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山西长城的修筑，
上起战国，下迄明、清，
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所有时代，
其中又以明代长城保存最为完整。
山西长城文化厚重，
形成了独有的军事文化和边塞文化。
接下来推出的，
是《山西省明长城调查报告》的结语部分。
该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对山西明代长城爬梳剔抉、参互考订，
极具研究价值。
该文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杰撰写，
今特刊出，
以飨读者。
文博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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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武明长城 山西晚报 王晋飞 摄
山西省明长城调查报告 · 结语
文 / 尚珩 赵杰
今山西省明长城在明代主要属于 大同镇 和 山西镇 两镇管辖。大同镇是明代北方九边重镇之一。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大同镇成为防御蒙古骑兵南下的最前沿，直接关系到京师的安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读史方舆纪要》称其“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山西镇，初称太原镇，位于大同镇以南的偏关——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一线，也称为“内长城”，是保卫京师和内地广大地区的又一重屏障。有明一代，两镇战事不断，其防御体系的构建也未间断，据载大同镇有“大边”、“二边”、“三边”、“小边”等多重长城，与各种规模的关堡、敌台、烽火台等共同建构起了完善的防御体系。
从文献方面对大同镇、山西镇长城防御体系进行系统的考察，不仅是我们全面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明代边疆政策、明蒙关系、军防体制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考察长城遗迹的时代、分布与构建、演变的重要基础。
第一章
明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建设考察
第一节 大同镇军事防御体系的发展变迁
明朝建立后，北部边防问题始终是关乎着明廷盛衰的关键性问题。大同镇的战略地位在“九边”中尤为重要，“北捍胡虏以控带幽燕，南总三关以招徕晋魏，翼卫陵寝，屏捍神京，屹然甲九塞。”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大同镇在以京师防御为中心的北部边防体系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终明一世，大同镇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从未停止。
▲ 大同天镇新平堡玉皇阁
图源：山西晚报
一、洪武至正统年间（1368~1449）
洪武二年（1369）正月，常遇春帅师自太原北征大同，元守将弃城逃遁，明军取大同并设大同府。二月，徐达“遣都督同知张兴祖（汪兴祖）将宣武、振武、昆山三卫士卒守大同”。大同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由此拉开帷幕。
洪武三年（1370）设大同左、右卫、蔚州卫和朔州卫。
四年（1370）置大同都卫，下辖大同左、右卫、东胜卫、蔚州卫、朔州卫五卫。
八年（1375）改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领大同左、右、前卫、东胜卫、蔚州卫、朔州卫六卫。
二十六年（1393）二月，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连同大同前卫、宣府前卫、蔚州卫、朔州卫，共计二十一卫。
建文四年（1402）九月以前，随着宣府左右卫的改属和洪武三十一年（1398）所置安东中屯卫的归入，共领二十卫。
洪武年间，朱元璋以巡边、备边的名义，派元勋宿将“修理城池，练兵训将，以备边陲。”一旦边防有警，则授以印信，充当临时统帅，“倘胡人来寇，就令统兵力征，以安中国”，这样便形成一个以临时统帅为核心的边防系统。到洪武后期，朱元璋开始让分封于边陲的藩王参与边防，并节制诸将及各都司卫所，藩王成为边防的最高指挥者，“凡军中机务，一走朝廷，一启王知，永著为令”。由此形成了藩王——临时统帅——都司卫所的指挥系统。
永乐初年，朱棣着手调整原有边防指挥系统，以“天子守边”取代“藩王守边”，同时也取消了高级将领巡边、备边，充当临时统帅的惯例，取而代之设总兵官镇守边疆，实行区域重点防御。总兵官一职通常由皇帝直接任命，与巡边、备边将领不同的是，总兵官有明确的镇戍之地，是专职的边防指挥者，节制辖区内的都司卫所。大同镇总兵官设置于永乐七年（1374），《三云筹俎考》载：“永乐七年置镇守总兵官，于是大同称镇，是镇也，北捍胡虏，以控带幽燕；南总三关以招徕晋魏；翼卫陵寝屏捍神京，屹然甲九塞焉。”首任总兵官为江阴侯吴高。
*都迁**北京后，明廷对京师周边的卫所进行了调整，大批卫所内迁。随着北部防线的南移和国都的北迁，大同镇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然各镇俱有险可据，独大同外有海子、水草便利，虏可久驻牧马，内无重山限隔，虏得出没其间，故大同、宣府二镇为尤重。”顾祖禹称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
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总兵官镇守制度成为定制，并开始设立副总兵。郑亨任大同镇总兵官，沈清任副总兵官。宣德年间，大同镇领卫十三：大同左卫、右卫，云川卫，玉林卫，高山卫，东胜左卫、右卫，镇朔卫，镇虏卫，定边卫，天城卫，阳和卫，宣府前卫。
