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河边秀才
1941年7月7日这一天，另一件大事发生在日本。
在东京三坂宅陆军省的小礼堂里，57岁的日军名将冈村宁次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而现任方面军司令多田骏则明升暗降，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调回国内。
按说日军将领调来调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为什么说冈村宁次此时上任算一件大事呢？如果看一看华北方面军五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杉山元大将、多田骏中将、冈村宁次大将、下村定大将和根本博中将），你就会发现冈村宁次不是个等闲之辈，他是一个中国通。他的祖上是中国人，而且是明朝开国第一将徐达，明亡后徐家才流落到日本。正是这个原因，冈村宁次从4岁开始，便开始学习汉字，父母规定他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1897年，13岁的冈村宁次考进日本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附设的中学部。一年后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从此迈出军人生涯的第一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他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夺取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山东青岛，冈村宁次即被派去青岛搜集情报，不久便被时任大总统黎元洪的日本顾问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助手，一干便是4年多。1921年，冈村宁次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在德国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结成“巴登巴登盟约”，立誓*倒打***队军**中的长州阀元老，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三羽鸟之盟。这一天，也被日本史学家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4个人，即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可是在巴登巴登时，他仅仅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的小喽罗。
冈村宁次，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犯最该被绞死，然而的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当庭开释。仅此一点，国民*党**不倒，天理不容。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来到了太行山。太行山从此变得腥风血雨，不得安宁。
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背景，是1940年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指挥发动了百团大战。如果说，1940年，是八路军最得意的一年的话，那么。1941年就倒过来了。1941年是侵占华北的日军最得意的一年。
1941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共中**太行抗日根据地遭到空前严重的浩劫，天灾地祸，加上日军采取许多新的花样反复“扫荡”，太行山的抗战形势进入极为困难的阶段。
尽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其原华北驻屯军的基础上大举增兵华北。但1937年至1938年日军还仅仅是占领了县城，别的地方，比如乡下，还是咱们自个地国家。1939年7、8月华北遭遇暴雨，日军频于应付洪灾，也没怎么到乡下。1940年日军来得勤了。彭德怀指挥发动百团大战，一下子消*日灭**军2万多人。
百团大战使国民政府震惊——本认为八路军不成气候，游而不击，没想到八路军竟然主动大规模出击日军，而且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多达105个团30余万兵力（民兵居多）。
百团大战也使日本政府震惊——日军曾在28天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整个东北。七七事变发生后，更是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说平型关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那么百团大战则使整个华北日军的交通线瘫痪，首尾不得相顾。
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贵族院、众议院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昭和15年度(1940年)敌人迄未进行主力的*攻反**，只有共产军于是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在侵华之初，虽也在平型关等地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掀不起多大的浪来。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的认识逐步升级。一些所谓日方“有识之士”也频频指出要重视共产军。但这些意见，见诸文字的多，付诸行动的少。在第一线与八路军交手的军官重视得多，后方的“大员”、“要人”们重视得少。而经过百团大战，日本朝野都看到八路军不是区区3万之众，而是30万甚至更多，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八路军对日军的威慑力。日方文献声称，“百团大战给予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中**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为此，日华北派遣军一方面把过去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上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并将此列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方面请求增兵华北。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200个地点。此前，华北派遣军虽也多次要求增加兵力，但都没有获得批准。百团大战后，华北派遣军于1940年12月9日提出“需要给华北增加3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时间最少两年”的请求，1941年2月14日，日中国派遣军即从华中调出第11军的第33师团和第13军的第17师团增援华北。
