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走向世界丛书”的完璧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出版业的一项可喜成就，对于历经艰辛、正在努力迈向世界前列的当代中国人具有反思、启迪和激励的多重意义。我们将持续推介与此系列丛书有关的文章和资讯，以供读者参考。毕业于同文馆的张德彝多次出使异国，留下了约200万字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记录。这里为大家推送的是钟叔河先生为张德彝《五述奇》所做的叙论。
撰文|钟叔河
责编|岳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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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彝八次出国，写了八部“述奇”。《五述奇》述的是他随洪钧出使德国三年(1887—1890)的见闻。
►张德彝《五述奇》书影
张氏在“述奇”的凡例中一再声明，他只述“泰西风土人情”，不论“各国政事得失”，却能“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最后这一句，确实是他写作上的一大特点，也是他这八部“述奇”都被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理由。
因为“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五述奇》逐日记载张氏之所见所闻，事实上并不限于风土人情的范围。比如说，爱迪生新发明的留声机来德展览，“叛*党**”平*党产**十一人选入了国会，还有洪钧小妾赛金花在柏林的生活......这些想必都是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
►张德彝在柏林（四十二岁时任驻德使馆随员）
十九世纪的新事物
如今人人熟悉的橡胶，张德彝到了德国，讶为初见(其时橡胶制品在欧洲广泛使用亦不过十来年)。《五述奇》述云:
德言“古米”者，英名“印甸洛柏尔”，法名“羔池乌”，乃印度所产之一种树汁也。其色初白，既而黄，黄而后黑。熬成后不畏水，见热即软。其稀者，干则柔软如筋;稍粗者，如象皮;至粗者，则如木如漆。西国以之造物极多。(p.66)
此时中文还没有“橡胶”这个名词，故只能用洋文对音，“洛柏尔”即rubber，即橡胶(“印甸”指产地印度)。
有趣的是，张德彝对“古米”的注意，却是从德国禁止随处小便而引起的。《五述奇》云:
其道路洁净，行人不准随便出恭。故男女之乘火车与行路者，间有不能明言之苦。今见“古米”货铺中不惟出售桌垫、雨衣、水鞋、篦子、木梳、气褥、气枕，以及小儿玩物如小人、圆球、鸡、犬、猴、猫之类，更有男女二种小便兜。其色黑，其形作双口瓶，长约一尺。男子者，上口圆，周盈尺，四角钉白带，瓶口套*具阳**，白带结腰间;下口小，内含螺丝，兜中水满，得便一转螺丝，水即泄出。妇女者，上口作三角形，周亦尺馀，三角钉白带，将口扣合阴户，白带亦结腰间，下口亦小，与男子者同。行走之际，即可小便，螺丝一转，水自流出。更有下口细长，直通裤腿袜旁者，是放水尤为简便也。(P.66)
这种“小便兜”，上世纪中叶也传入到中国，却属于医疗器械，只供给病人使用。
书中接着还介绍了用“古米”制作的避孕套（此物由来已久，原以动物肠膜或绸制成，古时中国也有，但只用于性事，并不能避孕），云:
前在泰西，知有一种免胎之物，英曰“法国信”，法名“英国帽”。......昨在“古米”铺中，其人取出与看，见造以“古米”，自内向外，卷而成饼，周约四寸，长逾半尺。据云，用之较他料造者，尤为便当。此固男用以防女者，不意更有女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约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盖“古米”之为物，经暖则软，长短亦可随意耳。(P.82)
《五述奇》记述“古米”之时还是十九世纪，在清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又十年，狂喊灭洋的义和团大闹北京;又十年，大清国便闹完了。而在西洋，现代化却正在发展，新事物也层出不穷。书中还述及了“德利风”:
前丁丑年，当余在英时，见西人创一种传声筒，曰德利风。用者无非于楼之上下，房之内外，彼此传声交谈，即如觌面，已觉便当。且无论识字与否，有是器具，即可传音矣。今见德国不惟都城四鄙，虽各乡各村数千百里外，亦可传声，如同面谈。现在官设总局，各处有分局，较“电线”为尤快，且更便当，盖无须信局照抄分送也。其用法:买此器置壁上，外线通入分局，各局有总簿，由通城至各省;或某宅，或某铺，住址第若干号，所用德利风为第若干号，而各铺各家门首窗外，亦须书明德利风第若干号。其欲交谈者，先向筒口吹气，即将筒口置耳边，以待风局答吹。答吹到，则告以欲向何处某号交谈，该局即将此筒接结彼筒，即可向所欲言者，畅所欲言而言之。往来问答，多寡任便。至其价，每年付局一百五十马克，官局器具不计费。(P.69)
德利风为telephone之对音，源自希腊字根tele(远)和phone(声音)。早在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前数十年，欧人已经“创一种传声筒，曰德利风”，互相通话，即张德彝丁丑年(1877)所见。此时则贝尔的发明经过改进，已定型为电话(仍称telephone)，构成话音的空气振动可转变为电脉冲进行传输，“数千百里外亦可传声”，这就比先前发明的电报(张德彝称之为“电线”)更加便于使用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电话为“世界专利史上最有价值的一项”，其成为张德彝心目中值得介绍的新事物自非偶然。
书中还述及了“佛诺格拉甫”即留声机:
近有美国纽约人艾的森者，新创一种留音器，洋名佛诺格拉甫。机势不大，如手转之铁裁缝，横五寸，长尺馀，高四寸。中横一圆筒紫色，似古米造者，粗约四寸，长亦四寸馀。此筒弦动，则当时屋中之声，或语言，或歌唱，或音乐，皆即收入。音既入筒，百年不遗，欲闻其声，则上弦筒动，自一一述之，与原音不差。欲改音则换筒，似与八音盒同，因一筒便留一音也。器旁通有古米管作 字形者二三，听者须将管之两岔分塞左右耳内。在厂间欲多人齐听，乃在器旁通一大马骨铁敞口喇叭，则声自内响而外放，极属宏畅。其人兹将造成者分送各国，令人赏视传扬，以便出售。(P.361)
佛诺格拉甫为phonograph之对音，张德彝译作留音器。“美国纽约人艾的森”即发明家爱迪生，他“新创”的留音器，跟“手转之铁裁缝”即手摇缝纫机一般大小，这时还是既录音(使因声音振动的针头在转动圆筒表面上留下纹路)又放音(使另一针头与此纹路接触再转动圆筒使之振动发声)，“欲改音则换筒，......因一筒便留一音也”。这和后来只用圆盘形唱片放音的留声机尚有区别，但已经用上“大马骨(口)铁敞口喇叭”，“声自内响而外放，极属宏畅”，则亦相去不远了。
如今，工程塑料已经广泛取代橡胶，日新又新的手机数量已多于固定电话，电子录音和光盘更早将留声机淘汰了;但《五述奇》关于“古米”、“德利风”和“佛诺格拉甫”的记述，却仍然具有鲜活的文化价值。因为它们能告诉我们:现代文明并非一蹴而就，科学技术有其发展过程;人们今天即使已经能够攀登高峰，也无妨回顾一下先前在泥泞小路上留下的脚印。
►《五述奇》清抄本扉页
1888年的平*党产**
上一节引文中附带谈到“不准随便出恭”和“有一种免胎之物”，还可算是述风土人情;但书中好几次述及欲“使人无贫富之分”的平*党产**，便明显超出了“风土人情”的范围。此虽出于作者“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的兴趣和习惯，却可视为欧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珍贵资料。
书中第一次写到平*党产**的时间，在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即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于介绍德国议院时述云:
德国议院四百馀人，分为九*党**，内现有守旧顺民*党**三十六人，更*党新**九十七人，平*党产**(使人无贫富之分)又名叛*党**十一人，新地人(即由法新得之地)十五，老德率旧*党**七十七人，*场官***党**三十八人，波兰人十三，天主合中*党**百零三人，不入*党**者(乃不属各*党**之人)十人。(P.123)
“平*党产**”和“守旧顺民*党**”、“更*党新**”......这些*党**名，当然都是张德彝望文生义，照着原文意译的。平*党产**名下注明它要“使人无贫富之分”，这是《*产党共**宣言》一八四八年提出的口号;还说它“又名叛*党**”，认定它要“叛”。那么，这平*党产**指的究竟是哪个*党**呢?