随着宣德、正统年间开平卫和东胜卫的陆续失守，大同镇成为军事意义上“三面近塞”的“突出部”，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正统三年（1438）重置东胜卫，新立威远卫， 大同镇领卫十四。
▲明长城镇边堡段 图源：新大同
二、景泰至正德年间（1450~1521）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明廷确立 “固守边疆” 的全面防御政策，认为 “中国之御夷狄无所事乎攻，惟守与战而己。盖寇在外则据险而守，寇在内则提兵而战，守为策之善，而战非吾之利也”。 在此战略下，大同镇的防御体系也日臻完善。
弘治元年（1488），兵部尚书余子俊指出“宣府、大同极临虏境，国家安危实系于此”，“大同一镇以镇守总兵、副总兵、游击将军所治者为中路；阳和、天城为东路；东南乃宣府、洪州城；大同左右卫、平虏、威远、朔州卫、井坪堡为西路；西南乃偏头关各有参将一员分守。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如虏寇中路，则以大同城中官军主兵，而调东路与洪州（今河北阳原县）合兵应于东，调西路与偏头关合兵应于西，寇东路则以东路官军为主兵，而大同副总兵、游击及宣府游击、洪州参将各合兵于东西策应，寇西路则以西路为主兵，而大同副总兵、游击及偏头参将合兵亦如之。其应州、浑源、山阴、马邑、怀仁五城官军或于本城或于要害城堡分布邀击。如小寇盗则大同游击与各路参将各以兵应之，但洪州隶宣府节制，偏头关非大同所属，请令二路参将皆听大同遇警调用。”
继任的兵部尚书马文升任命文职大臣总制大同、宣府、山西偏头三关各路将官，统一调度各路军马，增强了北部边防的整体作战能力。同时禁止砍伐自偏头、雁门、紫荆、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长达数千里的沿边山林，以保证北部边防的“第二藩篱”不受破坏。
鉴于东胜卫久废，大同西部地区卫所稀疏，防御能力较差，故于成化十七年（1481）新建平虏卫，大同镇仍领十四卫。
▲ 大同得胜堡
图源：山西晚报
三、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
嘉靖年间，边防形势异常严峻， “俺酋猖獗，遂令邑无完雉，堡尽血磷，边氓褫魄，则惟窃出从虏耳”。 这成为大同镇大规模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嘉靖年间，大同镇边防建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宣大总督的确立 。宣大总督，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节制宣府、大同、山西三抚三镇，其设与废经历了一段十分复杂的变迁过程。《明会典·都察院》载：正统元年（1436），始遣都御史巡抚宣大。景泰二年（1451），宣大各设巡抚，而遣尚书总理宣大军务。成化、弘治间，有警则遣，无事则止。正德八年（1513），设总制一员，镇巡以下并管粮郎中，俱听节制。嘉靖间，命总督官兼督偏保及理粮饷，时设时革，至二十九年（1550）始定设，去偏保改山西。随着宣达总督的确立，大同镇的边防建设无论在规划上，还是在人力、物力、财力的调配使用上都有了统一的规划和调度，为其迎来建设高峰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隆庆四年（1570）， “俺答封贡” 结束了明初以来蒙古各部与明王朝之间近200年兵戎相见的战争局面， “隆万间，中土安平，不见兵革。” 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间内，明廷着手巩固边防，大同镇所属军堡的军事建置也最终形成。依《三云筹俎考》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列表如下（笔者按：两书有不一样的情况，括号内为《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的数据）。而表中所列城堡，见于今山西省者，也多有遗存。
第二节 大同镇长城墙体修建考察
长城是大同镇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所在。大同镇长城墙体的修建与前述大同镇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一样，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洪武至正统年间（1368~1449）
大同镇长城墙体早在 洪武年间 便开始修建。在今内蒙古境内的明代中后期长城以北地区，有一道长城，东起兴和县平顶山，西至清水河县黄河东岸，全长约350千米，墙体均夯土筑成。这段长城史无明文。1980年在内蒙古丰镇市隆盛庄镇东山长城附近发现一块石碑，上刻铭文：“大明洪武廿九年岁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建”。由此可知其修建年代。但是这段长城并不是这一时期明朝的北部边境线，在其北部仍有许多卫所。
在宣德十年（1435）和正统五年（1440）、七年（1442），也有修建长城等防御设施的记载。宣德十年二月十八日，镇守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道：“大同分地，东自烂柴沟，西至崖头墩，迂直险易几逾千里，垣墙沟壑日益坍塌，万一虏骑冲突，无以蔽拒，乞加修筑。”明廷从之。正统五年六月初五日“沿边大尖山至马头山，东西百里，平坦无旷，正胡寇出没要路，宜为深沟，以防奔突，更立堡，俾官军往来巡哨得以安处……上从之”。七年七月十二日，“修理大同沿边沟堑、墩隘”。这些长城墙体当位于今内蒙古境内和山西省与内蒙古交界地区。
▲天镇县李二口长城段
图源：天镇动态
在天镇县调查报告中所述的双山长城1段~17段，位于与内蒙古兴和县交界的双山山脊之上。除一段为山险外，其余均为石墙，土石混筑而成，但保存很差，现存高度很低，其形状多为土石垅子，沿线敌台、烽火台分布稀疏。从其总体特征上看，应是属于明代早期修建的长城。
总之，明代早期长城墙体建筑简单，维修也少，故损毁严重，而且沿线敌台、烽火台分布很少，这与明代早期 以攻为守的战略 是相吻合的。
二、景泰至正德年间（1450~1521）
