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南
土匪活动规律
1、抢劫
清末民初，土匪的活动，其时间多属在每年冬夜和春夜，其对象为当地有钱人家，其地点则为小村小湾或单门独户，因大村人多，势力大，故土匪一般不去。所以有些小村小湾的农民，则以大村为靠山，将其贵重衣物及其耕牛，寄到大村子里亲朋家中，以保安全。在1929年前，由于江汉平原的土匪股数虽多，但其枪弹却少，大村里“水深”，他们不敢轻于尝试去“啃硬骨”。1929年以后至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土匪的势力逐渐增大，“不砍大树没柴烧”，于是土匪抢劫的重点移向大村子了。
1929年，邓孔生部将五甲湾抢了，我的干儿子张富贵的新媳妇被匪抢去了，费了许多神，才以现洋数百元赎回。抗日战争时期，京山永隆河和平乡的高家湾、倪家湾等小村的农民，将耕牛寄在李家大湾，被土匪朱兴学等侦知之，某个冬夜，朱集合匪众百余，长短检枝数十条，将李家湾及各小村所有寄宿的大小耕牛几十条一齐抢走。
我的内弟郑善庭等隔港沟听到土匪抢了李家大湾，自己寄宿的耕牛亦被抢劫，遂隔港沟用抬枪向着土匪打了两枪，匪众云“发了！发了！”乃在黑夜中向抬枪响处乱击，郑善庭等隐伏港沟的堤下，畏匪力大，不敢再击。朱兴学等乃仍将所抢的耕牛牵走了。1947年朱兴学和郑善庭都到湖北郧县地方法院充录事（时我任郧县地方法院院长），朱兴学系我房侄，郑善庭是我内弟，一个是土匪在家不能安居，一个是农民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当时他们又都靠我做护身符，一日两人闲谈李家湾抢劫耕牛的故事，彼此揭穿了底。二人一笑了事。
2、上饷
刘锡珍，刘锡荣，朱国贤等散在江汉平原为匪，向当地富户筹借军饷，叫做“上饷”，上饷者向上缴纳军饷之谓也。上饷的活动，有在白日行之，也有在夜间行之者。其方式用布告式的文书，上写着如下字样：“都督府某某先遣支队，为筹设军饷，以应急需······仰该民某某，限于几日以内，筹借现洋几千几万元，送交某处，如敢违抗，则火焚房屋，鸡犬不留。”文书尾写某月某日，上盖都督府红色大印。因此见之者莫不咋舌破胆，地方人民，多恨刘都督。
3、借款
刘锡珍等除上饷之外，另一搞钱的方法，则为借款。上饷的方式是用都督府的名义出文书布告，其对象多属地主富农之类或者集镇上的殷实商贾。但由于破庙子与金河滩姓张的，及拖船埠姓朱的，既属刘家刘姓的亲戚，而其族大人多，势力又超过刘姓，因此上饷借款都不涉及张、朱两姓。借款方式，有持布告行之者，亦有个人单独出马，向自己的亲戚朋友或地方的富裕农户而行之者。1916年夏天，我在私塾教书放了端阳学假，某天傍晚，夜中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见面时，乃是河族上朱家大湾老屋的堂兄，名九儿。叙谈未几，转入正题。他说：“现在我是刘都督的部下，没有发饷，叫我们各人暂时自己设法，因此来向你处借点钱用。”九儿的大哥朱国贤，三哥朱三儿，都是土匪，宣统辛亥年（1911）襄阳巡防统领刘韫玉领兵烧刘英、刘铁的故里刘家榨时，他们的住宅与刘家榨一河之隔，近在咫尺，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曾跑到我家避过难；九儿我也熟悉，我因恃此不恐。遂大胆地向他说，“我家种几亩薄田，生活向来不富裕，你们弟兄伙都知道。”但是起了风总要下点雨才能息事，他既然来借款，不能不应付一下，乃禀告先父，送了九儿两串钱，作为茶资，他勉强接受，不欢而去。
