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2607+ S.9931写本基本情况
S.2607写本为卷子装，存90行，首尾上下中间都有严重残缺。S.9931为残片，存10行，正好可以拼接在S.2607尾端第75-84行下方（见图一）。缀合后尺寸约为29.5×136厘米，由4纸粘合而成。存词，包括残词共28首。其中两首见于《全唐诗》，为唐昭宗李晔的作品。其余为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词。写本有墨笔句读，词牌相同者，用“同前”“又同前”等标识。写本中比较完整的词，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初版，1956年修订本）、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饶宗颐《敦煌曲》（1971年）、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1986年）、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张锡厚《全敦煌诗》（2006年）、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二卷（2015年）皆有校录,蒋礼鸿《敦煌曲子词校议》（《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潘重规《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补校》（《敦煌词话》1981年台北石门图书公司）有补正。
背面抄《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斯坦因劫经录》拟题，以下简称《什物点检历》），污渍严重，行草体，墨迹暗淡。妙智《英藏敦煌遗书人物小考》通过对背面内容的考察，认为是归义军时期金光明寺的文书，题目应当叫《金光明寺法器杂物交割帐》。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多设有寺学，这些寺学的教学内容有诗词歌赋。金光明寺是敦煌当时最大的寺院之一，据饶宗颐研究，敦煌一些大的寺院里有教坊一类的机构，有戏场、乐舞队、声音人等，僧人要进行诵经、作偈、唱导的训练。S.2607+ S.9931所抄的曲子词就是进行训练的备用教材。当这些教材不再使用时，寺院便用他的背面抄写交割帐。
这是一份寺院保存的写本，曲子词一面书写工整，通常作为正面，《什物点检历》一面书写潦草，通常作为背面。按常理，正面要抄得早一些。但对寺院而言，《什物点检历》是更重要的档案资料。
二、写本抄写年代的考证
此写本没有题记，正面所抄的28首残词中，有6首《菩萨蛮》词，其中《登楼遥望秦宫殿》、《飘摇且在三峰下》两首词见于《全唐诗》，题唐昭宗撰。《旧唐书·昭帝纪》等史籍明确记载作于乾宁四年（897）。那么写本抄写时间的上限就是这一年（897）。写本背面的《什物点检历》记录了沙州某寺的部分幢伞、供养具、家具、铜铁器、铛鏊、函柜等物品。其中供养具、家具、铜铁器、铛鏊等名目，为朱笔抄写。其中一部分物品名目右上方有朱笔勘验符号，可能是交接时点验的标志。《什物点检历》中有“经师堂在道政”、“法真”、“都判官”、“教授”、“管内法律”、“石寺主”、“阴寺主”等与人名有关者，其中“道政”还见于S.2711《金光明寺抄经人名》，S.3776《佛临般涅槃略说教戒经一卷》，S.3905《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可见他是归义军时期金光明寺僧人，生活在10世纪初期。据S.6417《同光四年（926）金光明寺徒众庆寂神威状》，法真于同光四年（926）任金光明寺寺主。而在《什物点检历》中法真还是普通僧人，所以该《什物点检历》抄于法真任寺主之前。这是写本抄写的下限。
赵鑫晔认为，该曲子词集可能为张球所抄。理由有三：一是笔迹，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可确定为张球本人所抄的写本，笔迹非常近似。二是曲子词中既有蕃占时期的作品，又有黄巢之乱后的作品，与张球所生活的时代也吻合。三是诗词歌赋确实是张球所擅长的内容。如果确为张球所抄，那么该写本的抄写年代下限就可以有个范围。敦煌写本中有十多件署名“八旬老人”的写经题记，其中最晚的是BD10902(L1031)《金刚经》后题记:“辛未年七月廿日，八十八老人手写流通。”经杨宝玉先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的考证，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就是张球。辛未年为后梁天平五年（911）。那么S.2067曲子词写本的抄写时间最晚也在此年。