正统十四年（1449）， “诏诸卫内徙” 标志着 明廷正式放弃对原先“大边”及以北地区的戍守，同时也放弃了原先的长城防御设施，转为收缩防线，全面内守，消极防御的政策。 此时所倚靠的是上文所述正统五年修筑的简单防御设施。从文献记载结合当时情况来看，这道边墙实属草创，并且在“土木之变”中的猫儿庄战斗后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故景泰六年（1455）七月“命各边关总兵等官修理城垣、壕堑、屯堡、墩台”。这项工程很快开展实施。七年（1456）八月十五日“及天城又报鞑贼三人凿墙入境……”，说明此时这一地区已经有了墙体防御设施。
天顺年间又对长城墙体上的墩台进行了改造。天顺二年（1458）七月二十五日，“贤等又言：‘沿边墩台全不得法，一遇贼来，多不能守。’……于是上敕文往彼巡视，文设悬楼、檑木、塌窖、赚坑等，守之者便之”。同时继续维修墙体防御设施。六年（1462）八月初三日，“命修各边墙垣、屯堡、墩台、壕堑”。
景泰、天顺两朝明朝国力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此时修建的边墙防御设施多系草创，不仅墙体构筑简单，建筑低薄，仅仅为一条带状的防御线，缺乏大纵深的防御体系。而且辅助防御设施，如墩台，也分布稀疏，其军事防御的科学性亦较差。但经过两朝的修筑，初步确定了长城新的大致位置和走向，为后世继续修建和完善长城防御体系奠定了基础。
▲远望水磨口长城
图源：山西晚报
成化年间，面对日益严峻的边防形势，明廷采取 全面固守政策 ，大规模修筑边墙、墩台和城堡。当时所修筑的边墙仍然是按照前朝设计的路线加以修缮和完善。首先是修筑宣大交界处属宣镇一侧的边墙，加强了大同镇东翼的安全。成化四年（1468）二月二十一日，宣府总兵官都督同知颜彪奏：“万全右卫与大同东路接壤，其西阳河等处系虏寇出没要路，因两地守臣各分彼此，故墩堡壕墙之类修筑苟且，今多颓圮，宜于无事之时，预为修葺，且西阳河口内与顺圣川道路相通，川中军民浩繁，烽堠数少，每遇寇警，瞭望不及，亦宜体量形势，添设墩台，况今春作将兴，虏寇未远，似应先事预防。从之。”其次，是全面整修大同镇所属边墙。一次是成化八年（1472）二月二十日，“命大同、宣府、蓟州、密云……等关镇守总兵，内外等官修补墩台、城堡、边墙、壕堑”，至成化十三年（1477）六月二十二日，“功成”，巡抚大同右副都御使李敏等奏报，“大同三路计修边墙、壕堑、墩台共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另外一次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五月二十五日，“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王玺等奏工役修筑之数：凡边墙壕崖共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丈六尺，水口十，关门一，墩台七”。成化时期大规模修建的长城即位于今山西省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区，习称“大边”。
弘治年间，继续扩建、重修大同镇边墙。
首先是“大边”的修缮。 弘治八年（1495）十月初三日，“大同镇巡等官奉旨修理边墙，东至宣府西阳河，西至偏头关，延袤六百三十五里，至是功成”。十年（1497）十二月初六日，再次进行维修，“大边东自宣府界，西至偏头关，其间旧墙坚固尚堪防御者百五十余里，令欲补葺者半之，改筑者倍之，并欲斩崖、挑壕、增墩、益堡，大约不过五百余里。止用卒四万。……从之”。十四年（1501）五月十一日，因“大同大边久已坍圮，虏寇易入。今岁虏不过河，边务颇暇，计至冰冻之日尚远，请乘时并工修筑，期以半年可成。旧役官军四万，请更于空闲舍人、余丁内曾拨一万协济……”。当年十月十八日完工，“大同守臣奏修完边城墩台，上命兵部左侍郎熊绣阅视之”。
▲左云县境内有东汉长城15.5公里、
北齐长城9.8公里、明长城37.489公里。
左云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其次是“小边”的修建。 最早提出“小边”是在弘治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所赖以捍御者惟在边墙，往时外有大边，内有小边，设险严密，易为保障。岁久颓圮，守臣不能修复，弘治三年（1490），止修小边，大边未及用力”。此条记载说“弘治三年，止修小边”意味着对小边进行了重修，那么小边的肇建应该更早。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户部主事余寰陈御虏三事……一、复旧墩以备传报，臣伯父子俊惩创大官军失利之余经略诸边，以大同疆圉虽有大边、小边似为严密，而中路一带山川旷阔，墩台稀疏，贼易出入，难于觉察，因添筑宣宁等墩六座……”由此，可以推断小边是余子俊在成化时期所修。
总之，在弘治时期大同镇长城已存在两道防线，一为“大边”，大致位于今山西省和内蒙古交界地区；二是“小边”，嘉靖以后也称“二边”，其位置在今大同市新荣区中部和左云县东北，东从新荣区堡子湾乡宏赐堡村，向西南经破鲁堡乡吴施窑村，至左云县管家堡乡黄土口村和黑土口村，东西两端与大边相接。在调查报告中，“二边”包括新荣区宏赐堡二边长城1段向西南至吴施窑二边长城3段和左云县黄土口二边长城、黑土口二边长城1段、2段等段落。
三、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
嘉靖年间，大同镇长城进入 全面修建时期 。
从嘉靖初年就开始修边之役。嘉靖二年（1523）九月二十七日，“修理宣大二镇边墙崖堑墩台完”。大同镇边墙自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十八日重修完后一直未加修缮，至此得以维修。此后从嘉靖四年（1525）至十四年（1535），十年间又无一则关于大同地区修筑或维护防御设施的记载。当是受嘉靖三年（1524）大同兵变的影响，导致大同镇的边防建设陷于停滞状态。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十月十五日，大同修筑聚落、高山二堡成”，标志着大同边防设施的修建又重新开始。嘉靖十八年（1539）兵部尚书毛伯温出任宣大总督之后，力排众议，由大同巡抚史道主持，在原来五堡的基础上筑成镇边、镇川、弘赐、镇虏、镇河五堡，并募兵三千戍之，使得大同镇防御设施的修建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镇城外围的防御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内五堡的竣工和派兵戍守 ，标志着大同镇的边防秩序已逐渐恢复。