百团大战不但使日本政府震惊，就连日军华北派遣军基层的官兵也惊悚不已。在此之前，一般的日军士兵虽说也很害怕八路军的游击战，但打心里并瞧不起这种“打一枪即跑”的“不道德”的偷袭战，虽然知道八路军不同于土匪，是所谓的正规军，拥有一定的*器武**装备。作为日军的常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打法是：敌众我退，敌寡我进，抓住战机，全面出击。即便如此，在本质上他们认为八路军和其他的马贼、土匪还是没有两样。百团大战后，日本兵才知道八路军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正规战，且士气高涨、战术灵活，作风顽强，心中惧怕与日俱增。
这个时候，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就不得不从战略战术上高度重视八路军的实力。针对*共中**在太行山坐大的局势，冈村宁次改变了前任重点消灭国军的战术，对八路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上任后一个月，他就发动号称“百万大战”的扫荡，对八路军的“百团大战”进行报复。对不同的治安区域，冈村宁次采用不同的手段：对日军控制区，他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裁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对双方势力共存的地区，他以蚕食为主，一个村一个村吞并，逼其走上伪化道路。尤为恐怖的是，冈村宁次在烧光、抢光、杀光的基础上，推行“囚笼政策”，要么全盘接受日军统治，要么制造无人区。尽管“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名堂”并不是他发明，但他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且执行得更坚决、更细致、更彻底。同样的政策，由不同的人实施，会出现很不相同的结局。这一点，过去和现在并无什么两样。比如说，“囚笼政策”，就是冈村宁次的前任，1939年9月始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多田骏提出来的。而多田骏又是从他的前任杉山元的“点线”*锁封**方针得到启发，发展而来。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锁封**沟，*锁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和国军。
出身特务的冈村宁次尤其重视情报工作，他在华北层层设立特务机关，不择手段搜集国民*党**、*产党共**以及一切抗日团体的情报。华北最高特务机关设在天津，机关长是喜多诚一少将；山西特务机关设在太原，机关长是石野芳男少将；潞安特务机关设在上*党**道，机关长是深见幸次；雁门特务机关设在崞县，机关长是恩田忠录；运城特务机关设在河津，机关长是宇田守富藏；临汾特务机关设在侯马，机关长是关根淳一郎；阳泉特务机关设在平定，机关长是千叶一郎。山西特务机关通过顾问部对伪行政机关进行幕后指挥，并与各地特务机关密切联系。各地特务机关与各地兵团的军事行动并举，对道、县行政机关等进行幕后遥控。
当时日军在山西各地设置的伪政权称道，道下辖县。其中，晋东南的上*党**道成立于1941年1月23日，由日伪山西公署第83次会议决议通过。同年6月开始办公，伪公署上*党**道设在长治县城北街基督教堂附近的一座大宅院内。设道尹1人，总管县事，下设建设科、民政科、财政科、警务科。首任道尹张敬浩（山东博山人），二任道尹王佐升（山西长治人），三任道尹赵维藩（山西榆次人）。上*党**道下辖19县，分别是长治、长子、屯留、潞城、襄垣、平顺、壶关、黎城、陵川、高平、晋城、阳城、沁水、沁源、沁县、武乡、辽县、和顺、榆社等。日军司令部设置在上*党**道的南街安东尼学校，宪兵队设在西街梅辉坡南侧，新民会设在南街十字路西侧，红部设在和平路东，*战野**仓库设在天晚集北侧，监狱设在天晚集南侧，日军将校*院妓**设在莲花池，飞机场设在景家庄，陆军医院设在上*党**门西侧，潞安特务机关设在东大街。
据说这是民国时期的长治，有电线杆，有美货招幌，有白衣黑裙的美女，应该还算繁华。
日本特务在整个华北的活动，分两大支流；一支是*队军**特务，一支是地方特务。*队军**特务除搜集国民*党**和*产党共**的军事情报，策反国*军共**民外，还负责监视日军官兵，防止*队军**的反战。在*队军**特务中最活跃的是宣抚班的战士（女战士占多数）。宣抚班是日军“教化安抚”和“剿抚兼施”的组织。日军负责烧杀抢掠，宣抚班负责教化安抚。往往前面是烧光、杀光、抢光的魔鬼部队，后面则是宣传“中日友好”的“慈善天使”。宣抚班的“善人们”带着医护人员，除救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中国伤病群众进行救治，借以规劝中国百姓做皇军的“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集市，向中国百姓宣传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两国友谊源远流长。鼓吹中日亲善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日反**意志。日军每个联队、每个中队都有一个至数个宣抚班。每班约7~12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日本人，三分之一为朝鲜或东北人，三分之一是中国汉奸。