4、丢条子
民国七年以后，江汉平原的土匪，向地主、富农及富裕的中农逼款的方式，有一种叫做“丢条子”。丢条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丢”，几家或全村共丢一张条子，要款若干由大家共同负担。一种是“单丢”，按户丢条，要款若干由某户负担。丢条子的时间，多属在秋收以后某个夜间。1920年农历九月我家即被单丢过一次条子，1922年又同邻居唐思忠家被合丢了一次条子。
条子的样式，是一张长方形条纸，上面写着交款的数字及交纳的日期，尾上附几句吓人的话，什么“过期不交要杀人放火呀”等等。至于款子交给谁，条子上并未写明丢条子人的姓名住址，让我们得了条子去摸索，找人转圜。条子用浆糊贴在大门上，夜间来贴，神不知鬼不觉，次晨开大门，发现门上一张条子。我的父母及邻人都少有识字的，揭下来叫我一念：“妈呀，是叫我们出军饷，如果不出，就要·····”
住在隔壁的舅伯邹士安先生，开木匠作坊，时常逛街，认识的人比较多。我们遂托他探听消息。结果都是江钦奎丢的黑条子。所谓黑条子者，是有土匪集团的组织，假借匪式丢条子勒索入家的钱财。前一次我家出了八十串文，后一次我家和唐家共出了二百二十串文。丢条子的勾当，一般都是择弱而噬。
我们重阳村上下湾和沈家湾一个自然村共有150余户。其中沈姓、江姓、潘姓都有几户地主和富农，比我家和唐家富裕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他们有人有势，匪不敢惹，我们单家独户，辛辛苦苦，收点黄豆，就要卖光了向匪缴款子，真是气死人！土匪的规矩，如果假名“吃水”，必予铲除，所以江钦奎由于吃水深了，终为匪首刘锡荣所枪毙。民国二十七年（1938）土匪江应彪丢了天门县渔薪区灰市的一张统条子，银数万元，胡文卓约潘大万、刘满堂（两人均系江家的女婿，江应彪呼之为姑爷）在胡家台玩了一夜，向江应彪疏通，最后将条子收回。土匪亦有“人情”。
5、拦路
从清末到解放前，江汉平原的土匪，势力一年比一年大，他们除危害地方的居民外，还抢劫过路的行旅客商，叫做“拦路”。民国五年观音湖的银子案，是一件驰名遐迩的拦路案。因此凡是经过天门、潜江、京山等县境内，如襄河水道、县河陆道的行旅，莫不战战兢兢，偶一失慎，甚至人财两空。但是这一带土地肥沃，盛产棉花、黄豆、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榨油业户很多，其所生产的油饼，以武汉、孝感、黄陂等商埠为推销的中心。其利润很厚，每年夏秋季节，武汉、黄陂、孝感等处收购黄豆、花生、棉花、芝麻等及其加工的油饼等商品的船商，云集于天门县河及襄河汉川以上的沿河集镇码头岸边。
京山县永隆河的牛马行业，驰名全国，每年由陕西、河南、安徽及本省各地区的牛马贩子来此贸易者络绎于途。各处的土匪拦路抢劫，但一般都不抢船商和牛马贩子，因为他们知道，河里没有船商了，陆路没有牛马贩子了，农村里农产品就没有销路了，抢的牛马就只有杀的吃而卖不出钱，他们要人出款，也就没有了着落。土匪留这条生路不拦，或者少拦，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过去汉水河域以及天沔一带与武汉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木船，土匪们到汉口购买枪弹，靠船帮给他们私运；还有的匪首如朱兴学等自己与人合伙经营榨油业，因此帮朱家大湾榨户托运黄豆的马贩子和帮运油饼的商船，只要持有朱九哥的名片，即可在匪区通行无阻。总之他们拦路是为了得钱，不拦水路与陆路的牛马客人，也是为自伙的便利。唯利是图，是土匪的作风。
