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做“凯文…财经观察”（以下简称“凯察”）的作者发布了一篇文章《关于“*革文**”的在线调查，结果很不乐观》。在该文中，凯察杜撰、歪曲和夸大了不少事实。
笔者是*革文**经历者，不否认*革文**中出现了许多乱象。但笔者认为，在描写那些乱象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随意杜撰、歪曲或故意夸大事实。而这位凯察却非常随意，甚至，他的某些描述已接近了造谣。
比如，他把使用粮票布票的“罪过”算在*革文**头上。
解放后的前三十多年，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资比较匮乏，一些主要的生活资料做不到敞开供应，因此实行了限额供应。具体方法就是发放粮票布票等，凭票购买粮食布匹食油等生活物资。
粮票是从1955年开始使用，到1993年才取消的，布票是从1953年开始使用，到1983年才取消的。而*革文**是从1966年初开始到1976年结束。这就是说，*革文**前就有了粮票布票，*革文**结束后，粮票仍使用了17年，布票仍使用了7年。而这位作者却有意把粮票布票的使用时间缩小在*革文**期间。
凯察说，那时的人们被禁锢在一地终身不得迁移。
这个说法，就十分接近造谣了。
首先承认，那会儿，人口流动的确不多，但是，绝不是不准流动。使用禁锢一词，非常欠妥。
那些年，在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中，曾出现过三种比较常见的流动方式：一，对调。即不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单位的两人互换工作单位。这种对调，跨省的都有。二，商调。即甲单位因某种需要与乙单位协商好后调走乙单位的职工。三，借调。即丙单位向丁单位借用职工，期满后，被借人员要返回原单位。但经本人申请和两个单位同意后，不再返回的也有。
此外，在支援三线建设中，人口流动的还不是少数。一般情况下，谁要是敢辞去原有的工作，到外地或外单位去另谋高就，只要有单位愿意接收，国家并不禁止。
至于农村人口，的确，几乎没有流动。主要原因是：一，城镇人口的就业需求还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当时的政策不允许企事业单位招聘农村人口；二，因土地不能随身携带，所以即便是农村之间的流动也无法进行。
而作者凯察不分人群，把所有的人都说成被禁锢终身于一地，这与造谣差不了多少。
在这里笔者要强调指出，人口流动性小的现象，绝不是*革文**期间独有的现象，*革文**之前如此，甚至在*革文**结束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同样如此。
凯察说，好些漂亮女知青为了回城，在村干部的威逼利诱下被迫出卖肉体，以此换来回城的机会。
请注意，在这里他的用词是“好些”而不是“个别”。
笔者当了五年知青，所在的公社共有一百多个知青。他们中，有先于笔者回城的，有晚于笔者回城的，但从没有听说过哪一位是通过出卖肉体回城的。笔者所在县的知青更多，也未听说过这类事。
有人可能要说，这种丑事都是暗地里进行的，会让人知道吗？
是的，笔者赞同这个说法。但据此笔者要问，既然是暗地进行的，这位作者凯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还知道那么多——好些！难不成，做了这种丑事的人都向他做了汇报？
凯察的这个说法，完全是凭想象！
要知道，当时有一种罪名叫做“破坏上山下乡”，凡是不善待知青的，都可能背上这种罪名而受到惩罚。有多少“村干部”（那会的农村根本没有村干部，只有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所以加上引号）敢顶风作案？
当然，中国这么大，不排除某地出现过某“村干部”和某知青发生过这种交易，但有多少呢，具有普遍性吗？
凯察把极个别现象夸大，不仅歪曲了历史，对“好些”女知青也是一种诬蔑、*谤诽**。
笔者在这里同样要强调指出：以出卖肉体换取某种利益的现象同样不是*革文**特有的，*革文**前也有，现在更甚。君不见，最近被曝光的，不是因为回城，更不是因为日子难过，而是因为有更高追求的女性局长献身于区长？
“凯察说，你如果是富农、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就会终身挨批斗。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笔者下乡时住在一个较大的院子里，其中有三家的家长都是戴了“反革命”帽子的。笔者在乡下的五年当中，未见他们挨过一次批斗，只是听其他社员说，*革文**开始不久，他们是挨过批斗的。但只要是老老实实的，批斗都是象征性的，而且，批斗都是冲着戴帽人本人去的，其子女只要没干坏事、没说失格的话，基本不受影响。
笔者在城市的家，也处于一个住有二十几家人的大院。院内，有一位被*压镇**的反革命分子的配偶、一位坏分子（贪污刑满人员）、一位*派右**（之前是老师）。在整个*革文**期间，别说他们的子女，就是他们自身都没有受到过批斗。
有没有挨过批斗的？有！
一些借着“大鸣大放大辩论”之机散布不合时宜的言论，或作出一些不合时宜举动的人，是要挨批斗的。但不限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派右**等人，只是，犯同样的忌后，他们受到的批斗要严重一些罢了。
其实，*革文**挨批斗的对象，主要是政府部门的一些领导，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当权者中的所谓的“走资派”。
即便是批斗，也多发生*革文**的第一年，即1966年。第二年，“文斗”就升级成为武斗。而武斗的对象已经不是“走资派”，而是“*卫兵红**”中两个派别的互相攻击。
因此，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长期甚至终身挨批斗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凯察的这篇文章中，还有许多不实之词。限于篇幅，笔者不再一一反驳、澄清。
评判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哪怕是即将把他千刀万剐，也不能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他。
作者凯察为批判而杜撰、或夸大、或歪曲事实，往轻处说，是对历史极不尊重的投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