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舊唐書》的史源問題，歷來受到廣泛關注，前學已指出大量系唐國史原文的條目。其中大量此類條目出現在史臣曰和論贊部分。通過對一部分進行分析後發現，《舊唐書》的史臣曰和讚語有復雜的來源，既有抄自唐國史實錄的部分，又涉及唐人小說，後唐時人的作品並經過後晉史臣的改造和編排。其成型過程相當復雜。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言《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垓餘叢考》卷十又言「舊唐書多國史原文」，此後學人就此申說頗詳[1]。但黃永年「對《舊唐書》這樣重要的史書，最好把它的史料來源逐篇逐條都弄清楚」之語，至今仍未可及。
賈憲寶循前人路徑，翻檢舊唐書，「又發現不少《舊唐書》承用唐國史原文的證據」[2]其中「占較大比例的是卷末史臣曰的稱謂」[3]。但受限於文章主題，並未就史臣曰的來源做更深入的分析。溫志拔注意到，「德宗以後，特別是武宗以後文字，其行文中出現各種唐人稱謂，似乎也有可能出自奉李唐為本朝的後唐史官之手，」由此提出要「考察分析這一時期「史臣傳贊」中，唐人稱謂的年代問題」但同樣限於其旨在討論《太平御覽》「引唐書」的問題，著力有限。
自司馬遷於《史記》中創「太史公曰」，後世史家就這一在列傳，本紀後加以評論的方式多有因襲。又在說法上有所不同，《十七史商榷》注意到，
「《史記》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斷語也，而班氏改稱贊，陳壽改稱評，至範蔚宗又改稱論矣。而又系以贊論為散文，贊為四言詩。沈約宋書改論稱史臣曰，惟趙倫之等傳一卷無論，校者以為非約原番。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魏收北魏書，令狐德棻北周書及晉書隋書舊唐書並同五代史論直起不加標題，而輙以嗚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有論無贊者《宋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周書》《隋書》《南北史》《新唐書》《五代史》，宋遼金三史也。論贊並用者，《晉書》《南齊書》《舊唐書》而《南齊書》志亦有贊，宋遼二史本紀稱讚列傳稱論則變之尤者。《晉書》中間有唐太宗禦論改稱制曰，但如王羲之傳制專論其善書一節則知太宗當日特偶然論及，未必欲以此作史論。史臣特援入之以為重耳。梁書本紀末史臣論後又贅侍中鄭國公魏徵論一段昭明太子及王茂等傳雜用其父所作論稱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陳書亦然，此皆思廉之謬。至於李百藥《北齊書》，本紀之末於論外又附鄭文貞公魏徵總論一篇矣，而其餘紀傳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有論贊俱無者有論贊俱有者其論或稱論曰或稱史臣曰，參差不一蓋因《北齊書》多亡僅存者十八篇，其餘皆後人取北史充入故，體例錯亂如此，若前明所修元史，全部皆無論贊，則幾不足以為史矣。」
《舊唐書》與唐人所修《晉書》《南齊書》類似，為論贊並行結構。在傳記後有史臣曰，「史臣曰」後又有主要以四字為一組的讚語。通過勾稽《舊唐書》中紀傳部分的史臣曰和贊語，筆者發現史臣曰和讚語內部並不統一。在唐國史實錄存留的唐前中期，史臣曰和贊有時在語氣甚至觀點上大有差異。同時，二者內部有時也出現明顯的拼接痕跡。武宗朝後，唐國史實錄不存於世。但《舊唐書》在這一時期依然可發現使用唐人口吻的論贊。
本朝文字與後世拼貼：武宗以前的舊唐書論贊
《舊唐書·高宗紀》末史臣曰：
「大帝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升旒扆，頓異明哉。虛襟似納於觸鱗，下詔無殊於扇暍。既蕩情於帷薄，遂忽怠於基扃。惑麥斛之佞言，中宮被毒；聽趙師之誣說，元舅銜冤。忠良自是脅肩，奸佞於焉得志。卒致盤維盡戮，宗社為墟。古所謂一國為一人興，前賢為後愚廢，信矣哉！」
大帝為高宗「天皇大帝」之尊號，由此基本可以確認上文是唐人手筆。史臣曰雖然批判高宗「蕩情於帷幄」使武后*政專**，群奸得志，但依然對高宗進行了正面評價，認為其「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升旒扆，頓異明哉」其失多推於武後之身。而讚語的言辭則激烈的多：「藉文鴻業，僅保餘位。封岱禮天，其德不類。伏戎於寢，構堂終墜。自蘊禍胎，邦家殄瘁。」
所謂「封岱理天」之事，無疑指高宗封禪一事，此事在史臣曰中一字未提，但在贊曰中卻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贊曰全文批判高宗「自蘊禍胎」使得「邦家殄瘁」，矛頭直指高宗本人，在力度上較史臣曰要大的多。
與本紀的情況類似，列傳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
「有唐之興，綿歷年所，骨鯁清廉之士，懷忠抱義之臣，臺省之間，駕肩接武。但時有夷險，道有汙隆，用與不用而已。睿、玄之世，若李傑、畢構、蘇珦、鄭惟忠、王志愔、盧從願、裴漼、王丘並位曆亞臺，名德兼著。如尹思貞、李朝隱折李承嘉、竇懷貞，辱閭興貴、趙常奴，詩人所謂不畏強禦者也。解琬總兵朔野，料敵如神，功遂身退，深知止足，茲亦有足多也。贊曰：尚書亞臺，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誰稱職？傑、構、珦、忠，能竭其力。愔、願、漼、丘，聿修厥德。貞蔑大僚，隱繩貴戚。琬馳令名，燕、蜀之北。」