6、拉疙疸子
绑肉票叫拉疙疸。江汉平原的土匪，大约到了民国七年左右，才发展用这个方法勒索逼款，其始只拉男性，不拉女性；只拉成人，不拉小孩。尚有封建时代土匪的遗风，有点侠义气。而且只拉有钱的富人，中农尚可以苟安，贫农更可以安稳睡觉。民国十一年就开始拉中农的肉票了。是年十月既望，我的三弟朱国粹，时年13岁，被土匪碎门入室拉去了。家人乃央先祖父的契弟刘德英先生向其房侄匪首刘锡荣说情，出了几十串钱，将三弟赎回。当赎人之时，先把钱交付了，到了夜晚，刘德英先生率领先父和我一行三人，按照刘锡荣所指示的方向、地点前去取人。
走到刘丕院堤西面观音湖至庙河的大道的旷野间，碰到一位骑“剑背”（无鞍）马的彪形大汉，原来是刘锡荣。他问刘德音先生，“是么叔吗？”德英先生回答“是我们。”“人在前村西头上，你们前去领回。”刘锡荣这样答复了两句话，我和先父如遇了特赦，喜之不禁，被掳去的亲人几天不见面，兹可以负回团聚矣。
前行不远，忽然哨声连响，闻之，心中怦怦恐甚。回首望之，乃见各处的火把奔向骑马者刘锡荣处。刘德英老先生闻之，谓先父曰：“快走！快走！他们这又是集合出发的，今天夜晚不知又是谁家的儿女遭受磨难。”言之喟然而叹。我们又向前走了一里多路，距庙河农村不远了，对面有二人，手牵三弟国粹，遥问我们说：“是来领人的吗？”刘德英先生回答：“是的”对方始叫我们去领了人，先父乃将三弟背负回家，一场灾难，幸告结束。民国十五年以后，江汉平原地方土匪拉疙疸子的情形更发展了，不但拉男性，也拉女性；不但拉有钱的人，贫农的女儿稍有姿色，也被拉去，受其奸污。
抗日战争时期，土匪成了王国，拉疙疸子不只是一票二票的零星的拉去了 而一拉就是一个自然村，被拉去的男女人达数十或一百数十人，集体收押，分次赎回。如张明道驻永隆河时，一次将灰市附近吴姓、胡姓等村的农民拉了几十人。土匪拉了疙疸子，你如果坐视不理，他们就要扯毁肉票。但是有个别的地主兼绅保，而与土匪一贯作对头的仇人，或漏泄“哥底”（土匪的秘密），或“上水”（暗叫官兵来打土匪）、“剂签：（给官兵指示匪路匪名），如果一经被匪拉去，则既要钱，又要命。如江家湾的保长江钦凤，被刘锡荣等拉去了，出了5000元现洋，又把他枪毙了。这次肉票拉毁了，人民反说土匪做了一件好事。
7、非刑勤索
江汉平原的土匪，到了1928年以后，逐渐学会了用非刑勤索钱财的手段。他们施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只是对准个别的地主及其一惯与匪作对的仇人或仇人的家属，到了抗日时期逐渐发展，凡是土匪认为是财主或怀疑某人有窖藏，即捉去用非刑逼供勒索，其惨毒过于封建时期的所谓“五刑”。我所知道的其勤索的毒刑种类如下：
压杠子 将受害人的双腿膝腕用竹或木杠压着，左右各用一人将杠端踏压而下，这是一种最普通的逼钱方法。
耕田 使被害人伏在地下，用竹杠或木杠二根绑其左右腿，土匪二人各持其一，竖立，使被害人双手伏地下向前爬行。1932年我的表弟邹志德，被匪捉着“耕田”，逼其出款，拿出了100多元现洋，始获释。1962年春节我回乡与之见面，谈及“耕田”往事，他不寒而栗地说：“老兄，被土匪“耕田”真苦呀，他们把杠子往上一扬，我痛得人都昏死了······。”
