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舌尖上的安全》（16）——镉大米之痛
本文是长篇连载《舌尖上的安全》第16期，主题是：镉大米之痛！
关键词：镉元素，镉大米，毒大米，土壤污染，水体污染，食品安全。
关注食品安全！关注镉大米黑色销售链！
根据《半月谈》记者的最新震撼报道！
《奇云空间》第一时间从科学视角深度解读“镉大米”的前世今生！
一、“镉大米”暗流涌动
《半月谈》记者披露“镉大米”黑色销售链！
大米是中国传统饮食习惯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食品之一，大米的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大米中“镉”超标一直是重要的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每次有大米检出镉的事件报道后，消费者们都变成谈“镉”色变，加剧了人们对大米安全的恐慌。
2021年1月28日，《新华网》第一时间转发了《半月谈》杂志刚刚发表的一篇记者调查报告：《明知是毒大米，买卖却轻而易举：起底四川德阳镉超标大米销售链》。
《半月谈》记者暗访发现，四川省德阳市下辖的绵竹市、什邡市等地化工企业集中，耕地镉污染严重，几年前当地出产的镉超标大米更给居民带来“痛病”困扰。
然而，《半月谈》记者最近了解到，镉超标大米销售链几乎公开化，已成为无良商家堂而皇之的牟利手段。监管多层失职，腐败或涉其中，这条令人触目惊心的销售链，到了彻底斩断的时候了。
按照获取的线索，《半月谈》记者乔装成粮食经销商，来到德阳市阳安大道旁一家粮店，提出想购买便宜大米。店主表示，在这儿能买到低价大米，但镉含量超标，装在“三无”的白袋子里，不可退货。
《半月谈》记者暗访发现，德阳镉大米还有大批量外销的渠道。宜宾距德阳300多公里，记者以宜宾市某粮食企业采购人员身份联系上一名德阳粮贩，提出要购买500吨镉超标大米。粮贩表示毫无问题：“转账后陆续发货，每天运几十吨。”实际上，有渠道的德阳粮商还不止一人。
近期米价居高不下，价格远低于普通大米的镉超标米在德阳竟成了“香饽饽”，供不应求。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除种粮农民外，粮贩、加工厂、酒厂、经销商……无不在镉超标大米上获利。国有粮库或也参与其中，谋取不当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德阳几名粮贩分别透露，镉超标大米的去向以国有粮食储备库为主。
采访过程中，《半月谈》记者还拿到一份举报材料，内容涉及举报德阳某省属粮库负责人将镉超标大米低价卖给某加工企业，非法捞取好处。
明知是镉超标的“毒大米”，买卖却轻而易举，四川德阳镉超标大米销售链令人痛心！
详细报道见《半月谈》杂志2021年第2期。
二、“镉大米”是个啥？
“镉大米”是什么？
顾名思义，“镉大米”指的是镉元素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标的大米，俗称“毒大米”。
解读镉大米，不能不说镉（元素符号Cd，英文名称Cadmium，原子序数48）。
镉元素是一种重金属元素，于1817年被发现。
这一年，德国普鲁士汉诺威侯国医药视察总监 施特罗迈尔 （F. Stromeyer ）来到希尔德斯海姆地区视察，发现当地的一些药商用碳酸锌代替氧化锌配药，这违背了当时的《药典》。
镉的发现者施特罗迈尔
刻板的施特罗迈尔当然要干预此事。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些碳酸锌都来自萨尔兹吉特的一个制药厂，他来到制药厂质问此事，厂长无奈地告诉他，当地的碳酸锌矿经过焙烧后呈现黄色，看相不好，就只能跟客户商谈，用碳酸锌代替氧化锌了。
认真的施特罗迈尔将这种碳酸锌交给马德堡地区的医药顾问罗洛夫，请求帮忙检测。罗洛夫用硫酸溶解锌矿，再通入硫化氢气体，得到了一种鲜黄色的沉淀，罗洛夫很紧张，以为是硫化砷，这可是一种毒药，它立即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检验报告。
这样一来，事情闹大了，制药厂被查封。厂长很委屈，他自己又对样品做了仔细的分析，并没有发现砷，因此他要求施特罗迈尔重新检测。
施特罗迈尔仔细检查了一下那种鲜黄色沉淀，将它放进盐酸，沉淀溶解了，这就说明根本不是硫化砷，施特罗迈尔终于帮助制药厂洗脱了罪名。
他继续研究，加入过量的碳酸铵，其中的铜盐和锌盐都溶解了，却还有一种白色沉淀。他将白色物质焙烧，再和炭黑共热，得到了一种具有蓝灰色金属光泽的粉末。这可是一种新的金属元素！
他在1819年发表论文，其中写到：“我更加仔细的研究锌的化合物，我惊奇的发现这种颜色的产生是由于其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金属氧化物，至今未被发现过。我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将它分离出来，并还原成金属状态。”
施特罗迈尔用炉甘石（碳酸锌）——calamine 来命名新元素：Cadmium（镉）。
镉被发现以后迅速平淡了下去，除了镉黄（硫化镉）作为一种颜料以外，很少有地方能用上它，因为它实在太少了，只跟锌矿伴生在一起，矿主们将有用的锌提取走以后，剩下的镉就被遗弃在那里，无人问津。
