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典当业，在清朝时代，当商与盐商一样，都给官家纳税，由官府发给龙票，作为经营业务的凭证。当时盐当两商，与一般民营商业不同，都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当商迎门影壁上，挂有“裕国便民”的牌子，门外悬挂绿柄红头军棍和告示牌。使人望而生畏，因此有“官当铺”之称。

天津典当业的历史简述

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当商日多，开始组织当行公所，公推当商中负有声望者为董事，并在北城濠(即后来的北马路北门东)购地兴建办公房舍八十余间，作为会址。当商在当行公所领导下的时间最长。早年当商多开设在天津县属城乡各区，即后来的五大警区。自开辟租界以后，新兴当商，多以租界为护符；更由于地方治安日趋不稳，城乡各区当商亦渐有迁入租界者。最后租界当商，反多于城乡。

1912年3月2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北洋驻军在袁世凯阴谋指使下，全部哗变，大肆抢掠。变兵抢劫，以当铺为主要对象。经过这次洗劫，原有华界当商五十余家，仅存二十余家。至1928年国民*党**军北伐后，当行公所始改组为典业公会，迁至估衣街山西会馆内办公。典业公会仍是董事制，第一任董事系德恒当经理原德庵，第二任董事系麟昌当经理祁云五。至1936年，特别一、二、三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奥、俄三国租界)，当商十六家组织质业公会，公推笔者为理事长。质业公会并无固定办公处所，在租界内各当铺轮流办公，首先在特区公懋当，后来在特二区集通当。

1941年日寇掀起太平洋战争，各租界先后被接收，原来寄托在英、法、日、义等租界的当商四十余家，也都加入了质业公会。1946年，抗战胜利后，典质*会两**合并，统一组织为当业公会，公推笔者为会长，仍迂回北马路原当行公所为办公*会集**地点。这时全市当商共有八十四家。解放后于1951年全部结束，会址一部分归市立第三中学作为宿舍，大部分归工商联接收。

当商纳税制度，在清朝是按年缴纳报销，由天津县转解藩台衙门，具体数字不详。入民国后，取消龙票，改由省财政厅核发当帖，按资本额分甲、乙、丙三等，缴纳当税，计:甲等资本八万元，年纳当税八十元；乙等六万元，年纳六十元；丙等四万元，年纳四十元。设市后，改由社会局及天津县政府按管辖区域分别发帖，仍照旧章纳税。至租界当商，则与一般商号相同，每家每月交铺捐六元，日租界较多，月交八元至十元。

另外，在清朝时代，除缴纳报效外，每届年终，对本管县衙门，例有一种陋规。当行公所成立后，归公所汇总办理，由各当商分担，每年约送现银一百两。此项陋规，一直相沿到清末。民初各当商均不愿再摊这笔款，经公所与当时天津县知事张某，几度洽商，最后给他凑了一千块钱，才把这项陋规取消。

典当业的组织与制度

典当行业的内部组织、管理制度、职工待遇以及铺房建筑，都有特殊的地方，与普通行业大不相同。兹撮要介绍如下。

在人事方面，一般有掌柜、二掌柜(即经副理)，俗称“当家的”。以下有坐柜两人，又称吃股顶生意的，即主持门市业务的。另有管外帐(即门帐)二人，管内帐(即总账)一人，站柜的(即收货的)分头柜、二柜约四五人，管号房(即库房)一人，管首饰房(一切贵重物品均属之)一人。除这些有专职的人员以外，其余都是学徒，按天津当行而论，每家经常有学徒十余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卷号(收当品)、查号(取当品)，并干杂活。

在当行公所组成后，经常雇用两名特殊人物，通称“小子”。这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替当商顶个打官司。因为天津地面，在旧社会时，多有流氓地痞(即所谓混混)，不断找当铺敲诈滋事。据说曾有混混进入某当铺，抽刀剁下手指一节，当银若干两，当商无法应付，只好给几两银子，拿走了事。因此当商公议，预备两个人，丁着打架，或者是到官面打官司。“小子”是“世袭”职，最后两名“小子”，一名田丰，一名张顺，都是天津当地人，他们都干了三辈了。他们在没事的时候，吃的胖胖的，遇事丁着打架挨揍。每逢新年元旦，他们必要到各当铺给掌柜的拜年，照例得赏一块钱。

在制度方面，当商更有其独特的规矩，例如下述。

(一)上自经理，下至学徒，无论何人，均不许带家眷，必须经过五年，才许回家一次，期限是十个月，往返路费自备。一般同人回家时，不许自己打行李，由经理派人检查后，方准包裹衣物。1919年，改为三年回家一次，期限六个月，柜上担负一半旅费。但仍有老年人，坚持旧制，五年回家者。如松寿当老掌柜雷虞卿，山西介休人，就是典型的顽固人物。