坐快活椅 将坐椅的面上，密布着铁钉，钉子的尖端向上，使受害人坐在其上，叫坐快活椅。
摇电话和拉风箱 对被害人男的用竹棍伸入其肛门以内，用竹摇之，叫摇电话。女的用竹棍伸入其阴户以内，内外戳之，叫拉风箱。
划鲫鱼 将被害人的背面上用利刃划成斜方块形状，叫做划鲫鱼。
活埋 把地面的土挖成窖形，置人其中，使之站立，逐渐用土掩之致死。如果交纳了款子，可以拔出不至埋死。被活埋的人由于站在地窖里，断气很慢，有的于次日尚未断气。邻近的行人能闻其*吟呻**残声，能见窖面上的浮土仍在动弹。
以上划鲫鱼和活埋两种毒辣手段，土匪非对恨之入骨的人，是不轻易使用它的。如朱文台的朱明焘和朱以侑叔侄两人，都是地主，在抗战时期，先后被匪捉着了，朱明焘向匪说情，压了杠子，同时也耕了田，将其所有的现洋百余元予匪，因而得了活命。
朱明焘于1949年来武昌充湖北省财政厅的科员，和我见面，谈其被匪耕田的经过，颇有趣味，兹附录之。某年秋天夜间，土匪十数人到朱家，明焘知不能脱逃了，遂向匪众表示：“你们来了，喝点酒再说吧。”乃具酒食以招待匪众，酒罢。明焘又向匪说：“明告诸君，我家只有100多元现洋，尽予诸君，诸君如不相信，让诸君耕我的田，我在诸君面前决不哼一声。”语毕，乃袒衣伏地，让匪耕田，果然没有哼一声。匪称夸其 为好汉，乃释之。至朱以侑乃守财奴，每天夜晚在其宅近巡哨，某夜见匪一人在他家门缝窥测，以侑欺其弱，以扬叉（一种农具）击之，遂与匪斗，宅近伏匪闻械斗声，围其宅，把他捉去，先施划鲫鱼，旋予以活埋。
匪帮内规矩和行话
俗语云：“江湖有理，朝延有法，三刀六眼，自绑自杀。”在满清末，凡是走江湖的好汉，自带“盘缠”（盘缠叫本钱，土匪把暗器如小刀即*首匕**或手枪都叫本钱或盘缠，问其带有多少盘缠就是问有多少枪支），犯了错误，当众自杀。当土匪的吃的是江湖饭，因而匪帮的规矩，也完全是以江湖的规矩为规矩的。其清规戒律，颇为严格，有什么“不拒捕”，“不*花采**”（强奸），“不出卖江湖”，“不吃水”（土匪私吞赃款赃物叫吃水，这条规矩很严格，每次出门抢劫回来，各个匪徒都要洗身一一搜荷包，以防夹带，其有事先带款出门者，如果先不向匪首报告明白，一律以赃款论处，须纳出并在赃款里平分）。如果违犯那一条，就挖眼珠、割吊筋或三刀六眼加以惩治。
匪挖眼珠事，我见过一次，刘丕院刘汝明因吃水把眼珠挖了，后来学算命糊口。土匪处死匪徒我也曾见过。民国初年七月间，有土匪20多人，将一匪杀死在孙家岭后大路边，听说被杀之匪，平时喜“吃水”，杀死之前，匪众将其请到观音湖杨大旺的菜馆内，对他说：“哥儿好吃一餐，今天你可以吃个饱。”既饱且醉之后，被牵到距观音湖场半里路遥孙家岭后大路汤忠炳的田边杀死。我们去观看时，其肠内的肉食尚溢于路边。
1915年以后，江汉平原土匪的规矩，其对外部的尺度 放宽了，如“不*花采**”，“不拒捕”等规矩，逐渐变为凌辱妇女、打击失主等。土匪象*动反**官吏一样，自占上风，而以人民为鱼肉，予取予求，只准人民听其宰割，不许加以反抗。像我之胞弟国芳的妇人邓氏，被沈庚锡匪部沈某奸污强占达数年之久，吾弟因门衰祚薄，敢怒而不敢言。1947年我赴湖北郧县当地方法院院长时，路过天门县，虽知此事，但以投鼠忌器，对于沈匪某奸污弟媳一事，亦不敢向天门县地方法院检察处告发。土匪的积威，日久形成，信非一朝一夕之故。他们内部的规矩，则日益紧缩。在清末时期，通江湖行话的土匪亦名强盗，能通行各个“山头”。
