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上的性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已经扩大了影响。首先，它们对这样一种假定——性是自然的，而性别则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提出了挑战。性、性别、性征的现代逻辑——即生物学上的性决定了性别，而性别又规定了人们选择对立的性别作为*伴侣性**——被证明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而把性理解为一种文化范畴所引出的问题一点都不比它提供的答案来得少。
早期现代的西方医学对古典生殖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古典生殖理论所形成的是一种关于人类物种的单性模式。按照这种理论，男女的性器官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给倒转了——在女人体内的，在男人那儿变成了体外的。
据托马斯·拉克尔说：“在1800年左右，所有作家都决定基于显露的生物学差异而强调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之间也即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古代论述中明显的生物学错误引发了全盘性的转变，不只是关于生理学的生物学解释发生了转变，而且与性别相对应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转变。
法国生物学家伊西多·乔弗罗伊·圣-希拉尔在1836年露骨地宣称的：“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承认，在它们所统治的社会成员中，基于性器官的差异可分为两大类人。在这两类人里面有一方被强加了种种责任，而另一方则被免除了这些责任，然而其相应的权利却也被剥夺了”。
向拉克尔所说的一种“不可通约的生物学”的转向对于性的实践和分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早期现代社会声称除非是体验到了性高潮，否则——用一个流行文本中的话说——“女性既不会渴望婚姻的拥抱，也不会从中享受到快感，不会为此而受孕”。
在这里，怀孕也许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们相信女性性高潮是怀孕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那么没有哪一个男人会对此置之不理。19世纪的医学观测到女性快感对于生育实际上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规训社会可以自由地管制女性性欲，如果是以阴蒂快感而不是以阴道快感为中心，那就是性反常。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