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戈达尔去世的消息，让很多人陷入怀旧情绪当中。
大家纷纷开始怀旧——试图回到过去，回到新浪潮，再不济回到18年那场惊奇世界的戛纳直播也好。
当“怀旧”成为一种集体情绪，它背后的逻辑也不言而喻，追忆电影往日的荣光，似乎也变成一种疗愈。
就在前不久结束的北影节上，除了经典修复的《绿洲》外，还有一部来自韩国的新片，就讲述了一个关于电影的“老”故事。
《致敬》非常的不起眼，没有名导明星，妥妥的小众、小制作。
居然在豆瓣拿下了7.9分，赚走许多观众的眼泪
有人说它是女版的《一秒钟》，同样关于电影本身，关于每个观众心底里的迷影情节。
在主人公的选择上，让多个时空的女性命运重合在一起，又有了点儿《时时刻刻》的意思。
故事围绕着一位事业不顺的中年女导演金智婉展开，看她如何在一次胶片修复工作中，误打误撞的与韩国第一代女导演展开隔空对话。
所谓的“致敬”，在本片中既指前辈，也指时代，更指的是电影本身。
当然，这样的故事设定算不上新鲜。
就视听和剧作结构而言，本片也并那么突出。
甚至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比如落灰的蛛网、待割掉的子宫、前辈女导演墙上的叠影等等，都有些直白甚至是笨拙。
但你还是会被感动，也一定会被感动。
《致敬》这个片名起的宏大，但起笔和落脚处却无比的小。
它并不贪心，仅仅注视着一位“拍电影的大妈”金智婉，尽其所能的克制、谨慎，远离一切廉价的煽情，也避免吵闹的控诉。
最后会打动你的，是一种憨厚且纯粹的热爱，它关于电影，也是每一个女性创作者的自白。
其实，了解一下导演申秀媛就会有迹可循，故事里的主角就像是她本人的一次延伸。
在如火如荼，人才辈出的韩国电影圈里，申秀媛名不见经传，不温不火的坚持拍片，也默默的坚守着一抹平静的女性视角。
（申秀媛）
自己挣扎在妻职、母职夹缝中的创作欲，似乎反向成为一股动力，推着她一直走到今天，拿出了《致敬》。
在这部谈不上多惊艳的新作中，你很难苛责导演的苦心。
它本质上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拍下去吧”，画面上的点点滴滴分明也来自生活本身。
这次的剧本有了明星的加持，女主角是在《寄生虫》《少年法庭》《哭声》中，像变色龙一样的女演员李姃垠，在片中成了导演的分身。
她稳如泰山的表演，淡化了剧本在情节上的设计感，也过滤了那些流于表面的抒情。
中年女导演金智婉的故事，从蜗居开始。
在泳池里，她浮沉着略有些肥胖的身躯，偷偷许愿自己的第三部电影《幽灵人间》，票房能过30万韩币。
也就是大约有20个人买了票，便心满意足。
说得好听点她是导演，但事实是，十年间一无所获，全靠丈夫补贴。
只有少女变大妈，面前的好大儿还在幻想着母亲能挣大钱供他。
一切都不温不火，如果把丈夫的牢骚左耳进右耳出倒也能勉强坚持下去。
但拍到了第三部电影，就和“幽灵”这个片名一样，金智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乏、倦怠。
影片的推进无比平淡缓慢，我们看着自诩大妈的女主角，面无表情的发呆，迟滞。
也许是更年期的来临，一贯封闭的她，内里终于开始瓦解动摇。
小区里陌生女人烧炭自杀的新闻，也让她心有戚戚，难以自抑地投射自己。
“是不是该放弃了”——幽灵般的自我怀疑，就出现在这微妙的“第三部”之后。
此时，一个胶片修复的工作，让她暂时逃离了自怜的情绪。
而这部待修复的电影《女判官》，就出自韩国第一代女导演洪在媛之手。
《女判官》故事的原型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法官。
随着修复工作的展开，三个不同时空的女人，以电影为切口重合在一起。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剧情的走向也很好猜测。
甚至她们的困境也如此相似，但也无比雄辩。
尤其在这个大环境中，影片并无控诉感的个人视角，反而变得切题起来。
女性影人的处境和电影的处境殊途同归，都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摇摇欲坠，看着一轮轮的热爱和失望轮番上演。
片中，《女判官》因为彼时韩国电影对“女人抽烟”的审查，缺失了部分胶片。
在寻找的路上，金智婉也面临着两重“阉割”——在家里，她要剥除创作者的那部分，尽量做一个贤妻良母。
对外，她则最好像个“brother”，才能全情扑在工作上。
从金智婉看似“不成困难的困难”中，你能顺理成章的推导出无数被遮蔽的女性声音。
这种天然的“阉割”，放在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也更加让人感慨。
越过我们都能细数一二的行业性别歧视，金智婉站在这样的处境中，更深刻的感受着“电影”大厦倾颓的危机。
“拍电影十年了，总该挣点钱了吧”