(二)对职工待遇，极尽刻薄之能事。学徒入号，必须有同业或其他殷实商号的经理介绍并担保。入号第一年，谓之“浮住”，即考验期间，不给工资。在这一年中，先学珠算，认当字，有当字本，又称“当字谱”，约一千余字。以后练习写当票，在北京谓之抹黑。到年底馈送两元，至多四元。一年期满之后，大多数总是被留用的，每年薪金，不过四元，生意好的，年底给些馈送，但最多也不能超过原薪。再过一年，照例调薪，辛苦一年，不过加薪两毛。至于经副理、坐柜、司帐等，都是吃股的，按红利二八成或三七成分配。经理吃一分股，即一个整股，有的九厘，副理八厘，其余按资历由一厘到六厘。如红利一万元，按二八成分配，东家分八千，其余两千元，一个整股即可得二百元，吃二厘股的不过四十元。

(三)平时对同人管束极严，无事不许外出，请假外出，必须4点以前回柜，不许在外吃晚饭。遇有病号，柜上照例不管医治，只许喝小米稀粥。每年春秋，两次查对架货，谓之“对点”，又称盘货。对点完毕，休息一天，学徒每人得两三毛钱，出去看戏，谓之“听官戏”，或者洗澡；也就是说，每年仅有这两次洗澡的机会。

(四)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日以前，为当行解雇职工的日子。在这半个月中，人人提心吊胆，尤其是学徒，唯恐找保人，卷铺盖。一到正月十六日，各当行都要吃一顿好的，谓之“家宴”，通过家宴，大家才安心做生意。

在建筑方面，按当行旧制，所有城区老当商，均系自建高大坚固的铺房，铁门铁窗。库房、首饰房内部均有护墙板；尤其是首饰房，多建在天井中心，四面不靠街道，除经管人和经副理坐柜以外，其他同人一概不准进首饰房。当铺的门柜，比一般商号高出一尺以上。至于租界内当商，因限于地势，多系租房改装，很少自建铺房。约在1924年，法租界义生当白昼被抢，各当商纷纷在门柜上安设木质或铁质的栅栏。

由于当行制度严刻，建筑特殊，柜房住室很少见到阳光，同人久居其间，类多面色苍白，精神不振，偶尔外出，走在路上，使人一望而知是当铺“老西”。因此当时山西人都说，送孩子入当铺学徒，和坐牢一样。

在这里需要夹叙一段故事。1912年兵变抢当铺时，因为当商建筑特殊，仍有二十余家未遭破坏。如长源杨家在南门里的中昌当，河东西方庵的中祥当，变兵曾集中力量猛扑，终不得逞；情急之下，高呼如不开门，要用炮打。左右邻舍，恐遭池鱼之殃，有摆钱摊的小贩某，冒险出头，绕到中昌当后门，说明他的来意，建议该当，从房顶上往外扔钱。通过小贩的调停，这伙变兵，反而成为中昌当的守卫。事后杨家为了酬谢该小贩，许以终身吃股。当业结束后，杨家拆卖砖瓦木料，仍得价数万元；可见当初建筑时，所有原料是如何坚固了。

经营方式与剥削手段

典当业是属于高利贷的剥削行业。当户因为急需用款，需要拿着自己的衣物，到当铺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恳求多当几个钱。等到架货期满，逾期不来取赎，当商有权处理，但是也用不着他们自己去张罗拍卖，自有估衣铺、金店，来号竞买。以天津而论，估衣街各大估衣铺和一些金店，不断请当铺掌柜的吃饭，过年时必到当铺拜年，都为的是平时可以多买些处理品。所以人们都说，当铺营业，向来是不求人而稳得厚利的。

当铺资本，在京、津、护三大都市中，以天津最为殷实。北京当商，以内务府索家的八大恒最负盛名，但经常占用架本(即资金)不过二三十万元。上海大小当商，虽有七、八百家，大多数均系集股经营的小型典当。惟天津当商，多系独资经营，其资本少的四万元左右，大的动辄十万、八万；占用架本，最高能达到五、六十万元。突出的如盐商长源杨家、卡家，军阀曹锟、陈光远等所开当铺，需要多少流动资金，随时由东家从各银行号存款项下调拨，不向外借。有的是在开业之初，除正式入股外，存入本当若干万元。所有临时拨兑的和经常存入的，照例按八厘给东家生息无形中东家就剥削了同人的利益。至一般较小的当商，当需款时，则向银行号息借，当商与当商之间，有时也互相通融。

