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5日，广西南宁，一位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省政府门口停下车，将两个邮件包送进了收发室。省政府的邮件，除了机要文件外，都是先由收发室的姜心亮整理点检，再分别转送给负责秘书。
广西军区司令部秘书蔡浩，就是负责整理这些普通信件的。按照规定，只要没有写明亲启，都是先由秘书整理处置。当蔡浩拆开一封写给军区司令李天佑的信函时，顿时感觉当头棒喝，因为这封信赫然写着：“迷途应知返，悬崖宜勒马；升官晋三级，发财赏百金；*国党**重信义，言出必行必践”。落款是：“南槐堂主”。
蔡浩回过神来，赶紧将此事上报。经过检查，发现还有三十多封“南槐堂”寄来的类似“策反信”，几乎涵盖了整个广西省政府的官员。当地赶紧联系了正在武汉开会的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他指示道：第一，不必大惊小怪；第二，半月内限期严查破案；第三，立即上报中央公安部。
负责此案的专案组组长，是南宁公安局局长覃应机。经过开会讨论，覃应机认为这些信息确实出自敌特分子之手，但并不是国民*党**专门派遣过来的特务。一来这几句打油诗写的水平一般，不符合之前侦破的心理战案件的特务水平。
二来寄信者“南槐堂主”对于省政府的情况并不了解，只停留在1950年初。此时的省政府许多高级干部都出现了调动，而公开的媒体一般不报道这种调动情况。收件人中的吴法宪、雷经天等人早已调离广西，但“南槐堂主”却还给他们写了策反信，说明他对广西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
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先调查走访全市的*章刻**店铺、邮电局、以及“南槐堂”的来历。在此之前，负责侦查工作的隋留宝联系了工商局，请求留下一位熟悉全市商号情况的工作人员协助调查。这个小小的举动，在后来的调查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南槐堂”的调查，专案组找到当地的武林名宿，了解旧社会时各种门派的情况。但这些武林名宿却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号，以前的武馆、镖局，都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专案组分析认为，这个名号可能是文化界或者商界的。
很快，覃应机给调查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弄清了南槐堂的来源，这是清朝明德街上一家老字号中药铺子的名字，早在民国就关闭了，现在的店址开着一家眼镜店。至于覃应机是怎么知道的，直到案子侦破后也没有吐露，更没有人敢问他了。
既然有了眉目，专案组立马派人前往明德街调查，找到了眼镜店老板，但对方并不知道之前的情况。如此看来，那就得在巷子里找些老人打听打听了。侦查员们找到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得知南槐堂是在光绪末年关闭的，老板是个姓朱的瘦高个。至于什么时候开的，老人们也想不起来。
侦查员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去药材工会查一下档案。原来，南槐堂创始人名叫朱志墨，系道光三年（1823年）开业，到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歇业，经历了四任老板，都是朱家的后人。最后一位老板朱成双没有子女，又身患重病无法经营，就歇业关门，几年后就撒手人寰。
而朱成双是在中药铺关门后才病故的，店里剩余的药材、设备，应该也是由他做主。至于店里印有“南槐堂”的信封，应该也是由朱成双处理的。朱成双的妻张氏最后在尼姑庵出家，如此看来，需要去尼姑庵一趟。
接待他们的静洁法师还记得张氏，还回忆起见过张氏用南槐堂的信封写信，是给兴德典当行写的。侦查员来到兴德典当行碰碰运气，没想到典当行真的保存着这些几十年前的往来书信。侦查员将张氏写的信封带回局里，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
原来，张氏的信封一看就是几十年了，纸张暗黄发脆，散发着一股霉涩的味道。而这些“策反信”虽然也略有发黄，可是纸张柔软，一看就是新纸。专案组请来印刷行业工作五十余年的赵鸣三，由他来鉴定一下这两封信件。
赵鸣三不愧是老法师，一看就得出结论：典当行的信封至少存在五六十年的老物品了，使用石板印刷。而“策反信”则是六七年前的纸张，使用木板印刷，而印刷时间十分接近，最早不过两个月前。