写本的抄写者可能是写本的编集者，也可能仅仅抄写其他人编集的写本。如果张球确是此写本的制作者，则他的经历当要增补诸多内容。比如，张氏归义军时期，他曾被吐蕃俘虏过；他年近七旬时（唐昭宗初期）曾在到过长安，经历了昭宗逃亡，长安遭受重大劫难等历史事件。他的去世时间，或许正是金山国时期的大乱之中。金山国建立伊始（910），甘州回鹘便以重兵进攻敦煌，归义军势弱力单，只得讲和投降，有一篇《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3633）的投降书，也可能与张球有关。
三、写本中词集内容分析及曲子词的性质来源的讨论
S.2607+ S.9931缀合本曲子词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有关唐昭宗即位及华州事件的作品，宫廷乐工的一般感时抒情之作，词集编集者自己的作品。
公元888年，寿王李晔即皇帝位，是为唐昭宗，李晔“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祚之始，中外忻忻焉。”国家一派恢复振兴的气象。昭宗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宦官，巩固皇权，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造成了藩镇势力加重。景福二年(893)，昭宗与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关系恶化，昭宗讨伐李茂贞，以失败告终。乾宁二年（895），李茂贞再次兵围长安，昭宗被迫出逃，寻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庇护。而半路被华州刺史韩建挟持，于乾宁三年（896）七月十七抵达华州，期间与韩建关系日益恶化，导致皇室宗亲十一王被杀，直到乾宁五年（898）八月才回到长安。
失调名一首正写新皇帝继位，朝野上下一派期待中兴的景象：
国泰人安静风沙，向秀地种吕閙任船车。听海燕座金牙，提胡芦帝萨金沙，长垂罗袖拂烟霞。齐拍手，贺我当家。
原写本题署作“同前 般涉”，“同前”是说与前面所抄词同调，因前词已残，故调名佚失。“般涉”，指宫调名。《敦煌歌辞总编》此词题作“失调名 般涉调 贺当家”。当家，指当今皇帝。这首残词写唐昭宗即位事。《旧唐书•昭宗纪》：“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暴不豫。……及大渐之夕，而未知所立。……军容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三月六日，宣遗诏立为皇太弟。八日，柩前即位，时年二十二岁。……帝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寝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这首词的作者亲历了唐昭宗即位的重大事件，面对国家一派恢复振兴的气象，他感到兴奋喜悦。
然而，好景不长，内战旋起，昭宗出逃，被软禁华州，唐皇室宗族集体遭屠戮。写本中的六首《菩萨蛮》词，集中反映乾宁年间华州事变前后这一重大事件：
登楼遥□（望）秦宫殿，翩翩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
飘摇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何日却回归，玄穹知不知。
御园照照红丝罢，金风坠落沾枝架。柳色政（正）依依，玄宫照渌池。每思龙凤阙，惟恨累年□（别）。计日却回归，象似南山不动微（巍）。
千年凤阙（争雄弃，何时献得安邦计。銮驾在）三峰，天同地不同。 宇宙憎（嫌侧，金作蒙尘客。阃外有忠)常，思佐圣人[王]。
自从銮驾三峰住，倾心日夜思明主。惯在紫微间，笙□（歌）不暂闲。受禄分南北，谁是忧邦国。此度却回銮，须交（教）社稷□（安）。
常惭血怨居臣下，明君巡幸恩沾洒。差匠见修宫，谒（竭）诚无有终。奉国何曾睡，葺治无人醉。尅日却回归，愿天涯总西。