当商经营业务，都有传统的方式与盘剥手段，约如下述：

●当期与当息

城区当商典当期限，原是二十四个月，月息三分。1912年改为月息二分五厘，期限仍是二十四个月。1929年期限缩短为十八个月，月息改为二分三厘，一直到最后。租界当商，典当期限从开始就是十八个月，月息三分；1929年改为月息二分八厘，期限始终未改。日伪时期，受小押当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又因经济崩溃，期限与利息系经官定，不能随意变更。其间曾经请准增加火险、栈租等费，最高时曾达到十五、六分。

当商对当期，系按“明一暗二”的习惯法推算。对利息的计算，则一律规定为“过*不五**过六”。所谓明一暗二者，即当期按法定期限届满后，并不即时处理，明着保留一个月，而实际却保留两个月。因为有的当户，在限满时，无力取赎，而又不愿将自己的衣物轻易牺牲，先期向当商请求宽限若干日。遇到这种情况时，当商可以允许展限一个月，而暗中留到两个月后，再按“死当”处理。如当期十八个月，可以保留到二十个月。至过*不五**过六的计息法，则是三十五天以内，按一个月计息，一到三十六天，即按两个月计算，毫不通融。

●当价

当价是当商剥削当户的一个重要环节，又称“当本”。当行对当品估价，表面说是按物值五成计算，内行谓之“当半”。但是为了限满不赎，处理估衣时可多得利，当户所得当价，最多不过实值的三成。

●倒当

倒当是当期将要届满，无力回赎，为了延长物品所有权的寿命，东拚西凑，先交几个月的利息，另开新当票，内行称之为“上利钱”。有的倒多少次，最后还是变成死当，逃不开当商的处理。

●顶当

又名抽当，如原当单挾衣服五件，到需用的时候，无力取赎，把棉袄送入当铺，抽换两件单挾衣，因为棉衣估价比较高，有时还可以倒出几个钱来。有的经常顶替，俗语所说：“当当，赎当，当顶当，当当赎当”，即指此。

●照当

照当与收买当票是分不开的。当户因为用款，可以将当票出卖。在南市一带的小估衣铺，或估衣摊，多有兼营收买当票者，也有个人收买的，在成交之先，当然要到原当铺查看质量，谓之照当。当商规定，凡照当的，须要拿一个月的利钱。

●年终减息

当行规定每届农历年终，从腊月初一日起至除夕夜，减息一个月。减息标准，入民国后，照原息减低五厘，如原息三分，减为二分五厘。各当户在这一个月内，纷纷赎当，或上利钱转期。这种措施，表面上是“体恤”贫民，实际正是当行的旺月。因为虽然少要五厘利钱，而利用这一手段刺激当户，在短短一个月内，却把大宗利钱，提前收进来了。在假仁假义的幌子下，以利滚利，当商遂能榨取更多的利润。

●打当

即处理估衣，又名处理死当。凡逾期不赎的衣物，当商即进行处理。早年是二、八月打当；后来因为人民生活日趋困窘，多有到期不能取赎者，按最后十余年约计，到期无力回赎的当户，约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以致架货积累，因而改为每月清理一次。当商将应作处理的衣物首饰等项，分别陈列院中，自有估衣行、金店前来议价争购。当行处理死当，除收回架本外，至少能看三分利，多的能到六分。在处理中，如遇有“巧号”，即价值高贵的物品，至少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润。

●代当

即小押当，又称转当局，是典当行业旧有的一种经营方式，与日伪时期的小押当，根本不同。经营代当的，多系少数人合伙组织，资本不多，有大当商作后台，当商利用之兜揽边区或乡间的当户。代当当期一个月，利息与大当铺一致。在质物时，预扣当月的利钱，开给一张小当票，内行称为“小票”。过一个月不赎，由代当转送有关系的大当铺，按票面收回已付的当价，由大当商另开正式当票，交代当转交原当户，换回小票，以后即由当户随时向大当铺直接取赎。

早年天津左近各乡镇，如杨村、北仓、宜兴埠、独流等地，多有营代当者。当时市内各当商，如胜芳蔡家的天聚当、长源杨家的中昌当等，均拥有很多的代当。七七事变以后几年中，租界当商，业务萧条，不得不向外发展，联系代当。如曹家的万成当以西沽万成转当局为对象，公懋当以贺家口聚成代当、谦德庄三聚代当为对象。又如张勋的松寿当，则与宜兴埠的三义代当取得联系。天津沦陷后，日本浪人遍设小押当，这些老代当，才被迫歇业。

