我。临别还说了些感谢的话。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左思又想，心神不定，很是自责。我真傻，我为甚么不让他随即找票，钱票两清呢？她答应下班时清点，可能只是打发我走的借口，否则，为甚么不当即清点呢？要是那个售货员把长出来的那张票偷偷地装起来，谁会知道呢？即使清点长出票来，也不会寄给我的，谁会自找麻烦。我回去如何向同事交代呢？我真傻，……。幸亏回到家里，家人和同事都很同情我的遭遇，没有责备什么，心情也就慢慢平静下来。
不料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挂号信，心想准是那位大姐来的。连忙拆开来看，果然是西单尼龙袜
店的来信，并附一张北京工业票，使我喜出望外。信中说，当晚清点结果长出一张小票，现寄还给我，并致歉意。我也回了一封感谢的信，主要是感谢他们的真诚。并说：北京人不要瞧不起外地人，你们吃的大米、白面，水果、蔬菜，样样来自外地，甚至喝的自来水，还是俺河北省的官厅水库送来的呢！真是得理不让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深感汗颜和内疚，我应向那位大姐道歉！这件事情并非他们全错，我也负有没有及时提醒售货员找零的责任。他们完全有条件掩盖事实真相，或者束之高阁，看我这个外地人奈何。我真幸运，遇到了西单袜店真诚的人们，特别是
那位真诚的大姐。
人老了不免怀旧，那位大姐也是我常怀念的一个。在人们重新呼唤真诚的今天，我又想起了她，西单尼龙袜店的那位大姐，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