贊語中言「我朝重官」，顯非後晉時作。
《舊唐書·玄宗紀》的史臣曰是展示《舊唐書》「拼盤」性質的一個好例子。史臣曰首先提到「李氏自武後移國三十餘年，朝廷罕有正人，附麗無非險輩。」稱「李氏」，顯出自後晉史臣之手。
然而接下來的部分卻用唐人口吻：
「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議。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敘友於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計最，校吏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於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西蕃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北狄酋渠，捐毳幕而爭趨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雞林、鳀海之珍，莫不結轍於象胥，駢羅於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裏。天子乃覽雲臺之義，草泥金之劄，然後封日觀，禪雲亭，訪道於穆清，怡神於玄牝，與民休息，比屋可封。於時垂髫之倪，皆知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不敢彎弓報怨。『康哉』之頌，溢於八纮。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矣。年逾三紀，可謂太平。於戲！國無賢臣，聖亦難理；山有猛虎，獸不敢窺。得人者昌，信不虛語。昔齊桓公行同禽獸，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靜比桑門，竟被臺城之酷。蓋得管仲則淫不害霸，任朱異則善不救亡。開元之初，賢臣當國，四門俱穆，百度唯貞，而釋、老之流，頗以無為請見。上乃務清淨，事薰修，留連軒後之文，舞詠伯陽之說，雖稍移於勤倦，亦未至於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壞，雖大必虧；木有蠹蟲，其榮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而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妒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偽。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功並棄。惜哉！」
稱開元時「我」有天下，顯出唐人之口。察本段文意，與「我開元之有天下也」大體相通，全文連貫，可見均為唐人文字。
趙翼在「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說：「因而凡史修於易代之後，考覆既確，未有不據事直書，若實錄、國史修於本朝，必多回護。觀舊書回護之多，可見其全用實錄、國史而不暇訂正也。」《舊唐書》史臣曰中多有回護之辭，大略可知。
《舊唐書·肅宗紀》史臣曰：
「臣每讀《詩》至許穆夫人聞宗國之顛覆，周大夫傷宮室之黍離，其辭情於邑，賦諭勤懇，未嘗不廢書興歎。及觀天寶失馭，流離奔播，又甚於詩人之於邑也。當其戎羯負恩，奄為豨突，豺豕遽興於轂下，胡越寧慮於舟中，借人之戈，持之反刺，變生於不意也。所幸太王去國，豳人不忘於周君；新莽據圖，黔首仍思於漢德。是以宣皇帝蒙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朔方，旬日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砥平。故兩都再復於鑾輿，九廟復歆於黍稷。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望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為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令之言；而西伯事親，靡怠寢門之問。曾參、孝己，足以擬倫。然而道屈知幾，志微遠略。殘妖未殄，宜先恢復之謀；餘燼才收，何暇升平之禮。方聽王玙伏奏，輔國贊成，紺轅躬籍於春郊，翠幰先蠶於繭館、或禦殿曉宣時令，或登壇宿禮貴神。禮即宜然，時何暇給。鐘懸未移於簨虡，思明已陷於洛陽，是知祝史疇人，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宣力，諸將效忠，旄頭終隕於三川，杲日重明於*合六**。比平王之遷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彼誠幺幺。寧親復國，肅乃休哉！」
從「我則英雄」上看此段很可能出自唐人國史，而與《新唐書》歐陽修的讚語對比，其一味褒揚的特色更為突出。
歐陽修《新唐書》贊曰：
「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於位以授其子，而獨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與歐陽修認為肅宗不需即位也可以皇太子的身份實現「破賊」收京相對，《舊唐書》對肅宗興復家國之功，和與玄宗的「父子親情」均作了修飾和讚美。以太公迎子，西伯事親與其相類。肅宗自立於靈武一事被一筆帶過。於是「比平王之遷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彼誠麼麽。寧親復國，肅乃休哉」書寫者讓肅宗勝過了遷洛的周平王與南渡的晉元帝。