面对俺答年复一年的攻击，修缮原有边墙重被提上日程。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十八日，“先是，兵部员外郎傅颐建议大同修边，已，得请督抚樊继祖、龙大有量地经费，自天城以西至朔州界，计用米六十六万八千八百余石，银一百九万三千八百九十两。有定画矣”。但是勘定之后不知为何又“诏停大同修边之役”。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正月二十一日，再议修边之事，“大同镇城迤北，自镇边堡东暗门头，抵阳和后口抢风崖，又自镇河堡西界抵老营堡接境，中宜堑壕斩崖，筑墙修堡。”这次修边工程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竣工。当年二月十五日，“东自镇边堡至阳和抢风崖，西自镇河六墩至金家山墩止，又，自右卫金家山墩，由威远、平虏、井坪、朔州二边直至山西丫角界止，各倚地召军修筑墩堡。乞户部出太仓银五万两济之。”
从嘉靖二十三年翁万达任宣大总督开始到卸任，为时整五年，他在前任总督翟鹏的基础上继续全面修筑边墙。在历任宣大总督中，他对大同镇建设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 右玉长城
图源：这里是朔州 王文跃 摄
翁万达 上任前的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俺答与吉囊各率数万骑由大同平虏卫寇边，深入太原和石州一带大肆掳掠，史称“石州之变”。至翁万达出任总督时，大同的防御设施已残破不堪。翁万达上任后首先将宣大总督的驻地由朔州移至阳和，此地位于两镇中心，又处于交界地带，总督移驻此地，便于就近协调、指挥宣大两镇的军事行动。翁万达认为“御戎之道，莫先于守，而以守为战，则修边其急务也”。由此，宣大两镇开始全面整修边墙墩堡等防御设施。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翁万达提议并开始修缮“二边”长城。“二边”长城“西自大同左卫马头山起，东至阳和柳沟门止，沿长一百五十余里”，在弘治三年修完后一直未加以修缮。至此“即用防秋官军，自大同左卫二边马头山起，东由黑山门、宣宁、水口至榆沟，补修边墙一百五十余里。”同时，在“旧有墩台三十一座”的基础上“添筑新墩台八十二座”。并陆续改建或修建了镇羌、拒墙、拒门、助马、得胜、保安、马堡等堡，至此“又增藩篱一重，允为地方之赖，并且镇城也可以安如磐石。”
再有宣大两镇交接的边缘地带是宣大防御体系中力量薄弱的地区。嘉靖二十四年（1545）四月二十四日，翁万达谓“宣府自西阳河、洗马林堡以西，大同自阳和城柳沟门堡以北，绵亘百里，虏骑出入由之，实惟二镇咽喉”。因此嘉靖二十五年（1546）二月初二日，翁万达奏称“大同东路自阳和口暗门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红山台边界止，延长一百三十里，中有铁里门、鹁鸽峪、瓦窑口等处，悉通贼要路，未有墙堑，拟于山南二、三里许添筑边墙一道，浚壕建堡，增设墩哨，使宣大声势联络，且可以南护紫荆，包为外堑，通计经费约用二十九万余金”。七月二十日，“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堡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用工止五十余日，经费视原估省九万余两”。这道长城，除位于河北省怀安县境内外，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天镇县北部和阳高县东北部，即调查报告中天镇县西洋河北侧的南路长城，包括平远头村长城1段、2段向西至新平尔村长城1段诸段落，继而从新平尔村长城2段向南、向西至水磨口村长城1段、2段进入阳高县，阳高县东北部的长城段落也属此项工程所筑。
此后， 整个大同镇所辖长城也进行了全面修缮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镇守大同总兵周尚文奏：“东自宣府西阳河起，由天城、阳和、左、右、威、平、井、朔至山西丫角山止，修筑边墙六百五十余里，隔进虏占地土四万余顷，倚地召军一万五千有余，分给各军士耕种以资养赡”。二十六年（1547）五月十三日，“大同抚镇官詹蓉、周尚文以计修丫角山、弘赐诸堡工上闻，凡修边墙千四十丈，筑敌台一千所，役山西、大同二镇兵八万人，自五月始至九月讫工。”二十八（1549）年二月二十四日，“总督宣大翁万达以缮治大同镇羌等六堡西北外垣，请给银四万一千八百两”。
经过翁万达时期的数次修整，大同镇长城 “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 ，有效起到了 防御 的作用，因此 “寇乃不敢轻犯，墙内戍者得以暇耕牧，边费亦日省”。
▲ 镇宁堡 图源：大同长城文旅
嘉靖年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长城修建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右卫城保卫战胜利之后。当年四月二十日，宣大总督杨博“以右卫围解闻……御史栾尚约言：‘右卫残破以来，耕稼废于攻守，田亩蹂于虏骑，庐舍器具尽于炊爨，农夫战士夷于锋镝，今虽暂解，将来未可知也。宜大加赈恤，严设守备，为善后之计。’疏入，上深喜其言，报曰：‘东既调兵入饷，博其悉心周计，大逐虏贼，勿致再欺。凡墩堡之要害，务在修筑坚久，期以八月前毕事，余墙次第举工。’”由此再次大修长城。当年六月初十日，“发太仆寺马价银三万九百五十八两于大同镇修边”；十二月二十二日，再次拨款兴工，杨博“以大同秋防稍暇，请大筑边墙，以为经久治安之计”，兵部覆曰：“宜发太仓银十万五千两，太仆寺银三万五千两，听其随意经略”。三十八年（1559）六月二十三日，杨博上陈“修补大同镇西、中二路宁虏堡至桦林儿墩废弃边墙墩堡敌台”。三十九年（1560）四月二十七日，“巡按直隶御史王汝正勘报大同修边工竣，计中、西二路修边墙一百六十余里，增筑墩台一百二十余座”。
经翁万达、杨博等人数次修建，大同镇的长城防御体系趋于完善。今山西省与内蒙古交界地区，东起天镇县，向西经阳高、新荣、左云、右玉、平鲁诸县区，至偏关县柏羊岭的长城墙体及沿线关堡、敌台、烽火台等形成的边防系统，最终形成。