●当票

当行专用异体字的来源，已如上述。写当票时，无论所当物品质量新旧，一律冠以破旧字样。比如：一般衣服，每每冠以“虫吃鼠咬”字样；完整无缺的皮袄，也要写成“光板无毛”；金表说成破铜表等等。目的是预防万一在存储期间有所蚀损，可以杜塞当户争执。但当行对架货保管，特别经心，多少年来从无蚀损，为的是死当时多可卖钱。

●号签

号签是三寸多长，一寸多宽的毛头纸条。一个号签要分三部分:下半段的字体较大，写出与原当票相符合的号码，谓之“大号”，露在包裹外面；左上角的小号码，系入包袱皮内，右上角的小号码，放在衣服里。这是为了外面大号如果失落，还有里面两个小号可资查对。

●望牌

是查对期限的牌子，木质长方形，挂在门柜对面，为每家当商必备的用品。因为当票编号，系按千字文从天宇编起，所以望牌上面也要按期限悬挂若干用千字文书写的小木牌，分作四行，由下而上，由左及右，以两行挂小牌，每行下面用苏州码写成固定的数字，代表月份。如期限为十八个月，按照明一暗二的规定，应该保存二十个月，小木牌要从天字起，写至第二十个字，即“往”字。下面数字，当然要从一字到二十。望牌的运用，是按月往上推动，如天字当票到两个月的时候，天字小牌挪到二字上，而地字换到一字上。当户来倒当或赎当时，站柜的根据当票编字，一望而知这票货经过多少个月，如天字已经推到十八，便说明期限已是届满，但仍要等到天字推到二十才作处理。

●术语与暗记

这是当商压低当价的一种惯用手段。术语是代替数字的隐语，如“道子”是一，“眼镜”是二，“炉腿”是三，“叉子”是四，“一挝”是五，“羊角”是六，“镊子”是七，“扒勹”是八，“钩子”是九，“拳头”是十。如果当户因为嫌价低，拿着当品要走的时候，坐柜掌柜必要过来打圆盘。比如站柜的说拳头眼镜，用意是已经给过十二块钱了，坐柜的认为可以再加两块，就说拳头叉子，暗示给十四块钱。

总之，比较值钱的东西，他们是尽量不让当户走开的。如当户坚持高价，不能达成协议时，他们知道一定要往别家去当，照例把所当衣物给当户整理包好。但是整理当中，他们就运用了一定的技巧，使第二家当铺打开一看，就知道已经经过当铺了。一般的方法是：衣服上身，在折叠的时候，把一个袖子反叠，袖口朝下，子折三折；金货用试金石轻磨一下；表类则将表盖微启一点。第二家一看，就心里有数，所给当价，与第一家上下差不了多少。因为当商给价，是全有一定标准的。这样，当户最后还是只得用低价当出。

●官款生息

天津地方，在晚清时代，凡官立学堂基金，慈善团体善款，以及公用事业专款，都由官家指定，发交当行公所，转发各当商存储生息。如天津府中学堂(即铃铛阁中学)、八善堂、河工机关，都向当商存款，尤以八善堂为最多。存款利息，不过周息三厘至五厘，而当商在运营中，用作架本，一转移间，即可以换取月息三分的利润。

●堂名存款

即私人存款，一般按月息七、八厘计息，用作架本。有的按月息一分二厘至一分五厘，转放同业或其他外行家，套取利润。如胡扒皮的颐贞当、王财迷的恒裕当、土城刘家的义泰当、乐亭刘家的福祥当等，经常吸收堂名存款，形成当商兼营银钱号业务。

典当行业的最后结束

天津当商在七七事变以前，虽曾一度繁荣，但仅是昙花一现。平津沦陷后，当商业务随之衰退。各资东纷纷集议，请求伪当局予以救济，尤以颐真当资东胡贞甫鼓动最力。他曾亲自拟具缩短当期、提高利息理由书，由各当商联合具名呈请伪社会局核批，结果适得其反。伪社会局长蓝振德，认为当商是有油水的，乃利用职权进行敲诈。他借口体恤民艰，主张延长当期，压低利息，但并无明文下达，暗中派该局秘书长左愚，通过商会秘书朱厚叔与典质*会两**负责人进行联系。终于给蓝振德送了一份厚礼，才将原议打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来津，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有的当铺已不能开门。虽然呈准市政府，向银行低利借款，由中国、交通、大陆、中南、金城等九家银行联合放款，救济一时，终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后来又向农民银行申请，用贴现办法，每家每次取用两千万元，一面对当户增加手续费及栈租等费，最高达到月息十五，六分，但仍赶不上金融物价跳跃式的波动。至解放前夕，全市尚未退照的当商虽有六十余家，而实际营业者仅有二十几家。解放后，原来当商多有转业。至1951年4月，千百年来的典当剥削行业，从此彻底结束。全体从业人员，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都各走上新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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