马克思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在伦敦两次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激烈主张革命，但为时并不久，在德国国内的影响有限;后来德国*产党共**成立，则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了。倍倍尔一九六九年创建的“社会民主工*党**”，也说要“使人无贫富之分”，而且积极领导工人争福利，争民主，在选举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却未自称“共产”。当时大力发展产业资本、厉行军国主义的俾斯麦政府，为了对付工人运动，专门立法，即称“*社会反***党**人法”;倍倍尔因为“犯法”，几次以“叛国罪”入狱，一共坐了差不多五年的牢，称之为“叛”，也好像还不是那么样不合乎事实。
►《五述奇》自叙
总而言之，不管《五述奇》所述之平*党产**，指的是当时德国的哪一个*党**，笔者以为，在中文还没有出现“*产党共**”这个名词之前，张德彝一八八八年就记述了欧洲要“使人无贫富之分”的“平*党产**”，毕竟是十分难得，值得注意的。五日后，张德彝又在《五述奇》中述云，德国已视平*党产**为“弊”，正在设法“除”之。这个“法”当然就是当时俾斯麦政府在大力推行的“*社会反***党**人法”:
欧洲现有一种人曰平*党产**(见前)，系欲均分产业，以使天下无富无贫。德国现定新章，欲除此弊，系由议院允准，暂行两年，期满再议。其办法有二，一明禁，一暗化。其明禁者，不许*党**人立会，不许聚众商议，不许出书籍登新报，不许向他人告帮。其暗化者，在各教堂学校，令师长示以此系愚人痴见，万不能行，亦不可行，不得妄听愚言，蹈此覆辙。又凡作工之人，国家由其工钱内抽一小数，并酌抽业主利息若干，以备将来养病、养伤、养老等用。如是，则将来贫民不至有异心而生乱矣。(P.131)
“明禁”和“暗化”，也就是硬和软两种办法。过去国民*党**在中国用的是硬办法，失败了;看来还是像德国这样，一面“明禁”，一面给工人“养病、养伤、养老”为好。
十五日后，张德彝重述此事，云:
国家为工人一项，设立公会，以保护之。有病者为之养病，有伤者为之养伤，意在暗防平*党产**人愤激生事，因此辈大抵工匠居多也。(P.141)
此次不说“暗化”了，说“暗防”;这要“化”的是工人，要“防”的是平*党产**。当时德国政府认为只要“国家为工人......有病者为之养病，有伤者为之养伤”，便可以防止“平*党产**人愤激生事”了。看来铁血宰相俾斯麦这两手，确实比蒋介石的一手高明。
张德彝不了解现代政治，他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其实并不热心，只不过在“不嫌累牍连篇”地记述自己的见闻罢了。
五日之后，他又述及了“暗防平*党产**”:
各矿工人，立一公会，抽其工资，代为存储，以备养伤、养病、养老，以及死后抚恤遗孤之用。此即前所谓明养暗防平*党产**人之意耳。(P.143)
十日之后，张德彝还对“国家为工人”所办的两件事，即(一)推广劳动合同，(二)实行劳动保险，作了一番介绍:
泰西各国工匠，从前频有聚众哄闹，索加工资等事，因而国家立法严禁。现在此禁已弛，乃另设一条，凡工人须与业主先立合同，言定一切，自然可弭许多衅端。如工人与主人有龃龉之处，或由公所调停，或经本地公正绅耆理处;若无人公断，当由本乡判断，倘仍不服，须于十天限内上控按察司。凡作徒弟学艺，亦必立有合同，倘限期未满而逃归者，可由巡捕查捉送回。凡幼童之不满十二岁者，以其体弱无知，不准在厂内作工;其由十二岁至十六岁者，虽准作工，仍有限定时刻，不许多作，以免童体有伤。又工人不满二十一岁者，必自立一作工簿，请主人将其初到月日及停工月日填明，送交巡捕。凡工人要保其病险，乃每日酌扣工资若干，存储公局，作为养病之需。此局或在本厂，或在本乡，随地不同，照例必设。又，各厂所用工人，除扣其本人工资外，厂主须另于生息项内抽取赢馀，一并存局，作为公费。大抵照众匠工银总数，再提三分之一。凡在有危险之处作工者，如挖矿、造房，或有锅炉之厂，或轮船、火车等，则须各由业主预立公局，存储公款，以备工人养伤，及死后抚恤家属之用。更有一款，专备养赡工人之在厂年久、年迈体衰者之用。以上各章，皆为保护工人起见。德国创此善法，闻他国亦将仿行焉。(P.148)
俾斯麦政府这样做，既是“为工人”，也是为了“暗工人“聚众哄闹，索加工资”，为了打击平*党产**，推行“*社会反***党**人法”，加速德国的工业现代化和军国主义化。张德彝在文章中也写到了这一点。
俾斯麦的政策起初确实起到了作用。软的一手奏效之后，硬的一手便可略为放松，于是“德国议院四百馀人”中，也有了“叛*党**”十一人的席位。
►《五述奇》记德国平*党产**获议院十一席席位
从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的三十五天中，《五述奇》五次写到了平*党产**和德国政府的劳工政策。后来又述及一八九零年德国发起各国议定了保护女工童工的六条:
一、凡在地下挖矿，皆不得雇用妇女。其幼童佣工，亦必在十四岁以上。凡机器与人之气力有损者，皆不得用幼年之人。人工染病、贫苦、力弱、年迈以及身故者，各厂皆须设法保护其人，或赡养其家。
二、人工年幼者，除在官工急务之外，皆须于每礼拜日歇工一天。然在官工紧要之处，仍必隔一礼拜歇工一次。
三、凡费心用力之工，皆不得使用年未及十四岁之男女操作。
四、男女年方十五六岁者，虽作粗工，于每礼拜日皆当歇息，而夜工亦不须作，每日作工亦不得逾三个时辰;稍多，亦仅加添二刻。总之，凡人作工，皆不得逾五个时辰，虽添亦只一点半钟。
五、凡*女幼**年不及十六岁者，每礼拜日皆不准作工;每日作工不得逾三个半时辰，亦不准作夜工。凡工之有危险及与人气力无益者，妇女皆不得作。妇人生产者，必于二十八天后方准回厂作工。
六、以上各节，官须派员专理，按年所报，各国皆须互换考查，而彼此皆须办理无异，更须互相随时斟酌裁减、加增，以便实获其益。(P.421)
这些条文看来都很不错，但七日之后又述云:
自去年至今，英、奥、和、法、比、义等国之工匠，因争增工价，东主不允，齐自停工者屡屡。且因而滋事，伤损人命，焚毁房屋者亦多。其中煤矿人多势众，不安本分者居其大半。西四月三十日，为耶稣死后之悔罪节，届期铺户关闭，人工休息，与礼拜日同。不意近日新报传谓泰西各国人工约定，于悔罪节后当添歇一日，东主不允，则皆自行停工。如有不从者，当共攻击之。云云。(P.424)
则工人们“聚众哄闹，索加工资”的风潮，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暗化”，这可能就是平*党产**努力的成绩了。
在柏林的赛金花
张德彝是作为“出使俄德奥荷国大臣”洪钧的随员，于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三日(1887.10.29)从上海乘船赴德的，《五述奇》述当日情形云:
早起收理行装，诸友送别。午正，发行李。未正，驾小船行里许，登德国公司“萨轻”轮船。察点行李，下舱。......申初，诸同事皆来。陶榘林偕其夫人、令子涵宇亦上船。酉正，星使官眷到，彼此分住各舱，戌初，晚餐。
此次星使携有如夫人一、女仆二、男仆二、庖人二、缝人一、剃发匠一。统计当时同船前往者，上下共三十六人，内住头等舱者三人，住二等舱者一十五人，住三等舱者一十八名口。(P.20)