“隆庆议和”后，明廷为保障边疆安全，继续修缮边墙。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初七日，宣大总督王崇古建议“修险隘。谓当乘虏纳款之际，缮完城隍墩堡”。六年（1572）二月初七日，王崇古“议修筑大同东路阳和、天城、大川、镇口、瓦窑一带边墙及化门儿沟墩台，请发银四千三百余两充费。命如数给之”。万历二年（1574）二月十三日，兵部命王崇古等“修理大同沿边墙垣，限以五年报完”，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墩台的建议，“墩台远处边墙之外，临敌之际，守台者势既孤悬，不敢发一矢；摆边者军又单薄，不足当其聚攻之众。宜查仿蓟镇之制，将沿边墩台改筑在内。每里先骑墙筑一座，每座三层，下层实心，中层发圈空心，各开箭眼，上层盖屋立垛，俱用砖甃。两台之中，照议筑墙，酌量缓冲，以次兴工。中间台座尚觉稀疏，五年后更议增筑。”
当年闰十二月初八日，宣大总督方逢时言：“惟修守之宜，大同边墙东起西阳河，西至丫角山，延袤六百余里，倾圮无存。……合当斟酌边墙之修，宽限至万历四年起工及预图善后之策。”兵部覆言：“边墙之设，所以限隔华夷，自古不废……但其工程稍难，固不可缘此而并废自昔所有之墩台也，如候万历四年起工，殊非及时修改之意，合量与宽限”，“从之”。
万历初年的此次长城之役，从万历四年（1576）开始，至十年（1582）讫工，历时六年。万历时期主要是在嘉靖朝长城基础之上进行修缮、加固。与此同时，大同镇的军防体系调整为四道九路，包括冀北道辖井坪路、西路，冀北道辖北东路、不属路，左卫道辖中路、北西路、威远路，阳和道辖东路、新平路。据《三云筹俎考》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大同镇各城堡管辖情况详见下表（笔者按：两书有不一样的情况，括号内为《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的数据）。
第二章
明山西镇长城修建考察
第一节 山西镇的地位与建置
山西镇 ，亦称太原镇或三关镇，为明代内长城外三关部分。该镇长城从山西省河曲县黄河东岸向东，经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到平型关进入河北省。在九边中，山西镇的战略地位比较特殊，它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同为拱卫京师的重镇。其所辖区域原本为内地，明初时蒙古势力较弱，加之明廷北边疆域广阔，因而其军事战略地位尚未凸显。正统以后，“北虏据东胜而三关困矣，西虏据河套而偏老危矣”。由于明廷北部防线的内缩，使得山西镇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关于山西镇称镇的时间，学界有不同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 宣德四年 （1429），即“宣德四年置镇守总兵，都督李谦乃筑城”，“宣德四年置镇守偏头及雁门、宁武三关总兵官，驻偏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 成化年间 ，依据是成化四年（1467），明廷“命镇守山西署都督佥事王信移镇代州，提督雁门、偏头、宁武三关”，以及成化二十二年（1486），“命镇守代州等处右副总兵都督佥事周玺充总兵官，仍居代州。”
从成化以后直到嘉靖中期山西镇复设总兵，其间只设副总兵或参将，与其他军镇在成化年间基本上均设置总兵和巡抚不同。这也表明山西镇的军事战略地位要逊于其他军镇。嘉靖时期随着蒙古诸部进入河套，山西镇“虏患”不断，山西镇的地位才日益重要。
对此《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有明确记载： “盖尝统论山西之大势：三关，门户也；省会，庭除也；平潞诸郡县，堂奥也；西路之水泉、老营，中路之阳方、利民，东路之白草、雁门，又门户之锁钥也。锁钥严而门户固，门户固而堂奥安。” 《九边图说》亦云： “偏头、宁、雁门，向西逸东三关并列，西尽黄河东岸，东抵大同。虽太原北境要害之，与真定相为唇齿，非唯山西重镇，而畿辅之地安危系焉。” 指出了当时山西镇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山西镇的建置活动从明初便已开始。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亲自筹备山西、北平边防。洪武六年（1373）五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武、朔等州县山谷冲要之处凡七十有三，俱设戍兵以防胡寇”。《山西通志》也记载：洪武年间“置山西都指挥使司领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振武、平阳、潞州、镇西七卫，保德州、宁化、沁州、汾州四所”。到嘉靖十五年（1536）， 山西镇有八卫：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振武（代州）、平阳、潞州、镇西（岢岚）、汾州，七所：宁化、保德州、沁州、偏头、宁武、八角，老营。
▲雁门关
图源：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
万历年间，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山西镇划分为 五大防区 ：除雁平道辖东路（即为雁门关，路城为代州城）、宁武道辖中路（即为宁武关，路城为利民堡）、岢岚道辖西路（即为偏头关，路城为偏头关城），作为外三关防区之外，还有雁平道辖北楼路（路城为北楼口堡）和岢岚道辖河保路（路城为河曲营城）。每路的防区都以路城为首，管辖该防区内的长城，在重要区域和主要交通线上再设城堡划分辖地守御。统辖整个山西镇的总兵驻扎于位置居中的 宁武关城 。
第二节 山西镇长城的建设和发展
一、洪武至正统年间（1368~1449）
山西镇长城的肇建始于洪武年间。 洪武六年（1373）五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武、朔等州县山谷冲要之处凡七十有三，俱设戍兵以防胡寇”。这里虽没有指出“七十三隘”具体位于何处，但从其范围来看应该是雁门关、武州（今山西省五寨县北）与朔州之间的宁武关以及偏头关以东一带，基本上覆盖了以后山西镇长城三关管辖范围。
永乐时期，明成祖五次北征使得蒙古诸部向北迁徙，山西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地，因而其军事压力较小，与军事有关的建设行动也一度停止。