镉元素当然不是一无是处，只会给人类带来麻烦。
1899年，瑞典人甄格发明了一种镍镉电池，几年以后，他的好伙伴、大名鼎鼎的发明大师爱迪生为这种新式电池申请了专利。1906年，甄格在瑞典开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镍镉电池，40年后，美国也开始生产这种电池。
可充放的镍镉电池
镍镉电池的最大好处是可充电，但缺陷也很明显，电压只能达到1.2伏，低于碳锌电池的1.5伏；存在记忆效应，几次不彻底地充放电之后，可充放电量就会变小；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来自废弃镉镍电池对环境的污染。1990年代以后，镉镍电池逐渐被镍氢电池、锂电池取代了。
三、镉大米从何而来？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环境污染元素。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镉及其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于镍镉电池、颜料、合金，以及电镀、塑料制品等制造环节，镉的产量及用途在不断增加。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向环境中释放的镉达30000吨左右，其中82%-94%的镉会进入到土壤中。长期摄入被镉严重污染的稻米、蔬菜、水果，饮用含镉量超标的水，都会出现镉慢性中毒的症状。
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在中国，两广与湖南是镉污染严重的三个地区。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冶炼及其他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气、废水、废渣和城市垃圾，都会造成镉污染，农民耕种习惯使用的磷肥也含有一定量的镉。
中国粮食耕种和土地使用的特点，令镉污染难以防范和杜绝。中国主要是自耕农种植水稻，现在除少数稻田被极端污染叫停，其他大部分都可再次种植稻米。同时，自耕农以种植稻米为生，土地也只适宜于种植水稻，而造成污染的是工矿企业，农民不愿也没有能力承担后果。再加上没有相关的稻米检测机制，被重金属污染的水稻要么自种自吃，要么流向市场。无论谁食用到这些被污染的大米，必然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但是为什么经常会听到“镉大米”，而很少会有镉玉米、镉小麦、镉大豆？
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也有实验证明，杂交水稻对镉的吸收明显高于普通水稻。
据估算，中国仅镉污染的耕地就有8000万亩左右，被镉、砷等污染的耕地近1.8亿亩。我国每年由工业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的镉总量约680余吨。在一些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地区，稻田有效镉含量甚至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据我国7大水系，26个国控湖泊、水库的监测发现，长江水系的镉污染是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黄河水系、淮河干流、滦河的镉超标率都在16%以上，26个国控湖泊、水库中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镉污染问题。同时，地表饮用水源中的镉污染也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在对作为饮用水源的城市河流污染物监测中发现，城市河流有18.46%的河段面镉超过III类水体标准，9.23%河段年均值超过III类水体标准。
湖南省是我国重要的大米产地，但是不少地区石煤矿山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其中就包括湖南益阳。
2018年底，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考察洞庭湖生态环境问题时，在益阳市发现当地石煤矿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十分突出，威胁洞庭湖及长江生态环境安全。
益阳市大大小小的石煤开采点有几百个，长期的无序开采、违法超标排放矿山废水、批小建大、批建不符等问题突出。甚至有企业在未采取任何治理措施的情况下，将周边被污染田地及废水收集池直接用黄土掩埋。
督察组现场发现：
两处废水收集池中黄土渗出液总镉浓度分别达到2.86毫克/升和7.42毫克/升，超过《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426-2006）排放限值27.6倍、73.2倍。
污染对石煤破碎车间被填埋的废水收集池周边沟渠水总镉浓度达到6.6毫克/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1319倍；