其中《登楼遥望秦宫殿》、《飘摇且在三峰下》（见图2）两首见于《全唐诗》卷八八九，题唐昭宗撰。按《旧唐书》卷二十《昭宗纪》：乾宁四年（897），“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行宫……七月甲戌，帝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覃王以下，并有属和。”《新五代史·韩建传》：“建已得昭宗幸其镇，遂欲制之，因请罢诸王将兵，散去殿后诸军，累表不报。昭宗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以思归。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酒酣，与从臣悲歌泣下，建与诸王皆属和之。”宋庄绰《鸡肋编》：“华州子城西北，有齐云楼基，昭宗驻跸韩建军，尝登其上，赋《菩萨蛮》词云：‘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者是也。”则此二词作于乾宁四年七月，昭宗原作三首，传世文献保留下来的只有二首。昭宗作的另一首《菩萨蛮》，饶宗颐《唐末的皇帝、军阀与曲子词》一文通过对词中典故的分析，认为就是《御园照照红丝罢》。这首词，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认为是乾宁四年，原从李晔来华州之臣工将回长安，而有所。饶文辩驳曰：“词中无数典故，出自帝王口吻，任氏均漠然置之，反说是作者率意，歌者传讹，非妄说而何？”
其余三首《菩萨蛮》，当是韩建和诸王的和作。《千年凤阙争雄异》，饶宗颐认为，史籍明确记载昭宗李晔作词后，覃王李嗣周等有和作。“此首口吻唯覃王可以当之，故兹定为覃王所作”。覃王李嗣周于乾宁四年（897）六月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以代李茂贞。覃王赴镇，而茂贞不受代，围覃王于奉天。这年七月，韩建移书李茂贞，乃解除奉天之围，覃王遂归华州。八月，覃王与其他十王为韩建所杀。
《自从銮驾三峰住》一首，其中有“受禄分南北”句，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南北指南北司，南司指廷臣，北司指宦官。”并引僖宗中和元年孟昭图上疏：“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这个时期，僖宗与宦官密切，天下大事决于此，而待外戚殊薄，所以孟昭图有此议。疏入，宦官田令孜扣留不奏皇上，不久遂矫昭贬孟氏为嘉州司户参军，并遣人沉于蟆颐津。事见《新唐书》卷二〇八。饶宗颐《唐末的皇帝、军阀与曲子词》认为词中南北司，应指昭宗时事。乾宁二年（895），韩建、李贞茂、王行瑜极言南北司相倾，危害时政，请诛其太甚者。于是，三军阀迫使昭宗贬宰相韦昭度，不久又杀之。“三帅以南北司既受禄而互相倾轧，又诸王掌兵，以召危乱。今诸王已除，社稷可安矣。故此首口气，疑亦韩建所作，以剖明心迹。若然，则当在是年八月，与七月帝登齐云楼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相隔只一月而已”。昭宗作《菩萨蛮》辞三章后，韩建与诸王皆有和作。饶宗颐认为，韩建的和词不止一首，“可能有三首，一与诸王同作，今不可见；一为修宫所作；一在杀诸王之后，故有‘常惭血怨居臣下’之语。君臣各制三章，自是讲得通的。”
《常惭血怨居臣下》一首，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说：此辞乃华州修葺行宫之工匠对李晔所作《菩萨蛮》“飘摇”一章之和作，不但同内容，且依原韵。古工匠自撰之歌辞，确凿可信者殊少，右辞曰“葺治”，明谓其所任者乃修缮工作。潘重规《敦煌词话》认为：“任氏误解‘差匠见修宫’，以为是华州修造行宫之工匠和昭宗的作品，事实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常惭血怨居臣下’、‘谒诚无有终’决不符合工匠的身份口吻。况且‘差匠’的意思是差遣工匠，所作词的人应该是差遣工匠的人而不是工匠。”所以，从词的内容分析，此词是华州刺史韩建的和作。饶宗颐《唐末的皇帝、军阀与曲子词》通过对“血怨”“差匠修宫”等史事的考证，更加论证潘说之可信。而“工匠”云云，根本无缘见到皇帝，更遑论和词。这里有几个历史事实需要说明。第一，首句的“血怨”，指韩建杀诸王事。《新五代史》卷四十《韩建传》记载，昭宗作《菩萨蛮》辞三章，“建心尤不悦，因遣人告诸王谋杀建，劫天子幸佗镇。昭宗召建，将辨之，建称疾不出。乃遣诸王自诣，建不见，请送诸王十六宅，昭宗难之。”韩建与昭宗和诸王的矛盾越发激化，“建与中尉刘季述诬诸王谋反，以兵围十六宅，诸王皆登屋呼叫，遂见杀”。词中“血怨”当指此。第二，关于“差匠修宫”事。《资治通鉴》：乾宁三年十月“丁巳，以韩建权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贞上表请罪，愿得自新，仍献助修宫室钱；韩建复佐佑之，竟不出师。”乾宁四年（897）初，“诏以韩建为修宫阙使，诸道皆助钱及工材，建使都将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视之”。