與歐陽修「中材之主」的評價相比，《舊唐書·代宗紀》中史臣曰的態度要好得多：
「罪己以傷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懲縉、載之奸回，重袞、綰之儒雅，修己以禳星變，側身以謝咎征，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李靈耀作梗，田承嗣負恩，命將出軍，勞師弊賦者，蓋陽九之未泰，豈君道之過歟！贊曰：群盜方梗，諸戎競侵。猛士嘗膽，忠臣痛心。掃除沴氣，敷衍德音。延洪納祉，帝慮何深。」
認為代宗為在用人為政上「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李靈耀作梗，田承嗣負恩」以至「勞師遠弊」，是因「陽九之未泰」，天數不利而至。讚語又雲「延洪納祉，帝慮何深」將代宗執政中的過失一筆劃去。
肅代之後，有唐一代再無官修國史修成進上的記錄[4]，但後晉史臣在「史臣曰」的部分依然利用了前人留下的資源。《順宗紀》和《憲宗紀》直出韓愈與蔣系姓名。二人皆曾參與實錄修撰，而後唐有唐前九朝實錄，其事甚明：「庚申，以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州搜訪圖籍使。傳美為蜀王衍之舊僚，家在成都，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實錄及殘缺雜舊而已。」這些圖書最終成為後續史官修唐史的材料來源，以下文字大約抄實錄而來：
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爭，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棹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5]
史臣蔣系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僚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已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細務，多自臨決，奸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禦，訖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興，章武而已。任異、镈之聚斂，逐群、度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當，閹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幾於理矣！贊曰：貞元失馭，群盜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嘯聚。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聞於頌聲。
在這一時期傳記中的「史臣曰」和贊中，也可見利用實錄資源的例子。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潞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為藥所誤。王虔休不*黨**僣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奸，自貽伊戚。芃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為禦史時，執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奸謀，芃將祿讓。澄迷卻行，素貪一響。吾誰與欺，豈如忠諒。
「我朝良將」一詞，贊語之源非常明顯。而史臣曰言「有唐之良將」，讚語言「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臣曰評價「惜乎服食求仙，為藥所誤」，二者褒貶不同的矛盾也清晰可見。
小說與殘片：武宗以後的史臣曰和贊語
唐代的紀傳體國史只修到了代宗朝。而實錄僅至武宗，上文所引之《舊唐書》「史臣曰」與讚語，其顯非後晉時成文的部分之來源大體可以歸為唐國史及唐人所修實錄。而武宗之後的情況更為復雜。
《舊唐書》雖成於後晉，搜集唐代史料的工作從後梁時便已開始了。梁末帝龍德元年二月，史館奏請「敕內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考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6]。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又「以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川搜訪圖籍使。傳美為蜀王衍之舊僚，家在成都，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實錄及殘缺雜書而已」 [7]長興二年四月，「禁人毀廢所在碑碣」以圖保存史料。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棁上言，請搜訪宣宗已來野史以備編修。」。長興二年十一月，史館奏「大中以來迄於天祐四朝實錄尚未纂修，尋具奏聞，謹行購募。……其兩浙、福建、湖廣伏乞特降詔旨，委各於本道採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曆、除目、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數，據有者抄錄進上。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請議爵賞」。