石煤破碎车间附近溪流水总镉浓度0.38毫克/升，超过地表水Ⅲ类标准75倍；
附近池塘水体总镉浓度1.6毫克/升，超过地表水Ⅲ类标准319倍。
这样触目惊心的污染之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地区多次发生“镉大米”事件。
不仅仅是湖南益阳，全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企业在利益面前不顾环境的破坏，重金属污染引起村民体内重金属超标、出现疾病、危害生命健康。
先说一段历史故事：
日本的神冈地区就有这样一座古矿场，从公元710年开始，日本多家企业就为了这里的贵金属你争我夺。
1895年，日本赢得甲午战争，尝到了对外扩张的甜头，极大的刺激了日本对金属材料的需求，当然也包括锌。神冈的矿工们使用类似烘焙咖啡的方法来处理锌矿，将镉除去。当时哪里有什么环保意识，含镉的废料被排放到河流里或者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水，灾难的就这样埋下了种子。
日本神通川河，曾经被镉污染。
1912年开始，越来越多弯腰驼背的农民去看医生，向医生诉说他们全身骨头的疼痛，其中98%是女性。他们的骨头脆弱到这样的地步，有一次医生给一个女孩诊脉的时候竟然弄断了她的手腕。疾病如同瘟疫一般从一个村子蔓延到邻近的村子，人们开始把它称为“痛痛病”，因为患病者总是发出痛楚的*吟呻**，并在疼痛中死去。
慢性镉中毒导致
二战结束以后，1946年，一位叫萩野升的医生开始调查“痛痛病”，他对比了神冈地区的水文地图和“痛痛病”的流行病地图，发现储水地区和“痛痛病”的发病地区几乎完全吻合。他终于开始观察到矿物对水体的影响，他化验了当地的庄稼，发现被污染的地里长出来的稻米简直就是吸镉的海绵。
原来，镉总是和锌混在一起，锌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镉潜入人体以后取代了锌的位置，人体就不能得到足够的锌了。更危险的是，镉一旦进入人体，就没法被代谢出来，在人体内越积越多，这就是“痛痛病”的病理学解释。
1961年，萩野升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痛痛病”。当时神冈的矿场归属三井矿业冶炼公司，作为日本最有权势的财团，三井公司想尽办法，将萩野升排除在委员会之外。但最后，这些有良心的委员们不堪内心的谴责，还是承认了镉是“痛痛病”罪魁祸首的这一事实。
2013年，三井公司总裁继续为“痛痛病”道歉，并一次性赔偿60万美金给之前政府未登记的受害者。
1972年三井开始向178名幸存者支付巨额赔偿金，每年23亿日元。
2013年，三井公司总裁继续为“痛痛病”道歉，并一次性赔偿60万美金给之前政府未登记的受害者。
这段历史故事充分说明，镉对人体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镉的毒性镉是怎么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呢？
镉在人体内阻止了钙的吸收，能够造成对骨质的破坏，由于镉与钙半径相近，两者非常近似，容易发生置换作用，骨骼中的钙被镉占据，痛痛病就是由此产生。
另外，镉离子与锌、铜离子的外层电子结构相似，半径也相似，所以人体中的铜和锌也会被镉所取代。
镉对肾脏的损害作用主要是由于蓄积在肾表皮中导致输尿管排出蛋白尿。当肾表皮中镉含量达到200毫克/千克时，就会出现肾管机能失调。
镉是剧毒性金属，急性镉中毒会给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如高血压、肾损伤、*丸睾**组织和红血球细胞破坏等。
在山西一个偏远的村庄，连续十八年没有男孩出生过，被外界称为“女儿村”。经过长期调查，才得知，原来是镉中毒导致。当地人饮用水中镉含量非常高，导致男子精子减少、活性能力低，而且对Y染色体有严重的损害作用，以至于不能够正常地分裂复制。
镉污染因其隐蔽性和滞后性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一般比较直观，而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在遭受镉污染的地区，人们通常对于污染状况认识不足，认为只要还能长出粮食，就可以继续种植食用。
另一方面，短期摄入镉超标食品伤害并不会立即显现。由于进入到人体的镉生物学半衰期长达10到30年，在这期间，摄入的镉将主要在肝、肾部积累，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才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
但此时，土壤已经完全被镉污染破坏。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各种金属的需求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环保意识、监管能力又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随之而来了。
研究显示，根据肾损伤效应性标记物和骨质疏松指标推算出的湖南省稻米镉日暴露基准剂量为40.00ug/日，相较于江西、四川、广东的0.04、2.05、13.6ug/日，处于较高水平。胡余明推断，这可能是长期食用本地镉污染大米所致。此外，湖南人群中出现慢性重度镉中毒的现象也最为严重。