“放弃电影，做生意吧”
曾经杰出女导演被阉割，当代的金智婉如“幽灵”般漂浮在行业边缘，目击着金玉其外的假象。
就和曾经的片场不欢迎女人一样，她也率先在冥冥中感知到一种电影本身难以挽回的衰颓。
在塑造出这一整体性的抑郁之后，导演才吞吐出一些独属于女性的困境。
在演员李姃垠几乎面无表情的表演中，你能看到日常如无形的小锤，如何滴水石穿的击破金智婉的盔甲。
她处在一种难以逃脱的道德折磨中，展开了自我诘问：
“难道梦想真的比母职高贵么？”
你会发现，片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角色，儿子、丈夫、婆婆，见到金智婉的第一句话都是：“快去做饭。”
无论是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人到中年的丈夫，都在抱怨式的等待着一位长期“缺位”的女人，为他们凋敝、残喘的人生“重整山河”。
儿子会责怪家里“像旅馆”。
丈夫会委屈且愤恨的表示“我都活成什么样了？”
如果要为此归因，答案一定是“不务正业”的金智婉。
有趣的是，在修复胶片的过程中，金智婉的处境也数次和老导演、女法官重合。
在60年代，导演洪在媛隐瞒了自己有女儿的事实，只为规避职场风言风语的指责。
在胶片里，女法官的丈夫干脆成了智婉老公的嘴替，控诉着妻子的失职。
其实仔细看来，女主角金智婉和以上两个形象都略有不同。
她并非一个典型的女强人，更多是一个哑口无言的失败者。
靠伴侣养家，会从老公的钱包里拿钱，总是照单全收家人的指责，但这种憨憨的“沉默”，反而让这个形象更多了几分味道。
它一方面当然指向电影产业的现状。
底气不足，外强中干，高不成低不就。
无论是下沉成商品，还是形而上为纯粹的艺术都很尴尬，负隅抵抗着流媒体、审查、票房的各方掣肘。
另一方面，它更揭露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母职和梦想”本不该成为一道选择题。
在对女性的描述中，我们通常不会赞颂追梦者或孤勇者，即便是赞颂，前提也是不拖累任何人，不耽误母职和妻职。
把这样的体悟叙述得如此平静，大概率都来自导演申秀媛的自我和解。
而治好她“精神内耗”的良药恰恰是电影本身，这也是影片最纯真的地方。
片中的金智婉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
她无数次的嘟囔“我真害怕写东西”，但又随时带着老花镜把一切当成素材记录。
当日常琐碎、唠叨、下水道的泡菜渣不断地消耗、折旧她时，创作的确是一个任意门。
但她也常常感到几乎恼人的平凡，剧本怎么修改都很一般。
创作的路走得艰涩无比。
同样，第一代女导演洪在媛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着“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电影是什么？”
无论夹在剧本里的老照片有多神采飞扬，拍到第三部就戛然而止的创作生涯还是宣告着一股让人心惊肉跳的无力感。
她们都不是天才，不是才气四溢的戈达尔。
大多数人都是笨鸟，只凭一点热爱努力飞到了中年。
但只要尝过一次创作的甜头，就扎在电影里，等待它的洗涤，等待施予，再给出自己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奉献。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看似平平的电影，会迎来如此多的好评。
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意识到某种坚定的、纯粹的，昨日世界的遗产逐渐远去。
片中曾经荧幕上的男演员，蜷在轮椅上遮掩自己塌垂的面部，不愿示人。
那个时代唯一的女剪辑师，曾经横眉冷对一切行业陈规，现在却老得记不起“film”这个单词。
在马上被铲平的旧影院里，放映员上一部充满激情的手绘海报还是《宾虚》。
60年代名流荟萃，容纳多少高谈阔论的咖啡馆，现在独留老板一人，他直言着：“我太老了。”
“大家都死了，我也该死了”
在我们的世界里，戈尔巴乔夫去世、女王去世、然后戈达尔去世…
那句振聋发聩的“电影，每秒24格的真理”在社交平台上被疯狂转发。
曾经我们确实对此深信不疑，但昨日世界的遗产确实开始被全面清算，缓缓合上了它的尾页。
片中的一切都在摇摇欲坠，荒废的电影院，拿来做帽撑的胶片，空无一人的放映场，票房惨淡的新片。
制片人那句“明天我们的电影没有排片了”简直像是未来飘回的魔音。
正是在这种情境中，你才会很容易被金智婉这个形象所代表的那份孱弱和执念所打动。
当她站在破旧的电影院里，对着天光检查胶片。
你会知道笨鸟的热爱也是有用的。
因为她会在电影的世界里继续坚守。
而这个“她”里面，一定也包含了“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