写本《献忠心》一首，当是写昭宗乾宁五年（898）八月御驾回长安事：
自从黄巢作乱，直到今年。倾动迁移每惊天。京华飘摇因此荒。空有心，长思恋明皇。愿圣明主，久居宫宇。臣等然始有望常殊。弓剑更抛涯计会，将銮惊步步却西回。
这首词，任二北《敦煌曲初探》说：“当是僖宗赴蜀以后，留京之人作。巢事始终四年，中和三年，公元883，长安已为唐收复。故此首之作时代，可以假定在882年，僖宗中和二年。”按，从整个写本的词作看，当是昭宗时代的作品。“将銮驾步步却西回”，明确提示銮驾在长安之东，所以是在华州的乐工或大臣之作。僖宗赴蜀，乃西出长安，不得说“西回”。《资治通鉴》昭宗乾宁五年（898）八月，“己未，车驾发华州。壬戌，至长安。甲子，郝天下，改元。”这首词所写当即此事。
三年前，昭宗离开京城时，长安城在黄巢之乱后刚刚修葺一新，但乾宁三年（896）七月李茂贞攻克长安后，又一次烧杀抢掠，宫室俱焚。乾宁五年（898）八月昭宗回到长安，面对的正是这样残破的场景。P.2506写本背面存残词5首，所写也是乾宁事变。如《酒泉子》：
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蓦街穿巷犯皇宫，祗拟夺九重。长枪短剑如麻乱，争那（奈）失计无投窜。金箱玉印自携将，任他乱芬芳。
词中所写，正是李茂贞入长安的情形。据《旧唐书·昭宗纪》及《资治通鉴》，乾宁三年（896）七月李茂贞兵入长安后，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资治通鉴》胡三省于此注：“黄巢之乱，宫室燔毁，中和以来，留守王徽补葺粗完。襄王之乱，又为乱兵所焚，及僖宗还京，复加完葺。上出石门，重罹烧爇，还又葺之，至是为茂贞所燔。”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亦认为“与昭宗乾宁二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各率精甲数千人入觐，京师大恐，人皆亡窜，吏不能止之情形，比较相合”。但《敦煌歌辞总编》改变了此说，因为P.2506“唐国里”之“国”字，作武周新字，遂断定此卷抄于盛唐。据王三庆先生初步调查，敦煌写本中有武周新字者约500号，这些写本中约有一半是武周时期所抄，其余多为晚唐时期所抄。如P.2187《降魔变文》有题记明确说是抄于“天福九年（944）”，但其中“为灌顶之国师”句中“国”作武周新字。故不能以武周新字为孤证断定写本的时代。我们把这两个写本联系起来，判断P.2506所抄词亦作于昭宗乾宁末或光化初。
在华州的三年，昭宗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主，但由于受到韩建的控制，等于过的是软禁生活。韩建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担心别的军阀借机“清君侧”，还是给予昭宗应有的优裕待遇，比如他从长安带来的乐工，照样进行演奏。由于昭宗本人爱好词曲，他的创作通过乐工传唱，流存下来了一些。除了前文有明确可考的《菩萨蛮》三首外，S.2607+ S.9931写本还抄有两首“御制”词，第一首原卷题《御制》，第二首原卷题名《御制曲子》：
时清海晏，定风波。恩光六塞，瑞气遍山坡。风调雨顺，野老行歌。四寒（塞）休征罢战，放将仕（士），尽回戈。君臣道泰，礼乐讌中和。此时快活感恩多。愿圣寿万岁，同海岳山河。似生佛向宫殿里，绝升（胜）兜率大罗。
百花竞发，焕新杨柳垂院光。向珠帘池，万喜含芳。观园里青青，山川草木异祯祥。一万人乐，行歌□泰时康。我□□明主，□中看景色在边疆。更将新翻御制□□□，□步元戎，千秋万岁，丰作得姚长。知存而治化，□□□舜禹汤。
这两首词，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拟名《献忠心•瑞气遍山河》，认为二首卷相续，内容一致，故为联章。其《敦煌曲初探》曰：此曰“御制”，乃制曲，非制词也。认为这两首是玄宗所制之曲无疑。饶宗颐《敦煌曲》：“敦煌曲有‘御制’者，不知何帝所撰。考《新五代史》三七《伶官传》云：‘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今S.373为李存勖同光元年（923）迎太后诗。敦煌卷写于同光年间不一而足，若《叹百岁诗》，当即《五代史》二七（《庄宗纪》）伶人所奉之《百年歌》。则《御制内家娇》一类，可能为庄宗时之作品。”按，任先生、饶先生所说，都是一种猜测。这两首词与昭宗御制《菩萨蛮》三首同抄一起，当为昭宗御制之曲，内容则为歌颂昭宗所作。前引《资治通鉴》记载昭宗即位后，国家有中兴之象，就是此两首词所写之背景。