就現存的材料看，在後梁、後唐兩朝，唐史修撰的進度幾乎停滯。後唐四次修史，三次成功，一次未果[8]。終後唐一代，唐末四朝實錄並未修成。宋代目錄中的四朝實錄並三十卷武宗實錄，最終由宋敏求補作。既無國史實錄可供參考，這一時期《舊唐書》文本的來源就變得更加復雜。
對《舊唐書》武宗到哀帝的本紀的史源，黃永年的觀點有一定代表性。認為其修撰「是根據徵集到的殘存的日曆、制敕冊書、諸司吏牘以及時人撰述如賈緯的《唐年補錄》之類。」[9]列傳部分又有使用文集，碑刻等材料[10]。
日曆、制敕冊書、諸司吏牘，乃至文集，碑刻等材料，涉及人物評價的文字當較稀少，而其中存有「史臣曰」的可能性又要更低。在這一背景下，《舊唐書》武宗後部分的史臣曰和讚語，卻依然存在使用唐人的口吻的現象。
《舊唐書·宣宗紀》末載:
「史臣曰：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曆艱難，備知人兼疾苦。自寶曆巳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跡，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詟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上宮中衣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後侑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饑，憂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郁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袖金賜之，誡曰：『勿令敕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候於羅浮山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興替有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藉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
「贊曰：李之英主，實惟獻文。粃粺盡去，淑慝斯分。河、隴歸地，朔漠消氛。到今遺老，歌詠明君。」
宣宗紀末贊曰「李之英主」可見贊語為後晉史臣所作，但史臣曰的部分又更接近唐人口吻，不像由後晉史臣所寫。」遺老聞大中故事「一項，清代學者以以為其係抄自前史。但未作具體分析。
行狀和文集是不太可能出現「史臣曰」這樣一類文字的。賈緯《唐年補錄》雖然也多采小說和遺老之詞，但其成書之時與宣宗已有百年之遙。賈緯「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的可能性也相當有限。所撰《唐年補錄》於後晉時成書，評論時也不必使用唐人的口吻。所幸《宣宗紀》史臣曰之史源尚有遺跡可循。蘇鶚《杜陽雜編》[11]所記宣宗朝事，多有與《宣宗紀》同者：
「及即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龍腦郁金藉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儒學，而頗注意於貢舉。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即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爇。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等閒破顏，縱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洎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上文宣宗「衣澣濯之衣」，「不許以龍腦郁金藉地」，「袖金賜醫官」三事與《宣宗紀》史臣曰大致相同，但在細節處又有變化，對照之下，《宣宗紀》用語較簡而已。然羅浮山人一事，小說與《宣宗紀》異。《宣宗紀》云「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嘗措言」，《杜陽雜編》中宣宗嘗問及長生，又問及壽數，『朕得幾年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腳。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