俗语说“挂九个口袋的叫花子，能走遍天下”。民国十五年以后，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江汉平原的土匪，各占山头，自立为王，出了自己的山头以外，言语纳不通，就有“器被折”（枪弹被人吃掉）、“财被劫”、身被杀的危险。就是精通“海底”的“龙头大爷”，有货不分给当地的匪部，也是要吃亏的。例如天门县官僚胡宾之的后裔胡某，其父曾充天门县征收钱粮的鄂总，胡某是天门县有名的“龙头拐子”。抗日战争时期，他由鄂西带一批私货--烟土，数字很大，行至江陵与潜江交界处，被当地土匪拦截。胡某自恃是“江湖人”，固执己见，不肯分一杯羹与当地的匪帮，结果当地匪帮将胡某处死。
“行话”亦称“黑话”，即暗语。有习惯的暗语，有自编的暗语，并无陈文陈法可考。一般土匪沿用黑话，亦不究其词的根源和它的概念，凭口相传。若问之，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江汉平原土匪的黑话，把人民群众叫做“水”。例如遇到了人民群众的打击，则叫做“水发了”，或简称为“发了”；人民群众多，就叫做“水很深”，与人民群众相抵抗，则叫做“堵水”；守卫自己的防区，防止官兵来袭，则被称之为“霸水口”；吃了人民的赃款叫做“吃了水”。把官兵叫做“凛勾子”（天沔方言凛同冰，冰暗指兵），兵来了，叫做“水涨了”。江汉平原多水，故江汉平原土匪的黑话，沿用古语“民犹水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之“水”字的含义。
匪的生活事务很多，他们日常接触的对象当然亦广，因此他们的黑话，包罗万象。语云：“十年学得一个举子，十年难学得一个江湖。”要博通江湖上的黑话，是十分不容易的。一般黑话的常识，为匪者总要知道些，如匪首叫“老板”，匪徒叫“竿子”，匪徒多叫“竿子大”，匪徒少叫“竿子小”，或者前叫“大竿子”，后叫“小竿子”。如问“某老板的竿子大小如何？”则答称有多少“码子”，这是指人事方面的黑话。其对于集镇的黑话是，集镇俗称之为“街”，叫街为“混子”（街为混事之处的意思）。某某街则在混子前头用形容词的暗语，如观音湖则叫“娘娘混子”、渔薪河则叫“摆尾混子”（鱼叫摆尾子），灰埠头叫“泥巴混子。
”其对姓氏的黑话，不说姓什么，而说是什么“河”。如把朱姓称憨河的，唐姓称为甜河的，江姓称为拐河的，汤姓称为水河的，董姓称为锵河的，杨姓称为咪河的。其暗语的含义，有象形的，有假借的，有谐音的······。但都较低级庸俗。例如对朱姓称憨河的，即取“朱”与“猪”同音，暗指猪是憨的；江姓称拐河的，则取“江”与“姜”同音，暗指姜形是七湾八拐的。那个地方有若干姓氏，就有若干“河”。
其他暗语，走叫“踩”，走了叫“踩了”，绑票勤索则叫“牵猪”与“捞货”。行话还颇具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如围坐忌“围”字，叫“圆坐”，过河与过桥叫过坎，（土语事情失败了叫“过了河”，死了叫“过了桥”。）因此土匪最忌说“过了河”与“过了桥”。匪团长聂大辉有一次骑马夜行，马夫紧随其马后，行至桥头矮檐下，对大辉说：“团长注意脑壳。”大辉在马上闻之，则嫌其马夫有意说破口话，心甚衔之；行未久，过小桥，马夫又对大辉说：“团长过桥呀！”大辉怒曰：“看是谁先过桥！”扭身一枪将马夫击毙，其重视迷信、轻视民命如此。
人民遭受匪难的惨状