S.2607+ S.9931写本中第二类曲子词，是写闲散优裕的生活情景。下面我们对这几首比较完整的词进行分析。
《西江月》三首：
女伴同寻烟水，今宵江月分明。驮（柁）头无力，别一船横。波面微风闇起，嬾掉（棹）乘船无定正（止）。拜词处处闇声，连天红浪侵秋星。悟（误）入蓼花藂里。
皓（浩）渺天涯无济（际），吕（旅）人船薄（泊）孤舟（洲）。团团明月照江楼。远望秋花风起，东去不回千万里。乘船整置（正值）高秋，此时变作望乡愁。一夜苦吟云□（水）。
云散金波初吐，烟迷沙煮（煮）沉沉。棹歌惊起乱西（栖）禽，女伴各归南补（浦）。船押（压）波光遥野（摇曳），虏（娱）欢不觉更深。楚词哀怨出江心，整置（正值）明月当南午。
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认为三首同咏女伴弄舟，又同卷相续，故为联章。这几首词的作者，当为宫廷文人，或者乐工，内容写宫女生活。
还有《浪涛沙》一首：
五两竿头风欲平，长（张）帆举棹觉船行。柔虏（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满眼风波多陕汋（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改调名为“浣溪沙”。词写荡舟惬意的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失调名一首：
良人去住边庭，三载长征。万家拈（枮）杵捣衣声。坐寒更。添垂玉泪，嬾频听。向深闺，远闻雁悲鸣。遥望行，三春月影照阶庭。帘前跪拜，人长命，月长生。
原写本题词牌“浣溪沙”是不正确的，所以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此首列入“失调名”。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原本调名《浣溪沙》，非，《唐杂言格调》拟名“捣衣声”，兹从之。“三春月影照阶庭。帘前跪拜，人长命，月长生”，这是唐代贵族妇女拜新月的习俗。《云谣集》收录有《拜新月》：“荡子他州去，已经新岁未还归。堪恨情如水，到处辄狂迷。不思家国，花下遥指祝神祇。直至于今，抛妾独守空闺。上有穹苍在，三光也合遥知。倚幈帏坐，泪流点滴，金粟罗衣。自嗟薄命，缘业至于斯。乞求待见面，誓不辜伊。”词写女子在月下自叹命薄，惟有祈求能和丈夫早日相见，并发誓决不辜负他。与这首《良人去住边庭》情境相近。《乐府诗集》卷八二《近代曲辞四》收有李端《拜新月》：“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又吉中孚妻张氏《拜新月》：“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深笼桂，虚弓未引弦。拜新月，拜月妆楼上。鸾镜未安台，蛾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胜情。庭前风露清，月临人自老，望月更长生。东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声断绝。昔年拜月逞容仪，如今拜月双泪垂。回看众女拜新月，却忆红闺年少时。”《全唐诗》中还保存了三首拜新月诗：卷四九四施肩吾《*女幼**词》：“*女幼**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卷七五六徐铉《禁中新月》：“今夕拜新月，沈沈禁署中。玉绳疏间彩，金掌静无风。节换知身老，时平见岁功。吟看北墀暝，兰烬坠微红。”卷八〇二常浩《赠卢夫人》：“佳人惜颜色，恐逐芳菲歇。日暮出画堂，下阶拜新月。拜月如有词，傍人那得知。归来投玉枕，始觉泪痕垂。”这些作品所写无一不是贵族阶层，说明《良人去住边庭》也是从宫廷流散出来的作品。
写本中写错调名的还有几首，如有三首署“浣溪沙”调名的词，任二北、王重民、饶宗颐先生皆认为非是，当为失调名：
浪打轻船雨打蓬（篷），遥看蓬下有鱼翁。莎苙（蓑笠）不收船不系，任西□（东）。即问鱼（渔）翁何所有，一台（壶）清酒一竿风。山月与沤（鸥）长作伴，在五湖中。