《宣宗紀》之史臣曰，其回護之處，似乎更甚於蘇鶚《杜陽雜編》。關於宣宗的這一類故事，在唐末五代時可能有相對廣泛的流傳。裴庭裕《東觀奏記》記羅浮山人一事云：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鄘離闕日病足，已蹣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卻平。上詰之，遂具為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憗。上聞之，甘心焉，驛詔軒轅集赴京師。既至，館於南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幹世事，卿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上聞之慰悅。及遏密之歲，春秋五十。」
裴庭裕所記，較前二者又為簡省，唯餘宣宗問壽一事。而情節有有所差異，軒轅集的回答從「四十年」變為「五十年」（壽命），考慮到裴庭裕的身份和此書因由其進上，成為官方藏書的事實。裴庭裕的觀點在當時當有一定的「權威性」。而在文字上，較《宣宗紀》和《杜陽雜編》，《東觀奏記》小說的味道輕得多[12]。而從文字差異上看，《東觀奏記》這一部分並非《宣宗紀》的史源。有趣的是，《太平廣記》引《感定錄》與《東觀奏記》情節大為相近[13]。
總體上說，將《宣宗紀》之「史臣曰」與《舊唐書》對昭宗哀宗的「史臣曰」和贊語對比，語言風格和情感上的差異相當明顯。其中當有採用其他唐人所撰材料的原因。
本紀之外，傳記中亦多有史臣曰與讚語使用唐人口吻的現象，李德裕傳末言：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
清代學者已指出，「自開運二年史成，上溯會昌之末，已百年矣，蓋沿唐人記載之詞而未及修正矣」[14]上文中除使用了唐人稱謂「衛公」稱李德裕，其中所言「是時」，也就是「耆德」之人所處的之時，彼時李德裕用事，「自開成五年冬回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的時代，可見其出自唐人之手。
《舊唐書》末尾，四夷傳之後，為安史，黃巢等人傳記，其後史臣曰：
「我唐之受命也，置器於安，千年惟永，百蠻響化，萬國來王。但否泰之無恒，故夷險之不一。三百算祀，二十帝王。雖時有竊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幸之輩，莫不才興兵革，即就誅夷。其間沸騰，大盜三發，安祿山、朱泚、黃巢是也。」
從「二十帝王」「我唐之受命」來看，當成於昭宗，哀宗之後，莊宗中興唐祚之前。其具體出處則難以確定。
為了擴大材料的範圍，筆者將部分脫離「史臣曰」，以繼續尋找線索。
《舊唐書·懿宗紀》首載：
「帝姿貌雄傑，有異稠人。藩邸時常經重疾，郭淑妃侍醫藥，見黃龍出入於臥內。既間，妃以異告，帝曰：『慎勿復言』。又嘗大雪數尺，而帝寢室之上獨無，人皆異之。宣宗制《泰邊陲樂曲詞》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拔暈。帝果以鄆王即大位，以咸通為年號。」
此事亦見《杜陽雜編》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臥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捩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捩暈之言應矣。宣宗制《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岱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以至酸鼻。」
二段文字均涉及郭淑妃侍醫藥見黃龍。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大雪數尺，懿宗寢室上獨無。懿宗制《泰邊陲樂曲詞》四事。雖然事件順序略有不同，但文字基本相似，此處《舊唐書》采小說的把握較大。
在沿襲唐人國史，實錄，小說之外，《舊唐書》的部分記載或延至五代，從行文上看，當成於後唐之時。如：
「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革，中興位亦至宰輔。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颋之後，實富名流。而彥曾屬徐亂之秋，胤接李亡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己飭躬，此為深誡！杜氏三世輔相，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為流涕。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節，楊子敗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征。」
引文所謂「中興」，指後唐以唐室中興自命。莊宗復唐事至哀宗之後，顯非出唐人之手，言稱中興，為後唐時習稱。「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曆清要。瓚子革，中興位亦至宰輔」與讚語言「我朝崔、杜。」當是後唐時成文。而史臣曰中「胤接李亡之數」，稱唐朝為「李朝」無疑是後晉文字。
同涉後唐「中興」的記載如：
「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類似的《舊唐書·昭宗紀》末有