而在湖南不同镉浓度地区，镉中毒人群流行率也不同。若以尿镉浓度大于5ug/g为镉中毒指标，在大米镉平均值大于0.4毫克/千克的高污染区，镉中毒人群流行率为90.15%；在大米镉平均值小于0.05毫克/千克的对照区，镉中毒人群流行率为40.40%。
根据湖南省对2011-2015年间在其各市县区流通的千余份大米样本的专项监测调查，其稻米镉超标率平均为24.3%。
从2007年开始，南京农业大学的潘根兴教授带领的团队陆续在全国各地的大米样品中发现了镉超标现象。这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镉大米”成为国人心头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于镉的限量值，我国标准是0.2毫克/千克，国际食品法典标准(CAC)规定大米镉限量为0.4毫克/千克，欧盟是0.2毫克/千克，日本也是0.4毫克/千克。
根据不同的摄取方式来量，镉对健康有不同的影响。通过大米等食物摄取的，属于“长期小剂量”。这种情况带来的危害主要是肾脏和骨骼。WHO对镉的安全标准就是基于对肾脏的毒性建立的，上限是每周每公斤体重7微克。这相当于一个60公斤的人，每天不超过60微克。
这个安全标准包括所有的镉来源。除了米饭，还有其他食物和饮水。对于大米，我国的安全标准是每公斤0.2毫克。相比与日本的0.4毫克，还要更严格一些。这只是一个“控制标准”，并不意味着高于这个值的大米才有害，而低于它的大米就“安全”。比如说，如果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吃500克镉含量为每公斤0.15毫克的大米——这样的大米是合格的，也超过了WHO的“安全线”。如果只吃200克含量为每公斤0.25毫克的——虽然它超标了，但是总摄入量也还没有超过“安全线”。此外，人还要吃其他食物，还要喝水，其中也还可能含有镉。对于“镉大米”产区的人们来说，其他来源的镉就更不能忽视。
2013年中国报道的“镉大米”事件中，镉的含量最高可达每公斤1.005毫克。这个数值与日本“高镉”地区产的大米差不多。在日本神通川和梯川流域，大米的镉含量最高达到过每公斤1.06毫克。
五、镉大米事件是偶发吗？
读者朋友可能会问，《半月谈》记者最近披露的镉大米黑色产业链事件是偶发吗？
当然不是！近十多年来，镉大米事件时有披露。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他们的研究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多位学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
镉大米销毁现场
2008年南京农大研究小组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2008年4月，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2013年2月27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了“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调查报道。报道称2009年深圳粮食集团从湖南省多个中储粮直属粮库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深圳质监部门质量标准检验，该批大米重金属镉含量超标，这些米最终可能流向广东居民餐桌。
镉大米销毁现场。
2013年5月，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抽检结果显示，在对18个批次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后，监管部门发现有8个批次被发现镉含量超标，比例高达44.4%。而在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广西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骨痛病”初期症状。
九江丁家村金铜矿镉大米污染区卫星图
2013年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2013年一季度广州餐饮环节抽检情况：大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率达44.4%。
2013年5月23日下午，广东省公布广州、深圳、珠海等10地市大米镉含量抽检不合格名单。10地市共抽检2208批次大米及米制品，结果发现120批次镉含量不达标。不达标批次中，68批次不合格大米的产地为湖南地区，其次为广东，少量来自于江西。
2013年5月24日下午，广东省又公布11个地市大米镉含量抽检不合格名单。
11地市大米镉含量抽检914批次，不合格6批次，其中3个不合格批次的原料原产地来自湖南，其余来自广西等地。至此，广东省21个地市全部公开了抽检结果。
2013年5月27日，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封面报道《拯救大米》，以详实调查发问：湘米镉超标危机爆发，消费者陷入惊慌，米农遭受重创，政府应做什么？