▲宁武关城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文化 摄
宣德年间，明廷采取固守政策，不再主动出击，因而守边、修边再度被提上日程。宣德元年（1426）七月，山西都司都督李谦奏：“偏头关临边重地，正当要冲，堑狭城低，宜稍开拓。缘边烟墩亦有低下或大阔远者，瞭望不及，烟火不通，亦当量移，使远近相等，声息相闻，易为守备”。上曰：“朕以边务委谦，但欲守备完固，凡所设施听自择便”。此后至宣德四年（1429）八月，增筑山西偏头关烟墩二十六所。宣德七年（1432）二月，设保德州守御千户所，加强了黄河沿岸的守御力量。
二、景泰至正德年间（1450~1521）
正统以后，随着北边诸卫和河套地区的弃守，原先的战略纵深全无，山西逐渐临近边境地区，“虏患”逐渐增加。长城等防御设施的修建也渐次展开。景泰初年，由巡抚都御史朱公监修复了雁门关和附近的城墙，即“于河滨东抵平刑二百四十余里，西抵芦板之寨一百八十余里，城堡墩台焕然一新……工兴于庚午六月丙申，事竣于辛未七月子……”。
成化年间开始修筑边墙。成化三年（1467）三月，明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李侃等修理黄河七堡，并保德州一带边墙。十一年（1475）十二月，“立山西偏头关守御千户所”。从而加强了偏关地区的防务。十四年（1478）三月，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秦紘言：“修筑边方，必因山为垒，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欲自偏头关长林起，南至宁武关羊方口止，计二百里。内除八十里山势陡峻，人马不通，不烦其力，其余有川口宽平所当设备者，有山势颇平所当铲削者。会计可用人夫六千，一月可办。其人夫亦不必别起，只将三关操备下班并代州、崞县、太原等卫住种军民相兼修理。此功一成，则永远有赖。”到余子俊出任总督时，再次修筑山西镇边墙设施。二十一年（1485）八月，余子俊奏称“大同、宣府并偏头关等处，欲大发兵修筑墩台”。可见在成化年间，主要是修筑了宁武关至偏头关及黄河一线长城，即今宁武县向西北至偏关县、河曲县长城。
成化以后，随着 “守卫长策” 这一防御战略的逐渐确立，明廷开始大修边防设施，山西镇边墙初具规模。弘治年间，重点仍是雁门关、宁武关向西北至偏头关、黄河一线长城的修建。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弘治七年（1494）三月，“山西镇守刘政、按察司兵备副使胡汉、守备署都指挥王儒、刘淮，修筑偏头关边墙一百二十五里，补黄河边墙二千六百余丈，添筑宁武墩堡十座，挑浚横山壕堑长二里，添筑雁门关墙及铲削壕堑共五十八处”。第二次是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巡抚山西、都御史魏绅等奏：“偏头关西路及宁武关最为要害，其胭脂铺以南三十余里，路皆平漫，墙多沙碱。虽常修葺，终易倾圮，虏乘河冻，所以易入。请仍于旧墙外，随逐河曲，相度地方，增筑大边一道，务极坚厚。墙内每三里筑一墩，增军守之。其减会等营城堡狭小，宜广之。”
正德年间，继续修边之役。正德八年（1513）春，右都御史业澜“来起浑源至宁武，因山为险阻，凡四百里”；次年，提督陈天祥“来起宁武至镇西复为险阻二百里……凡三关增堡者十有八，为墩者三十有二，忻代居民各为堡……关外大石墙三道，小石墙二十五道，北为广武站，为马驿。”同时修建代州附近的“十八隘口”，东有水峪、胡峪、马兰、茹越、小石、大石、北楼、太安、团城、平刑，西有太和、水芹、吊桥、庙岭、石匣、阳武峪、玄冈、芦板口，加强了代州城东西两翼的安全。正德十一年（1516），都御史李恭钺对“通贼要路东七十八，西四十五，咸斩崖挑堑，间以石墙。”由此，山西镇防线已东扩到北楼口、平型关一带，该镇长城总体走向已经形成，即今横贯山西省北部，沿恒山、吕梁山一线东西向延伸的长城墙体。
▲修复后的平型关 武敌 摄
三、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
嘉靖至隆庆年间，山西镇长城在前朝的基础上屡次重修和增修。嘉靖十一年（1532），都御史陈达“自王野梁至白草沟诸口皆砌以石，高丈余，堑阔如之。指挥陈纲、王佐修水峪至平刑石墙墩堑如西八口”。这项工程具体由都御史刘皋经略，广武以西属参政张子立，以东属参政胡松，他们“选募军夫，筑边墙三百三十里”。
十二年（1533），都御史李王“自太安口至平刑筑边九十里”，都御使任洛“自鵰窝梁至鞑靼墩筑边八里二百二十步，砌以石”。
十八年（1539），都御使陈讲“以关中冲云朔，旧边不可恃，乃协副使王镐寻王野梁废迹修复之，又起阳方经温岭、大小水口接石湖岭，北至八角堡，斩崖实土为墙，长一百八十里，有壕有铺，有楼，有暗门”。
十九年（1540），巡抚山西、都御使陈讲“请修宁武关温岭至老营堡，及偏头关、野猪沟抵黄河一道边墙。”
二十一年（1542），都御使刘皋“自桦林堡至唐家会却胡墩筑边七千九百七十三丈余四尺，敌台四十一，铁栅栏、水口一十八，暗门一，水门一，边铺一百有四，桦林、滑石以东至丫角一百一十里，为关北屏蔽，工皆未及举”。
二十三年（1544），都御史曾跣对嘉靖十二年所修边墙进行展拓，“堑山湮谷，增高益深，边长四百二十里，高均二丈余五尺，根阔二丈余二尺，上广一丈余八尺”。同时对嘉靖十八年所修“旧边”进行增筑，“利民、勒马沟南折而东，历荞麦川、石湖岭至阳房、朔宁、王野梁增筑旧边一百一十里”，墙体“均二丈余五尺，上广一丈余八尺”，“又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猪沟至八角南界增筑旧边一百四十里”，墙体“均二丈余五尺，阔二丈三尺，上广丈二尺”。次年又“增置敌台二百二十八，台上置屋，为间六百八十四，石砌水口二”。
二十五年（1546）三月，“山西镇修三关边墙五百里成”。
四十五年（1566）九月，“以山西修筑西黄河险崖岩等处河墙工成”。
隆庆三年（1569）九月，“以山西偏头关老牛湾等处修边工成”。
总之，嘉、隆两朝山西镇长城墙体防御体系已趋于完善。
▲偏关作为明九边重镇之一，太原镇总兵驻扎在此。
图源：山西晚报