“星使”即洪钧，所携“如夫人”即后来有名的赛金花。(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即称之为赛金花。)
洪钧出使四国，任期三年却常驻柏林，馆舍在万德海街，为一栋租用的三层楼屋:
本公馆西傍房东，东南北三面皆有敞院，院虽不广大，而花木甚繁，布置可观，正东一面为尤甚。头层楼前敞厅一大间，厅前横一白石桥，左右各石阶十九级，桥洞内通楼下小间存煤处;桥对面一水法，系园池中立一抱鸭石孩，水自鸭口出，高五六尺。四面花木，有木笔、迎春、茶花、牡丹、红黄玫瑰......南面除花木外，在西南角有台，可以眺望。盖南临小河，河之两岸，碧树两行，整齐可观。对岸大道，多是高楼，河中舟艇亦多。北临万德海街，左右二铁栅栏门，其中花木无多，地以石墁，他处皆铺以小石子，盖正面为出入之大门也。(P.106)
在德国的三年中，洪钧和赛金花便住在此屋的三层楼上;三楼另一头，住着带有家眷的陶谢二位随员;张德彝和其他未带眷属的官员，则住在二楼。
“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的张德彝，对于赛金花，也一样地见闻必录。到柏林后第六天，使馆旧人“迎新”，请全体新来的人看戏:
星使及余与众同事，乘马车行十二三里，在喀尔街兰滋园看马戏。园颇宏敞，其式与他国同。共演一十七出，分二节，先十二出，后五出。其跑马、拉胡笳、踏软绳各技，男女所演，与他处无异。......又马十二匹一色，能两腿立行，尚不为奇;最奇者，能穿火圈，闯火门耳。......亥正回寓。又，当晚陶、谢二夫人陪洪如夫人另坐一间。(P.32)
进戏园看戏，赛金花由二夫人陪着“另坐一间”，不与洪钧同一包厢;《五述奇》后来所记三十八次看戏，包括洪钧请看戏，亦未见她再进戏园。这说明，洪钧并未给她和自己相匹配的身份，而且很注意“严男女之大防”;赛金花的活动空间，其实是很小的;但作为“钦差太太”，同人仍不能不以礼相待。
►张德彝书法作品
两个多月后，光绪十四年元旦，洪钧在使馆设晚宴招待同人，《五述奇》记云:
戌刻，星使招饮，同席二十人，除诸同事外，有程鞠存、李体乾、联文泉、金楷理。楼上有女客六，为金楷理之妻、女，银行主人蒲拉坨之妻、女，及陶、谢二夫人。(p.65)
“同席二十人”，除了主人洪钧，还有十九位，其中金楷理(CarlT.Kreyer)为使馆聘用的洋人;这十九位都是男人，都坐楼下。“楼上有女客六”，包括金楷理之妻、女(均美国人)，主人当然是赛金花。楼上楼下，界限分明，来作客的洋人一家子尚男女不同席，“星使如夫人”自然更不会应酬男客。
使馆同人之间的关系，则可于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一、二两天赛金花过生日之记述见之:
十月初一日己卯，晴。因明日为星使如夫人之寿辰，经支应通知参赞，除支应外，代同人具知单，谓:明日为钦差太太生辰，拟具礼物恭贺，云云。各人书一“知”字，礼归恩仲华办，所具何物未闻。
初二日庚辰，大晴，冷。先是支应亲赴武弁卧房，令其登楼通报，言明众人祝贺。既于午正约众下楼食面，六碟四碗，金楷理亦在座焉。(P.196)
同人具礼物恭贺寿辰，主人设寿面六碟四碗，礼文都十分周到。可是双方互不见面，只由洪家的随从从中传话。同处一栋楼中，男女隔绝如此，现代人真难以想象。
洪钧不善外交，极少交际，张德彝到德国后不久，即对此不以为然:
窃思奉使驻扎外国，原为考查情形，办理事件，苟孤身独处，自然无所见闻。况语言不通，即知一二，亦归无用。尝见北京各国使馆混如一家。前随郭星使驻英，不时尚有他国公使、随员以及本地官绅往拜。至此将及两个月，面晤者既无，而投刺者亦少。(P.62)
后来又一再表示不满:
余自到德以来，已逾二载，自本地官绅以至各国驻扎之公使，除新年往来换送名片不计外，其他与星使往来者，各国公馆无一人。至本地，本来官有兼商，商亦充官，其来者皆小官，关乎交涉财物者，如招在中国充当文武教习者，办矿务者，造船者，铸炮者，制铁道者，卖机器者，诸如此类。至德人之间或往来者，亦只税务司夏德、银商普拉坨而已。不知德人不喜与人往来耶，因有交涉财务始行往来耶，何与前在英、法、俄三国之迥异如是。(P.392)
因为洪钧的应酬交际少，十六七岁的赛金花，除了雇来的“洋丫环”和金楷理的妻女外，她所能接触的，便只有“税务司夏德、银商普拉坨”这几位跟洪钧往来的洋人家的“洋妇”了。遍阅《五述奇》，此类接触亦仅三次。一次为: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酉初，星使之如夫人披粉红银鼠讷勒库，乘双马大车，携洋仆，赴税务司夏德家吃茶。(P.385)
此应是赴夏德太太之请。又一次为:
(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一日)酉正，星使之如夫人约普拉坨之妻、日本参赞井上胜之助之妻、瑞乃尔之妻、李宝之妻及杜蒂母女并陶夫人晚酌，酒菜与昨同(钟按:昨系洪钧请男客)。惟届时井上之妻因在巴里，瑞妻因明早即赴汉柏尔，皆辞谢未到。(P.448)
又一次则为:
(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巳初，星使偕其如夫人及三洋妇，乘车赴五道门内照相馆中，由窗内看枪会人经过。(P.465)
租临街窗口看*行游**，亦当是“三洋妇”的作为。很可能是洪钧想要去看，才带上了赛金花。至于使臣必须参加的一些礼仪性的活动，夫人们按常规是应该要一同前往的。但赛金花本非洪钧之夫人，洪钧从未假以名分，所以一次也没有同去过。兹引《五述奇》两次记述为例，第一次是刚到德国不久后的王宫朝会:
四日前，由外部送帖九张，请星使、汪芝房、金楷理、姚子樑、陶榘林、恩仲华、洪禹山、赓韶甫与余前往。其帖横六寸，竖四寸，纸厚色白，四围金边，上印王章，下印请某人于某年月日赴某宫朝会。(P.56)
到期前往，进入皇宫内厅，只见:
正面德皇左右，先坐各国头等公使夫人，再则本国各大臣之夫人及各国二等公使、参赞、随员之夫人，至各国公使及本国文武各员，亦如此按次而立于妇女座后。(P.57)
大清国的公使并未带夫人，陶谢二随员的夫人自亦未便同去，洪钧张德彝等人便只能“立于左鄙玻璃门前”了。
第二次则是两年后一位德国亲王的婚礼:
(亦系先行)帖请各国公使夫妇、随员等在广泽园看戏。
至晚，星使率参赞一，翻译二，随员二，支应、供事各一，着蟒袍前往。亥正回寓。
(次日)申初一刻，与诸同人着蟒袍，随星使乘车进五道门，走恩得林敦街、过桥转南入菊泥茀仪尔汗宫西门，下车登楼，步梯盘旋入礼拜堂，即前去过两次者。各国头等公使及其妻女等，或坐或立于池边正面，二三等公使及随员、领事，皆立于讲经台左。(P.288)
“帖请各国公使夫妇”，“各国头等公使及其妻女等”都去了;大清国使馆头天晚上去看戏和当天进宫去观礼的，则并无一位女性也。
洪钧和张德彝于光绪十六年回国。三年后五十四岁的洪钧死去。第二年二十一岁的赛金花重入风尘，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她一时大出风头。文人们无中生有，将她在德国的经历和同德国人的关系，越说越离谱。此次《五述奇》整理出版，总算为赛金花在柏林三年的情形，提供了一份可信的原始记录，一切臆想编造之词，应该会不攻自破了罢。
关于赛金花，《五述奇》还叙述过她怀孕生女、“喜洋婢而厌华妪”和对二庖人(厨工)一弃一取等事实，原书具在，本文就不详及了。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