2013年7月16日，在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土壤重金属污染专题调研中，韶关市农业局副局长陈少梦“镉超标大米不是毒大米，吃一两年没问题”的雷语再次引发社会广泛热议。作为一个在一个国家指定的138个农业重点污染区负责农业生产的副局长，陈的发言招致了来自舆论的广泛关注。
2017年5月至7月，湖南益阳一企业将1440.25吨本应用作饲料用途的镉严重超标稻谷所加工成的大米，销售到了口粮市场，流向贵州、广西、云南省昭通市、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湘潭市湘乡市等地。最终，十六人因此被判刑。
2020年4月21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曝光一起镉超标大米事件，近百吨大米被销毁。
镇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检查时发现一批不合格米线，经过溯源，在当地市场查出了重达99.425吨重金属超标的大米，其中多是镉超标，最终，“镉大米”被碾压后送去当地电厂锅炉做燃料进行销毁。在销毁“镉大米”的视频中，大米包装上出现“益阳市XX大米”的字样，经证实，这批大米来自湖南省益阳市。
如果搜索“毒大米”、“镉大米”这类关键词，会出现一系列的新闻事件，几乎每年都在发生。曾经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镉超标率达10.3%。
六、如何预防镉大米危害？
按照我国2017年发布、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17）规定，稻谷、糙米、大米中的镉含量每公斤不能超过0.2毫克。
从食品污染物限量来说，与欧盟的标准是一致的，且标准高于日本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规定大米中镉限量是0.4毫克/千克的标准。
然而，对于农民来说，一般不会考虑自己种植的大米是否重金属超标，而市场上售卖的大米，消费者从包装标识上更是无从知道产品是否有进行过正规的重金属及其他重要指标检测，购买时只能从产地大致判断大米的优劣。因此，这些重点检测数据的披露或许是保护消费者安全的一种方法。
如何预防“镉大米”危害呢？
网上有很多如何识别“镉大米”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
对于这样的文章，我送他两个字——扯淡！
凭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出来大米镉元素含量是否超标的！
凭我们的鼻子，是闻不出来大米镉元素含量是否超标的！
凭我们的舌头，是品不出来大米镉元素含量是否超标的！
凭我们的双手，是摸不出来大米镉元素含量是否超标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正规渠道购买非镉污染地区出产的大米。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购买镉污染地区的大米！！！
当然，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要要提高安全意识，加强监管，尽管早有“医学警告”。
2013年广东发现镉大米时，仍有某地农业局官员居然堂而皇之的宣称：“镉大米并不是毒大米，吃一两年没问题”。
这种认知，是出于无知还是为了维稳和地方利益？这是对镉大米危害认识不足、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够的表现。
“镉大米”究其原因，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如何积极应对“镉大米”？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国家应彻底整治排污企业、严肃追责；农业部门也应对于水土的污染状况进行详细的监测。若污染物超标，就应该禁止稻田种植；对于已经进入市场的大米，加强对污染物的检测，以防“镉大米”进入消费者口中。
我们追求经济发展，但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毕竟，追求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牺牲生活去求发展。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保障，所以，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文章的最后强调一点：
由于国家的严格监管，当前我国大米镉含量超标问题总体不是很严重，并没有出现流行性病学问题。为此，广大消费者无须恐慌，更不必谈“米”色变。
特别声明：本文有关查处镉大米的案例，均来自国家正规媒体。
（长篇连载，未完待续；关注作者，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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