万历时期，随着“俺答封贡”，北边无战事，但明廷并未停止边墙的修建。此时修筑边墙，主要是对前朝边墙的维护。万历十年（1582）三月，“修山西西、中、东三路所属唐家会、石岩铺等紧要边墙、墩堡”。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修岢岚等处边墙”。万历三十八年（1610）五月，宣大山西总督马鸣銮言：“该镇西路逼近虏穴，边垣三百余里在在要冲，而水泉、楼子营、草垛山等处更甚，土牖低薄，建议包修。其水泉、常梁、土墩等处，土边共长八百丈；楼子营、小沙墩等处，土边共长九百五十丈。勒令本年闰三月始，九月中告完。又水泉、乾沟楼，土边长一百三十七丈；草垛山、驴皮窑等处，土边长七百五十一丈七尺；楼子营、吴峪、石墩等处，土边长一千二百一十二丈。勒令次年四月起，至九月终告完。”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时期山西镇各城堡的具体管辖情况见下表，表中所列诸城堡均有遗存，详见各县调查资料。
第三章
关于烽火传报体系的若干问题
明代宣、大、山西三镇所辖腹里接火台，也即调查报告所录各地发现的腹里烽火台，俗称 “火路墩” ，是 戍边士兵举放烽火、接传烽火的载体 ，在文献中多与边墙、边墩、城堡等军事建筑相提并论，是当时烽火传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众多的火路墩彼此之间组成了一条条严密的传烽线路，从长城延伸至附近的城堡。本报告所述各县传烽线路只是依据现存烽火台，依据地形分布、距离远近等因素所做判断，至少由于现存烽火台肯定少于旧有烽火台，所以这种推断出的传烽线路是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本章主要依据文献对当时的烽火传报体系进行说明。
一、明宣大山西火路墩的烽火信号和传烽路线
作为向内地传送烽火信号的设施，火路墩的信号应与沿边烽火台的信号相同，即仅复制信号而非更改信号。明朝对烽火信号是有规定的，包括敌人移动动向、入侵地点、入侵人数等等，形成一套完善的传烽制度。成化五年（1469）规定： “领边侯举放烽炮，若见贼一二百人或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 这是明廷对各镇烽火的原则性规定，各镇又以此为基础加以修改，制定出符合本镇特点和要求的烽火信号。
嘉靖《宣府镇志》记载： “凡瞭见达贼境外经过，发梆一次，近边发梆两次；拆墙放炮一个，烧柴一垛；入境放炮两个，烧柴二垛；声息紧急，则以渐加添，仍各照记号举旗兼竖立草人；贼势寡少，本墩差人走报；贼势重大，邻墩差人走报，如声息稍缓则以次差人走报。至晚，每更一人轮流，探听折□，有声，随即举火放炮。次日早，轮流一名下墩于□贼处所巡派马路，如无踪迹，举无事旗一面，各堡方才开门，放人出城生理牧放。每一城堡又有夜不收十名，分为两班，出边哨探，谓之长哨，又有摘拨空闲马十匹，听候各墩传报紧急之用，谓之架炮马。” 由此， 宣镇对传报烽火信号的内容规定相当细致 ，连虏贼在城外的活动都要通报，且在大举入侵之时派人走报，以及时传递军情的详细情况。
又道光《大同县志》记载： “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逢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杆，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侯。” 说明 天气的好坏，直接影响烽燧信号的传递效果 ，火路墩需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
▲ 山西偏关柏杨岭附近圆形平面火路墩
图源：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火路墩在各级军事部门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上级军*能官**及时了解作战一线的情况。但从一级传递至另一级并非仅由一座火路墩来完成，而是由多座协同完成，因此在两级之间便形成了一条传烽线路，即纵线，以便上报。同时，同级之间也应形成传烽线路，是为横线，以便相互应援。不同的线路连接不同的军事单位，大体有如下几种：
（1）边堡所分管的边墙和火路墩之间的联系。 一旦该分边有警，则该分边的火路墩立即将情报飞传至所属城堡，以得到应援。其传烽线路的数量视分边长度和所属关隘的数量，以及重要程度而定，通常传烽线路较多。
（2）驻守把总官的基层城堡和驻守参将的路城之间的联系。 在基层城堡收到烽火信号之后应该将信号传递至路城，故各城堡与其所属路城之间的烽燧线应是一条，并且总数较前者减少。
（3）路城和镇城之间的联系。 一镇统领诸路，故在路城收到信号后应将其传递至所属镇城，且各路城和镇城间的烽燧线应是唯一的，总数也最少。
（4）邻近的城堡、路城等同级军事单位之间的联系。 一座城堡在受到入侵时当将信息通知邻近城堡，以便得到有效支援。翁万达对此做出明确要求：“如果贼势重大，力不能支，一面飞报军门，斟酌调兵，一面径报东西临界将领，摘兵策应。仍将报到某营将领时刻、缘由，禀知查考，临界官军不许指以信地为名，观望逗留，亦不许尽致离次，致使本地空虚，虏得乘间。”
▲ 山西偏关滑石涧堡附近的方形平面火路墩
图源：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基于以上四种联系的规定，在广阔的宣大山西三镇范围内，编织起一张严密的火路墩网，时刻侦望，以备不测，一旦一处有警，各烽线按照规定信号和路线依次传递，使得军情被迅速通报，相继驰援。文献中也曾描绘了火路墩的传烽路线，举如下数例：
“二边墩东接平鲁卫西至本关，所辖老牛湾烽堠凡四：其一，自丫角墩其至虎头墩止，传接老营、关川一带烽火；其一，自草垛山、乾沟墩起至虎头墩止，传接水泉营、寺焉堡一带烽火；其一，自滑石起至虎头墩止，传接滑石涧大边，老牛湾一带烽火；其一，系西路河曲营所辖，自阳兔墩起至虎头墩止，传接西黄河并桦林一带烽火。南路墩自本关虎头墩起至镇西卫长城墩止，东南接太原府川一带，西接汾州府川一带。中东路墩亦自本关虎头墩起至八角获城墩止，直接神池、宁武关烽火。”
“阳房口堡……炮火起本关东梁墩至大河堡东，传麻峪二堡，麻峪一墩接阳房一墩至阳房口，又自拒虏墩东传达沓墩，禅房墩至朔宁北河。”
“红门隘口……隶水泉营，柏杨林墩炮火传青山，传讫老，传马站，传乾沟，传水泉，传八柳树，传骆驼山，传冉家营，传马房，传高家庄，传窑头墩、柏杨林，至此一百三十二里……”
“广武墩南十三里至雁门北口，北口十里至雁塔，雁塔十里至南口，南口十里至代……”
由此可以看出， 明代制定了相当详密的传烽线路，各个墩台也都命名以便识别。 只是多数墩台名称今已难考。
▲ 山西偏关滑石涧堡附近的圆形平面火路墩
