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金匮直万”钱为新莽时期所铸，钱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圆形方孔正背、内外均有轮郭，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上下、左右对读；下部为方形，正背两面周边突起似轮郭，内以两条突起的纵线将方形分作三等分，正面两线之间竖排篆书“直万”二字。此钱不单造型奇特，且书法古朴婉转，存世极其稀少，早年出土仅两枚，出土时原为通体绿锈，为青铜质。
莽泉素有中国古钱中的“钱绝”之称，而“国宝金匮直万”钱更是莽泉中的绝品，被不少泉币学家誉为“泉中之*物尤**”，有“中国古钱魁首”之称。现在，其中一枚出土的“国宝金匮直万”钱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最后的私人藏家，便是陈仁涛。
关于“国宝金匮直万”钱的出土，现在所见最早谈及此事的是上海《晶报》老板余挺生之子余大雄，1922年他在《晶报》撰文：“新莽国宝金匮直万钱，辛酉九月于西安省城西北隅杨家城出土，城即未央宫之址也。”“辛酉九月”即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后大多数文章都沿袭此说。
“国宝金匮直万”两枚钱出土后，便开始了辗转流离的旅途，关于它的去向，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蔡季襄在1940年出版的《泉币》第一期《国宝金匮“时代”与“用途”之探讨》一文中的记叙，比较接近真相：“古泉中有国宝金匮一品者，余虽未见其泉，闻为南浔张叔驯君所藏，张君好金石，精于鉴别，古泉尤为所专长，此泉经其审定，其非赝品可知，此外陈君仁涛亦藏一品，据之系让自张君叔驯者……”
起初，“国宝金匮直万”两钱出土后，其中之一是西安阎甘园、阎履初父子花了几十个大洋买下，后来携至上海，被张丹斧买下，立即又被余挺生以一千大洋购得。张叔驯在余挺生那里看见“国宝金匮直万”钱后，坚决求其割爱，余挺生都没有答应，知道余挺生过世后，张叔驯又向其后裔重提旧事，并许诺仍以先前的开价两千大洋收购，物主见其诚意，便答应了下来。
根据张叔驯哲嗣张南琛告知，其父先后共得两枚国宝金匮钱。1937年其父离沪到美国定居前，因为手头紧张，便将这枚“国宝金匮直万”钱转让给了陈仁涛，自留存一枚，现不知去向。
后来，陈仁涛本人在日本《货币》杂志上撰写的长文《国宝金匮钱考》中写到：
新莽泉货，奇形诡状，种类纷纭。汉志所载，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夙为泉家艳称。昔日藏泉之富不富，恒以莽货之备不备为断。其为世所重视，盖可知矣。金银龟贝，原未范为货币，年湮代远，莫从稽考。他如刀货二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史载与实物，两相符合，足以徵信。第乾隆以前，诸家谱录，率出臆测。不但陋略可哂，亦且谬误百出。嘉道以还，翁刘鲍李诸先辈，锐意搜罗，悉心考据，两刀六泉十布，方粲然大备。史谱错误，复多纠正。阐扬泉学之功，诚非浅显。晚近交通大辟，旧藏新出，更有增益。中外同好，篋中备者，不下一二十家。张君叔驯所藏，重品复出，多至五六套。昔日视同山珍海错，今则类似家常便饭。意者莽法古多制，宜有异品，湮没未彰，果如所望。国宝金匮直万泉赫然出现，骤睹之际，目骇心炫。盖形奇质重，文字圆浑，制作精工，堪称绝品。班氏疏略，汉志失载，其为莽货，望而立辨。厥泉与莽篡汉，有密切联系，在历史上占重大之价值……
陈仁涛在这篇文章中，还比较详细的谈到了当年收藏国宝金匮的经过：
光绪二十七年，西安农人掘地得两品，完好无缺。其一民十三四之交。泉估携沪，闻初张丹斧所得，旋归余君挺生，视同环宝。叔驯见之，坚求割爱，余氏拒却之。未几谢世，叔驯向后裔重申前议，愿以宿诺二千金相报，物主见其意诚许之。其一为驻西安邮务局长英人牛门氏在出土时，向农人以五金廉值得之。民十九年春，姻丈张䌹伯君与此缔交，邀观藏泉。厥品赫然在箧，其他珍异之品凡十数。张丈见之，怦然大动。窃意奇泉珍品，不容任其流诸海外。旋即商让，坚拒未允。往返数次，报以重值，许以千六百金，偿厥一品。他亦称是，总数不下五千余金。舌敝唇焦，方告成功。此品初归叔驯，余既得方氏藏泉，叔驯慨然见让，各据其一，足以傲海内外之同好焉。
后来，陈仁涛在《金匮论古初集》一书中写道：“金匮为余庋藏古物之室名，取自王莽国宝金匮直万钱”，这就是陈仁涛自号“金匮室主”，以及斋名“金匮室”的由来。
解放后，国家收购陈仁涛的藏品，“国宝金匮直万”钱也在其中，最终收归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为北京历史博物馆），成为一件重要的陈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