倦（卷）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莎苙（蓑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复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厌良贤。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
一队（阵）风去（起）吹黑云，船车撩乱满江津。浩涆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西南北几时分。一过交（教）人肠欲断，谓行人。
这三首词的作者，即“倦（卷）却诗书上钓船”的这位文人，他目睹了当时触目惊心的社会*乱动**，“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希望过一种“蓑笠不收船不系，任西东”、“一壶清酒一竿风，山月与沤长作伴，在五湖中”的生活。但作者又明确说：“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厌良贤。”点明为钓者的原因，是典型的下层文人抒写怀才不遇的作品。
写本原题“曲子恭怨春”的作品：
柳条垂处也，喜鹊语零零。焚香稽告素（诉）君情。慕德（得）萧稂（郎）好武，累岁长征。向沙场里，轮（抡）宝剑，定搀枪。去时花欲谢，几度叶还青。遥思相（想）夜夜到边庭。愿天下销戈铸戟，舜日清平。待功成日，麟阁上，画图形。
《敦煌歌辞总编》拟名《宫怨春•到边庭》。岑仲勉《隋唐史》第二十三节《西方乐曲影响与开元声律及体裁——从实践论看诗词与音乐之分合》疑“恭怨春”三字是《教坊记》所见“宫人怨”之讹。按，据《唐六典》，唐代贵族之家，门多列戟。出土唐墓门多画戟。此词云“愿天下销戈铸戟，舜日清平”，又云“待成功日，麟阁上，画图形”，则作者或为随从昭宗的宫廷乐工或上层文人。
S.2607写本中这第二类作品，或描写湖光山色、荡舟悠闲的优裕生活，或抒发厌倦*场官**、人生如寄、隐居逍遥的高士情怀，或写少女嬉戏，或写佳人相思，其作者当为上层文人，或者宫廷乐工。尤其是其中书写宫廷拜月风俗的作品和出自皇帝的御制曲，更是把其来源锁定在宫廷。因此，S.2607词集中有唐昭宗和大臣的词作，也有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这些歌辞只能出自宫廷。掌握这些曲词的乐工，在中晚唐的大乱中流散到民间或诸侯割据之地，他们把这些曲词也带到民间。所以，曲子词的真正源头应当就是宫廷，而不是民间。敦煌曲子词的代表《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有S.1441和P.2838两个写本。这30首曲子词，可以明确说是“酒筵竞唱”的歌辞，虽然其中可能有民间的歌辞，但由其中皇帝御制的两首《内家娇》和宫中妇女的两首《拜新月》可知，《云谣集》是宫廷歌辞。宫廷乐工演唱的歌辞，除了皇帝或大臣创作的之外，改造民间歌谣是重要来源。S.2607+S.9931写本词集是与《云谣集》同类的作品集，与稍后的《花间集》性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
S.2607+S.9931缀合本还抄有一首题名《伤蛇曲子》的歌词，残损很严重，据残缺部分推算，总字数在130字左右，是一首叙事体的长调。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认为：“以‘听说’开端，分明是讲唱口气，下片‘蒙君’句又显属代言，宜据此断其体用为讲唱辞，是从一较大之脚本摘出者。”原写本题作“伤蛇曲子”，则为曲子词无疑。开始写道：“听说昔时，隋侯奉命”，表明是故事叙述体。其中的残辞，也可展示一定的故事情节：随侯是在汉水边上发现伤蛇的；他发现受伤的蛇后，“开展芝囊，取药封裹”，停留了大概十天，等伤蛇痊愈后继续出使；等他回来之后，遇到一位十六岁的童子。由此我们判定《伤蛇曲子》是一首唐代的叙事文本的插词，其故事情节比较曲折。P.3128也有一首曲子词《浣溪沙》：“结草衔珠不忘恩，些些言语莫生嗔。比死共君缘外客，悉安存。百鸟相依投林宿，道逢枯草再生春。路上共君先下拜，遇药伤蛇口含真。”与《伤蛇曲子》内容相近，从内容语气看，也和叙述故事有关。敦煌变文中讲的部分和唱的部分内容相连，讲唱者往往在叙述一定的情节之后，以唱词进行小结。《伤蛇曲子》和《浣溪沙》“结草衔珠不忘恩”当是这一类唱辞。