赵鸣三还认为，策反信的印刷质量不咋样，还有可能是用手工弄出来的，但木板的雕工十分精良，显然是老匠人篆刻而成。而在南宁地面上，木板雕刻技术已经失传了，能做出这种质量的板子的，恐怕不多。
侦查组有些失望，赵鸣三则拧着眉头想了许久。大家都不敢吭声，静静等着赵鸣三回忆起来。有人给递了根烟，隋留宝亲自划了火柴点燃，赵鸣三抽了几口烟，有些犹豫地说：“可能...是土木匠的手艺？”
屠木匠本名屠润生，之前是个印刷制版的木匠，后来印刷机引进，手工制版也就渐渐被淘汰了。土木匠就用雕版的手艺转行做起了雕花，在各种红木家具上雕刻花纹。这活的技术含量很高，没个五年以上出不了师。但土木匠之前印刷制版的活，可比雕刻家具精细多了，所以很快就打出了名号。
如今土木匠已经七十余岁，早就歇业多年了。侦查员来到屠木匠家里，得知屠木匠去年得了中风，好不容易救回一条命，但也回不到之前的状态，半截身子都动不了了。侦查员心里一沉，看来这木板不是屠木匠雕的了，好在屠木匠思维还算灵敏，侦查员们跟他耗了一下午，得知他有个叫韦玉林的徒弟，像是能雕出这块板的。
于是侦查员们调查了一番韦玉林此人。原来，韦玉林为人虚浮精明，不是个实在人。跟屠润生学了几年雕版后，嫌弃利润少，跟着人去南洋批发香料。战争爆发后，海运受限香料运不出，才又回过头来做雕版。
1939年，日军第一次占领南宁，韦玉林觉得以后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于是使出浑身解数雕了一块“武运长久”的匾额送到了日军司令部，日本人一高兴，赏他做了个“副会长”。但次年夏天，日军就撤离了南宁，随后国民*党**惩办汉奸把韦玉林判了七年徒刑。还没坐完牢，日本人又一次占领南宁，又把他放出来了。韦玉林又做了块“救命恩公”的匾额送去，再次官复原职当上了副会长。
抗战胜利后，韦玉林又被判刑，他花钱上下打点，蹲了三年就提前出狱。此时韦玉林已经五十多岁，无法继续雕版，平日里靠卖些烟头火柴的小摊头度日。侦查员们审问了韦玉林，得知上个月有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子来找他雕木板子，还拿来了图样。临走前，女子还给韦玉林塞了几包烟，说家里生意刚起步，不想让人知道，请韦师傅别说出去。
审完韦玉林，隋留宝等人准备先行离开，但就在巷口的板报上，隋留宝有了新发现。板报上几句“坦白且检举，免罪又立功”的标语，让隋留宝灵光一现，这打油诗的风格，怎么和策反信有点像。周围居民说，这板报是兴德典当行的女儿翟谷贤写的。当时板报多了个板面，要画画太费时间，翟谷贤就说那写个标语吧，也没打草稿，当场就一句一句写了出来，大家都夸她才女。
再联系兴德典当行的“南槐堂”信封，隋留宝决定先探探典当行的虚实。在和账房付先生聊天时，付先生回忆起翟谷贤最近突然练起书法，还找他写些“*产党共**万岁”“秋季不宜露宿”、“*倒打**反革命首脑”之类的话，说是拿回去临摹。
隋留宝心下一惊：这些不都能从“策反信”里找出字吗？当下就回市局作了笔迹鉴定，发现那些策反信的笔迹果然都是傅先生的，但显然是被翟谷贤拼凑起来的。于是，隋留宝下令逮捕翟谷贤，经过一番审讯调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翟谷贤和叶高玉是情侣关系，叶高玉有一台美国收音机，两人经常收听一些外国的敌对电台广播，渐渐地就被里面吹嘘的“自由世界”入了迷。8月份，两人从电台知道越南设置了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大陆投奔自由世界的同胞”，还给他们提供经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翟谷贤是个武侠迷，她认为就这么投奔过去，会被人看不起，得立点“功劳”才行。*杀暗***共中**领导人他们干不来，炸了*火军**库更是没那个能力，贴*动反**标语又容易被发现。最后，叶高玉想到了给广西省政府的委员们寄“策反信”。
打定主意后，翟谷贤说要像武侠小说一样起个“堂名”。叶高玉并不赞同，觉得没意义还容易暴露，但耐不过女友的坚持。翟谷贤觉得要弄出些声势来，还得专门做信封，标识。翟谷贤缺了些才气，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无意间发现典当行那封“南槐堂”的信封，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又很多年没人用过了，于是就拿过来用作自己的。
之后，翟谷贤又找到付账房，以练字的名义拿到了他写的字，再拼凑成策反信的打油诗，又让叶高玉的表妹出面，找韦玉林刻雕版。高玉林跑了几家邮局，凑够了三十五张邮票。但因为专案组提前传唤了叶高玉的表妹，让他认为自己暴露了，留下一封绝命函后，叶高玉跳进了自家门口的井里自尽。
自此，案件真相大白，竟然是两个头脑一热要叛逃的年轻人，惹出来的麻烦。