「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為全忠所害，時年十七，仍諡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陶鄉。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喪而止。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諡而已。知禮者亦以宣、景之諡非宜，今只取本諡，載之於紀。」
又見言其「中興」，又語及後唐明宗時事，當自後唐時材料抄來[15]。《舊唐書》書法駁雜，可見一斑。後唐時史館的運作和國史的修撰，前學已有論述，並不見有修唐國史有所成效的痕跡。唯見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和修功臣傳的嘗試[16]。但此類文字，除出自國史或修國史前的準備工作外，似又不易在他處出現。唐人小說雖有時涉及人事評論，但格式與《舊唐書》頗異。行狀乃至墓誌對人物的讚語與《舊唐書》的贊語的語言風格上大有差異。
孟彥弘《《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的輯校與研究》在對吳玉貴《唐書輯校》的評介外，提出「《太平御覽》前《經史圖書綱目》中的所謂「舊唐書」，是指後唐所修的那部《唐書》」[17]，如以此推測為是，上述「中興」之語的來源均可得到解釋。而《舊唐書》宣宗之後史臣曰與論贊，也存在來源於斯的可能。然而，筆者更傾向於另一推測：《太平御覽》「引唐書」為唐國史的總稱[18]。
如以此為是，《舊唐書》中的史臣曰和論贊，也就有了合理的來源。同時，《太平御覽》「引唐書」的部分，也將得以利用。當然，以上兩種解釋僅是可能性之一，實際情況也許更加複雜。
原文腳註
[1]如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黃永年《唐史史料學》，較近的研究如唐雯《<舊唐書·高宗紀>「*宮東**誕育彌月」條與唐國史史源》《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2期；關惟：《<舊唐書·職官志>編纂及史源綜考》
[2]賈憲保：《從舊唐書賓談錄中考索唐國史》
[3]《太平御覽引唐書為國史唐書考論》
[4]有認為編年體國史尚存至 的說法
[5]本段不見於今本《順宗實錄》，但今本為節本之事已明。大部分討論順宗實錄的學者都將本段視為實錄的一部分【認為史臣曰出自實錄的另一個問題即是，今本《順宗實錄》所附人物小傳無史臣曰及讚語】
[6]謝保成先生認為，除了紀傳體國史，還有編年體「國史」———成於宣宗大中五年的《續唐曆》，其下限至憲宗元和十五年。賈憲保全面爬梳《舊唐書》初唐到晚唐紀傳文字和「史臣傳贊」文字後，認為其中「靈活多變的稱謂後人是無法模仿的」，認為「唐國史又至少修到了大中年間 」。如認為實錄體例無史臣曰（或實錄所附小傳無之）則上引部分文字或來自《續唐曆》等編年體國史
[7]《舊五代史》
[8]《舊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紀。
[9]牛潤珍：《五代史館與史書修撰》《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0]《唐史史料學》
[11]唐雯：《<舊唐書>列傳史源辨析之一——以傳世傳記類材料為中心》《中國中古史研究》卷8，2020年。指出五代史臣通過文集增補史傳的行為
[12]小說記載進入《舊唐書》，嚴傑曾有所探討，嚴傑：《唐五代筆記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13]《太平御覽》引唐書亦提及此事，內容較以上三者都更詳，但由於其性質尚存爭議，此處姑且存而不論。溫志拔亦注意此處，以其為《太平禦覽》引唐書為國史唐書之論據
[14]「唐宣宗晚歲酷好長年術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日病足頗 甚及罷已三載矣而疾已平宣宗詰之且言羅浮山人軒轅 集醫之遂驛詔赴京旣至館山亭院後放歸拜朝散大夫廣 州司馬堅不受臨別宣宗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 宣宗大悅及至晏駕春秋五十」
[15]錢大昕《廿二史考異》
[16]此類例子為數不少，大量活躍在晚唐到五代的人事實上被記入了《舊唐書》，如第179卷，列傳129。但這部分材料從語氣上難以判斷其來源，因而不予討論
[17]「（十一月）壬午，史館奏：「宣宗已下四廟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荊湖購募野史及除目報狀。」從之。（《五代會要》載十一月四日，史館奏：當館昨為大中以來，迄於天祐，四朝實錄，尚未纂修，尋具奏聞，謹行購募。敕命雖頒於數月，圖書未貢於一編。蓋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滅絕，難可訪求。切恐歲月漸深，耳目不接，長為闕典，過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奧壞，至於閩、越，方屬勳賢。戈鋌自擾於中原，屏翰悉全於外府，固多奇士，富有群書。其兩浙、福建、湖廣伏乞詔旨，委各於本道採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曆、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數，據有者抄錄上進。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請議爵賞。」
[18]《唐研究》第十五卷；唐雯，溫志拔都有類似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