《伤蛇曲子》的民间性，并不影响大量曲子词经过宫廷改编陶冶的性质。据中唐人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中回到长安，经常和高力士等“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这四种讲诵形式的文本，在敦煌写本都有留存，讲经文（如P.3808《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论议文（如P.3716等《晏子赋》和P.2718等《茶酒论》）、变文（如P.2614《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话本（如S.2073《庐山远公话》和S.2144《韩擒虎话本》）。除了讲经文比较文雅外，其他三种都应当是下层的文艺。但一旦被玄宗引进宫廷，当然要经过文人雅士的改造。曲子词要绳之以乐律，更要经过雅化。唐代最专业的乐工就在禁中教坊。所以，曲子词出自宫廷，当无疑问。
四、词集编者的考证
上文对S.2607+ S.9931写本中的词作了分析，讨论了前两类曲子词。还有第三类曲子词，从内容和语气看，应当是本曲子词集编者的作品。如《赞普子》一首：
本是蕃家帐，年年在草头。夏月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谓（为）抛沙塞，无恩拜玉楼。
他本来是落蕃人，居住在蕃家的帐篷里，以牧马为生。后来回到敦煌，又曾作为归义军使臣出使朝廷，到了长安，亲历了唐昭宗时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韩建挟持昭宗至华州，并借故杀害十一王的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回忆在吐蕃“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的生活，感慨万千。出使长安，见到新即位的皇上，他感到万分荣幸。
我们认为，这位文人，喜欢曲子词的文本，但对音乐和曲子并不在行，他曾自嘲说“蛮骞不会宫商”（见P.2506背），应当是写实。所以他整理的这个词集总是把词牌抄错。如《五两竿头风欲平》《八十颓年志不迷》两首，原写本调名作“浪涛沙”，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认为当作“浣溪沙”。《良人去住边庭》一首，原写本调名作“浣溪沙”，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列入“失调名”，认为原写本题“浣溪沙”者误。饶宗颐《敦煌曲 》仍用“浣溪沙”名，而注曰误。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认为调名应按《唐杂言格调》作“捣衣声”。
这位曾为蕃家牧马人的文人，还与P.2506卷背的残词有关，或者说此残本当是他编集过的另一个曲子词集。P.2506卷背残存词5首，其中《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也见于S.2607。第一首残存30字：
[前残]塞，旧戎装，却着汉衣裳。家住大杨海，蛮骞不会宫商。今日得逢明圣主，感恩光。
这是作者自道。他从边塞回到内地，脱掉“旧戎装”。“今日得逢圣明主，感恩光”，正是S.2607写本“若不谓抛沙塞，无恩拜玉楼”。P.2506另有两首《献忠心》：
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毡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见中华好，与舜日同。垂衣理，菊花浓。臣霞方无珍宝，愿公千秋住。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
蓦却多少云水，直至如今。涉历山阻，意难任。早晚得到唐国里，朝圣明主，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怕（拍）手，奏仙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万岁，献忠心。
我们把这三首词与S.2607所写“本是蕃家帐，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谓抛沙塞，无恩拜玉楼”、“长垂罗袖拂烟霞。齐拍手，贺我当家”及“唐尧鸿恩四补海内乐”等残句对比一下，很明显非常相似，当为同一人所作。
这位曾为蕃家牧马人的使者，从长安回来，带来了流传于长安的曲子词。这些曲子词，大多是社会上流传的来自宫廷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把自己的创作与宫廷乐工流散出来的曲子词抄到一起，汇集成了这个写本。
S.2607写本还抄了一首词：