1908年以前，江汉平原一带尚称太平。1908年开始 蒙受匪难。1911年冬，土匪抢孙家岭地主程鹏云家，相距我家仅半里之遥，黑夜间，家母唤醒年仅13岁的我说：“赶快起来，土匪在抢人！”我们站在门外遥视，只见那里人声嘈杂，喊赶土匪。这个时期，一些有钱人的家里为了抵御匪患，置有刀矛或雇请有武功的教师，他们寝不安枕，但中农以下的人民尚能安居乐业的。到民国四年（1915）以后，地方的土匪敞开了“盘子”，中农也要受其危害，夜间也就不能安枕了。每逢匪风炽盛之年，乡村的农民尤其是中农，就不敢在室内安寝，而是常在室外风餐露宿，以免土匪夜间来“逼笼”（土匪围着房屋捉人叫逼笼）。
我的一家人经常在露天里歇宿，天明再回家做田活，过的真是非人类的生活。这个时期一般农民都认为在这样土匪当旺的年月，不必勤扒苦做，有碗饭吃就算了。可见土匪对于农业生产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江汉平原的土匪逐渐形成了大股以后，他们扰害地方则不分贫富，有钱的逼钱，无钱者拉去当匪，妇女年轻具有姿色的则拉去*躏蹂**，甚至久留不返，做匪的压寨夫人。如沈家湾贫农沈香儿之女被夏家场邓孔生匪部拉去，就跟匪骑马做夫人而未返家。
因此乡人如果相惊以土匪来了，则不分贫富，男女老少皆弃室而逃。是年，我的故里重阳树上湾的群众为了躲匪便利，在村后县河上面用梯子、门板、车杠等搭成浮排一方，浮于其上，匪来则群乘桴向河北岸而逃，匪去则乘桴回村。有一次夏天某日躲匪，事先不知谁将木排底下的两根车杠抽走了，大家渡排时，木排下沉，我的长女崇静，时年八岁，次女崇朴，时年六岁，适在排上，均已没顶，幸经抢救得免于死。乡村亦有闻匪惊而不逃跑者，但除老弱残废而外，只有土匪的亲属，或者男女匪特，也有一些男的想去做匪，女的想因祸得福，让土匪拉去做个压寨夫人，这种妇女当时还不少，我的么弟媳邓氏即系此类人物。
土匪之为害，不但抢劫钱财，而且影响人民的卫生与生命。我的幼子名书经，未满周岁，*女幼**名酉芝，未满三岁，1938年夏因躲土匪，夜夜随其母亲宿于棉田之中，后因感受风寒患病而天。村中如我的子女因匪患而死亡的还大有人在。由于土匪经常与官兵、团队作战，其阵亡的尸体，或暴露在野外芦林里，或抛诸河水内漂流，臭气熏人，传染疾病。
1924年夏天，土匪和红枪会在京山县永隆河与官兵作战失败，打死了数十人，尸抛河中，顺水流下，我曾见浮尸一具又一具地流到我们村子后面的河水回旋处停下，苍蝇云集于尸体上面。乡人不敢收尸掩埋，致惹麻烦，胆大的青壮年农民，用竹篙将尸体推开回流处，让它往下游流走。1931年我由宜昌绕道武汉回故乡时，舟从天门山前过，见潘家渡口附近大回流荒野的河滩上面，白骨垒垒。乡人告我曰，
当时河中的死尸多时，河中的水几个月不敢取饮。河鱼争食浮尸，因此，有的大鱼剖开它的肚腹，其肚腹内尚有死尸的手足指的甲骨，鱼肉有毒，食之者中毒死亡。语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解放前，江汉平原一带地方年年有土匪作战，如观音湖刘丕院的附近鲤鱼湖，以及永隆河附近杨家峰、聊崛山，江家岭等一些平原青帐地带，土匪与官兵，土匪与土匪、土匪与团队等经常作战。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这些地方发生了流行性的瘟疫，死亡的人数很多，因此这时天门县的人口数字大大降低，由80余万人降低为60余万人。农村里自然村因匪灾*伤杀**死亡与流离转徙，有的小村已不存在了，有的村子只剩下些老弱，“千村万落生杞柳”，其荒凉景象，使人目不忍睹。1947年我路过天门、京山，但见公路两旁一望无涯，几乎见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