日军的地方特务，主要潜伏在新民会中。新民会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动反**政治组织。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拼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所谓群团组织“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共反**，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压镇**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新民会”控制沦陷区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日军以军事侵入中国后，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对付中国军民的*力武**抵抗，二是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兵力有限的日军，不可能单靠*队军**解决这些问题。在占领区，日军遇到的不仅是中国军民的*力武**反抗，而且还有来自中国民众思想意识上的抵触，而后者不是但靠枪炮能解决的。最初，担负解决思想工作的是宣抚班。但是，这种身着军装的“宣传安抚”总是给中国人一种被异族侵略的“屈辱感”，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日军便改变统治手段，实行“以华制华”，一方面大力扶持、组织汉奸政权，一方面仿照伪满协和会的办法建立主要由中国汉奸组成的、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宣传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的策划下，成立日军操纵的“新民会”。在组织系统上，“新民会”与华北伪政权结为一体，会长为最高领导人。最初“新民会”纲领是：拥护新政权，以图畅达*意民**；开发产业，以安民生；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共反**战线；促进友邦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和平。由于日本特务的控制和渗透，最后堕落为控制中国民众思想和行动的工具。
利用中国汉奸为日军搜集情报，推行奴化教育，是冈村宁次“以华治华”的绝活。刚开始时，冈村宁次主要吸收一批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搞情报。试行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利用一些流氓地痞不能取得民众信任，便请出一些“知名人士”，如留日学生、大地主及士绅等充当汉奸。之后，冈村宁次开设训练班，专门培训针对国民*党**、*产党共**和一切抗日团体的汉奸特务。更为阴险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儿童的训练。在敌占区，日军常组织儿童观光团前往东京，表面观光，实质接受特务训练。但这些还算是比较“体面”的事，在国内的一些儿童特务训练班，日军白天让受训练的儿童吃大米、洋面、牛肉、饼干、纸烟，晚上则让经过训练的十七八岁的朝鲜女特务陪他们睡觉，先给红丸药（类似伟哥之类的*药性**）吃，使其阴茎壮大，然后以假阴道抽儿童的精液，一夜七八次，使其精神萎靡，死心塌地为日军服务。
看把孩子“抽”成什么了？
冈村宁次还重点部署“斩首行动”， 派遣潞安特务组成益子挺进队、大川挺进队等，潜入太行根据地，专门*杀暗**中国抗日的*党**、政、军各级首脑。
冈村宁次的战略战术非常有效，半年后*共中**华北根据地大大缩减.
冀南根据地许多县区抗日政府解体。*党**的基层组织垮掉一半，*党**员从4万人减至2.1万人。敌情最严重的地区，几乎所有的村政权都成了两面政权，完全资敌。日军对冀南平原的*锁封**分割已臻完成，根据地已经变为游击根据地，面积缩减3/5。所余较大片的地区，仅有六分区的枣(强)南，二分区的冀特区，四分区邢济路南的临清、企之、邱县、广平、曲周一带，及三分区的馆陶一隅。日伪气焰不可一世，汉奸特务横行无忌，他们伙同日军，三五成群地出来勒索财物，奸污妇女，人民普遍陷入思想混乱与苦闷中，部分群众悲观失望，对抗战能否坚持产生怀疑。群众性的抗日活动销声匿迹，抗日根据地有退出的危险。
冀鲁豫区除以范（县）濮（县）观（城）为中心包括东明、长垣一带的五分区，和以清丰、内黄、濮阳的沙区为中心的四分区两块面积较大的基本区以外，其余地区只留下像孤岛一样互不联属的几片不大的根据地，维系着周围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泰西区因直接威胁着敌人的战略据点济南、*安泰**、兖州（滋阳）和津浦铁路，引起敌人的极大重视，成为进攻的重点。从1942年起，整个分区除大峰山一小片游击根据地之外，其余全部沦为敌占区。冀鲁豫区的面积，1941年较1940年编减1/3，1942年又较前一年编减1/5。1941年，征收田赋和公粮的土地尚有1035万亩，1942年减少到只有783万亩，减少近1/4。
晋东南根据地面积也显著编小，游击性大为增加。太行区1940年面积为100662平方里，1942年下降为81290平方里。正太铁路沿线的二分区全被细碎分割，岭下地区已成为“格子网”。沿平汉线的一、六两个分区，大部成为游击根据地。太行一分区的人口，从80万减少到只有20万。太行二分区的活动区域缩小到纵横只有五十华里。太行腹地的三分区，1942年2月“扫荡”后，襄垣只剩两个自然村没有“维持”敌人，武（乡）西几平全部“维持”敌人。这时太行根据地的面积，比1940年减少了22800平方公里，成为太行根据地历史上面积最小的时期。
太岳区总的面积没有减少，但全区无一完整县。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所有12个县的县政府都聚集沁源，而沁源县城也被日军占据了。
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人民生活降低到极点，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肆无忌惮，向敌占区叛逃的有群众也有*共中**干部，特别是铁路两侧的群众在日伪统治下，简直活不下去了。
太行秘密战 戴玉刚著 黄山书社出版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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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旭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