图源：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二、火路墩在宣大山西三镇边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火路墩的作用主要是 负责向腹里的军事指挥机关或京师传递边墙一线的情报 ，它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不仅沟通了前线作战部队和后方上级军事指挥机关之间的联系，且在两者之间架起了联络的桥梁，使得下情上知，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根据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指挥。如万历《怀仁县志·烽堠》所云： “怀仁，濒于塞北，城堡相望，屯牧连野，非设烽堠以防之，则寇至不知，人无预备。我国家相冈阜度，远近以□，哨瞭有警，□之以炮，或示之以火，百里之远，有不瞬息，而尽知者，此防虏患之要也。” 及时准确的烽火传报系统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情报基础。
宣大山西三镇 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中具有它的特殊性。宣、大两镇位于京师西北部，是京师的重要屏障，其地位非同寻常： “大同置镇，与宣府同。夫西北形势重宣、大，宣府之藩篱不固，则隆永急矣；大同之门户不严，则太原急矣。然宣、大地方本相联属，以京师较之，则京师以宣、大为障，而宣府又以大同为障。明初，以大同川原平衍，兼与保定、山西相为唇齿，特建重镇，以为倒马、紫荆、雁门、宁武之捍，设诸卫所，错落其间，各屯重兵以*压镇**之”。
▲ 山西偏关水泉堡附近圆形平面火路墩
图源：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太原在北京西部，虽属内边但地位仍不容忽视，与大同乃唇亡齿寒关系，即所谓“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内边八百里之间，弱兵止四万余人，其能遏虏之入？否也！虏所垂涎，多在山西，而不在大同。三、四年来，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是故守大同，守山西也。”具体来说，宣、大、山西三镇又有轻重缓急之分，“合言之，则大同川原平衍，又最称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言之，则大同之最难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东路，而山西偏关以西百五十里，恃河为险，无恃防秋。偏头以东之百有四里，则略与大同之西路同焉。”
有明一代，宣大山西三镇始终处于战争的最前沿，明朝的主要敌人一直活动于此，其过程由缓到紧。“国初之时，我太祖、成祖抗棱远斥，夷狄势衰，蹿伏莽榛，仅存喘息。正统以后，则生齿渐繁，种类日盛，近且并海贼，吞属番，掠我居民为彼捍隶。诸酋所部约可二、三十万众，视之国初，何啻倍徙。沿边戍卒，较以旧额，未尝加多。彼丑现年入寇，控弦不满数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临时调遣，缓急仍收胜算。顷者，每一大举，动称十余万人，*躏蹂**关南，侵骇京都，寻常师旅，莫敢遮邀，盖时势之大略有如此者。”可知，明廷一直重视这一带的边备。直到明末，重点才转移至蓟、辽两镇。造成三镇地位之重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一为自然条件。 此三镇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地形千沟万壑，支离破碎，地势土地平墁，易于敌骑驰骋，其不同于多高山峡谷形成天然屏障的蓟镇，使得防守相当不易。
二为人为因素 ，明朝的主要敌人常在这里“驻牧”且连年入寇，致明廷损失巨大。
▲ 山西偏关正泥焉村附近的圆形平面火路墩
图源：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明朝在修长城之时，采取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 因地制宜 。这无疑使长城防御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大大增强。火路墩的修建也不外如此。宣大山西三镇，由于地形的原因使得侯望的视野和角度大大受限。平缓土地上的侯望范围定不如山巅侯望范围大、距离远，且由于沟壑的纵横交错，一座墩台的侯望角度肯定小于山顶的侯望角度。因此采取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加以弥补势在必行，增加火路墩数量从而扩大侯望的视野和视角便成为一个简便、切实可行的办法。
火路墩之所以能够在长城防御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由长城防御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长城防御体系看上去是固若金汤，高大宽厚的城墙耸立于高山、峡谷和各要冲之处，上面墩台林立，城内城堡密布……但却犯了兵家大忌：消极防御，分散兵力。纵使宣大山西有数十万的兵力，但其分散于数百公里的边防线上，而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从某一处突破使得长城防线形同虚设。为此，明廷采取了补救措施：将主要兵力屯聚于各个城堡之中，长城上仅仅驻守一些哨瞭的兵丁，并且实行春、秋两防制度，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驻扎于各主要隘口，同时遣派尖哨、夜不收等人深入虏境打探敌人动向。一旦敌人攻墙或侦知敌人动向，长城守军先行抵抗，固守待援，处于关内的火路墩立即将信号传递至负责把守该段城墙的城堡。若敌人入侵规模较大，城堡守备再通过火路墩将情报传递至上级机关，即所属路的路城以及附近城堡，依此类推最后传至镇城。
推知，若要使长城防线发挥作用，关键是处于战略后方的城堡能够对长城守军进行有效的支援，而关键之关键则是作为边军耳目的火路墩能够及时、准确、有效的将一线军事情报传递至后方军事指挥机关。
编者注：查找山西明长城权威资料，请阅《山西省明长城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