八十颓年志不迷，一竿长地坐磻磎（溪）。钓□□□□□□□时清。直道守池（雌）频负命，子（紫）鳞何必用东西。我不
这首词以姜太公磻溪钓鱼自况，谓长竿直钩，与世无争，像严子陵那样直道守正，不用东西奔走。这首词的作者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位八十岁的老人，与敦煌写本题记中反复出现的“八十老人”当为同一个人。杨宝玉先生考证这位八十老人就是张球。那么这首词也当为张球晚年的作品。张球就可能就是本写本的编集者。
古代文人编辑诗文总集，总是在其中夹杂自己的作品。《诗经》在周王室正式“定乐歌”之前，以不同的类别流传在不同时空，其中一些类别还保留在后来的成集中。如风诗有诸多“组诗”，郭晋稀先生曾加以论证。这些组诗，其中必有作者或汇集者的诗作，可惜已不可考证。而《雅诗》中，还可以考证出一些蛛丝马迹。如《节南山》的作者为家父，则此诗前后数篇同类作品当是家父编辑流传的。同样的道理，寺人孟子把斥责谗言的一组诗编为一集，另加上自己的《巷伯》。至于《小雅》中的《常棣》《伐木》《天保》，《大雅》中的《假乐》《民劳》《荡》《江汉》《常武》，都和召伯虎有关系，是他编辑的宣王中兴时期的一组诗，其中就有他自己的作品。《楚辞》的成书更是明显，至少经过宋玉、淮南小山、刘向、王逸四次编辑，每一次编集，编集者都要加上自己的作品。
这种编辑前人或同时人诗文集加上编辑者自己作品的习惯，在敦煌其他写本中也多见。Дx3871+P.2555缀合写本抄录诗211首、文2篇，其中落蕃人毛押牙在抄完刘商《胡笳十八拍》后，情难自禁地附上自己的第十九拍：“去年骨肉悲[□]坼，不似今年苦为客。失土翻同落水瓶，归蕃永作投河石。他乡人物稀相识，独有夫君沉怜惜。岁暮态情生百端，不觉愁牵加一拍。”而其中的60首陷蕃诗，经考证也是毛押牙所作。毛押牙编集的这个文学写本，把唐人诗文和自己的作品汇集到一起。P.4660是“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汇集”，该卷正面抄录了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邈真赞共39篇，作者主要有：悟真、苏翬、张球、惠菀、窦良器、李颛、善来、洪䛒等，而悟真创作的有14篇之多。卷背抄阙题的七言诗15行，与正面为同一人所抄。39篇《邈真赞》中，写作时间最晚的是悟真撰写的《杜氏邈真赞》，P.4660仅存尾题残文，藤枝晃把它和P.4986缀合，发现了题记“于是龙纪二年庚戌（980）二月蓂落柒叶记”，而诸多作者中，也以悟真和张球最晚，悟真卒于乾宁二年（895）三月（P.2856），而张球据杨宝玉考证，卒于后梁开平五年（911）以后。但写本后附录的七言长诗云“寂然空院坐阶墀”“苦是释门先老将”，则诗的作者是佛门之人。所以，我们初步判断本邈真赞集是悟真所汇集，该写本的编者也是悟真。根据我们对悟真现存作品的分析，晚年的悟真，百病缠身，广明元年（880）七月七日，前河西节度使掌书记、试太常寺协律郎苏翚为悟真撰有邈真赞，其中有“耳顺从心，色力俄衰，了蟾蜍之魄尽，觏毁箧之腾危”（P.4660）的话，知古稀之年的悟真一度病危。但之后渐康复，不久因风疾相兼，致半身不遂，自责身心，作《百岁诗》十首并序。阙题的七言长诗当是他晚年的作品，当他编完了39篇《邈真赞》后，昔日的朋友，大多已不在人世，老人心灰意冷，孤寂难耐，写下了这首诗：“悲咽老来怨恨多，寂然空院坐阶墀。燕语[□]啼愁煞我，那堪更睹雁南飞。人生厚薄谁能定，世路应知有盛衰。苦是释门先老将，临年谁料数分离。前岁珍珍抛我去，今春象象又先归。北堂空有行来迹，西院休闻诵古诗。……”诗以年迈僧人口吻感叹岁月流逝，年老苦悲，万事皆空。
S.2607+ S.9931缀合写本正面的曲子词，是随唐昭宗从京师到华州，从华州回到京师，又流落到民间或诸藩镇的乐工传播出来的，也许是他们演出用的备忘抄本。这位敦煌来京师的使者在这个备忘本的基础上，加进自己的作品，抄录为这样一个曲子词写本。其内容和形式的多样，亦可见当时宫廷乐工演唱内容的丰富。整个写本中，编者的经历和思想情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曾陷蕃而被迫牧马，后出使长安，其时昭宗刚刚即位，国家气象兴盛，人们对新君期望很高，词家也情不自禁为之歌唱。但藩镇割据，阴霾笼罩，昭宗被劫华州，皇家宗族被集体*杀屠**，长安宫室再次化为灰烬，乐工四散，以昭宗为代表的皇族发出绝望的吟唱。这位编者经历了国家的灾难，痛定思痛，思绪万千。乐工所唱惬意自由的生活，也是编者美好理想的展示。而一曲悠长的《伤蛇曲子》，在历史的穿越中寄托了编者的无尽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